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们没有想到，这件看似平常的一件事后来引起了轩然大波。<br /> 成功攀登了阿空加瓜之后，国内很多媒体做了报道，“中国登山家登上南美洲最高峰阿空加瓜”引来了很多读者的抨击，其中不乏激烈的言辞，“连最高峰是什么都没有搞清楚，瞎登什么山呀。”读者来信越来越多，中国登山协会意识到，这个问题必须严肃对待了。<br /> 联系地图出版社的时候，热心的编辑端木先生接待了李致新，看过了李致新收集的各方面资料之后，端木先生还把出版社一张珍贵的藏品地图拿了出来，和李致新带来的资料进行比较。<br /> 地图出版社发布地图信息是根据各国对外发布的资料而来的，在阿根廷之前，玻利维亚就已向世界发布了南美洲最高峰是玻利维亚的汉科乌马峰，虽然汉科乌马峰和阿空加瓜同属安第斯山脉，但他们每一次公布的标高都要比阿空加瓜稍高一些，因此，地图出版社始终都是尊重这一资料的。<br /> 但是，地图出版社还是非常重视这一次在国内引起的争论，出版社特意和玻利维亚驻华大使馆联系，咨询当时的情况。玻利维亚大使馆确定：南美洲最高峰的确不是汉科乌马峰，此前的测量有误差。<br /> 多年的一个悬案有了定论。从此，中国出版的地图，从1995年开始，从地图出版社开始，全部做了一个重要的改动：南美洲最高峰是海拔6964米的阿空加瓜峰。<br /> 两位登山家攀登阿空加瓜而引来的一场风波也由此落定。<br />每个登山者出发时都要穿越60位先驱者的墓碑<br /> 阿空加瓜峰是一座闻名世界的险峰，自1897年1月14日瑞士登山家楚布里根首次成功登上此山以来的近百年间，许多人攀抵峰顶，但也有不少人功败垂成，死在途中。最悲壮的莫过于阿空加瓜脚下的那60座墓碑，就是为这些遇难的人修建的。在世界最著名的最艰险的三大陡壁中，阿空加瓜的南壁位居首位。愈危险愈有魅力，这似乎是登山中的一个法则，但，来的人多，归的人少，这使得阿空加瓜的攀登史成为一部壮烈的英雄传奇史。<br /> 李致新、王勇峰此次选择的路线是阿空加瓜的西北壁，虽然没有南壁那么危险，但路线漫长，尤其是从突击营地到顶峰，高差为1100米，往返需要十几个小时，对于攀登者的体力来说，这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很多人虽然从这条路线上达到了顶峰，却有人因为体力不支而遇难。就在出发前两天，当地的报纸上刊登了一张阿空加瓜遇难者的照片，他头枕着登山包，左腿跷在右腿上，安详地躺在顶峰上。他就是登顶后体力耗尽无力下撤的，这个年轻的美国小伙子，年仅28岁。<br />
阿空加瓜山脚下的60座墓碑中，不知道有多少人的命运如此，那些墓碑上镌刻着遇难者的姓名，但大部分没有遗体。那些墓碑密密麻麻地排列着，每一个上山的人都要穿过这片碑林。<br /> 从阿空加瓜山脚下的小镇出发，需要走两天的时间，才能到达海拔4230米的大本营。第一天的宿营地设在海拔3300米，路程是8公里，要走8个小时。<br /> 大批的登山物资由骡子运输，大家自己背的只是帐篷、睡袋、食品和路上要用的个人装备。就这些东西，每个人一米高的大背包已经是满满当当了，再加上绑在背包上的海绵睡垫，背包的人都被埋在了背包下面。<br /> 刘文彪提起自己的背包掂了掂，足有40多斤。<br /> 他看着大背包有点发愁。出发前，他也每天进行了强化训练，背着五六十斤的书，从1楼爬到13楼，再从13楼跑下1楼，如此往复，一天七八趟。但今天，看着这硕大的背包，他还是有些犯憷，背上40多斤的包走8个小时，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体验。<br /> 他还要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前几天，在加拿大攀冰训练的时候，汽车差点翻了，他的肋骨撞在了一个箱子角上。从那以后，一碰受伤的地方就疼。到了出发这会儿，索性不能大笑，不能咳嗽了，走路都要小心翼翼不能颠着。<br /> 李致新和王勇峰很担心刘文彪的肋骨，一直在问：“怎么样，能上山吗？”对于刘文彪的实力，他们不太担心，毕竟在麦金利已经有过考验了，但刘文彪的伤势他们实在心里没有底。<br /> 刘文彪心里还算有数。出发前一天，他给自己上了一贴膏药，出发的时候，已经感觉好多了。他对着背包绞尽脑汁地想了半天，把所有的东西又都拿出来，斤斤计较地开始精简。毛袜子、毛帽子先拿出去，估计3300米的地方还能抗，头灯的电池由8节减到4节，两支圆珠笔减成一支，两个小药瓶拿掉，倒出几粒药装进一个小塑料袋里……<br /> 领队白建强这会儿已经没有什么选择了，他身材瘦小，且常年坐办公室，平时基本上是没有什么训练的，让他连续不停走8个小时就是个考验了，更何况还要负重。白建强一句话也不说，任由王勇峰把背包背在他的背上。他的包相对轻一些，也就30斤。<br /> 李致新和王勇峰背包的重量要远远超出刘文彪和白建强的，那小山一样的大包他们似乎没有放在心上。<br />
攀登是沿着奥考尼斯山谷向上开始的。山谷两侧陡直的峭壁像两扇打开的门，门的中间是一个清澈的小湖，湖水的四周是嶙峋的石峰，湖水的中央，一座山峰清晰的倒影，那便是阿空加瓜了。抬眼望去，洁白峭立的阿空加瓜南壁顶天立地地盘踞在奥考尼斯山谷的尽头。<br /> 1月份，北京还是隆冬，但此时的南美大陆则是最炎热的夏天，但大家出发的时候，还是都穿着风衣，并不是因为怕冷，而是为了挡风。阿空加瓜的高空风是最著名的，狂风带来的滑坠和冻伤的例子有很多，风，是阿空加瓜攀登者最大的威胁。<br /> 人在山谷中行走，阵风来时飞沙走石，吹得人打晃。奥考尼斯山谷是攀登阿空加瓜的必经之路，无论是走西壁、攀南壁还是上西北，都要先经过这个山谷。<br /> 山谷两侧的峭壁经过常年的风化，不断变成石块和沙土流下来，直堆到山腰间。更有房子大小的巨石在碎石沙土坡上陈列着，有摇摇欲坠之势，制造着一种紧张的气氛。而李致新他们四个人行走的小路就在这些巨石间蜿蜒着。<br /> 一条浑浊的急流沿着山谷奔腾而下，发出隆隆的巨响，一种身体土黄却有着鲜艳毛冠的小鸟，时时在小路边叫着，清脆的鸣叫缓解着人们的心情。<br /> 四个人排成了一排，拄着雪杖小心翼翼地走着。这段路坡度不大，但因为是在乱石之上，大家尤其小心脚下的路，埋头走着。只要偶尔一抬头，总能看到远处的阿空加瓜峰静静地凝视着你。<br /> 慢慢地，四个人拉开了距离。到了小湖前的时候，四个人因为拍照而各成一路。<br /> 李致新、刘文彪和白建强都带了照相机和摄像机，不同的是，李致新的照相机和摄像机总挂在脖子上，随走随拍；刘文彪是只有休息的时候才把这些沉家伙从包里拿出来拍一会儿；而白建强的摄像机则一直都收藏在背包里，休息的时候只是专心致志的休息。在上山拍照搞创作是一件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事情，开始的时候，你会大呼小叫的找角度，之后，你会随便端起相机按一下，再之后，你就连说句“真美”的力气也没有了。<br /> 李致新被这个小湖拖住了脚步，其他三个人出发了一个小时他也没跟上来。而王勇峰已经不知不觉地加快了步伐，很快就消失在碎石坡的背后。四个人散落在乱石之上。<br />
经过了一条小河之后，路开始难走了，有的地方也陡了起来。人们的喘息声粗重起来，脚步开始像电影里的慢镜头了。在这样的路上行走两个小时之后，那条被攀登者踩出的小路把四个人引到了谷底的小河边。这是要跨过的第二条小河。<br /> 水流很急，能听得到河水中石头轰隆隆的滚动声，河上架着一座小铁桥，但年久失修，已经不能过人了。为了寻找过河的地方，四个人转悠了将近一个小时，才发现了一个地方在河两岸的巨石间挂了两条铁索，尽管河水不宽，但若真从这铁索上掉下去也是一件极其恐怖的事情，只要失足落水，结局肯定跟河水里轰隆隆滚动的石头一样。但路只有这一条，别无选择了，四个人颤颤巍巍地上了铁索。<br /> 翻过了一个山脊，又渡过另一条小河，被强烈的阳光照射了6个小时之后，宿营地终于到了。这时候，天也快黑了。尽管累得要死，可谁也不敢歇，搭帐篷、做饭，一通忙活。晚饭就是方便面，里面加了点火腿、葱头和黄瓜。每个人吃得都挺香。<br />30万赞助，就不能给我雇头驴吗？<br /> 1月2日，目标是从海拔3300米的宿营地直上海拔4230米的大本营，上升高度近1000米，路途约20公里，估计要走12个小时，这是非常艰苦的一天。<br /> 因为中途不再宿营了，帐篷、睡袋、炊具就留在了营地，由后面跟上的两头骡子运上大本营。这样，大家的负重都跟着减轻了。李致新和王勇峰的背包也精简到了20多斤，白建强干脆把摄像机都包在睡袋里交给骡子了，背包里只剩下了一壶水和上去之后要换的衣服。<br /> 从宿营地往上走过一个大坡之后，是一大片草地。那些草长得很是奇怪，像坐垫一样一块一块贴着地面生长着，上面密密麻麻地拥挤着一些黄色的小花。放眼望去，满世界都是镶着绿边的金黄色坐垫。到了高原地区，所有的植物都会以自己的方式寻求着生机，它们紧伏地面，逃避狂风的吹袭，更深地吸取土地里的养分和水分。<br /> 这些奇异的花朵让刘文彪兴奋不已，他满心欢喜地坐到坐垫上要留影，坐在金色坐垫上当然是要付出代价的，他嗷嗷地叫着从花朵上跳起来。原来，令人怜爱的小花间竟秘密地藏着无数坚硬的小刺，刘文彪捂着屁股走出了草地。<br /> 痛也值得。再往前去，就是望不到头的平直宽阔的河滩了，寸草不生，四五个小时里，脚下都是一成不变的鹅卵石，两侧则是一成不变的光秃秃的岩壁。这样的路不难走，但枯燥得让人麻木，仿佛一辈子也走不完的样子。<br />
出发没有多久，白建强开始呼哧呼哧喘上了粗气，他跟在王勇峰身后好久，终于开口了：“能不能给我雇头驴呀？”王勇峰现出那一贯迷惑人的憨厚的笑容，声音恳切：“老白呀，这四条腿的东西也贵得太邪门了，还是挺挺吧。”阿空加瓜每年有来自各地成千上万的登山爱好者到这里登山，但他们到达大本营无车可坐，不想走两天的路就得向当地老百姓雇驴。来阿空加瓜登山的注册费并不高，一个人只需要80美元，但雇驴的价格可是贵得惊人，一头驴要价一千美金。白建强心里也很清楚雇驴的事儿没那么简单，就真是雇了，他也得心疼死。可实在是累呀，越走越累，累得人欲哭无泪，白建强对着干巴巴的河滩破口大骂：“我给你们拉了30万的赞助，你们却不肯给我雇头驴。”他骂着，走着，最后，到了大本营，望着峻峭的雪山，他又感慨了：真他妈的美呀。<br /> 王勇峰一直走得挺带劲儿，把后面的人落下足有半个小时的路程。他刷刷地走着，走着，走了四个多小时之后，他所能承受的极限也到了，他认为大本营应该到了，看见迎面走来的下山的人，王勇峰问：到大本营还有多远？那人说，还要走5个小时。他的话像是施了魔法，王勇峰的腿一下软了，看到一块能挡风的大石头时，他把背包一扔，躺在石头旁一动不动了。<br /> 王勇峰的睡姿成了一个诱惑，每个走到他身边的人都模仿着他的样子，放倒了自己。这会儿，能睡上一觉最美。没过一会儿，李致新开始催促起来：“快，快，起来，天黑之前一定得赶到大本营，都起来。”大家不情愿地爬起来，继续走无聊的河滩。<br /> 实际上，该死的河滩很快就到了尽头。走了没有多久，前面又是一条小河，过了小河，就不用沿着河滩走，而是开始上山了。<br /> 当看到一个被掀掉顶子的破房子的时候，就到达了原来的大本营了，那些房子是被暴风雪摧毁的。到了这里就离真正的大本营不远了，但因为最后的一段路是45度左右的陡坡，所以登山者一般都要在这里调整一下，积蓄力量。<br /> 再出发的时候，王勇峰打开了白建强的背包，他要帮他背些东西。往外掏东西的时候，所有人都大吃一惊：他的背包里居然装着很多石头。三个人迷惑不解，问他：装这干吗？白建强有些不好意思了，吭吭哧哧地说：“我看这些石头挺漂亮，就捡起来装包里了。”<br /> 他的话把所有人逗得笑弯了腰：“背着石头上山，有你的。”<br /> 王勇峰看也不看，把那些石头都扔了出去，又掏出一些东西装进了自己的包。<br />在大本营，这四个人成了稀有动物<br />
大本营平坦宽阔，100多顶色彩鲜艳的帐篷花团锦簇般地绽放。将近20支登山队数百人已先期到达。南美这座著名的最高峰早已成为阿根廷的一大旅游胜地，而且是一个相当可观的赚取外汇的来源。最令人惊奇的是，这里为各国登山者提供服务的主力军竟是阿根廷军方，他们可提供直到直升机救援在内的服务，当然，价格昂贵。<br /> 在大本营，来自中国的登山队再次成了“珍稀动物”。<br /> “你们从中国来？”许多不同国度的登山者面露惊奇之色。<br /> 1897年，当瑞士一名登山家历经数月成为第一个站在阿空加瓜峰顶的人之后，迄今为止，已不知有多少人登过顶峰。据说，每年到这里的世界各国登山者有近千人之多。然而，据当地人讲，黄皮肤的中国人到达这里还仅限于10多年前台湾的一支登山队。在他们的意识中，中国人来阿空加瓜登山本身就是新闻。<br /> “中国远征阿空加瓜峰登山队”成了热点，很多人都过来打听这支队伍的情况。当他们知道王勇峰和李致新曾经登上过珠峰、麦金利峰、文森峰时，更是惊奇万分。中国营地成了一个景点，挂满了国旗和队旗的帐篷前总有外国队员扯着李致新、王勇峰他们拍照。<br /> 这样的情景和他们的每一次海外登山的经历都是相同的，每一次面对这样的询问时，他俩的自豪和自尊就会油然而生，每到这个时刻，他们就会感觉自己不仅仅是个登山者，更是一种象征。<br /> 吃过晚饭之后，刘文彪立刻钻进了帐篷，连续的上升再加上到了大本营之后繁重的建营劳动，他的高山反应加重了。<br /> 晚上9点多，王勇峰钻进了帐篷，喘着粗气铺好了睡袋。躺好之后，用头灯照了照刘文彪的脸，觉得不对劲，又用手摸了摸他的额头，大叫一声：“你怎么发烧了？”<br /> “不会吧，除了头疼没有别的感受。我平常也不感冒，怎么会一上山就感冒呢？是不是因为你刚从外面进来，手凉呀。”刘文彪说。<br /> 王勇峰又把脑袋凑过去，脑门碰脑门试了试，“没错，就是发烧了，不会低于39度。”王勇峰说得特别肯定。这语气显然吓着了刘文彪，已经有过多次进山经验的刘文彪很明白在这样的海拔高度感冒的后果，1992年，他和李致新、王勇峰一起攀登麦金利的时候，就在4300米的4号营地亲眼看见一个瑞士人因为肺水肿而遇难。<br />
王勇峰马上坐起来，在帐篷里四处乱翻，找到了一盒康泰克。刘文彪吃了一粒，“不行，不行，再吃一粒。”刘文彪不听他的，“一粒能维持12小时呢。”“那你烧得这么厉害，也不能光吃这个呀。我找兰迪要点别的药。”说完，穿上衣服就出去了。<br /> 帐篷里剩下刘文彪靠在那儿直发呆，想着自己又是受伤又是发烧，他觉得自己运气真是不好，心里灰灰的。<br /> 过了好久，王勇峰气喘吁吁地跑了回来：“快穿上衣服，找医生去。”<br /> 阿根廷人都讲西班牙语，王勇峰苦练而成的英语根本用不上，他找到了达戈，把刘文彪的情况说了说，达戈说，光吃药哪行呀，得看医生。达戈会讲点西班牙语，带着王勇峰在营地转了好几圈，才找到负责人，之后找到了医生。<br /> 医生拿着听诊器在刘文彪的胸前背后听了半天，说很好呀，没什么异常。又拿出体温表测了测体温，37度，很正常，根本没发烧。王勇峰和刘文彪相视大笑。<br /> 看似可笑的事情，在王勇峰身上发生并不奇怪。这大概也是他能成为备受山友尊敬的“Captain王”(王队长)的原因。每个队员的表现、身体、情绪都装在他心里，他默不作声地观察着，不动声色地拿过队员的背包，用些小把戏宽慰那些失去信心的队员。不少山友是因为跟随他的脚步而爱上了登山。<br />一块房子大小的巨石冲向营地<br /> 在阿空加瓜登山，有一种失败是最让人痛心无奈的。常有一些登山队因为帐篷被暴风雪摧毁或是做饭时不小心把帐篷烧掉而放弃登山计划。没办法，阿空加瓜的高空风就是这么厉害。<br /> 为防不测，李致新和王勇峰这次共带了四顶帐篷。到了大本营之后，要先搭两个帐篷。但在两个帐篷怎么搭的问题上，白建强和李致新各执己见。<br /> 大本营在一座石头山峰脚下的缓坡上，缓坡上是一块一块较为平整的地方，各个队伍的帐篷就搭在这些平地上。开始，大家选中了一块大石头后面的平地，白建强说大石头挡风，可以在石头后面做饭。但大石头后面不很宽敞，李致新说搭两个有点儿挤，应该这里搭一顶，往下点再搭一顶。白建强认为两个帐篷分开不方便，坚持在一起，两个人一番争执，最后，白建强获胜。<br /> 这时，和他们一路上来的一个日本小伙子正四处转悠，找扎营的地方，白建强就向他推荐了李致新原本计划搭另一顶帐篷的地方。日本小伙子很感激，说那地方不错，就搭起了帐篷。<br />
第二天一早，帐篷里的人还没都出来，就听到对面山上隆隆作响，一块房子一样大小的石头拖着一股尘烟像轰隆隆的坦克一样，冲着大本营就滚了过来。<br /> 大本营的人先是望着远处，愣着，接着哇哇叫着四散而去。<br /> 李致新刚从帐篷里探出个头，看着巨石滚来，袜子也没穿，光着俩脚丫子蹦跳着往山坡上跑去。<br /> 滚石快到山下时，向右偏了，然后与山腰上的另一块巨石撞在一起，一声山崩地裂的轰响。巨石化做无数碎石，天女散花一般向大本营飞来。<br /> 坡下有七顶帐篷在一瞬间被砸成一片片碎布，一块碎石炮弹一样飞过中国队的营地，将那个日本小伙子的帐篷划了一个大口子。<br /> 滚石过后，四散的人群都回到了原地。真是万幸，被砸的七顶帐篷里没有人，外面的人也没有受伤的，那无数的碎石居然在人缝中全飞走了。<br /> 望着日本小伙子被撕了个大口子的帐篷，白建强满心歉疚。谁知，那小伙子却跑过来一把抓住白建强的手，连声感谢。白建强被小伙子摇晃着手臂，一脸诧异。<br /> 日本小伙子说：“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因为是把帐篷搭在了你介绍的地方，仅破了一个口子，我原来是要搭在坡下的，要是那样，被砸坏的帐篷就是8顶了。”<br /> 他边说边从怀里拿出一架照相机，说：“这是一次性的，质量很好也很轻，适合在高山上摄影，送给你，表示我的感激之情。”<br /> 这天上午，日本小伙子在破了的帐篷前蹲了很久，之后，跟中国队的队员说，他决定下去休息几天，本来他的高山反应就很重，加上这一惊吓，小伙子说恢复恢复再上来。但直到10天后李致新和王勇峰他们登顶回来也没有见到这个小伙子。<br />三个半小时上到２号营地，镇住了加拿大队友<br /> 1月4日，李致新、王勇峰开始向上行动，当天即赶到5400米的2号营地，然后又返回4900米的1号营地。当兰迪和达戈知道李致新、王勇峰只用了3个半小时就从大本营上到2号营地时，惊讶无比，因为在大本营了解到的情况是一般这段行军路程需要8—9小时。<br />
“现在我们才算知道什么是职业登山家了，今后你们俩怎么做，我们就学着怎么做。”兰迪、达戈打心眼里服了。<br /> 所有人的信任在这个时候其实都是一种压力，这其中包括来自白建强对他们的实力无条件的信任。这是国内企业首次出资赞助登山，是中国登山运动与企业联姻的关键的第一步。他们认为这个首次尝试是很运气的，遇到了北辰体育协会这个合作者，白建强在最困难的时候都坚信南美之行一定能成功，并不惜一切代价地为此行走奔波。但也正因为如此，这次登山对于李致新和王勇峰来说，也多了一份以往所没有的压力。他们不仅要登顶成功，还要考虑从宣传的角度，尽可能多地把攀登过程拍摄下来。毕竟已有10年的登山经历了，这10年的经历告诉他们，一个登山者没有任何理由轻视他所攀登的山峰。<br /> 在山下，李致新、王勇峰就和白建强研究了很多次攀登方案，但因为资料不全，又没有亲眼见过这座山，对攀登路线上的事情并不了解，因此，所有的研究和讨论仅仅是纸上谈兵。<br /> 到了大本营，看到了阿空加瓜的地貌特征和攀登路线的情况，他们心里有点底了。<br /> 现在，这里是雨季，气候稳定，极少有雨雪天气，加上猛烈的北风终日不停，早将冬天的残雪一扫而尽，除了背风的南壁是终年不化的冰雪，其他三面都是裸露着陡峭的岩壁和嶙峋的碎石坡。而李致新和王勇峰要走的西北路线，基本上没有冰雪，都是30度到40度的碎石坡。没有冰雪，就少了雪崩、冰崩、流雪、暗裂缝这些危险的潜伏。比较而言，岩石路线的安全性更大一些。不过，阿空加瓜的狂风也不是随便刮的，到了高处，风力常年在10级左右，极易造成滑坠和冻伤，对体力的消耗也是很大的。风大，是攀登阿空加瓜的一个难点，另一个难点是山体陡峭，突击营地最高只能建在海拔5800米的地方，只有那里有一段很小的地方可以建营。突击营地距离顶峰的高差是1100米，这使突击顶峰的路线变得极其漫长，攀登者必须有极好的体力。<br /> 最后的攀登计划是这样确定的。领队白建强留守大本营，其他三个人和加拿大的两个山友分成两组上山，李致新、王勇峰一组；刘文彪、兰迪、达戈一组。按照计划，第二组在海拔4800米的1号营地多休息一天，适应高度。这样，第二组的进度比第一组晚一天，李致新和王勇峰突击顶峰的当天返回突击营地，第二天，第二组再登顶。<br />上山的路上，碰上了有人骑着自行车下山<br /> 从6974米的顶峰直抵4200米的大本营，带着登山镜，顶着鲜艳的红色头盔，满嘴的大胡子和头后的小辫儿迎风飞扬着。这本来是美国登山家坦杰斯在顶峰希望人们看到的一个景象。但事实上，当登山者在
山上碰到他的时候，他基本上是骑几米就扎进岩石堆或是摔倒了，然后，爬起来，再骑。极少的路段里，他和他的自行车急驰而下。<br /> 在前往1号营地的路上，李致新和王勇峰迎面碰上了骑着自行车下山的登山者。这个场景让王勇峰想起了坦杰斯。当年的坦杰斯应该就是这个样子。<br /> 攀登任何一座山峰的时候你都会碰上一些奇奇怪怪的登山者，他们选择了自己最爱的方式去登山，或是因为某种目的而选择一些特殊的方式去攀登。坦杰斯选择这样的方式是为自己的冬季登顶麦金利峰做准备。到1988年，还没有人在冬季攀登上麦金利之后成功返回的。1984年的冬天，日本登山家植村直己完成了攀登，但在他的国家正在为他庆祝的时候，却传来了植村直己失踪的消息。他没有活着下来告诉人们，冬天的麦金利峰顶是什么样子。坦杰斯，这个出生在阿拉斯加的美国登山家要完成这个愿望。<br /> 为了训练自己的体能，坦杰斯三上阿空加瓜。当他骑着山地自行车连滚带爬地回到大本营之后，他又开始准备第三次登上阿空加瓜。这一次，他是带着滑翔伞上去的。在6000米的地方，他休息了一晚，第二天，当云散去的时候，他登上6600米的高度，从山上跳了下来。他像鸟儿一样在空中翱翔了20分钟，飞行了大约6公里之后，回到了大本营。<br /> 这次成功使坦杰斯坚信，自己想做的事情一定可以完成。<br /> 1988年，坦杰斯终于成为第一个冬季在麦金利成功登顶的人。在登山中，安全下撤才意味着登山的完满成功。<br /> 坦杰斯骑着自行车飞驰阿空加瓜是王勇峰在他的书里面读到的。1992年，他和李致新攀登完麦金利之后，他在麦金利脚下买了坦杰斯写的书：《危险的脚步》。他当时正在学英语，想从翻译这本书开始，认识坦杰斯，也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br /> 这会儿，1995年1月4日，行走在阿空加瓜碎石路上的王勇峰忘记了那本书翻译几页了，但想起了书里的这个故事。每每讲起阿空加瓜山路上骑自行车的人，王勇峰总是要感叹一番，高山探险在国外已经发展成了一种充满个性的运动，而在国内，还有很多人不理解，好好的日子不过，花那么多钱去爬山，图什么呀。怎么爬上去，再怎么爬下来，这有什么意义？每当有人这么问他的时候，他都是一脸苦笑。<br /> 直到90年代底开始，国内业余登山俱乐部迅猛发展起来的时候，问这样的问题的人渐渐少了起来。<br /><br />
只有云知道，这种壮丽是暴风雪的信号<br /> 按照原来的计划，5日和6日在大本营休整两天后，7日进入海拔5850米的突击营地。<br /> 可就在6号，B组进驻1号营地。夜晚，阿加空瓜峰顶出现了一块一动不动的蘑菇云。一种不妙的感觉涌上了心头，李致新、王勇峰清楚地记得1992年在麦金利时也曾见过这种云，它预示着一场暴风雪即将来临。王勇峰立即把情况报告给白建强，他听后非常焦急，四处探听天气预报，但都没有准确的消息。<br /> 其他国家的登山者也开始议论纷纷，但都拿不准这块蘑菇云到底会带来什么后果。有个德国人跑来问他们，他们说，这是天气转坏的预兆；德国人也说，他们的智利向导认为两三天内将会有一场特大暴风雪。<br /> 大家的心情沉重起来，真像那位智利向导所说的，登顶计划就吹了。因为根据这里有经验的人讲，阿空加瓜地区这场特大暴风雪至少要使整个登顶计划延滞10天甚至半个月。如此下去，食品、燃料都不够。<br /> 7号下午4时，狂风仍在刮个不停。左思右想后，李致新、王勇峰当机立断：立即实施突顶计划，抢在暴风雪到达之前登上阿空加瓜峰。<br /> 4时40分，他们俩人顶着狂风开始向2号营地攀登，同时也通知先期到达1号营地的B组向2号营地攀登，两个组在2号营地会合。<br /> 晚8时30分，他们到达2号营地。顶着强劲的高空风支起帐篷，钻进帐篷倒头就睡。由于海拔高度上升，大家都有些头疼，再加上疲劳和狂风肆虐，当天晚上休息得并不好。<br /> 8日下午3时，李致新、王勇峰到达突击营地。在那里，为纪念攀登阿峰遇难的德国登山家而修建的几个小木屋已被狂风吹得破烂不堪。在突击营地，当天已有一德国登山老者孤身一人在那里扎营。<br /> 9号清晨7时，只喝了几口开水后，李致新、王勇峰准时开始进行突击行动。<br /> 必须要说，他们的运气真是太好了，这天万里无云。<br /> 100分钟后，他们上到6500米高度，连他们自己也觉得神速。但接着是一个平均坡度40度的岩石碎屑坡，最艰难的路段出现了。走两步滑落一步的情形完全打乱了行走节奏，没想到，这最后400米高度竟花了3小时。<br />
高度近400米，途中全是松散的碎石，像沙地一般，上两步就会下滑一步，体力消耗极大。加上这里海拔已超过6000米，两个人对缺氧的反应很大，全身疲软，头痛眼花。每上升两米，就不得不趴下大口喘息一阵，而在这过程中，又滑下去一米！<br /> 在这一步一滑中，王勇峰右脚的截趾部分开始阵阵疼痛，毕竟才手术三个月。<br /> 山上狂风怒号，呵出的热气瞬间便在羽绒帽贴着前额和两额的边沿上冻结成冰碴。只有咬紧牙关向上攀登，终于走出碎石槽，来到6850米的西北山脊。<br /> 前面山脊的宽度不足一米，风大人站不稳。无法在山脊上行走，否则就会被狂风吹下悬崖。他们选择了在山脊两米左右的地方，顺着山脊前行。这时候，因体力消耗已近极限，加上缺氧反应，感到头昏昏沉沉的，精力已难以集中，只是机械性地一步步向前迈腿。<br /> 翻越过一块巨石后，突然，竖立在顶峰上的标志——一个铅制十字架出现了。离他们不过10米的距离，再有10米，顶峰就在眼前了。所有的疲惫被欣喜一扫而光。<br /> 王勇峰展开藏在怀中的五星红旗，大步流星向顶峰走去。李致新拿出摄像机，记录这个时刻：这时正是12时零5分。中国登山家擎着五星红旗正走向南美洲最高峰。<br /> 从瑞士人第一个踏上此峰到今天几乎整整100年了，中国登山家终于来了。<br /> 在这个登山季节，这几天与他们同在大本营的十几支登山队无一人登顶。<br /> 站在山顶上，远处的云铅灰一样的颜色，迅速涌动翻卷着，好似电脑动画一般地运动着，不是只有云知道，这种壮丽的景象意味着暴风雪快来了，来不及多欣赏一眼，李致新和王勇峰立即下撤。<br /> 下撤不到1小时，眼见狂风裹着乌云向山顶压来。<br /> B组三个人已经不可能登顶了，天气眼见变坏了。<br /> 果然，10日晚，一场特大暴风雪终于袭来。<br /> 11日清晨积雪竟达1米以上，原来裸露的几乎全是风化的岩石山路已被埋没得无影无踪。<br />
李致新用报话机向仍在突击营地待机的B组发出强行下撤的命令。驻扎在2号营地的十几名阿根廷救援军人这时已把所有在2号营地的登山者集合起来，掩护他们集体下撤。<br /> B组三个人在下撤中迷路，差点走向深渊，幸亏李致新在能见度变好的瞬间发现险情，一阵声嘶力竭的大喊，终于把他们引到正确方向。<br /> 在大本营，见到李致新、王勇峰，白建强本来准备好的，在心里经过反复的演说词顿时忘得一干二净，只有拥抱，紧紧的拥抱。<br />出发这一天，李致新的女儿才10天大<br /> 1992年春天的麦金利山遭遇了罕见的暴风雪。两米厚的积雪把来自世界各地的200名登山者围困山中，12个人遭遇不幸；美国头号登山家掉进了冰裂缝，两名意大利人和三名韩国人滑坠身亡。李致新和王勇峰就是在这一年的这个时刻攀登上了北美最高峰，而且，走的是被人称为“死亡之路”的西壁路线。<br /> 1992年，《中国体育报》记者刘文彪的妻子，也是《中国体育报》的记者冥子为丈夫 <br />写了一篇文章《因为山在那里》，刊登在那一年的《读者》上，在文章中，她写到：帮他收拾好行装，抹去眼泪挥一挥手，对心爱的人不说再见。5月艳阳下的麦金利，气温只有零下15度。山势凶险，而他们这一次选择的路线是17条登顶路线中难度最大的。我没有如朋友们叮咛的那样，给他挂上一枚“护身符”；只在每个无月或有月的夜晚，读几页有关山的书。世界著名登山家植村直己的自传就搁在枕边。植村君是在麦金利遇难的，为了打破该山冬季无人登顶的季节禁区，他死在5000多米的一处冰壁上。在我看来，植村君已经成了麦金利山峰上的一个神。读他的书，便是我做的一次“晚祷”——我仿佛听见厚重的钟声在心的深处和谐地震荡。<br /> 这篇文章写在刘文彪采访李致新和王勇峰攀登北美最高峰——麦金利之前。任何一个对山峰知识有一点儿了解的人，谈起麦金利的时候总是要惊呼一声：是去那里呀。麦金利，这个名字就意味着寒冷、惊险、事故。<br /> 然而，关于麦金利的所有这些内容对于李致新和王勇峰他们的妻子来说，都是空白。至少在中国登山队，所有登山运动员的妻子在山峰知识上都是外行，不是她们不想了解，而是她们的丈夫在有意回避这些内容，因为，在那些登山的人看来，知道的愈多，担心就愈多，他们希望妻子把自己去登山只当做像普通人出差一样。惟一和普通人出差不同的是，他们的家人只去接不去送，而且，他们在登山的时候也不和家
人联系，他们说，只要你联系了一天，家人就会天天惦记你的消息，那是一种煎熬。登山人的爱是深沉而无言的，他们用这种特有的方式保护和爱护着自己的家人。<br /> 而1992年5月10日出发去麦金利，是李致新认为最对不起家人的一件事，这一天，他女儿出生才10天。<br /> “伟大的雪山”<br /> 第一次有关麦金利山的记载是在1794年。英国航海家乔治•克安克瓦沿着阿拉斯加海岸线航行时，在北方的水平线上发现了这座“伟大的雪山”，这就是它的最初记录。<br /> 靠近北极圈，开阔的大平原，麦金利山就屹立在那片孤独的大地上。虽然顶峰只有6194米，但周围景象却酷似北极，层层冰盖掩住山体，无数冰河纵横其中，有时候，风速可以达到每小时160公里。在这里，冬季最冷时低于零下50℃，在这里登山如同是在北极探险。世 <br />界著名探险家，日本登山家植村直己就是在1984年冬季攀登此山时遇难身亡，成为麦金利山攀登史上第44位殉难者的。他之后还有山田升。很多知名的登山家攀登的脚步都是在这里终结的。<br /> 如同冥子写的那样，李致新和王勇峰的麦金利之行选择的是难度最大的西壁路线。倒不是他们想如何地创造一个纪录，而是联合攀登队的美国队长就这样确定的路线，传统路线他们已经攀登过了，这次一定要选择难度大一些的。会是什么样的难度？李致新和王勇峰是没有一点概念的，因为，直到来到美国阿拉斯加的小镇科地亚，在机场的候机厅里，他们才第一次在照片上认识麦金利。这时离出发只有一个小时了。<br /> 阿拉斯加本地人称之为迪纳利，意思是雄伟、高大，太阳之家。<br /> 1896年来阿拉斯加探险队的人们给了它新的名字。探险队的威廉姆•迪克认定她是北美大陆的最高峰。他以将要当选为美国总统威廉姆•麦金利的名字命名这座峰。他说，之所以要把这个荣誉给这位俄亥俄州的政治家，是因为他在荒无人烟的山里听到的第一个消息就是威廉姆•麦金利被选为新任总统。<br /> 第二支来到山脚下的白人队伍是美国地理调查队。他们命名了麦金利山周围的地形，如“勘察者冰川”、“罗伯特•马尔德冰川”。<br /> 在这两支探险队之后的岁月里，人们开始试图攀登北美大陆的最高峰。<br /> 但麦金利峰在1913年才被人类征服。<br />
弗里德•里克库克这位参加过罗伯特•皮里的北极探险，并在1903年环绕麦金利山周围的人。在1906年进入麦金利腹地，12天返回后他宣布自己登顶麦金利峰。并在1908年出版了他登麦金利峰的书。不久他的声明就引起人们怀疑。后来人们证实了他的登顶照片是在罗斯冰川上所拍摄，离真正的顶峰垂直距离超过千米。<br /> 没有确凿证据证明库克是否登顶这件事困扰了人们很长时间。1909年11月四位阿拉斯加人坐在弗尔班克的酒吧里议论并嘲笑库克的报道。他们认为那是不可能的，只有阿拉斯加人才能做成这件事。随后他们决定他们将成为真正的第一批登顶麦金利峰的人。<br /> 1910年4月，他们开始了自己的尝试，并用狗把食品和装备运到3352米高的马尔德冰川。不可思议的是他们在没有现代装备，并且不懂如何实施保护的情况下，携带着一根很大的木桩开始攀登。他们为的是使远在山北面150公里的弗尔班克的人们从望远镜中能看到这个标志。1910年4月10日凌晨3点开始出发，威廉姆•泰勒和皮特•安德森花了一天的时间在上升2400米后，登上麦金利北峰峰顶。这段路程在今天看来也得两个到三个星期才能完成。他们在当时所取得的成就，就是在今天也没有几个人能达到。<br /> 尽管这个业绩很辉煌，可他们两个到达的不是真正的主峰。真正主峰是麦金利南峰。<br /> 麦金利的挑战仍在继续。<br /> 一直到1913年，麦金利终于被人类征服，以特德森•斯图克为队长的四人登山队终于在6月7日由队员沃尔特•赫特登达顶峰。赫特是阿拉斯加人、爱尔兰和印第安人的混血儿，赫特虽然没有死在麦金利的暴风雪中，可他却在25岁时和他妻子外出旅行时，船翻后被淹死。<br /> 斯图特只好与他的另外两名登顶队员——哈里•卡斯坦斯和罗伯特•塔特姆共同出版了《麦金利攀登》一书。<br /> 斯图特十分平心静气地描述了在21天的攀登中所观察到的事情：我们大部分时间呆在冰川上，常常被浓雾、寒冷、潮湿以及阴暗所包围。周围陡峭的山上不时传来由不稳定雪层所造成的雪崩的巨响，雪崩前的雪雾经常盖过冰川。在雪崩前没有任何迹象，也不知道雪崩是否可能摧毁我们。<br /> 斯图特还写到他看到了1910年登山队插在麦金利北峰的标志，平息了人们对那支登山队的各种议论。因为他们的标志从弗尔班克是看不到的。<br />
斯图特攀登麦金利峰的路线是从北侧接近山峰，经过马德鲁冰川而到达顶峰。从他们之后的几十年，这是惟一的一条攀登麦金利峰的路线。<br /> 直到1951年，才由布拉德福•华斯伯恩开辟了另一条新路线。布拉德福是波士顿科学博物馆馆长，1942年从马德鲁冰川登上麦金利峰峰顶。1947年又一次和他的妻子芭芭拉(第一位女子登顶麦金利)登顶麦金利。这条新路线从卡希尔特纳冰川开始延伸，现在它已成为攀登麦金利峰的传统路线。<br /> 布拉德福被认为是热爱自然、热爱山峰的人。现今这个区域地图上的许多事物都是由他命名和发现的。<br /> 他说，这是我的理想——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地方像麦金利峰及其周围地区这样美丽，宏大壮观，错综复杂和原始。<br /> 布拉德福所开创的新路线西•巴鲁斯几乎和首次攀登麦金利山一样有意义，因为这条路线使许多人实现了自己的梦想，飞机也是从这里第一次把登山者运到大本营，使登山者们免去了只有长距离行走才能到达大本营的艰辛，布拉德福路线引导着更多的业余攀登者在登山向导的带领下到达峰顶。<br /> 这个划时代的开创，使许多登山爱好者更容易接近这座山峰并登达顶峰。他们一般都愿在春季和初夏这个最佳的攀登季节进行尝试。但有一定登山技术和经验的人们已不愿走这条传统路线。他们认为走这条路线登达顶峰不需什么攀登技术，像上楼梯那样轻松容易。<br /> 从华斯伯恩开创这条传统路线以来，登山运动员们又开创了许多攀登路线，像西壁路线、卡斯因路线。这些路线都比马德鲁路线和西坡路线难度大。人类从不满足，一旦他们到达最高点，就想着用更困难的方式到达同样高度。<br /> 李致新和王勇峰这次要走的西壁路线是攀登路线中比较有名的一条：沿着传统的西坡路线攀升到4号营地之后，拐向更为陡峭和险峻的西侧，那里是因为攀登技术难度大而出名。<br />春末，麦金利的太阳缠绵可爱<br /> 从春末开始，麦金利的太阳显示出它那缠绵可爱的特性。<br /> 早上3点钟就向山上爬来，<br /> 直到晚上11点才恋恋不舍的隐没在地平线下<br />
1992年5月10日上午，科地亚的小机场里，美方队长麦克•辛克莱招呼大家换上鸭绒衣裤、登山鞋，准备上飞机了。他们要乘坐的是一架小型飞机，直接飞往麦金利雪山大本营。<br /> 从文森峰回来之后，麦克和李致新、王勇峰成为生死至交。麦克邀请他们攀登麦金利山。素有中国登山协会五虎将之称的陈建军出任中方队长兼教练员。《中国体育报》记者刘文彪随队采访。<br /> 此刻，天气晴朗，太阳照在身上暖融融的，大家都只穿着薄毛衣；之所以要换上鸭绒衣裤，是因为飞机要在山峰中穿行半个小时才能到达麦金利大本营。这段飞行很危险，如果万一飞机坠毁或迫降，没被摔死也许会被冻死。<br /> 换衣服时，麦克和查克为大家表演了坐飞机时惊心动魄的样子：往窗外一看，嘴巴立即张大了，惊叫一声，紧闭双眼不敢再看，一个劲儿在胸前画十字，过一会儿又偷偷睁开眼睛，又是一声惊叫，又开始画十字。<br /> 大家被逗得笑出了眼泪，这情景让李致新和王勇峰想起了去文森峰坐的小飞机。多少还是有些紧张。<br /> 螺旋桨的山地飞机只能坐三个人，王勇峰、刘文彪和查克第一批出发。机舱的一侧是他们的登山包，一侧是两个小椅子，身高1米7多点的王勇峰、刘文彪坐在里面也觉得窝得慌。驾驶员一再叮嘱大家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帽，安全帽里有耳机，他飞快地说着嘱咐着，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br /> 飞机起飞后10分钟就进了山，完全是在雪峰中穿行。眼看着雪山就迎面撞了过来，一拐弯，就向另一座冲过去了，快撞上了又拐弯了。飞机的两个翅膀像是擦着两侧的山在飞行。但一看飞行员的表情，大家的精神又一下子松弛了，他竟然左顾右盼，嚼着口香糖和查克聊着天儿。紧张的气氛烟消云散了。<br /> 山地飞机在海拔2193米的山脚下平稳地降落了。天气出奇的好，没有一丝云，也没有一点儿风。大本营是个由东北向西南倾斜的雪坡，东北面高处搭着十几顶色彩鲜艳的帐篷，住着来自世界各地的登山者。南面是飞机起落的跑道，插着一溜黑色标志。在大本营已经有100多名分属不同国家的登山队员在这里安营扎寨，热闹得很。为了防止大风把帐篷吹跑，这里的帐篷都搭在深1米左右的雪坑里。<br /> 从大本营算起，麦金利山峰的相对高差近4000米。她给人第一眼的印象是拔地而起，十分雄伟。天气实在是太好了，在大本营祥和的气氛笼罩之下，他们这支只有7人的中美联合登山队的所有成员似乎都感受到一种成功在即的冲动。一边眺望着麦峰，一边说起在麦峰的最快登顶纪录——10天。“我们也许只用一星期就够了吧。”王勇峰对李致新说。<br />
51岁的美国队长老麦克表示赞同。看起来，当医生的老麦克先生比他们信心还足。这让他们好像暂时忘记了自己要走的是西壁路线，在这条路线上曾经有23人成功地登上过顶峰，但是有8人却在下撤的途中消失了。<br /> 因为麦金利临近北极圈，从春末开始，麦金利的太阳开始显示出她那缠绵可爱的特性。早上3点钟它就向山上爬来，晚上11点以后才恋恋不舍地隐没在西面的地平线下，但是天空却未因此黑下来。这个季节，最黑的夜晚，也能清晰地看到群山的轮廓。这个特殊的地理现象，为登山者大大提供了方便。<br /> 李致新和其他三名队员随后到了。听王勇峰说大本营西面那座山是主峰，李致新脸上立刻现出嘲讽的笑：“你再说一遍，哪个是主峰？”<br /> 王勇峰一愣，怀疑地看了李致新一眼，又指了一下那座山峰。<br /> “你小子怎么老是要犯方向性错误？”<br /> 这又让人想起了南极洲最高峰文森峰，那一次就是王勇峰带错了路，他们本来是要登Ⅰ峰的，却上了Ⅱ峰，当然，他们也因此创造了由一峰到二峰用时最短的世界纪录。<br /> “你说哪个是主峰？”王勇峰也心虚了。<br /> 李致新只是笑，不说话。<br /> “快说，快说，求求你了。”这是他们俩一贯的方式。<br /> 李致新这才一指正北面两山之间望出去的一座很不显眼的山峰。这座山峰距离他们很远，看上去比大本营周围的山矮多了。刘文彪说：“看着可不雄伟呀。”<br /> “看着不险，一登就知道了。”李致新说。<br /> 中午阳光充足，气温接近10度。挖雪坑时大家把鸭绒衣裤都脱了，只穿着秋衣还冒汗。等把一切弄好，太阳已经慢慢落到西边山后，气温急剧下降。把鸭绒衣裤都穿上仍冻得不行。风吹到脸上如同刀割，手也不敢伸出来。大家便钻进了帐篷。<br />十年来最大的暴风雪即将来临<br /> 刚一出发就传来了坏消息：十年来最大的暴风雪即将来临<br />
5月10日下午1时30分，中美联合登山队6人起程开始向1号营地进发，记者刘文彪一人独守大本营。<br /> 他们每个人手上都拿着雪杖和冰镐；腰上系着安全带，上面挂着铁锁、雪锥、冰锥、 <br />上升器、下降器；脚上穿着4斤左右又重又大的登山鞋，鞋上还绑着1米长20厘米宽的踏雪板，这是为了不至于在雪里踏得太深。人经过这样的武装已经笨得跟熊一样了，背上还背着个人装备，重40斤左右，装着睡袋、睡垫、鸭绒衣裤、袜子等防寒装备；身后拖着一个塑料小雪橇，上面放着六七十斤重的大包，里面装着帐篷、20天左右的食品、燃料和炊具。小雪橇设计得非常巧妙，雪橇和拖雪橇的绳子之间有一个绳结，它有很大作用，如果前面拖雪橇的人掉进冰裂缝了，后面的雪橇不会跟下来砸在人身上，雪橇会停在冰裂缝边上，不知道是在多少人被砸了之后，人们发明了这个雪橇。虽然很科学，但李致新、王勇峰他们都是第一次用，走起来不是很熟练，雪橇总是会翻倒。<br /> 三名美方队员和三名中方队员各自结组出发。<br /> 通往1号营地的路是一段十分漫长的缓坡。一开始就出现了意想不到的问题。<br /> 他们带的东西太多，越走越吃力，又都穿着鸭绒衣裤，内衣都湿透了。<br /> 一个小时之后，陈建军越走越慢。他本来心脏就不好，又加上出发前照顾重病的老父亲，根本没有时间训练，他的体力显然不行。从大本营到1号营地都是缓坡。4个小时的路才上升60米。这样的坡度对登山队员来说本来是小意思，可路上积雪到膝，他们拖的雪撬又太重，体力消耗非常大，幸亏王勇峰的雪撬老翻倒，使陈建军多了些喘息之机。<br /> 前面的美方队员走了两个小时一直没看到中方队员跟上来，队长麦克很着急，以为出了什么事，一个人下来找。往下走了很远，才看到中方队员正慢慢腾腾地往上挪。<br /> 看到麦克下来找，王勇峰非常不好意思，下来一次要额外消耗很多体力，王勇峰心里不落忍，连说没什么事，让麦克先走。<br /> 美方队员看到中方队员落得太远，没再往前走，一直等着。中方队员上来后。查克问王勇峰是继续走到1号营地，还是就地扎营？这里距1号营地还有一个小时的路，看陈建军实在走不动了，王勇峰说扎营吧。<br />
美方三名队员的体力不如李致新和王勇峰，陈建军很清楚。从1号营地开始，坡度要比今天的路陡得多，他自己也更跟不上了，考虑到会拖累大家，他决定撤回大本营并且一再嘱咐要注意安全，约定每天定时联系一次，汇报山上的情况。<br /> 可是就在当天晚上，一个更坏的消息传来了：“请在麦金利峰的所有登山者注意，11日晚将有一场10年来最大的暴风雪袭击麦峰！”<br /> 5月12日陈建军下山后不久，李致新和王勇峰和两名美方队员也出发了。他们计划当天赶到2号营地。<br /> 他们走了不到一个小时，看到路旁有几个人在挖雪坑准备扎营。这是一支法国登山队，见李致新和王勇峰还要继续上，就拦住他们。说刚从巡逻的直升机上收到预报，一个小时之后，暴风雪就要来了，建议他们赶紧扎营。李致新、王勇峰对麦金利的暴风雪心里没底，不敢再走，停下等美方队员上来。<br /> 美方队员上来后，麦克和查克又向法国人详细询问了一番，决定登上前面一个大坡再扎营。麦克觉得今天走的路太少。<br /> 爬上那个大坡后，开始有细小的雪花飘起来。这里距1号营地还有一段距离，但不能再走。必须赶紧扎营。<br /> 天气预报说这场雪将是麦金利雪山10年来最大的。大家心里都有些发怵，马上七手八脚忙乎着扎营。他们找到一个别人住过的雪坑，李致新、王勇峰把它挖深、扩大，并在雪坑周围筑起了一堵一米高的雪墙。<br />他们像是在往陷阱里走<br /> 一路上，轰隆隆的雪崩声不断，他们像是在往陷阱里走<br /> 5月12日，他们要把一半东西运往2号营地，当天返回，第二天再带着另一半东西上山。上2号营地的路线坡度要陡得多，他们没法一次把所有的东西都带走。<br /> 仍是在山谷中行走，李致新、王勇峰走在前面。雪很大。<br /> <br /> 能见度只有20米到30米，两侧的山全看不见，只听到山上轰隆隆的雪崩声，令人胆寒。他俩越走越怕，总觉得是往陷阱里走，一点安全感没有。<br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