1992年，在北美洲最高峰麦金利，他们见过这样的云，十年来最大的暴风雪夺去了十几个人的生命。<br /> 1995年，在南美洲最高峰阿空加瓜，他们也见过这样的云，那一次，他们连续上升两个营地，抢在暴风雪前登上了顶峰。<br /> 可现在是在非洲呀，在赤道附近，在南纬3度的乞力马扎罗呀！我们无法把安静美丽的乞力马扎罗和暴风雪联系在一起。况且，乞力马扎罗已经三年没有雪了，去年8月才开始恢复降雪。<br /> 一路上，雪山就陪伴在我们的右侧，植被也变成了高山草甸。一边走还一边想，如果上中学的时候来这里学地理，肯定一下就明白什么叫植物的垂直分布了。<br /> 出发不久，忽然发现身后不远处有一个人很眼熟，原来就是那个丢了的搬运工，原来，他迷路后找了一个岩洞待了一夜。大伙儿这才放下心来。<br /> 最高兴的是杰夫瑞，他的工作保住了。在乞力马扎罗地区，登山向导是一份很不错的工作，做一次向导，工资加小费能挣100美金。成为一名向导要参加政府部门的考试，合格后做两年助理向导，没有大的过错才能升为向导。<br /> 杰夫瑞做向导已经有五年了，在当地是很有地位的。也显得很有经验。下山后，李致新让大家先回去休息，第二天再做一些后续的交接。第二天，杰夫瑞很早就来到了我们住的酒店，而且穿了一件颜色艳丽的衬衫，一条西裤，很正式的样子。<br />
寒暄了一阵之后，他很委婉的说，如果大家对他的服务满意，能不能把小费付给他。李致新一下子笑了，我们也是计划把装备清理一下，当作礼物和小费送他们的，我们见过下山的队伍，在院子里围成一圈，会把身上的衣服和用不着的装备送给他们，很多登山者在告别的时候，脱得只剩一条短裤。<br /> 看来，首次和中国人合作，他们也有担心。<br /> 听清楚李致新的意思，杰夫瑞很高兴，还说，很多人愿意到当地的人家看一看，如果需要，可以去他家做客。<br /> 比起周围的人家，杰夫瑞家的房子很新，但也只是土坯的，全家只有四个字：家徒四壁。惟一值钱的东西是两个登山装物资用的大圆桶，他说，是登山者送的。杰夫瑞自豪地给我们看他的大桶似乎是在炫耀他的成绩。<br />
一个小时之后，杰夫瑞叫住了我们，让我们回头去看：2号营地已经被浓云罩住了，“那里在下雨”。他说他也搞不清楚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雨。<br /> 走着，走着，就发现自己除了大脑还能想事，不要说聊天了，甚至连笑的力气也没有了。太阳火辣辣的晒着没有包裹起来的皮肤，仿佛发出哧哧的烤肉一样的声音，脑子里一片空白，想也不想了，只有两条腿在机械地运动。<br /> 王勇峰却似乎有无穷的力气，走着，唱着，和我们耍着贫嘴，跟长征中的文工团员差不多，就差一副快板了。大约是会唱的歌都唱了一遍，最后就反复唱他新学的一首：《慢慢地陪着你走》，“慢慢地陪着你走，慢慢地知道结果”，我们用力伸出大拇指称赞他，唱得好。能做的只有这些了，不要说感激的话了，就是感激的笑容也做不出。<br /> 越走，草越少，遍地火山岩。云雾又从身后包抄过来，大家加快了步伐，两天的大雨已经吓坏了大家，谁也不想享受雨中漫步了，只想着赶在雨前到达海拔4750米的突击营地。<br />
在乞力马扎罗，很多人发现了自我<br /> 乞力马扎罗是一个上演人间故事的舞台，<br /> 在不足70公里的攀登路线上，很多人发现了自我<br /> 只有这一段路是和传统路线重合的。在这之前，传统路线基本上是在高原草甸上行走。对于我们来讲，最幸运的就是，见识了乞力马扎罗的两张面孔。下撤时，我们走的是传统 <br />路线，一比较才发现，我们走的那条路线很寂寞，竟只有我们一支队伍，可在传统路线上，赶集一样，上上下下都是人。<br /> 那是一支来自荷兰的老奶奶队伍，六个人都在60岁以上，双手拄着雪杖，喊着号子往上走。还有那个肯尼亚的小伙子，背着一把大雨伞，扛着一个四喇叭的录音机独自行走。也有来自美国的一家人，儿子嫌太苦了，半路下山了，老爹带着老婆女儿一路生着闷气继续上。<br /> 在1990年，曾经有一支特殊的队伍来这里攀登，他们是来自美国的12名19岁到30岁的弱智人，他们要用8天的时间登上这个有雪的非洲的山。据说，25%—30%的攀登乞力马扎罗的人获得了成功，但这支由弱智人组成的队伍要用他们的努力显示他们的决心，他们说：“挡在我们面前的和落在我们身后的一切若与我们的内心世界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br />
那个叫杰夫的小伙子从很小的时候，人们就叫他“傻子”，但他一直坚持着学习。他说：“我学东西比较慢，但这对我来说，也许就意味着，学得更好一些，学得更多一些。”在乞力马扎罗茂密的热带雨林中，他用那双满是水泡的脚走在最前面，他喊着：“没问题，我拥有全美国最强健的体魄，我要全力以赴。”<br /> 最后，终于有五位队员登上了顶峰。他们铭记了山上的一段碑文：我们要奋斗，要用希望代替失望，用爱代替恨，要把尊严还给那些受到过羞辱的人们。<br /> 在这支队伍之后，还有轮椅登山队、盲人登山队先后登上了顶峰。<br /> 而到了1993年，美国一位职业妇女把30多位乳腺癌患者带到了山脚下。她本人也是一个乳腺癌患者，在和癌症进行了5年的斗争后，她决定采用环境疗法。医生建议她，试试简单又见效的运动。于是，1993年，这位名叫罗拉•埃文斯的女人组建了这支有一位医生在内的登山队。她们成功地登上了顶峰。从那以后，每个人的病情都有所减轻。这样，在1995年1月，罗拉又在30多人中挑选了12位身体条件较好的，获得了攀登南美洲最高峰阿空加瓜的许可。<br />
其实，以登山作为抗癌手段早在1987年就有人实验过，7位日本癌症患者在医师的指导下成功地登上了欧洲西部最高峰——勃朗峰。他们到今天也活得很好。<br /> 但更多的人，是在这里寻觅心灵的故乡。<br /> 1997年，奥地利一位年轻的音乐家把圆号背上了顶峰。在他的家乡，一支乐队已经在等候他的前奏了。他们相隔万里完成了《维也纳圆舞曲》演奏，他要这样来纪念自己的父亲，一位攀登过乞力马扎罗的老人。<br /> 乞力马扎罗，这座非洲惟一的雪山，其实在很多人看来是一个象征。韩国有一位著名的歌手赵容弼，他的上百首歌曲为人传唱，其中就有一首《乞力马扎罗的豹子》，尽管，他没有到过非洲，没有见过乞力马扎罗的雪，他却唱着：<br /> 我不应像风一样来，像露水一样消失／我要留下我的足迹／我不要像一缕青烟飘去／要像火焰一样燃烧／不要问我，不要问／为什么要爬到那山顶／没有人会理解我的孤独，还有燃烧的灵魂。<br /> 不知是云还是雪，在高高的乞力马扎罗上／今天我也将启程，背起背包／在山里遇见孤独和它握手／哪怕我也变成那座山。<br />
高山反应袭击了我一人<br /> 到了突击营地，我不行了，高山反应袭击了我一人<br /> 5个小时后，突击营地到了。<br /> 恐怕再没有哪座山是可以一天之内从荒漠走到冰川上的，只有乞力马扎罗。<br /> <br /> 建立在高山荒漠上的突击营地是攀登乞力马扎罗峰的所有路线的最后汇合点，这里叫作基博木棚。<br /> 营地到处都是白人和他们的挑夫，人来人往很热闹，给人的感觉像到了集市。要不是那块标着基博木棚海拔4750米的醒目木牌，真不敢相信这是登山突击营地。这里有三栋石头和水泥建成的房子，可容纳60名登山者。另有两排类似中国北方平房的建筑，一排是厨房，一排供管理人员居住。<br /> 我无心去参观那些石头房子。头剧烈的疼痛，胃里也开始难受了，我怀疑是路上吃三明治的时候呛着风了，又怀疑是三明治里的西红柿是不是坏了，闹肚子了。总之，想吐，头疼。李致新和王勇峰也在猜测，他们也不能确认是高山反应，在这里不会有这么严重的反应吧？先给我吃了一堆感冒药，王勇峰去找医生去了。<br />
高山病是登山活动中最要认真对待的大问题。这是中国登山协会高山医学专家李舒平的名言。据统计，进入海拔3000到5000米的健康人，大约一半会发生各种高山病。高山病是登山死亡事故的第三大因素，名列一二的是滑坠和雪崩。<br /> 最常见的高山病是急性高山反应，轻度就像感冒。反应敏感的人在1800米左右就会出现高山反应。每个人高山反应的程度都是不同的，即使是汉族人，也有人在海拔7000米的地方没有反应。每个人的生理反应也不同，有的人是头疼；有的人是睡不着觉；有的人是胸闷；有的人是吃不下东西；有的是全身无力。<br /> 我是所有这些症状都有。后来无论是去植被丰富的梅里雪山，还是去青海的玉珠峰、西藏的珠穆朗玛峰，高山反应一次也没有离开过我。尤其是在珠峰大本营，我甚至感觉自己已经脱离开了躯体，我能听到人们在和我说话，却不能回答，不能动，像是进入了一种梦魇。高山反应可以夺人性命，但只要妥善处理，谁都可以适应，登山队的队员们说，都是人，谁没反应呀，就是看谁能扛。<br /> 王勇峰很快就回来了，带回了一个挪威的医生，老先生也是登山者，本人是个高山病专家，他给了我几片药，安慰我，没事，迅速下山，慢慢就好了。<br />
药片下肚十几分钟，我吐了起来，开始还穿上鞋离开帐篷吐，后来，连穿鞋的力气也没有了，帐篷边被我吐得一塌糊涂。大家有些慌，李致新说：“王勇峰，快去问问老头，给的什么药呀。”王勇峰跑遍了营地，把老头抓了回来，老先生说，这是正常反应，把胃排空，可以减轻心肺负担。也不要进食，随着海拔下降，自然就好了。<br /> 于是，我就放心大胆地吐，直到脚底下轻飘飘的，听大家说话像隔着什么，听起来很远。<br /> 2002年带国内业余登山队攀登乞力马扎罗的时候，王勇峰也碰上了这样的情形。中央电视台的一位记者在海拔4700米的营地开始出现反应。到了晚上10点，王勇峰钻进帐篷看他时，他已经出现了昏迷。王勇峰当机立断，马上下山。自己放弃登顶，带着背夫把伤员送下了山，刚下了一个营地，人就缓了过来。及时发现，快速下撤是最有效的方法。<br /> 但如果出现了喷射状的呕吐、失去知觉或咳出粉红色的痰同时胸膛里有开水沸腾的声音时，那可就不是小事情了。那意味着出现了脑水肿和肺水肿。电影《垂直极限》里的场面相信谁也忘不了，就是这个样子。服用利尿药和快速下撤是最佳办法。<br /> 因为我的缘故，被李致新和王勇峰看好可以登顶的张伟和潘燕生放弃了登顶，陪我一起下撤。<br />
一个毫无诗意的登顶<br /> 我们谁都没有想到的是，悄然无声的乞力马扎罗<br /> 为李致新和王勇峰设计了一个毫无诗意的登顶<br /> 登顶乞力马扎罗在这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夜里12点起床，1点出发，6点到达5681米的吉尔曼峰顶看日出，有能力的人再用2小时登达顶峰乌呼鲁。考虑到自己的实力，李致新 <br />向杰夫瑞提出晚走1小时，凌晨2点出发。<br /> 晚上7点开始睡觉，9点半，李致新和王勇峰的帐篷里又传出了声音，看样子，他们是睡不着了。能听得见，他们在讨论明天如何拍摄峰顶镜头。李致新是要双手捧雪说几句话；而王勇峰则是朗读《乞力马扎罗的雪》开头那段。<br /> 谁也没有想到，乞力马扎罗已经悄悄另外设计了一场毫无诗意和浪漫的登顶。<br />
凌晨2点钟他们离开营地，除杰夫瑞外，又增加了一名向导。黑暗中，谁都不说话，只跟着杰夫瑞那摇荡的灯光闷头往前走。40分钟后，他们赶上第一支队伍。2小时过去了，许多队伍都被他们甩在了身后。然而，他们沮丧地发现上升高度只有400米。一会儿，他们俩就都困了。黑夜里登山对于李致新和王勇峰来说也是第一次，以往天黑后至多走1小时就休息，因此，没有对付这类情况的经验，只好两人互相提醒，以免摔倒或滚下山坡。<br /> 困倦不断加深，脑子里迷迷糊糊，走路已是下意识的机械行为。王勇峰拿出在帐篷里沏的一小壶浓咖啡，里面放了4袋雀巢二合一。这水本来是救急用的，不到万不得已不能用，此时管不了那么多，他们俩一人一半，全喝光了。<br /> 不久，更深更浓的睡意包围了他们。暗夜无边，脚下的路也仿佛没有尽头，他们好像陷入了童话中的噩梦。<br /> 懵懂中，他俩到达了5681米的吉尔曼峰。王勇峰已经坚持不住，倒头便睡。然而，山顶上冷风嗖嗖，穿着鸭绒服也不管用，根本不可以睡觉，只好坐起来休息。<br />
挚爱睡觉的王勇峰在描述睡眠的时候最有文采，他说，困倦一次次无声地袭来，好几次我要陷入它宽厚的怀抱里了。睡觉是多么的甜美呀，哪怕只有眯一下眼的工夫！<br /> 越过了七八支队伍之后，他们到达了海拔5600米的火山口。在之后的整整1小时里，他们都是在漫天的暴风雪中焦急地寻找来时的路……<br /> 天蒙蒙亮起来，云层很低能见度还是不好，风开始加大，很多队伍开始回撤。杰夫瑞和另外的向导慌了，担心他们在暴风雪里登顶，大声说这就是峰顶。<br /> 王勇峰怎么想怎么有问题，向身边的一个英国人询问，英国人说，这里是火山口，不是顶峰。王勇峰被激怒了，大声说：“你回去吧，我们自己登顶！”就和李致新头也不回地向高的方向走去。<br /> 两个向导无可奈何地跟了上来，杰夫瑞嘟囔着：“到这里就可以领到登顶证书了。”他当然不知道，这两个人不同于一般的登山者，他们肩负着国家的荣誉，岂能要一张掺水的登顶证书。<br /> 7点钟，杰夫瑞担心的事情果然发生了。一开始是风，从四面八方压来，越吹越猛烈，在空中发出嘶嘶的声音。接着雪粒多起来，风挟裹着雪粒，戳扎着脸，抽打着身体。他们遇上了登山最可怕的天气——暴风雪！<br />
情况虽然万分危急，却丝毫也没有动摇他们登顶的信心。埋着头，他们一步步艰难地向上走。7点40分，终于胜利登顶。顶峰是一个100多平方米的平台，上面有一个铁箱和已被风刮倒的坦桑尼亚国旗。在天晴时，从这里应该可以看到下面的火山口和远处辽阔的平原，而此时的能见度只有三四米。<br /> 坦桑尼亚独立的时候，一位少尉曾经把独立火炬举上山顶。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说，把火炬插上自由峰，让它照亮坦桑，照亮非洲。乞力马扎罗，是坦桑尼亚的骄傲，也是非洲的骄傲。<br /> 李致新从背包里抽出雪杖，开始绑国旗。隔着厚厚的手套，他绑了几次也绑不上。时间一秒一秒地逝去，扛着摄像机的王勇峰心里暗暗着急。李致新也急了，竟然把右手手套摘了下来！这要冒着冻伤的危险呀。<br /> 7点40分，中国的五星红旗和坦桑尼亚黄绿相间的国旗交相辉映。<br />
他们取出相机开始拍照留念，只拍了两张，李致新的尼康和王勇峰的奥林巴斯都失灵了，风雪灌进了相机缝。<br /> “快下山吧，我们回不去了，要死在这里了！”在一旁焦急难耐的向导已经有些歇斯底里，大声嚷嚷着。李致新和王勇峰也感到不妙，决定立刻下山。然而，仅仅15分钟，四周已被雪完全覆盖，茫茫一片，看不出任何区别。他们迷路了！<br /> 两个向导开始大声地诅咒、骂娘，声音里透露出绝望和恐惧。这时，暴风雪更猛烈了，走了几步路高山眼镜里就塞满了雪，什么也看不见，更甭说找路了。杰夫瑞的同伴艾米勒显然已经丧失了理智，情急之下，摘下眼镜，他雪盲了！<br /> 经验告诉李致新他们，在这种情况下，要坚定信念、沉着冷静，恐惧只能加大出事的概率。李致新牵着艾米勒的手一步步摸索着下撤。依靠残存的直觉本能，1小时后，他们穿出暴风雪区找到了下山的路，此时大家都已精疲力竭。<br /> 下午4点，他们安全返回2号营地不久就传来一个噩耗：一个德国人在峰顶附近遇难了。<br /> 乞力马扎罗因为海拔低，自然环境好，是很多登山爱好者起步的地方，很多人把它看得轻而易举，因此，每年都有快速上山导致高山病而遇难的人。<br /> 1998年1月6日，我们整个队伍安全地撤回了大本营。<br />
据山下留守的中央电视台记者张兴讲，山下也下了4天雨，雪山一直藏在云雾中。<br /> 1月7日，所有的风雪已成为往事。在马兰古酒店，坐在房门前，抬头就能看到如洗的碧空和乞力马扎罗的白雪。<br />混入印度尼西亚<br /> 帕特里克•马罗是世界上第一位登上七大洲最高峰的登山家，在他写的《云霄探险》那本书里，有一段话被王勇峰画上了重重的记号：我痛苦地意识到，探险的难点并不在于登山本身。如果不是陷于在财力、政治麻烦和后勤等方面可怕的泥沼之中，爬山也许只需要一个星期简单的技术性攀登。七大洲的最后一站让他们更深切地感受到了这种痛苦。<br /> 两名记者是以厨师和儿科医生的名义进入印度尼西亚的<br /> <br /> 伊利安查亚，印尼最迷人偏远的角落，为了探访它，无数人都经历了等待之苦。第一个完成攀登七大洲最高峰目标的加拿大人马罗曾为查亚等待了17个月，并且两次前往依利安查亚。而李致新和王勇峰为了这七大洲最高峰的最后一站，更是努力了近两年的时间。<br />
查亚峰所在的依利安查亚省在地理位置上是特殊的。从自然地理的角度看，它既然是新几内亚岛的东半部，当然应归到大洋洲去，但由于政治统属关系，又往往被算作亚洲的一部分，这就是为什么登七大洲最后一站要去亚洲的印度尼西亚的原因。<br /> 依利安查亚是印度尼西亚最东端的一个岛。是一个连印尼人也很少到达的地方，必须得到特殊的许可。我们此次是在印尼军方、安全局、警察局、文化体育部等多个部门的批准下才得以成行的，近半年来和印尼联系登山事宜的传真就有上百份，更不用说电话和电子邮件了。一直到1999年5月底才和印尼登山协会正式达成协议，6月6日是原定的出发时间。但到了6月1日，情况又有了变化。<br /> 同1998年去非洲的情形几乎是一样的，中国驻印尼使馆来了明码电报，6月5日，印尼大选，处于安全考虑，行程推后，改在6月12日。<br /> 依利安查亚省是印尼面积最大、位置在最东边、人口最稀疏、对外最封闭的一个省，它的面积广达41.3万平方公里，几乎相当于日本的本州岛或英国大不列颠岛的两倍，但人口却不到200万。岛上少数民族比较多，其中最有名的是达尼人，他们至今的生活方式还处在石器时代，大多居住在贝莲姆山谷，和从前一
样，都不穿衣服，男人在身上挂一个葫芦，女人围草裙，在一些集市上，可以看到他们和穿着现代服饰的人们和谐地站在一起，因而对很多探险者来说，探险的同时还是一次回归石器时代的旅行。<br /> 曾经有一件很有影响的事情发生在那里。1968年，两位来自美国和澳大利亚的传教士在当地被阿斯玛特人(食人族)吃掉。当时曾有直升机去救援但食人族不停地射箭，救援没有成功。因为很多地方没有路，当地人对直升机不陌生，后来在政府干预之下，战争和吃人没有了，这些内容被作为表演形式保留下来，但尽管这样，印尼政府还是不鼓励人们到那里去，一是安全问题，还有一个原因在于，世界上第二大铜矿——美国人办的自由港工业矿区就在这个岛上，他们控制极其严格，一般人不让进入。<br /> 由于这些原因，我们到达雅加达时，还有当地人对我们能否真的进入依利安查亚表示怀疑。<br /> 因为这个国家的特殊性，采访记者也压缩了，只有我和张伟两个人，大家戏称“夫妻采访团”。不过我们都没有以记者的身份申请入境，而是以登山者的身份加入“中国泰达登山队”的，在登记表中，张伟的身份是厨师，因为他的确爱做饭，而我的身份是儿科医生，这是王勇峰随口编的。他说，万一在山上有人病了，也不会请儿科医生治疗<br />
王勇峰身着“百战百胜”衫出发<br /> 王勇峰是穿着那件“百战百胜”的T恤出发的，<br /> 那是1993年登上珠峰时穿的<br /> 我们是取道新加坡前往雅加达的，在新加坡住在我们的朋友艾达家里。艾达曾在1999年送孩子来北京学习汉语，那时候，我们相识，她是一个热情的人，还有一个热情的家庭， <br />为了让自己的两个孩子能在深夜11点看到两位登山家叔叔，艾达让他们一定加一个午睡。<br /> 在机场接上我们的时候，看着我们小山一样的行李，他们张大了嘴半天没说出话来。<br /> 我们的托运行李就有9件，4个驮包，3个箱子，每人还有背包，另外还有摄影包。从北京机场出发的时候，行李一共185公斤，超重了80公斤，按照国航的规定，补交超重费8000元，几经交涉我们还是补交了4000元人民币。<br /> 到了艾达家，我们开始琢磨能把什么精简了。个人装备28种，集体装备16种，哪些能派上用场不好说，但到用的时候缺了哪样都事关最后的成败。<br />
最后，大家的目光集中在了一箱雨衣上。1998年非洲乞力马扎罗的大雨把大家吓坏了，惟恐今年再遭此运，赞助商天津泰达公司听说了以后，特意给做了200件厚厚实实的雨衣，说，你们用不了，就送背夫。盛情难却，我们的行李中加了这近30公斤的雨衣。接下去还不知道要为这些雨衣花多少钱，而能扔的也只有雨衣和食品了。<br /> 在整个行程中，超重是每个人的心事，到了雅加达之后，李致新拎着一条湿毛巾和王勇峰开玩笑：“谁让你弄湿的？这怎么减分量呀？”而回来的时候，背包里的岩石标本也成了负担，王勇峰为了省钱，全装进了自己的背包，从香港过境安检的时候，他故作轻松地把包背上肩的时候，人险些掀翻在地。资金的缺乏让中国登山家付出更多。<br /> 轻装之后已经是凌晨1点多了，5点，我们就要出发了。可李致新和王勇峰竟没有一点困意，回到房间，艾达的儿子泰龙还在等他们聊天。迷迷糊糊睡去的时候，还听到王勇峰在大声朗诵泰龙的英文课文，泰龙在一旁哈哈地笑着说，王叔叔是小学三年级的水平，李叔叔是幼儿园的水平。<br />
走到这最后一站，李致新和王勇峰的心情明显很轻松了，没有了乞力马扎罗的那种低落，也没有厄尔布鲁士的那种焦虑了。毕竟，11年的努力马上要到终点了。这次出发，王勇峰特意又穿上了1993年登珠峰时穿的那件T恤，上面写着：百战百胜。<br /> 世界上第一个登上七大洲最高峰的登山家是加拿大摄影师帕特里克•马罗。1982年登上世界最高峰之后，他决心站到世界七大洲的七个顶点上。<br /> 在南美洲顶峰的绝径上，走在他前面的一名阿根廷登山者摔落深渊，随后而来的空军救援飞机又撞山爆炸，机组人员全部遇难。在珠穆朗玛峰，雪崩吞噬了战友和三名向导，接着，他又看见德国女登山家冻成冰雕一样的尸体。这，就是他的探险生活。极地严寒造成的冻伤，高山缺氧引起的脏器水肿和无法康复的脑损伤，以及时时相伴的死亡威胁……但这些都没有销蚀他对理想的追求。他几经磨难，终于在1986年成为第一个攀上七大洲最高峰的登山家。<br /> 在登山界，由一个人完成七大洲最高峰的攀登是一个共同的理想，很多登山家都在为自己的理想努力着，也同样走着马罗曾经走过的艰险之路。1988年，中国登山家李致新、王勇峰确立这一目标的时候，世界上只有马罗一人，而当1997年，中国人离这一理想只有一步之遥的时候，世界上已经有41位登山家实现这一目标了。<br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