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本营使劲呼叫起来，王勇峰的声音终于传来了：“我背上来的氧气瓶掉下山了。”<br /> 原来，眼看到营地了，他要靠在冰镐上休息一下，一哈腰，背上的背包带开了，里面装的氧气瓶如同炮弹一样从头顶上飞了出去。<br /> 望着氧气瓶冲下山在雪地上留下的痕迹，王勇峰半天缓不过神。这要是人滑坠了，不就跟这氧气瓶一样吗？眨眼之间就没影了，就是这么一恍惚呀。<br /> 后来，当了教练之后，他总要和登山爱好者们讲这段经历，他说，山上没有小事情，在生活中，忽略细节只会给生活带来麻烦，总有办法补救，但在山里就不同了，无论这个问题大小，都会危及生命的。<br />北侧突顶名单是在汽车里定下来的<br /> “勇士们，辛苦了！”写着红色大字的黑板面朝珠峰，面朝奔大本营而来的41名队员。4月17日，结束了第二次行军的队员们终于回到了家。<br /> 山上的一个月让李致新瘦了好几斤，现在他们的任务就是迅速恢复体力。大本营的饭菜每天都在换花样，炒鸡蛋、蒸鸡蛋羹、炖肉、蒸包子，还出现了李致新最爱吃的大葱大蒜。<br /> <br /> 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一次足球赛在这里举行。一位尼泊尔球迷带了个足球上山，三国队员就在世界最高的足球场上举行了一次妙趣横生的足球赛。<br /> 好像谁回忆这段时光都和吃和玩儿有关，大本营似乎沉浸在一个欢乐的节日里。但实际上，表面的欢乐之下，每个人的心里都充满着焦虑。<br /> 第一、二次行军归来，队员们思索的几乎是同一个问题：现代登山史上这个伟大的梦想就在眼前，谁能进入突击顶峰的名单之列？<br /> 这是1988年6月3日，七家媒体的记者联合写下了长篇通讯《伟大的跨越》，在文中，有这样的语句：假如有人问你，什么事可以用“战争”两个字作比？我们想，那就是登山。因为它意味着风险、牺牲，但它又因此而具有荣誉感和使命感。<br />
北侧的力量实在是太强大了，14个中方队员中12个到达了8300米的高度，这显然是给了指挥部一个艰难的选择。最后一次拍板会改在了吉普车里。在中国登山协会主席曾曙生1988年的登山日记里，这一天的内容记了6页。<br /> 参加这次拍板会的人员有四个人：中方队长曾曙生、副总队长许竞、中方攀登队长宋志义、随队高山医学病专家李舒平。李大夫带上吉普车的还有一摞身体测试的结果。<br /> 开“汽车会议”的时候，队员们还都在各自的帐篷里休息，谁也没有想到那个决定会让几个指挥者那样的痛苦和谨慎。<br /> 每个队员的身体检测结果是确定突顶队员的基本依据。所以，最先发言的是李舒平大夫。有5个人被他列入了特殊名单：扎西次仁，第一次上山，在海拔7000米咳血5天，血色鲜红，有肺里出血的可能；多布吉，基本情况正常，但动脉血含氧量最低，74%，有脸肿、呕吐的现象；嘎亚，已经尽最大努力了，动脉血含氧量也很低；加措，左侧膝关节负伤，有压痛感；李致新，综合检查还可以，左脚大拇指冻伤，负重挤压会加重伤情，近期上山有困难。<br /> 李大夫提供了一个队员实力参考名单，第一组：次仁多吉，罗则；第二组：齐米、开尊、加拉、达琼、孙维琦、李致新、嘎亚；第三组，扎西次仁、多布吉。<br /> 攀登队长宋志义发言了，所有队员的表现都装在他心里。他提出了突击队成员名单：第一突击队：跨越队员，次仁多吉，支援队员，李致新；第二突击队：跨越队员，达琼，支援队员，罗则。加拉、加措、开尊、齐米、嘎亚为预备队员。<br /> 对于李致新，宋志义说：“他的体测情况和我在山上观察的差不多，到了7028米之后，再看看他的脚的情况，不行，就换罗则。”<br /> “汽车会议”的最终结果是确定4个突击顶峰的队员名单，到了7028米之后，根据实际情况再次调整。<br /> 当天下午，曾曙生向北京做了汇报。<br />李致新，你是要脚指头还是要登顶？<br /> 4月29日上午，所有的中方队员被召集到前进营地的炊事帐篷中，屏息着，倾听对讲机里来自大本营的声音。<br />
果然，中方北侧的头号主力次仁多吉被委任第一跨越的重任。从海拔7028米到8300米运输时，这位以六个半小时的惊人速度完成的登山家镇住了三国队员。他在掌声中站了起来，挥了挥拳头。<br /> <br /> 接下来，曾曙生宣布了第一组的支援队员，他就是李致新。这三个字叫出来的时候，全场一片沉默。<br /> “李致新，你是要登顶还是要脚指头？”曾曙生在问，声音低沉而严峻。<br /> 这也是大家沉默的一个原因。前两次行军中，李致新的左脚拇指冻伤感染了，医生诊断，再次行军就有坏死切除的可能，并有可能影响其他的脚指。<br /> “我要登顶！”李致新声音不高。<br /> 这个问题，曾曙生已经是第二次问了，刚从山上下来的时候，有一天，李致新正和队友们打着扑克，在一旁看了他很久的曾曙生不经意地问了一句：“李致新，你是要登顶还是要你的脚指头？”李致新头也没抬，把手里的扑克用力摔了出去：“当然是要登顶。”<br /> 这个时候，曾曙生再次问了这个问题。<br /> “李致新，到了8700米突击营地时，走不动了怎么办？”曾曙生又在清清楚楚地叫着李致新的名字。<br /> “就是断了腿，我也要爬上去！”这一次，李致新从牙缝里蹦出了这句话。<br /> 曾曙生不间断地继续念下去：“突击顶峰的第二组人员是达琼、罗则。”所有名单中，排在第一的都是跨越队员，第二个是支援队员。话音未落，小加措哭了：“为什么不让我上？到了8200米我就不下来了，死也要上去！”<br /> 许多队员的眼圈都红了，小加措的父亲参加过1958年的珠峰侦察，出发前，父亲一再嘱咐他要完成任务。<br /> “这样的机会对我来说就一次，希望第一、二次突击后不要马上下撤，给我一个机会吧！”大齐米的声音也哽咽了。去年集训临行前，他父亲病逝，母亲对他说：“你去吧，一定要登顶呀！”<br /> 走之前，大齐米特意给母亲买了一个半导体收音机，想让母亲听到他的好消息。<br />
“可是，如果我不能参加登顶，我母亲问我：‘齐米，登顶的时候你到哪里去了？’让我怎么说呢？”<br /> “这就是我们的队员——被称为世界上真正一流的硬汉。风吹雪打，可以冻伤他们体肤，可以吹裂他们的嘴唇，但他们不曾为此说过一句委屈，而现在，为了那登顶的宿愿，他们像孩子般的哭了。”这是当年的通讯《伟大的跨越》中的一段真实的描述。<br /> 坐在一旁的李致新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他从来没有想过，突顶原来是如此残酷的事情，1985年，攀登纳木那尼的时候，他曾经经历过这种残酷。<br /> 那次攀登实际上是李致新和王勇峰在登山生涯中一次最严峻的入门课，那一次，他们懂得了在登山中，什么比登顶更重要。<br /> 出发的时候是很悲壮的。中国登山队的领导说，必要的时候要有为登山事业牺牲的精神。当时谁也没有理解这话的含义。<br /> 突击顶峰之前，路线已经全部铺好，天气也不错，李致新当时的体力状态非常好，看起来突击顶峰没有一点问题了。大家兴奋地策划着如何给学校发电报。<br /> 可就快到突击营地的时候，报话机突然哗啦哗啦响了，大本营传来了命令：李致新，立即护送日本队员下撤。李致新一下子蒙了，他说，当时的感觉是所有的梦想都破灭了。<br /> 从喀什坐了十天的车才到山下，又攀登了一个月，硬是拉着稀把物资运输到了突击营地，这一切不就是为了登顶吗？而这个时候，顶峰就在眼前了，不足200米就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了，却要下撤！那是一种不能用语言描述的沮丧，李致新心里大骂：日本人连累了我，为什么不等我回来再病？<br /> 得病的日本队员当时已经昏迷了，对待高山病，最好也是惟一的方法就是迅速下撤，自然给氧。<br /> 于是，突击队员往上走，李致新和其他三个人开始把日本队员往睡袋里塞，人还没捆好呢，顶峰上的队员已经发出欢呼，在顶峰展队旗了。<br /> 把人装进睡袋之后，外面再罩上帐篷，不能捆太紧，太紧人就勒死了，也不能太松，捆松了人就滑出来了。这样，往下拖的时候，里面的人不会受伤，也不会因为时间长了睡袋被雪浸湿。<br /> 登山有的时候就是这样，越是在关键时候就越是要放弃名和利，哪怕它就在眼前了。这一次虽然没有登顶，但收获比哪次都大，我认识到一个无比重要的事情：生命是最宝贵的。当那些日方队员抱着我们痛
哭的时候，我无比强烈的意识到：生命是稍纵即逝的。任何时候，都要舍弃自己的荣誉和利益去保全他人的安全。这是登山的真正意义所在。<br /> “要成为一个真正的登山者，首先要认识到这一点。”这是李致新每次回忆起纳木那尼都要说的一段话，那一次，他认识到了登山中最重要的一个意义，那就是什么比登顶更重要。<br /> 他记得很清楚，当时大本营对他们这些放弃登顶队员的评价：你们没有登上自然界的高峰，但登上了中日友谊的高峰。<br /> 可现在，在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面前，在人类现代登山史上最伟大的计划面前，他还是无法接受这个现实。<br /> 这毕竟不同于1985年的纳木那尼，这里没有伤员，这里没有意外，这里的12名队员都到达了8300米的高度。<br /> 在他看来，所有有实力的人都会被编进突击队，只是早登顶晚登顶而已，没有想到，突击队员是这么的少，而他，是突顶队员中惟一的一名汉族队员。<br /> 在这个残酷的时刻过去了十几年之后，坐在中国登山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办公室里的李致新也要承认，当时确定突顶队员名单的那个场面确实是给他上了一课。<br /> “那么多兄弟把机会给了你们，你们就是代表小加措、大齐米他们上去的。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啊！”曾曙生嘱咐着四个入围的突顶队员。<br />在大本营，日方队长给李致新做手术<br /> 在海拔5150米的大本营，<br /> 日方队长给李致新做了一个小手术<br /> “汽车会议”之后，虽然突击队员的名单要等29日队伍上到6500米的突击营地之后才宣布，但大本营的一切工作围绕着登顶展开了。首要的工作就是针对前两次的行军情况进行 <br />装备调整，登顶队员们的风镜全部换成了带电阻丝的大风镜，据说，雪打上去可以迅速化开消散，同时，每个人的照相器材也配备了起来。<br />
李致新成为一个重要的调整装备对象，他的雪套由半雪套调成了全雪套，半雪套是护在脚踝处，以防雪渗进高山鞋，而全雪套是护至膝盖，对于李致新的脚来说，防冻是第一位的。而等待出发的几天里，他的左脚成了他的一块心病。<br /> 4月25日上午，日方总队长斋藤淳生钻进了李致新的帐篷。对于这位老队长李致新不陌生，当年在纳木那尼，斋藤先生就是总队长。斋藤问他：“听说李先生的脚冻了，能让我看一下吗？”斋藤先生是一个著名的外科医生，他捧着李致新的左脚仔细看了看说，“做个小手术吧。”李致新一听慌了：“做手术？会不会影响行军呢？”“不会影响。”<br /> 1985年的时候，也是斋藤先生在山上治好了李致新的胃病，但就是这样，李致新也有些害怕，还有两天就要出发了，这个时候做手术是不是太冒险了？他赶紧去找中方总队长曾曙生，垂着头，曾曙生沉默了一会儿，说，斋藤说有把握就去做吧。<br /> 手术就安排在下午，斋藤队长的医疗帐篷里。一进那个十几平方米的医疗帐篷，李致新的心放下了，四面都是顶到帐篷顶的药柜，中间是一个手术床，斋藤队长和他的助手已经等在里面了，如果不是外面吼叫的风似乎要把这帐篷撕裂，这里和正规的医院没有什么分别。<br /> 手术只用了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一块拇指大小的皮被割去，药棉塞进了伤口。呼啦啦的风声里，斋藤队长说了一句话：可以走了。<br /> 斋藤队长把每种药都向李致新介绍了一下，李致新问他：“我要是实在坚持不住了怎么办？”斋藤拿出一个小袋子，“请你尽量不要用这个药。”李致新没有问那是什么，后来想想，估计是吗啡一类的东西。<br /> 斋藤淳生的治疗一直延续到山上，他在每个营地上都安排了一个给李致新换药的人，一直到7028米。三四次换药后，李致新的脚已经恢复了。<br /> 在中国人的攀登历史中，日本队始终是一个伙伴，在中国登山协会，会讲日语的人比会讲英语的人多得多，从1980年山峰对外开放起，日本队伍就从来没有间断过，在和日本队联合攀登的过程中，中国登山队学到了很多东西。<br />北侧突击营地的两个主角都已含笑冰雪了<br /> 建立突击营地征服珠峰8000米以上才是令人自豪的。那里的高空风速每秒达50米以上，氧气含量只有海平面的三分之一，气温在零下30℃—40℃，高空寒风轻则使人冻伤，重则把人卷走。<br />
这时，东京、北京、拉萨不断向大本营提供最新的气象卫星云图，大家在焦灼的期待中掰着手指头算日子。<br /> <br /> 5月1日，最后一仗全面展开，南、北侧第一突击队开始向高山营地挺进。这天，北侧队的六名突击队员从北坳到达海拔7790米的5号营地。与此同时，南侧队的六名突击队员也从1号营地赶到海拔6700米的2号营地。第二天，南北侧队员又各自再向上一个营地运动。<br /> 5月3日，老天爷又来捣乱，印度洋上空有个低压槽偏偏在这时候移向珠峰地区。“南侧出现了暴风雪，第一突击队无法向上运动。”被困在3号营地的南侧队急忙用无线电话向北侧队呼叫。人们的心一下子凉了，因为南侧队员如不能按预定时间到达突击营地，那么5月5日双跨珠峰登顶会师的计划就可能告吹。<br /> 当晚，北侧队召开了紧急对策会议，决定北侧仍按原计划行动，如果到时候南侧队上不来，北侧队就实施单跨。而南侧队在听到他们的计划时，当即激动地表示：我们无论如何也要在5月4日赶到海拔8050米的突击营地。<br /> 5月4日上午10时，南侧第一突击队顶风冒雪出发了。不料又节外生枝，这时北侧突击队也遭到暴风雪的袭击，一时无法行动。10时55分，次仁多吉按捺不住，他抓起报话机叫通北侧大本营，喊道：“我要走了，再不出发，脚也要冻坏了，还不如上去！”说完后只身一人顶着暴风雪走了。<br /> 下午3时，次仁多吉报告他已安全到达东北山脊海拔8680米的突击营地。两个小时以后，北侧突击队的全体成员都攀至突击营地并投入建营。<br /> 这时南侧也传来喜讯，到下午6时30分，已有三名突击队员在大风雪中相继跨入海拔8050米的突击营地。<br /> 登上珠峰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天气情况。每年10月至次年3月，整个珠峰都在强劲的西北风控制下；5月末，又有东南季风向珠峰扫来，直到9月底才消退。因此，三国登山队选择了5月5日这一“最佳气候期”冲刺顶峰。<br /> 1988年的珠穆朗玛峰在李致新的记忆里是群英会。三个国家的著名好手都到齐了。北侧首批登顶的三名队员就是最好代表。5月4日，登顶前突击营地的那个聚会一直深深地记忆在他的脑海里。<br /> 但如今，聚会的两个主角已经魂归雪山了。<br />
山田升，日本最具实力的登山家，这一年他38岁。从高中开始他就把登山当做自己的正业了，是日本登山家的代表。从28岁开始，他已经10次登上了7座海拔8000米以上的高山，被人称作“喜马拉雅山人”。<br /> 1983年冬天，他从东南山脊登上了珠穆朗玛峰，两年后，1985年的秋天，他再一次从相同路线无氧登顶成功，他这是第三次来珠穆朗玛峰了。<br /> 这个时候的山田升身上充满了一个登山家的个人魅力，他很随和，爱说笑话，还显示了无与伦比的实力。他把炊事帐篷称为是传递友谊的桥梁，他说：“曾经有同波兰、尼泊尔、印度登山家合作的经验。因此，在活动中，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我都很清楚。作为一个登山家，最重要的当然还是体力和技术，但人缘也是很重要的。”<br /> 在山上，山田升已经在不经意间成为日本队的一个领袖了，每次出发前，都是他同大本营联系，招呼队友。<br /> 5月4日，突击顶峰的队员们赶到海拔8680米的7号营地时，次仁多吉和昂•拉克巴继续向上走去，侦察通往第二台阶的路线，其他队员忙着建营搭建帐篷。<br /> 到了晚饭的时候，7号营地热闹起来。李致新、拉巴克和索那都聚集到山田升和次仁多吉他们的帐篷里。山田升和昂•拉克巴用尼泊尔语交谈着，昂•拉克巴再用藏语把他们的内容翻译给次仁多吉和索那听，李致新则不知所云地跟着傻笑。总之，大家那么愉快，有着说不完的话。<br /> 那天晚上，突击营地的晚饭很丰盛。有烫荞麦饼、辣肉汤、方便米饭还有少不了的糌粑汤。除了李致新之外，所有的人都很喜爱糌粑，包括山田升，他也是通过饮食和各国队员相互了解和熟悉的，他说，吃同样的东西是传递友谊的一种捷径。<br /> 就是这个给李致新留下了深刻印象的山田升，和日本另一位登山家植村直己一样，1989年在攀登北美最高峰麦金利的时候不幸遇难。1992年，李致新和王勇峰是缅怀着山田升攀登上麦金利的。<br /> 昂•拉克巴是1988年珠峰双跨中让人难忘的一个人物。在珠峰大本营，想家的昂•拉克巴指着珠峰轻轻地说：“快了，翻过这座山就是了。”<br /> 他的登山天赋令人惊叹。27岁的他已经有15座7000米以上雪山的登顶纪录了，也曾站在珠穆朗玛的顶峰，但1988年珠峰的攀登对于他来讲依旧是独一无二的，以登山运动员的身份攀登，这是他平生第一次。<br />
他曾经陪同有“登山皇帝”之称的梅斯纳尔攀登上过世界第四、第五高峰——洛子峰和马卡鲁峰。但那些山峰只记录了梅斯纳尔的名字，无论是哪一个向导帮助登山家登上了顶峰，“夏尔巴”是他们共同的名字。<br /> 昂•拉克巴是以替补向导的身份和梅斯纳尔相识的。梅斯纳尔原来雇用的高山向导突然病了，当高山旅游公司把昂•拉克巴介绍给梅斯纳尔的时候，他很不满意眼前矮小的拉克巴。但当拉克巴在一天之内从海拔6000米到8000米之间进行了两次往返运输后，梅斯纳尔认准了他，从此，每次登山都要由他陪同。<br /> 但拉克巴并没有为这个荣誉而自豪，他不知道梅斯纳尔会不会在自己的书里提到这个不可或缺的向导。在大本营，昂•拉克巴对采访他的记者说：“他连书也不会寄一本的。我们身强体壮的时候，他从来不给我们拍照，一旦生了病他就拍个不停，他想以此显示比我们强。”<br /> 珠穆朗玛，在藏语中是“第三女神”的意思，而夏尔巴人则称之为“萨迦玛塔”，意思是“通达天庭的山峰”。在这个通达天庭的山峰上，夏尔巴人用身体把来自各个国家的登山者送上天庭，他们的目的很简单，用性命养家口。即使是出色的昂•拉克巴也有退隐之心：“登山总难免出事，一旦出事，我的弟弟妹妹怎么办？父母早去世了，我得养活他们。再登两年，我要攒点钱做生意去。”<br /> 昂•拉克巴的计划没有得到实现。两年之后，他在世界第六高峰卓奥友遭遇雪崩，这座山峰的山难史上也不会有他的名字，他只是一个夏尔巴。<br /> 1988年到1991年，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当年参加双跨的三国队员中已经有9个人含笑冰雪了。这其中，两个人的名字是李致新心头永远的痛。一个是当年的攀登队长宋志义，一个是李致新的教练孙维琦，1991年，梅里山难让中国登山队失去了这两员虎将。<br />就在北侧豪情万丈地准备登顶的时候，南侧的突顶队员却依旧是遭遇了困难。5月4日，当仁青平措、大次仁和尼泊尔队员安格•普巴到达5号营地的时候，根本没有炊具，几个人只吃了点糌粑。因此，登顶那天，从早晨开始就没有喝上一口水，没有吃上一口饭。<br />三国队员在顶峰上相互祝贺，尽管都听不懂<br /> 三国队员在顶峰上相互祝贺着，<br /> 尽管他们并不十分清楚对方在说什么<br />
5月5日清晨5时半，在海拔8680米突击营地，李致新向大本营指挥部报告：“山上八级风，帐篷金属杆都被风刮弯了。”8时45分，风力稍减，北侧中日尼第一跨越组三个人强行 <br />向顶峰突击，随后第一支援组三个人也出发了。迎面就是那道被称为“不可逾越的大风口”，吹雪似雾。<br /> 12点15分，次仁多吉报告：“我到达雪坡顶了。”<br /> “向右横切过去，再向左就是顶峰了！”曾曙生在报话机里叮嘱着。他知道，在山上有时向左一步是胜利，向右一步就是深渊。听到次仁多吉的回应，他舒了一口气，估计一个小时就可以登顶了。<br /> 然而，仅仅过了27分钟，12点42分，次仁多吉兴奋的吼声传了下来：“我登上顶了！”<br /> 消息来得太突然了，曾曙生拿着报话机足足沉默了5秒钟，他克制着自己的感情问：“再看看周围，还有没有更高的地方？”<br /> “没有了，世界最高的地方只有我们三个人，脚下是雪山、白云。”次仁多吉的声音准确而清晰。<br /> “我代表中华民族，代表中日尼三国友好登山队报告，我们上来了！我们的脚下是雪山和白云！”次仁多吉的声音通过北侧大本营的无线电台直达北京。<br /> 他一马当先攀上了顶峰，他之后，日本队员山田升、尼泊尔队员昂•拉克巴也相继登上珠峰之巅。<br /> 12时50分，山田升到达顶峰，他直接扑向次仁多吉和昂•拉克巴，三个人摇摇晃晃地拥抱在一起，头顶上是蔚蓝的晴空，脚下是连绵的银色群山。<br /> “我们终于成功了！”“祝贺！”“谢谢！”不同国度的语言纷纷涌出，尽管相互间并不清楚各自的意思。<br /> 这三个人都有着非同一般的实力。登顶这天早晨，他们从7号营地出发是早上8点45分，只用了大约四个小时就登到了顶峰，一般来讲，这段路都要用6个到7个小时。其速度可想而知。<br /> 为了争取与南侧登顶队员会师，他们三个人呆在这世界最高的地方等了又等，十分钟，三十分钟，一个小时……氧气早用完了，山顶气温达零下30℃，他们的手脚都冻麻木了。<br /> “再坚持半小时，要准备付出代价！”这是三国双跨主峰设在北京的总指挥部传来的声音。<br /> 80分钟过去了，曾曙生问：“你们还有氧气吗？”<br />
“没了，瓶子都扔了！”<br /> “手变颜色了吗？”<br /> “黑了。”次仁多吉的声音在颤抖。<br /> “立即下撤，跨越！”<br /> 次仁多吉说，他已经看见李致新了，离顶峰不远了。<br /> 曾曙生大声嚷着：“次仁多吉，李致新背上去两瓶氧气，你马上背上那瓶没用过的，向南跨越。”<br /> 在强劲的高空风中，次仁多吉的声音再次传来：“我不用了，我可以坚持，留着那瓶氧气给南侧过来的同志吧，他们更需要。”<br /> 所有人的眼泪夺眶而出，那是在8848.13米的地方，世界上最高的地方，那个地方的氧气只有海平面的1／4，次仁多吉已经在那里无氧守候了九十九分钟。<br /> 次仁多吉给向自己走来的李致新拍了两张照片后，向南跨去。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在世界最高峰上的伟大跨越——向南侧下山。<br /> 14时20分，北侧第四个人登上峰顶，这就是李致新，又是孤身一人。<br /> 李致新的任务是把南侧跨越队员接应到北侧，但65分钟过去了，南坡只有白雪茫茫。<br /> 15时25分，尼方支援队员拉克巴•索那登顶，他只在顶上站了一下，就被风雪刮下来。他们两个人一起沿原路下撤。<br /> 人类顶峰会师的机会，就这样一次次被错过了。最后的希望只系在北侧剩下的日本队员山本宗彦和三名日本电视台摄影记者身上。<br />三声口哨传来，人类完成了最伟大的跨越<br /> 此刻南侧中方队员仁青平措、大次仁和尼泊尔队员安格•普巴正在齐腰深的积雪中拼命向峰顶攀登。<br />
他们早上8时25分出发，比原定时间提前一个小时，但由于冰雪太深，很多路段不得不跪着用冰镐锄雪开道。<br /> <br /> 15时53分，大次仁在经过长达8小时与冰雪搏斗之后，第一个从南侧登顶。<br /> 三声口哨从世界最高峰传来，因咽炎而嗓子嘶哑的大次仁用预先约定好的三声口哨，向南侧大本营报告他成功的消息。这也是中国人第一次从南坡登上世界最高峰。另外两个人随后登顶。<br /> 大次仁在顶峰流下了泪水。从1979年参加登山活动以来，他做梦都是登上珠穆朗玛峰。他曾经宣称：“这次如果我登不上珠穆朗玛峰，以后再也不登山了。”从早上出发开始，他的肺部就出现水泡，再加上8000米的干燥，他的喉咙一直疼痛不已，说话也出不来声音。南侧大本营和他联系时，话筒里只传出“呼—哧、呼—哧”的喘气声。<br /> 从这时起，全世界都在注视着北侧的山本宗彦。离顶峰只有50米了，山本宗彦摔倒在地，他试着站起来，但他已经太疲劳了，只能在冰雪和岩石上爬着、爬着，手里拖着氧气瓶，爬一阵，喘一阵粗气，哇哇地哭一通。<br /> 他太累了，氧气也用完了。但这时，他从背包里拿出了一面签有很多名字的鲤鱼旗和一个象征吉祥的30公分见方的乒乓球拍。这是他任教的中学的学生们行前交给他的，尽管一路上受到其他队员的奚落，但他仍然高举着鲤鱼旗，艰苦地，一步一步往上爬。登顶的这一天，是日本的男孩节，要为没成年的男孩子升起鲤鱼旗。这个中学教师要为他的学生们在世界最高的地方升起鲤鱼旗。<br /> 16时05分，山本宗彦爬上了顶峰。很快三名摄影记者也跟上来了。南北两侧队员的手紧紧握在一起，他们终于会师了。<br /> 在一万米的高空，中国科学院提供的“奖状2号”航拍飞机拍下了那个动人的画面：身着红、黄、绿色登山服的中日尼三国勇士，在地球之巅紧紧地拥抱。<br /> 这时，全世界的人们都在焦急地等待着从海拔8848米向下俯视的情景。但电视画面却迟迟没有出现。整整17分40秒过去了，5月5日下午4时27分，北侧大本营监视器的屏幕被大片蓝天占满了。<br /> 这是梦想成真的时刻。世界之巅360度的全景出现在全世界面前。<br />
摄影师中村进头盔上的小摄像机在沙沙地转动，中村的声音在欢呼：“登山的朋友们，你们看见了吗？这是在世界的最高峰的顶峰，是全世界最高的地方。”<br /> 17时整，从南侧上来的大次仁等三个人向北侧跨越，最终实现了人类从南北两方双跨珠峰的伟大梦想，完成了世界登山史上一次划时代的大跨越。<br /> 当晚，三方十二名登顶队员都安全返回突击营地。<br /> 一连串新的高山探险纪录就此在一天内诞生：<br /> 人类第一次跨越了珠峰<br /> 人类第一次在世界最高峰顶峰会师<br /> 人类第一次电视转播登山现场实况<br /> 人类第一次在珠峰上空用飞机拍摄登山场面<br /> 人类第一次一天内有12人登上珠峰峰顶<br /> 另外，三国运动员还创造了顶峰停留时间最长的世界纪录。<br />李致新又冷又饿，委屈得哭了<br /> 李致新用头灯指引着日本队员下撤的路，<br /> 他又冷又饿，委屈得哭了<br /> 李致新撤回到8300米的6号营地的时候，已经是晚上9点半了。<br /> <br /> 刚一到营地，报话机响了，大本营问：“仁青平措和大次仁是否已经到达8300米的营地了？”李致新赶紧跑出帐篷去找，在另一顶帐篷里只发现了两个穿蓝色和绿色羽绒服的队员在休息，没有中国队的红色羽绒服，于是，李致新向大本营汇报：“营地除了我之外，只有两个尼泊尔队员。”大本营一听就急了，仁青平措和大次仁是从南侧跨越到北侧的，对北侧的地形不熟悉，找不到营地是极其危险的。<br />
大本营开始反复呼叫起来，终于，大次仁的声音传了下来：“已经到达营地，仁青平措在突击营地，没有见到李致新。”“你在几号营地？”第一次到北坡的大次仁说不出来呀。<br /> 大本营被山上的回答搞得一头雾水。其实，当时三个人都在8300米的突击营地上，大次仁为了保暖，在自己的红羽绒服外面又罩上了一件蓝衣服，被李致新错认成是尼泊尔队员了。直到10点半，两人在帐篷外面碰上了面，才彼此认出了对方，哈哈大笑起来。<br /> 接下来的事情是1988年给李致新印象最为深刻的事情了。<br /> 见到大次仁之后，他的心里也塌实了，赶忙钻进帐篷，点起炉子，脱下已经湿透的手套和袜子，准备把它们烤干后再穿上，另外，也实在需要喝点热水了。从突顶前夜到这会儿，他还什么都没有吃呢。他这样回忆了那个难忘的夜晚。<br /> 就在我刚刚生起炉子、脱下袜子、手套准备烘干的时候，报话机里传来了大本营曾曙生的紧急呼叫：“李致新，听到没有，请回答！”“听到，请讲。”“现在日本朋友正在下山途中，由于夜色很浓，又下起大雪，他们已经迷失了方向，需要你出来给他们指路，打开头灯，敲铝盒，用一切手段，向山上发信号。无论如何，你要克服困难，大本营命令你，钻出帐篷，为日本人指路。”当时，我心里非常矛盾，一种莫名其妙的委屈涌上心头，竟不觉感到眼眶一热，我已经这么累了，袜子、手套还是湿的，刚要暖和一下又让我出去，领导也太不理解山上兄弟的艰难了。没办法，只好执行命令。“执行命令！”说完我就把报话机摔到一边，重又套上冰冷潮湿的袜子和手套，拖着疲惫的身子钻出了帐篷。风雪中，我向山上打着灯光，只感到手脚冰凉，心仿佛在哭泣。<br /> 大本营的同志们也在为我担心着急，他们知道我的脚已经冻伤，为防止伤情的扩大，不断提醒我在原地活动手脚；怕我在风雪中睡着了，不停地和我说着话，鼓励我。可我此时的情绪坏到了极点，只是固执地感到他们不理解我。对他们的问话，我一概不理，更何况，在海拔8300米说话是那么困难。这时候，不知是谁说了一句：“李致新，这是关键的时候，是你立功的好机会。”这真是火上浇油，我再也忍耐不住，钻进帐篷，冲着报话机嚷道：“这好机会，你来试试！”接着是很长时间的沉默，再也没有人说话了。<br /> 此时，我已经看到日本队员向营地移动的微弱的灯光，他们现在正在海拔8500米的高度，我拿着头灯向他们照过去。<br /> 风越来越大，气温越来越低，我的手脚由疼痛变得麻木，寒风夹着雪片吹到我的脸上和脖子里，我越来越感到彻骨的寒冷，整个心都好像成了冰块，一种被亲人抛弃的感觉严严实实地包裹着我。终于，我无
声的哭了。我不知道在这洁白的世界中倒下去的勇敢者的英灵在怎样嘲笑我，我也不知道我所崇拜的英国登山家马洛里站在8700米的暴风雪中该怎样痛骂我。但我知道，此时此刻我的灯光，意味着日本登山队员的生命，我只能无条件的执行命令。就像白天突击顶峰那样，坚持，坚持，再坚持。<br /> 此刻，时间仿佛停滞了似的，平时蓬松保暖的鸭绒装备，怎么也抵挡不住高山上严寒的侵袭了。还是我们的曾曙生队长理解我的心情，他说：“李致新，今天你们登顶的实况，中央电视台进行了转播，中央领导及国家体委有关方面都给登山队发来了贺电。你的父母、女朋友、同学都通过电视看到了你登顶的情况.......”听到这些，我的心里多少感到一些安慰，情绪也好了一些，在风雪中继续摇动我的头灯。日本队员下山的灯光，也越来越近了。<br /> 到5月6日凌晨一点多钟，第一位日本队员回到了营地，接到指挥部的命令，我已经完成了任务。于是回到帐篷，一头钻进睡袋什么也不知道了。待我第二天早上醒来时，发现我的帐篷里又多了两名日本队员，他们什么时间回的营地，进的帐篷，我全然不知。<br /> 成功地完成双跨后，李致新给《山野》杂志写了这篇稿子，既没有写登顶那个伟大的瞬间，也没有写自己险些丢了一个脚指头，却选择了这个登顶后的夜晚。<br /> 他说，登顶之夜所经历的一切，是极其艰难的，是对我心理上和意志上的一次磨练和考验。每当我回忆起这难忘的经历，我都深有感触。对于攀登者来说，他所获得的一切不仅仅是在顶峰上，更多的是在他们艰难的攀登中，顽强的探索中和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的拼搏中。<br />南侧日本队的攀登队长要切腹自杀<br /> 登山活动宣布结束之后，珠峰南侧突然传来消息，<br /> 南侧日本队的攀登队长要切腹自杀<br /> 所有的故事可以在高潮时落幕，但惟有登山不同，登顶对于整个登山活动来说只是有了一个结果，登顶之后的故事往往才是最耐人寻味的。<br /> <br /> 5月8日，中日尼三国联合登山队宣布：双跨行动圆满结束，全体下撤。北侧已经开始拆除帐篷，依次向大本营撤回。得到不让登顶的消息后，南侧一直在大本营待命的日本队队长汤浅要切腹自杀。<br />
关于1988年的双跨，这个节外生枝的故事让我难以忘怀。起初是因为好玩儿——北侧大本营向全球无线电爱好者发出求助信号，请求帮助联系上北京。如果是在今天，即使在顶峰上也可以通过海事卫星寻到一个在地铁里的人，这种方式多少有些可笑，毕竟是10年前的事情呀。但随着对整个珠峰攀登的回顾，这个故事是一种难言的酸楚。<br /> 5月8日晚，北侧登顶队员刚回到大本营不久，电台收到了来自南坡的消息：日方队长汤浅要自杀，他无法忍受自己的队员望着一步之遥的顶峰向下走。<br /> 5月4日，第二突击队的9名队员按照计划上升到海拔8050米的4号营地，但他们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一件事：氧气短缺。南侧总队长，来自尼泊尔的贡嘎队长说南坳有24瓶氧气，但实际上只有10瓶左右，有的氧气瓶背上来之后又被背运工用了不少。这让南侧首席攀登队队长矶野刚太怒火中烧，他咆哮着放声大哭。<br /> 第二天早晨，除了日本的跨越队员北村贡背上两瓶氧气直接突击顶峰外，其余8名突击队员不得不中止突击。他们望着无云的碧空失声痛哭。谁在这个伟大梦想即将实现的时刻能让自己坦然放弃？边巴扎西哭着向王振华恳求：“让我们上吧，没有氧气我们也可以。”<br /> 山上山下的哭声汇在一起，贡嘎队长说他要承担一切责任，可一个人一生的一次机会就这么失之交臂了，谁能为这负责任？<br /> 5月8日，中日尼三国双跨活动成功结束后，北京发出指令：活动已圆满结束，各营地待命队员撤回大本营，本次登山活动结束。<br /> 但南侧的登山活动并没有停止。对于来自北京的结束登山活动的指令，尼泊尔强烈反对。汤浅队长也认为“不能扔下尼泊尔队不管就下山”。他决定活动继续进行，并且宣布了第二次突击顶峰的名单，南侧，日本队还没有一个人登顶。汤浅强烈主张：“我要让年轻的朋友登上顶峰。”他说，北京如果不接受他的请求，他就要切腹自杀。<br /> 北侧来自无线电中心的邹容祥收到电波。这个信息让大本营一下子紧张起来。和北京联系的时间已经过了，滴滴滴的电波声像敲在他们的心上，邹容祥采用了无线电爱好者的联系方式：向全世界的业余电台呼叫。他们不断发送着信息，世界各地的回音传送到世界屋脊。<br />
最后，他们选定了日本的一个无线电业余爱好者，是位女性。跟她说清楚了来龙去脉之后，北侧大本营问她：你愿意为我们传递这个信息吗？日本打到北京的长途电话是很贵的。对方很痛快：只要你们给我一套这次登山活动的纪念品就行。<br /> 就这样，在北京的总指挥史占春从被窝里被日本长途叫了起来。中日尼三国联合登山队总指挥部及时进行了协商。<br /> 中方认为：(一)活动已取得的成果是预想方案中的最佳目标，高山物资消耗已近极限，如再组织突击，须重新组织行军，进行突击前的准备，对筋疲力尽的二线队员来说，实难承担。(二)如勉强去做，在主观条件大大降低，天气情况难测，取得大胜之后心态也有所放松的情况下，是很难确保安全的。(三)三方12名队员中，尼方3人，中方4人，还都有双跨队员。日方虽然只有一人双跨，但有5人登顶。纵观全局，活动已经十分顺利和圆满了。<br /> 三方经过充分的协商，达成统一，认为：再继续下去只是画蛇添足，搞不好还会留有遗憾，于是，三方作出了结束活动的决定。<br /> 结束登山活动的决定斩断了日本队所有攀登的渴望，在他们下撤的身后，是流着泪的中国队队员。<br /> 汤浅说：“若是我一个人倒好说，然而，像现在这样搞下去，很可能葬送掉队员的未来。给朋友们造成麻烦。那样……”报话机前的汤浅强忍着泪水：“在这个紧要关头，我要直率地跟队员们谈一下。”<br /> 汤浅流着泪对山上的队员说：“大家想要登上顶峰。但既然北侧的队友们终止了第二次突击，下决心下山，我们也不得不终止登山活动。请你们挺直胸膛下山回来吧。”<br /> 各高山营地传来了队员们的回答。3号营地的山本一说：“对先生我们没有什么好说的。我们的想法是一致的。像这样继续搞下去，不仅对先生，而且对各方面的朋友都会造成麻烦。”<br /> 前进营地的高野说：“结交了很多的朋友，只此一点，我就很满足了。”<br /> 在行军中刚刚向大家透露了已经订婚的井本则说：“在这样近的地方看到了顶峰，真想再登它一次。”<br /> 无论是北侧还是南侧，日本的很多队员是辞了职来参加这次登山活动的，汤浅本人也是在3月辞去了爱知学院大学法学部长的重要职务来参加三国登山活动的。在北侧，队员们下撤时也是经历了一番苦痛的。<br />
5月10日，汤浅计划登顶的那一天，天晴得让人心痛，甚至比5月5日那个伟大的日子还要晴朗。没有人能够描述这一天的汤浅是怎样的，没有人描述这一天下撤的中日队员是怎样的，谁也不知道他们在那一天流了多少泪。但那一天的两个尼泊尔人肯定是汤浅心头永远的痛。<br /> 那一天，尼泊尔队的两个队员登上了顶峰。其中有“酒神”——松•达瑞。<br /> “在珠峰漫天卷来的暴风雪中，他仰天举着一个冰做的大酒罐，边笑边喝向山上攀去。”这位登山英雄这样被人描述，1988年5月10日，他第五次登上珠峰，站在这个通达天庭的山峰之上。几年后，他自杀身亡。<br /> <br />那个小点跃进望远镜时，大本营哭声一片<br /> 1993年王勇峰参加了海峡两岸联合攀登珠峰的行动<br /> 5月5日下午1时20分王勇峰站在了顶峰<br /> 攀登七大洲最高峰只有珠峰他们不是一同登顶<br /> <br /> 这一次李致新险些失去王勇峰这个生死兄弟<br /> 登山的规则一般是凌晨出发开始攀登顶峰，无论如何下午两点以前也必须下撤，即使你距离顶峰仅有十米，但世界上很少有人能够做到这一点。<br /> 在回忆1993年攀登珠峰的时候，王勇峰说了这样的话。<br /> 当年，眼前就是世界最高峰的最高点的时候，他也要做一个抉择：上升还是下撤。他的右眼已经失明了，因为高山反应。<br /> 凭着一只眼睛，他站在了珠峰顶上那片宽2米、长9米的平台上。<br /> 之后，他被倒挂在第二台阶上。<br />
第二台阶，在珠穆朗玛峰海拔8800米的北侧攀登路线上，是任何一个登顶者也无法忘记的地方。它横亘在珠峰北坡传统路线8680—8700米之间的岩石峭壁，其中一段近乎直立的4米左右的峭壁立在通往山顶的惟一通途上，这里是通往顶峰的最后一道门，也是一道鬼门关。<br /> 从1921年到1938年，英国人用了17年的时间，七次到北坡侦察、攀登，最终均以失败告终，到达最高的地方就是第二台阶。<br /> 被第二台阶阻退的英国人说：这里没有攀援的支点，横亘着世界上最长的路线，它无尽无边。因此，英国人给北坡攀登路线的定义是：飞鸟也无法逾越。<br /> 1960年，人类第一次攀越此地，中国的登山运动员刘连满用自己的身体把队友送上了第二台阶。<br /> 1975年，中国队在这里架起了一个4米长的铝梯，从此，每个从北侧登顶的人都是依靠这个梯子逾越了这个台阶，其中包括1980年在北侧登顶的梅斯纳尔。<br /> 而到了1993年，这个铝梯上挂着王勇峰。<br /> 5月5日下午两点左右，冰爪与铝梯撞击而发出铿铿之声响彻海拔8700米的高空，王勇峰的一切努力是要让自己的头和脚换个位置。<br /> 从这个时刻起，整个世界失去了他的讯息。<br /> 从某种意义上，对于1993年来说，最值得纪念的日子并非5月5日成功登顶的那一天，而是5月6日的10点30分。<br /> 10时30分，当海拔8680米的那个橘红色小点跃进望远镜的时候，珠峰大本营哭声一片。<br /> 对于所有等待王勇峰的人来说，28小时，都仿佛是一同经历了一个走不到黎明的黑夜。<br /> 在山上，24小时失去联系就意味着失踪。可1993年的攀登总指挥曾曙生不相信，他死死地盯着珠穆朗玛峰，好似眼睛要盯出了血，让自己的表针滑过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直到等待了28个小时之后，直到这个橘红色的小点出现在望远镜里。<br /> 上山之前，王勇峰留下一句话：请第三女神手下留情，助我们登顶成功。<br />
他的话，女神听到了。<br /> 在珠峰失踪了28小时之后，王勇峰回来了。<br />不登顶哥儿们干吗来了？<br /> 不登顶哥儿们干吗来了？<br /> 珠峰脚下，王勇峰没给自己留余地<br /> 1993年3月，站在珠峰北侧大本营的王勇峰已经不同于1988年在珠峰南侧参加双跨活动的那个王勇峰了。上山前，每个人都站在珠峰脚下留下了自己的愿望，只有王勇峰不给自己 <br />留任何的余地：“当然要登顶了，不登顶哥们儿干吗来了？”<br /> 在这之前，他已经和李致新共同成功完成了南极洲最高峰文森峰、北美洲最高峰麦金利的攀登，还登上了海拔7543米的章子峰。<br /> 同是中国地质大学校友的马欣祥是这次海峡两岸联合攀登珠穆朗玛峰的队友，在他眼里，王勇峰的登山生涯已经进入了喜马拉雅黄金时代。<br /> 所谓喜马拉雅黄金时代是指人类登山运动开始转向喜马拉雅山的时候，进入了一个成熟的阶段。马欣祥的比喻就是：王勇峰开始成为一个成熟的登山者，而且，进入了他个人登山的鼎盛时期。<br /> 中国登山队的训练基地在北京的郊区怀柔，很多队员的家也就安在了怀柔县城，王勇峰在登山队宿舍楼里的那个家一度也是马欣祥的一个家，王勇峰家里的那种登山氛围很让他迷恋。<br /> 王勇峰家墙上照片不少，女儿的照片、夫人的照片，当然，最多的是雪山的照片。那些雪山的照片下面是钉在墙上的铁锁，铁锁上挂着登山绳。<br /> 一个人在家的时候，王勇峰就是和这些绳子相伴。<br /> 登山绳可以打出各种结，在上升器、下降器这些登山设备还没有研究出来的时候，各种各样的绳结在攀登中帮助登山者保护自己、上升、下降。这些绳结源自水手们，他们可以打出几十种绳结，后来，被移植到高山中的绳结有20多种，其中七八种是最常用的。<br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