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有很多关于绳结使用的书，但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这些只有靠登山运动员之间言传身教，只有靠自己不断练习，烂熟于心。<br /> 王勇峰每天面壁所作的就是：把那些结打开，系上，系上，打开。直到系那些绳结成为他下意识的动作。<br /> 王勇峰的这份执著给马欣祥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br /> 从1988年到1993年，5年中，王勇峰的生活中心是三件事情：训练体能、练习技术、学习英语。<br /> 中国登山队设在怀柔的训练基地有一面15米高的人工岩壁，在基地能进行的技术训练也就是攀岩了。<br /> 王勇峰的夫人那时候是他的“教练”。<br /> 到了休息日，队友们都回家休息了，他还要训练，但没有人给他作保护，他就把夫人拉到岩壁下，先培训“教练”，再让教练保护自己训练。<br /> 就是这么艰苦的训练环境，你也听不到王勇峰喊一句辛苦，他沉默着，如同小的时候，他爹一句话就让他坚持长跑十几年一样，他认准了是对的事情，什么也阻止不了他。<br /> 山上的很多习惯会被王勇峰自然地带到生活中来，比如，喝矿泉水的时候，很少见他会大口大口地喝，还常常是会喝一口看一眼瓶子。比如，走路的时候，他很少有急匆匆的时候，他的步伐总是充满了节奏的。比如，平时的生活中，他总是心不在焉的样子，只有说起登山，他的眼睛才会放光，他可以侃侃而谈几个小时不疲倦。<br /> 生活中，你眼前这个轻声说话、朗声大笑的人很难让人想象得出，他的身体里究竟蕴藏着怎样的能量，他的心胸里装着怎样超凡的雄心和超人的意志。因为，生活中，他太普通了，每天不忘几件事的就不是王勇峰，一段时间不出笑话的就不是王勇峰。<br /> 1990年，他和李致新在西藏做登山联络官，他在珠峰，李致新在希夏邦玛，进山前，王勇峰负责食品的购买，用他的话说，apieceofcake！(简单极了！)在山里辛辛苦苦过了一周，李致新说，咱们能不能改善改善生活，吃点荤的，可怎么我也找不到，就联系上了在珠峰的王勇峰。王勇峰说，noproblem！(没问题！)买了不少呢。在三个纸箱子里。李致新兴冲冲奔了过去，打开一箱，糖水马蹄，打开一箱，又是糖水马蹄。他急了，问王勇峰：“这是什么荤的？”“ofcourse！”(当然！)<br />
这是王勇峰三句最经典的英文，很多第一次见面的人会以为他只会说这三句。但“当然”刚出口，他自己也愣住了，马蹄怎么不是肉？王勇峰不知道糖水马蹄还叫糖水荸荠。他给大家备了三箱水果罐头。<br /> 王勇峰还有一句名言，7000米以上说的话算数，7000米以下说的话不算。有道理，似乎只有踩到了冰踏到了雪，他的沉着才会回归，若是在平原，他只剩勇敢和热情了。<br /> 王勇峰的同事对他有个评价，这个人实在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但，绝对是一个令人难忘的人。可这种令人难忘好像只有进了雪山才会有。<br /> 从1988年到1993年的5年中，这个等待雪山的王勇峰就是在训练和学英语的生活中度过的，到1993年，他等来了海峡两岸联合攀登珠穆朗玛峰的行动。<br />海峡两岸组成联合攀登队经过了三年的准备<br /> 对于每个登山者来说，攀登世界第一高峰是一个永远的梦。但这个梦对于台湾的登山者来说整整做了十年。<br /> 1982年，台湾曾组织了世界上第一支女子登山队攀登尼泊尔海拔5800米的天霆峰，走向中尼边境的一路上，大家却在讨论攀登圣母峰。圣母峰，这是台湾山友对珠穆朗玛峰的称呼。在这群为圣母峰做梦的人当中，有一个叫李淳容。<br /> <br /> 这是一个爱山的人，学生时代就迷上了登山。她说，山是一本无字的大书，你从中读到的东西取之不尽。你顺利了，她会提醒你别小家子气，放开眼界；你受挫了，她会像最知心的朋友来抚慰你，让你抬起头来。<br /> 在读山这本无字大书的时候，她把10年的梦想交给了珠穆朗玛峰。<br /> 在台湾的登山史上，20世纪80年代曾经是一个活跃时期，曾经登上过新疆境内海拔7546米的慕士塔格峰和印度的莎瑟峰。在印度攀登庇古巴特峰的时候，3名队员不幸遇难，这延缓了台湾登山者的脚步。到1993年，台湾还没有一个人登上过海拔8000米以上的山峰。<br /> 这一次，李淳容选择了和大陆队员合作。<br />
1989年，中国登山协会收到了一封来自台湾的信件，收发室的工作人员很自然地把它交给了登山协会的胡琳。胡琳女士是在台湾读的大学，很多校友还在台湾生活，所以，收发室一见到是台湾的信件，就以为是胡大姐的私人信件了。<br /> 这封信的内容显然在中国登山协会引起了反响。当时，两岸的沟通已经很多了，但联合组队登山还是第一次。<br /> 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李淳容的名字在中国登山协会被大家熟悉了起来。1989年到1993年三年间，李淳容往返两岸十几次。<br /> 在台湾，她最得力的助手是她的丈夫——一位著名的电视导播，曾经告诫李淳容不准再提珠穆朗玛的人，却在三年间支持李淳容筹集资金、组织队伍，直到1993年跟着进了山。<br /> 为了配合这次登山活动，中国登山协会派出了比较强的队伍，当时的中国登山协会副主席曾曙生担任队长，攀登队长是金俊喜，队员是王勇峰、罗申、加措、小齐米、普布、开尊、马欣祥。<br />第一次确定的突顶名单里没有王勇峰<br /> 5月3日，18时15分，高倍望远镜里，大本营发现6号营地正在搭建的第二顶帐篷被高空风卷走了。消息被证实之后，大本营的气氛一下子紧张了起来，这意味着计划全部被打乱了。<br /> 山上一共有8名队员，今夜，他们只能挤在一个六人帐篷里了，这一夜，谁也不可能躺下好好休息了，在8300米的高度，他们要蜷曲着坐一夜，而山上的风力每秒24米，气温是零 <br />下42度。<br /> 挨过今夜也是个开始，帐篷和食品的情况所限，必须要有两名队员下撤了。每一次的登山都会有这样的遗憾，极小的一个细节也会断送整个计划，甚至是一个人的终生梦想。谁将退出登顶的行列？对于任何一个到达8300米的人来说都是一个极限的突破，任何一个人的突破都是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的。这个时刻，无论是对队员，还是对决策者都是一个艰难的抉择。<br /> 至少5月2日晚的大本营是这样的，快11点了，三四个方案都被推翻了。台湾队员很容易确定，无论是高山适应还是体力，都是非伍玉龙莫属，但到大陆队员这里就难了，6个大陆队员都具备登顶的实力，割舍谁都是痛。<br />
所有人的目光聚集在曾曙生身上，他低着头，沉默着，沉默着，一咬牙，说：“抛开一切感情因素，无条件服从全队的需要。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尽最大的力量保住台湾队员登顶。所以，我主张让实力最强的5名藏族队员协助伍玉龙登顶！”这是当年随队记者的实录，这意味着，把所有的力量都放在力保台湾队员身上了。这个决定并不意外，从一开始，台湾队就处于这种被帮助和保护的位置，近两个月的运输、修路、攀登过程中，始终是大陆队员承担更重的工作，到了7790米的高度，大陆队员每人半瓶氧气，台湾队员是每人一瓶氧气。<br /> 但是，这个决定也意味着，等待了5年的王勇峰又要和珠峰失之交臂了。<br /> 李淳容很为这个方案感动，当然接受了。这个时候，台湾队员李城彦冒了一句：“那北京队的王勇峰呢？他的体力和各方面都不差。”<br /> 李城彦在大本营负责山上的行动规划和记录，每个人在山上的表现在他那里都有一个数字化的体现，有一个数字是李城彦根本就不能忽视的。在高山营地，每天别人休息了，还在分物资，整理装备的人是王勇峰，每次运输安排计划的是王勇峰，从6500米往7028米北坳运输次数最多的是王勇峰，他在那条路线上往返运输9次，是所有队员中运输最多的。李城彦说，这样的安排太不讲人权了。<br />豁达和忍耐是王勇峰认为的登山者必备素质<br /> 豁达和忍耐是王勇峰一直认为的登山者必备素质，<br /> 他这样要求自己了，还是要经过历练<br /> 1985年纳木纳尼峰的攀登给王勇峰的考验已经让他意识到登山的严酷性，有时候，这种严酷并不只是来自于暴风雪，来自于高山缺氧，它还来自于很多不可逆的人为因素。<br /> <br /> 纳木纳尼峰，海拔7694米，位于西藏阿里地区，和“神山之王”冈仁布齐峰遥遥相对。1984年，中日组成联合攀登队攀登这座处女峰。<br /> 当时的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给这支队伍题词：风雪磨人。对于王勇峰来说，这次登山活动的确是风雪磨人。<br /> 这是王勇峰和李致新第一次以国家队队员的身份参加登山活动。两个人的不同在于：李致新是以登山的实力到了纳木纳尼，而王勇峰是以他的精神到的纳木纳尼。<br />
1984年，中日联合攀登玛卿岗日之后，国家队要在中国地质大学的队员中选择去纳木纳尼的队员。<br /> 在玛卿岗日的登山活动中，王勇峰的表现不是最出色的，但他还是选上了，因为老师说，他身上有登山运动员们最难能可贵的品质。<br /> 成功攀登玛卿岗日之后，所有队员都要去北京参加庆功会，还要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庆35周年的庆祝活动。这在当时的在校大学生来说简直是无上的荣光。谁不盼着去北京呀。<br /> 可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个意外，一位老师得病住院了。领队老师朱发荣急坏了，他要留下来照顾住院的老师，可又没有人领学生们去北京了。这个时候，王勇峰站了出来，他说他留下来。<br /> 王勇峰是登顶队员，是一定要参加庆功会的，又是那么难得的机会，他好像一点儿也不惋惜，他说，以后机会多着呢。于是，就在其他人到北京在鲜花与掌声之中沉醉的时候，王勇峰在医院给老师端屎端尿一个月。<br /> 后来，推荐队员的时候，朱发荣老师选择了王勇峰，他的理由很简单，登山人的精神比身体素质更重要。朱老师的定论在后来王勇峰的登山生涯中得到了很好的诠释。<br /> 王勇峰身上究竟有一种什么东西呢？李致新每次和陌生人讲起王勇峰，总是要从买羊皮的事儿说起。<br /> 在大学里，因为跑步，李致新和王勇峰慢慢熟悉了，又经常在一起踢球。王勇峰是他们班的主力，李致新也是班里的主力。有一次，他们争球，王勇峰速度快，一绕，就把李致新超过去了，李致新也追不上他，就在后面使一个小绊儿，他“吧唧”一声就趴地上了。趴在地上，王勇峰笑着说：“致新，你跟我来这个？”那个时候，李致新就发现王勇峰是一个豁达不计较的人。<br /> 李致新要说的买羊皮的事儿是在青海西宁，1984年第一次攀登玛卿岗日的时候，他说真正了解王勇峰，是在那里。<br /> 进山之前，他们在西宁训练，同时采购进山食品。<br /> 一天，在街上闲逛的时候，看到了卖羊羔皮的，白白的软软的，看着可好了，从东北来的李致新就琢磨，爸爸妈妈身体不好，可以买回去给他们做衣服，多暖和。<br /> 王勇峰一听，好呀，我帮你问价钱。<br />
“60块钱一张。”<br /> “太贵了。”李致新也不知道应该是多少钱就随口说了一句。<br /> 那人说：“没关系，买不买，先看看。”<br /> 接着又把他们拉到自己住的招待所去看货，李致新有些不想去了，总觉得人生地不熟的，心里不踏实。可王勇峰说，去吧，看看怕什么。<br /> 到那一看，一屋子的羊羔皮，让他们随便挑，可李致新身上还真没带钱，再说，他一琢磨，买也要等下了山再买，不可能买了背着上山呀。就说，等我下次来再买吧。<br /> 那个人说，你根本就不想买吧？50块钱卖给你。后来一直降到30元。<br /> 李致新说，那好吧，我回去拿钱。<br /> 其实他心里更没底了，60块钱的东西一下降到30块，听着心里就打鼓。回去就问老师，老师一听，说绝对不许自己出去买东西。李致新一听，这更不能去了。<br /> 那天晚上，大家正在房间里聊天呢，王勇峰突然问李致新：“还去不去买羊羔皮了？”<br /> 李致新说不去了。他觉得这是一件无所谓的事情。谁知王勇峰“咚”地一声摔门出去了。<br /> 看他气哼哼的样子，李致新也觉得心里有点儿过意不去，但很快就忘了。<br /> 后来在山里时间长了，两个人又经常在一起聊天了。<br /> 玛卿岗日的大本营有又厚又青的草，躺在大草坡上聊天是一件最幸福的事儿。<br /> 每次聊天，李致新都要大吹特吹他的家乡大连。李致新原来是学日语的，后来学英语的时候，他学的第一句英语就是：“Dalianisabeautifulcity！”(大连是一个美丽的城市！)<br /> 那天在大本营草坡上也是在聊美丽的大连。<br /> 在王勇峰眼里，李致新的故乡还挺神圣的，全国多少火车是从大连开出来的，大连的苹果有多好，大连的万吨轮有多棒，他都知道，甚至，他还报考过大连的学校。<br />
这么轻松地聊着聊着，就说起了那天买羊皮的事儿，李致新问他：“那天买羊皮的事，你是不是生气了？”<br /> “是，我是生气了。”王勇峰点点头。<br /> “那你摔门去哪了？”<br /> “买羊皮去了。”<br /> 李致新一听，立即感觉到，眼前的这个同学有着与众不同的东西，他的那种朴实简直是少有的。<br /> 李致新最爱给人讲这段，就是因为，那是王勇峰最真实的写照。<br /> 1984年底，李致新和王勇峰投入了攀登纳木纳尼的训练。这时候，李致新和王勇峰已经是形影不离的朋友了。当时王勇峰正在写毕业论文，李致新每天把饭给他打到宿舍里，到李致新写论文时，王勇峰也是如此。<br /> 他们很珍惜国家队队员这个身份，总想做出个样子来。<br /> 在纳木纳尼的登山活动中，王勇峰是支援队员，负责运输，通常，支援队员登顶的希望不太大，因为把物资、装备都运送到指定营地之后，体力已经消耗很大了，支援队员一般都是待机状态，身体条件允许、天气情况允许时，还可以登顶。可王勇峰却被老队员赶下了山。<br /> 王勇峰当时的任务是，把物资从2号营地运到突击营地，为突击队员做准备。<br /> 突顶那天，雪非常大，背的东西又多，运输根本不是在走路，走一步跪一步，王勇峰生生地是把路跪出来的。<br /> 但是，王勇峰不是突顶队员，把装备运到突击营地后，要回到2号营地待命。<br /> 王勇峰最终也没有等到登顶的机会，老队员怕他太年轻拖了登顶队员的后腿，硬是让他下了山。<br /> 从2号营地到突击营地有多远呢？只有一两个小时的路程。但王勇峰却不能向上。尽管上山的路是他一步一步跪出来的，但还是和登顶无缘。<br /> 下山的时候，他碰上了抢救日本队员的李致新他们，李致新等三个队员是放弃了登顶在救援，王勇峰二话没说，加入了救援的队伍。<br />
回到大本营后，王勇峰一句没说山上的情况，直到队员们都撤下来了，有个老队员难过地抱住王勇峰时，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泪水了，哭得昏天黑地。<br /> 纳木纳尼恐怕是王勇峰一辈子也不会忘掉的地方。<br /> 他一直就认定一条原则：想成为一个真正的登山者，就要做到豁达、开朗、有韧性。但没有想到，这样要求自己了，要真的经受住这样的考验也是需要勇气的。<br />王勇峰认定了：珠峰在等待他，等待他的到来<br /> 在大本营，关于王勇峰的入选成为一个焦点，李城彦坚持认为，王勇峰应该成为突顶队员，他说，台湾队、西藏队和北京队共同登顶才是圆满的结局。<br /> 西藏体委主任洛桑达瓦说，我同意台湾队的意见，拉巴和王勇峰实力差距不大，应该让王勇峰上。<br /> <br /> 曾曙生起身对大家说：“谢谢大家！今晚，首先是我们自己，在登顶之前作了一次超越式的攀登。”<br /> 山上，蜷曲在睡袋里躬身坐着的王勇峰不知道自己的命运曾经拐了个弯，后来，他知道了，只说了一句：还有机会。他说得极其平静，仿佛注定，珠峰就是在等待他，无论到哪一天，等待着他的到来。<br /> 在山上的两个月里，王勇峰已经认识了自己，他每天都比别人要少两三个小时的休息时间，总是最后一个进帐篷，把当天的装备整理好，还要准备第二天的运输，所有的装备要分放在各个背包里，根据队员的实力分配，往往最重的就落在自己背上了。他不是攀登队长，只是一个普通的队员，但却承担了比普通队员更多的职责。<br /> 年龄慢慢大了之后，他总是很怀念1993年在珠峰的日子，那时候，身上总有使不完的劲儿，一根绳子，一个冰锥都不会逃出他的记忆。因为认识了自我，所以他才不怕是否能进入突顶名单，他知道，自己有这个实力。<br /> 当然，在海拔8300米为大家化雪烧水的时候，王勇峰脑子里一片空白。六人帐篷简直要被8个大汉挤爆炸了。他坐在帐篷口，开尊燃起了嘎斯罐，王勇峰往里面加着雪块。一锅水一个半小时才能烧开。<br /> 每个人分到了两小杯开水，藏族队员开始吃糌粑，王勇峰什么也吃不下去，他的嗓子已经肿起来了，嘴裂了很多口子，结着黄色的痂。<br />
喝过了水，大家开始吸氧，每个人的头脑都轻松了起来。加措和王勇峰开始和大本营联络。<br /> 这时，时间已经是零点了。<br /> 李淳容的声音从对讲机里传了出来：“山上的朋友们，感谢你们每一位到达8300米高度的山友。还要感谢山上所有的队友。由于条件有限，我们必须做出一些本不愿意做出的抉择，只能请大家理解。吴锦雄，我要和你先讲，能听到吗？”<br /> 6号营地帐篷里的人都明白，这是要宣布登顶名单了，他们静静地倾听着。<br /> 李淳容继续说：“我们有心痛的地方，但又必须承认你速度慢一些，所以只好选择伍玉龙攻顶，而你明天下撤。我明白，在你现在的高度，每人都有登顶的能力……你能理解吗？”<br /> 吴锦雄说：“理解，理解。”<br /> 李淳容的声音哽咽起来，停顿了很长的时间之后，她说：“望大家都记住这一点，或许最后的成功者只有一两位，但应当感谢后面所有支援的人，这才是登山的本质。我希望登顶者记住这一切都是队友给予的。”<br /> 接着，她让吴锦雄把对讲机交给伍玉龙：“登山者和登山家不同，希望你爬得越高要越谦虚，不要忘了所有队友为此做出的努力，望你做一个真正的登山家。”她在说这段话的时候，也是断断续续说完的。帐篷里一片静默。<br /> 将近一个月的努力终于在这个时候有了答案。很多人在成功面前的放弃都不是纯粹个人的原因，只有真正的登山者才会坦然面对这种放弃。<br /> 老曾和达瓦主任要和加措和拉巴通话，拉巴一直没有出声，他眼睛直直地盯着和他一起下山的吴锦雄，一句话也不说，加措对着对讲机说：“拉巴答应明天和吴锦雄一起下山。”<br /> <br />向突击营地出发前，台湾队员伍玉龙决定退出<br /> 按照计划，5月4日，所有冲顶队员全部到达海拔8680米的7号营地，休息一晚，5月5日早冲击顶峰。<br /> 4日早晨是大家分手的时间，从前一晚和大本营通过话之后，6号营地一直是沉默的，大家一言不发各自睡去了。说是睡，其实都是半坐着闭着眼睛休息而已，拥挤的帐篷里谁也躺不下。<br />
就在大家都起来开始收拾睡袋，准备装备的时候，伍玉龙突然说：“我不能上了，让吴锦雄上吧。”突然的一句话让所有的人都停止了手中的动作，伍玉龙说：“我整夜没睡，背和脚都伸不直，后背还在抽筋。”普布说，已经到了这里，很不容易，要忍耐。王勇峰也说，要坚持，机会很难得。加措盯着他，一句话也不说。帐篷里一下子安静极了。<br /> 每个人都在鼓励、安慰他，也没有什么更多的语言，只是“再忍耐忍耐吧，机会很难得”。<br /> 伍玉龙不说话。帐篷里又是一片寂静。突然，普布说：“伍玉龙不上，吴锦雄你上。”吴锦雄说：“等伍玉龙作决定，如果他不上，再报告大本营作决定。”<br /> 伍玉龙在这个时候做出这个决定确实是令人出乎意料的，能够突破8300米的高度说明你已经具备了登顶的实力了，而且，大本营又配备了那么强的力量来护送台湾队员上山，这的确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但伍玉龙还是放弃了。<br /> 大本营接到山上的报告也感到很突然，李淳容让伍玉龙静下心来祷告5分钟，让他5分钟之后再做决定。5分钟后，伍玉龙的决定没有变。<br /> 李淳容说：“好，这没关系，伍玉龙，你不要有包袱。下撤要注意安全。”<br /> 大本营又问吴锦雄，吴锦雄说：“还是支持伍玉龙上，如果他不上，我就上。不过希望征得藏族队员和王勇峰的同意。”<br /> 他把对讲机交给了加措，加措对着对讲机用藏语讲了几句话。其他几个人都在向吴锦雄默默地点头和微笑。王勇峰已经在帮吴锦雄整理背包了，他给吴锦雄准备了一瓶氧气，让他出发时边吸边走，但王勇峰没有想到，即使是这样，吴锦雄还是没有坚持到7号营地，一路上，他没有限制地吸氧，不仅吸光了自己的氧气，还把王勇峰的氧气瓶拿走了，王勇峰几乎是无氧上了8680米。<br /> 中午12点30分，6名突顶队员向上走。<br />8700米，王勇峰把自己的氧气给了吴锦雄<br /> 通往8700米突击营地的路上，<br /> 王勇峰把自己的氧气给了吴锦雄<br />
5月4日，冲击顶峰行动开始前一天，突击队员从海拔8300米高度的6号营地向海拔8680米的突击营地运动。<br /> <br /> 12点30分，6个人出发离开6号营地。走了没多久就是一片岩石和冰雪的混合地形，开尊在前面开路，普布固定保护绳，齐米观察，加措指挥，王勇峰断后，吴锦雄在一旁等着修路。<br /> 现在，大家的目标很明确，在保证整个队伍的安全前提下，全力保护吴锦雄，他只背了自己的睡袋和氧气，而其他人都背着13公斤的物资。<br /> 在三条保护绳的帮助下，大家顺利通过了这个地段。<br /> 吴锦雄是队里惟一被允许使用氧气的队员，王勇峰和藏族队员只是背着氧气，但不能用。<br /> 翻上了峭壁之后，吴锦雄坐在雪地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气，王勇峰从他旁边经过，示意吴锦雄不要着急，慢慢走。<br /> 可刚一迈步，他感觉自己的腿上有东西在拽，停下一看，是吴锦雄。他用冰镐钩住了王勇峰的腿。<br /> 王勇峰一脸疑惑地望着吴锦雄。大概是伸手钩住王勇峰耗费了体力，吴锦雄喘了半天气，才说出话：“我的氧气用完了。”<br /> 王勇峰也没有想到，吴锦雄这么快就把瓶里的氧气吸了个一干二净。<br /> 他摇了摇头：“不行，这是明天登顶用的，不能给你。”他身上有4瓶氧气，一瓶是他当天要用的氧气。其他的是全队的氧气，这一天，他负责背氧气。<br /> “先给我吧。”吴锦雄坚持。<br /> “就快到营地了，到了营地再给你，再坚持一下。”<br /> “不行，现在就得给我，我坚持不下去了。”吴锦雄不甘心。<br /> 王勇峰不理他了，转身要走。<br /> 吴锦雄再次钩住了他的腿，说：“你还没给我氧气呢。”<br />
“再坚持坚持吧。”<br /> “不，你不给我氧气，我就不走了。”吴锦雄开始耍赖皮。<br /> 王勇峰想了想，取下了自己的氧气瓶。在海拔8000米以上的高度这样做，几乎意味着选择死亡。<br /> “给你一瓶吧。”<br /> 王勇峰背上背包头也不回地往上走了。<br /> 一直到了营地，钻进了帐篷，吴锦雄才把氧气关起来。他冲着王勇峰说：“王勇峰，明天要给我两瓶氧气，否则，我不够用。”<br /> 王勇峰说：“哪有那么多氧气？今晚每人一瓶，明天每人一瓶还不够分的，哪有多余的，本来氧气就不多。”<br /> 吴锦雄急了：“那要想点办法才行，没有两瓶，我肯定是不够的。”<br /> 王勇峰不说话了。<br /> 吴锦雄继续对加措说：“加措，你是突击队长，你该想想办法呀。”<br /> 加措也没有应声。<br /> 这段关于氧气的回忆真实地记述在吴锦雄的书中，《8848的征服与敬畏》，台湾第一人登上珠穆朗玛峰的全记录。<br /> 15点48分，加措报告大本营，到达第一台阶了。<br /> 报话机里，曾曙生大声嘱咐着：“你们一定要一起走，注意互相保护！注意高空风！”<br /> “明白，放心。”<br /> 所谓“第一台阶”也有“黄色走廊地带”的说法。1960年攀登过此地的人这样描述：从颜色上来看，珠穆朗玛峰北坡的岩石有灰褐色和黄褐色两种。今天要通过的地区是黄褐色岩石比较集中的地方。它像一条黄色的带子，从东到西横摆在8200米至8400米的地方，这是过去外国人所说的“黄色走廊地带”。它的黄褐
色岩层差不多从8200米开始，向上一层层排列着，从北面看去，好像一摞平放的书。要想上升，必须随时注意选择台阶翻越走廊的那一层。越过黄色走廊，就接近珠穆朗玛峰的东北山脊了。<br /> 1924年，马洛里和欧文就是在这个高度失踪的。1975年，中国登山队的副政委邬宗岳也是在8500米的高度滑坠的。在悬崖边，他留下了他的背包、氧气瓶、冰镐和摄像机。<br /> 在这里，高寒、峭壁、缺氧、高空风，拧成一股绳，折磨着攀登者，多少人，在这里被击退。<br /> 18点20分，6个突顶队员越过了“第一台阶”，到达了8680米的7号营地。在一块窄窄的岩石上搭起帐篷。<br /> 突击营地，顾名思义，登顶前的最后一个营地了。<br /> 到了这里，任何人都有缺氧的反应。<br /> 虽然只剩6名突击队员了，但还是非常拥挤，大家都半坐在帐篷里，只能把高山靴脱了，两条腿伸进睡袋里。<br /> 开尊和王勇峰在帐篷口为大家烧水，王勇峰机械地运动着，把雪块挪进帐篷，递给开尊，融化之后，再取新的。<br /> 大家谁都不说话，傻呆呆地盯着锅里的雪块。<br /> 突然，开尊把做饭用的铝锅递了进来，传到了加措的手里，加措一接到锅就开始吐了起来，整吐了半锅。<br /> 帐篷里只有三个人在动，加措在吐，王勇峰和开尊在烧水。<br /> 喝了点热水，大家恢复了一些气力，开始和大本营通话。<br /> 曾曙生的声音传了上来：“突击营地的战友们，你们是好样的！今天，你们突破了自己的高度，站在了世界之巅的边上。向你们祝贺，为你们骄傲！我们知道你们此时艰苦到什么程度，请你们好好休息，为保存体力不要说话，打开报话机听着就行了……”他的声音哽咽起来。<br />
吴锦雄要过了对讲机：“李姐……”台湾队友都这样称呼台湾队长李淳容，“你不知道……今天的攀登……有多么难，我，心里难受……”吴锦雄大哭了起来，“所有的藏族队员和王勇峰，都不吸氧，行军时只有我一人吸氧……我感谢他们……我心里难受……他们是背着氧气却不能吸呀！”吴锦雄又哭了起来。<br /> 大本营的李淳容也是泪流满面：“知道了，吴锦雄，所以你要记住这一切！记住大陆队员为攀登做出的牺牲。请让我感谢所有的藏族队员和王勇峰！吴锦雄，明天你要坚持，有那么多好山友和你在一起，你是幸福的人……”<br /> 这时候，报话机里传出了一个稚嫩的声音，王勇峰一听，愣住了，泪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br /> 那是他女儿的声音。<br /> 进山之前，《中国体育报》的记者张健很细心，他去王勇峰家采访的时候，让王勇峰3岁的女儿王颢对着录音机说了一段话，现在，他拿出磁带，交给了老曾。<br /> “爸爸，你好，我想你了，你想我吗？我和妈妈盼你早日回来，妈妈说，祝你登山成功！”<br /> 这声音拨动着王勇峰的心弦，他再也克制不住自己的情感，呜咽起来。<br /> 登山人的意志是坚强的，但登山人的心也是最温柔的，他们善感，也多情，在每个人心中，家庭都是第一位的。每个从山里走出来的人都更爱家，更珍惜那份天伦之乐。<br />突击顶峰时，王勇峰的一只眼睛失明了<br /> 突击顶峰的时候到了，刚出发，王勇峰的一只眼睛失明了<br /> 5月5日，突击顶峰的时刻到来了。<br /> 凌晨4点，大本营开始呼叫突击营地。<br /> <br /> “BC呼叫，BC呼叫突击营地！加措、开尊、小齐米、吴锦雄、王勇峰，听见没有，请回答……”<br /> 山上的3号营地也开始呼叫突击营地。<br /> 突击营地没有一点声响。<br />
5点了，老曾打开手边的录音机，音乐声响了起来：“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1993年最流行的歌儿。<br /> 还是没有反应。<br /> 6点，老曾的嗓子都快喊哑了：“突击组的队员们，今天天气很好，请准备起来化雪烧水。”<br /> 直到7点30分，王勇峰的声音终于出现了：“大本营……听到了，昨天太累了……”<br /> “队员情况怎么样？”老曾问。<br /> “休息不好……放心，不会影响行动。”王勇峰回答。<br /> 王勇峰关于出发的那个早晨是这样回忆的。<br /> 5月5日凌晨，我们6名突顶队员从睡袋里拔出脚，冲击珠穆朗玛峰顶峰的时刻到了。<br /> 这是8680米的7号营地。开尊起来化雪，每人喝了一小杯水，吃了几口糌粑。加措吃了几口就吐了出来。他胃痛难忍，我们都很为他担心，他还能完成登顶任务吗？<br /> 用雪化水很慢，直到9点我们才出发。<br /> 近十年的登山生涯了，我一直盼望着这个机会。这一天终于来了。我不信神，但我希望老天爷保佑，给我们一个好天。登顶的任务完成与否，天气太重要了，尤其是在珠峰。天刚一发白，我就扒开帐篷往外看了看，不错。夜里奇冷，至少摄氏零下30度。一冷，天就好。<br /> 大本营通过望远镜观察着山上的情况，直到6个人全部出发了，还看见帐篷口蹲着一个人，大家费尽心机的琢磨，明白了，是帐篷门没有系好，风吹得一动一动地，以为是有个人。<br /> 这场虚惊很值得，幸亏当时这门没有系紧，否则，王勇峰的一个生还希望就被断送了，他下山的时候，根本没有力气解开帐篷门。<br /> 望着6个小黑点靠近第二台阶，大本营的人松了一口气，但他们不知道，王勇峰的心却在那个时候提了起来。他这样回忆那一天：<br /> 一出发，开尊和普布走在最前面，然后是小齐米和加措，我跟在台湾队员吴锦雄的后面。<br />
这高度真是地地道道的生命禁区，走出没有20分钟，就感到憋气难受。我把氧气调大一些。看见吴锦雄正坐在那边喘气边吸氧，我向他摇摇手，示意他别着急。这时，“第二台阶”已离我们不远。但是，向上攀了没几步，我突然觉得右眼一片模糊，几乎什么也看不见了。我的心不由得一沉，完了，目测不准，怎么向上攀登？一步要是迈错了，就会出事。那么，我的登顶之愿也就无法完成了，生命也受到威胁，怎么办？我一咬牙，马上作出决定：不能告诉任何人，大本营要是知道了，肯定会逼我下撤，就是剩下一只眼睛，我也决不能放弃登顶机会，一个登山队员，一生中这样的机会能有几次？危险，只能靠自己去闯，我相信我能战胜它。横下一条心：死也要死在顶峰上。<br /> 攀登速度明显慢了很多，体力消耗太大。<br /> 12时40分，四名藏族队员首先登上顶峰。<br /> 13时20分，我终于登上了顶峰。激动，使我忘了失明和疲劳。<br /> 10分钟后，来自台湾的吴锦雄也成了世界上站得最高的人。我们拥抱在一起。吴锦雄激动地喊了一声就哭起来。我们拍拍他，亮出了海峡两岸联登队的队旗。<br /> 这时，藏族队员加措看到我今天的氧气又耗尽了，便把自己没用的氧气瓶解下送给我。他和几个藏族队员没有吸氧，是无氧登上了顶峰！我很感激他，他真是救了我，凭着这瓶氧气，按我们商定好的今天下撤到7790米的5号营地，是不成问题的。但谁又能想到呢？在极度的疲劳和顶峰猛烈高空风的冲击下，氧气瓶还没有放稳，就骨碌骨碌滚落到山下去了。我懊悔极了，但也没有办法。这个高度，意外太多了。<br /> 我没有想到，更大的危险还在后面。<br /> 13时40分，我们开始下撤了。一没了氧气，再加上右眼失明，我越来越行动艰难。对于我，氧气在这个时候就是生命。由于缺氧体力极度衰竭，下山时远远落在其他人后面。眼见5位战友离我越来越远，我明白，自己顶多能撤到7号突击营地。<br /> 终于，来到了“第二台阶”的陡壁，这里陡得足有80度，一只眼睛难以判断方位，我更加小心翼翼。挂上下降器后，我一再提醒自己，慢一些，慢一些，别慌，一定要沉着冷静。但是，下到金属梯一半的时候，右脚突然踩空，一个倒栽葱向山下扎去。这一瞬间，我心里咯噔一下，闪过一个可怕的念头：“完了，这下命肯定是丢在这里了。”<br />
因为人在这种情形下就是在海拔低的地方要翻身也是很难的，更别说是在海拔8700米的高处了。只能是在绝望中“垂死挣扎”了。我用尽全身的力气踢甩，右脚在岩壁上乱踢。幸亏我是挂着下降器下山的，我左手本能地紧紧抓住下降器的绳子，很快阻止了下坠，头朝下挂在陡壁上。<br />第二台阶——珠峰对人类最大的考验<br /> 第二台阶，是珠峰对人最大的考验，<br /> 每个在此通过的人都留下人性的光芒<br /> 第二台阶，珠穆朗玛峰海拔8680米的北侧攀登路线上，任何一个登顶者也无法忘记的地方。它横亘在珠峰北坡传统路线上8680米至8700米之间的岩石峭壁，其中一段近乎直立的 <br />4米左右的峭壁立在通往山顶的惟一通途上，这里是通往顶峰的最后一道门，也是一道鬼门关。<br /> 从1921年到1938年，英国人用了17年的时间，七次到北坡侦察、攀登，最终均以失败告终，到达最高的地方就是第二台阶。<br /> 被第二台阶阻退的英国人说：这里没有攀援的支点，横亘着世界上最长的路线，它无尽无边。因此，英国人给北坡攀登路线的定义是：飞鸟也无法逾越。<br /> 1960年，人类第一次攀越此地，中国的登山运动员刘连满用自己的身体把队友送上了第二台阶。<br /> 1960年5月24日12时，四名中国队员站在了第二台阶下，他们是王富洲、屈银华、贡布和刘连满。<br /> 在他们的右侧，立着一块4米多高的岩壁。他们看到：岩壁表面没有支撑点，只有一些很小的棱角，根本无法用于攀登。岩壁上虽然也有几道裂缝，但裂缝之间的距离都在1.5米左右，同样无法用于攀登。<br /> 在王富洲的保护下，刘连满在岩壁上打了两个钢锥。但刚一攀登就摔了下来，连续摔了三次，刘连满伏在岩壁上喘不过气来。<br /> 贡布和屈银华也分别尝试了两次，也都摔了下来。<br />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br /> 刘连满一咬牙，对王富洲说，你们踩着我的肩膀上吧。<br />
刘连满是从消防队借调到登山队的，在这个最危难的关头，他想起了消防队员常用的技术：搭人梯。<br /> 可是，这是在海拔8000米以上的地方，是氧气不足海平面1／3的地方呀。<br /> 刘连满伏在岩壁上，等着队友踏上他的肩膀。<br /> 屈银华流着泪脱下了高山靴。在那样的海拔高度，脱高山靴就意味着冻伤，但屈银华怕踩伤队友的肩膀，还是义无反顾地脱了下来，可刚放上去一只脚，就滑了下来，鸭绒袜子太滑了。<br /> 时间又在无情地滑过，屈银华又脱下了鸭绒袜子。<br /> 他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冻掉了两只脚。<br /> 踩在刘连满的肩膀上，屈银华又打了两个钢锥。<br /> 贡布、王富洲、刘连满都站在了第二台阶上。时间却已经是下午5点了。这个4米高的岩壁耗费了他们整整3个小时。<br /> 继续向上走，刘连满的体力已经不允许了，走一步摔一跤。连睁眼的力气也没有了。<br /> 谁也不知道第二台阶上面还有什么，人类的足迹是在他们脚下延伸的。谁也没有想到，这里离世界最高的地方只有130米了。<br /> 王富洲决定，把刘连满安置在避风的大石头下，等他们回来。为防不测，他们给刘连满留下一瓶氧气。还有兜里的几块水果糖。<br /> 出发的时候，四个人都以为再也见不到对方了，他们是以诀别的心情告别的。<br /> 就是在今天，每每回忆起那个时刻，他们都要泪水奔流。<br /> 5月25日北京时间4时20分，人类第一次从北坡登上珠穆朗玛峰顶峰。<br /> 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回到8700米的时候，眼前居然站起了一个人。<br /> 刘连满看到了他们的身影，一下子站了起来。<br /> 在他的身边，氧气瓶下面压着一张红铅笔写的纸条，上面写着：<br />
王富洲同志：我知道我不行了，我看氧气瓶里还有点氧，给你们三个人回来用吧！也许管用。永别了！同志们。你们的同志刘连满。5.24<br /> 刘连满留下的氧气救了三个登顶的队员。<br /> 后来，刘连满没有留在登山队，而是回到了家乡，在一个工厂里工作，他的生活一直很拮据，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个寡言的老人曾经做过那么惊天动地的事情。<br /> 直到1999年建国50周年的时候，有媒体挖掘出这位老人，人们开始重新了解1960年中国人攀登珠穆朗玛峰时的那段故事。<br /> 在中央电视台建国50年大庆的电视专题片里，年过半百的刘连满流着泪说：没有登上珠峰是我一生的遗憾。<br /> 1960年的损失是惨重的，多人冻伤、两个人截肢。到1975年再次攀登时，第二台阶成了一个攻关课题。于是，有人提出了架梯子的创意。<br /> 现在，北京左安门内大街，中国登山协会的宿舍楼里，还能见到一个铝质梯子，安静地横在楼道里，和它一模一样的一个梯子至今还在珠穆朗玛峰，海拔8680米的地方服役。<br /> 当年，这样的梯子做了很多，完成这个梯子设计任务的人是罗志升。<br /> 进过航校的罗志升当时任中国登山协会后勤部长，一提金属梯他马上想到了飞机制造，那该是最轻的材料。1974年的冬天，他找到航天工业部，被推荐去西安的国营红安公司寻求帮助。<br /> 把情况和工程师吴根喜一讲，很快有了图纸。按要求梯子的重量不能超过2.5公斤。制作时用了专门做飞机机翼的轻合金挤压型的材料。为了减轻重量，吴工在梯子两侧和横梁上钻了很多洞。<br /> 赶制出来的十几副梯子送到了珠峰，它们先在通过冰裂缝和小冰壁时发挥了作用。金属梯被连接4米长时能承重100公斤。<br /> 1975年，金属梯成为那一年的焦点。大本营通过望远镜关注着搭建金属梯的每个细节，当金属梯架设起来之后，大本营一片欢呼。<br />
以后，每支队伍到达突击营地后首要任务都是看看第二台阶的梯子是否完好，并且加固绳索。1960年之后，每一个通过这个险关的人都是踩着这个梯子上去的，它的前身，是刘连满架起的人梯。<br /> 至今，设计了这个梯子的罗志升家里还珍藏着一张照片，登山运动员攀越第二台阶的一个场景，他没有到过那个高度，但他的设计帮助了无数的登山者，他为此自豪。<br /> 当然，罗志升肯定没有想到，当年为控制重量而钻出的那些洞挂住了王勇峰的冰爪，他因此而挂在了梯子上。<br />“王勇峰活着，王勇峰活着”<br /> 用什么样的荣誉换这三个脚指头我也不愿意，<br /> 王勇峰的妻子说<br /> 王勇峰后来已经无法回忆出挂在梯子上的细节了，记忆中最深刻的是，他对自己说：我得活着回去，必须活着。<br /> <br /> 不知过了多少时间，也不知用了什么办法，我自己都记不清了，只觉得上天在帮助我，让我翻了过来。上身终于朝上了。可经过这么一折腾，我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当我爬到海拔8680米的突击营地时，实在没有力气再往下走了。<br /> 我明白，从眼睛到体力，都是因为缺氧造成的。有了氧气，肌体的血液循环加快，一切才能正常。我把惟一的希望寄托在7号营地，我相信那里会有氧气，真有，就是有了生的希望。<br /> 咬着牙，一步一步挪到了7号营地，上天再次保佑：一是营地的帐篷门没有拴，如果拴死了，我的手指尖已经冻伤，就解不开了；二是里面的三个氧气瓶里都有氧气，一个压力120，一个压力50。我一头栽进帐篷，即像饿极了的孩子见到妈妈的奶一样，不顾一切地大口吸了起来。安上调节器吸上氧之后，我才有些后怕。昨天，报话机已经丢失，今天等于一个人下撤。在第二台阶真挂死在那里，或途中滑坠，任何人连我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br /> 吸完氧，才感觉肚子有些饿。但是，我把随身带的防风火柴划了一整盒，也没有划着火。连口水也喝不成了，反正氧气救了命。<br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