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好天气，他们的攀登将不得不以失败而告终。以往的登山队在厄尔布鲁士峰停留时间在20天左右，当他们遇到坏天气的时候，就到附近的城市旅游，直到好天气的出现。阿里说，厄尔布鲁士峰的坏天气已经持续一星期了，天气能否在12日之前变好，他心里也没底。<br /> 9日，他们开始向突击营地进发，先是坐缆车从2000米的高度上升到3500米，然后又由雪地拖拉机把他们送到4200米。到达营地后，跃入眼帘的是一座由铝板做墙的形似碉堡的巨型建筑物，这个“碉堡”是一个三层楼房，有60间6平方米大的房间，每个房间有4个床位。食堂和休息厅在二楼，面积约50平方米，墙壁上挂满了照片和俄文说明，看样子是前苏联登山史的简介。营地周围下着大雪，能见度20米左右。整个队伍在休息厅里无可奈何地等待着天气的好转。王勇峰和李致新商量，12日之前天气不好怎么办？李致新说，让韩国人先撤，我们等着好天气的到来。<br /> 傍晚时分，天空突然放晴了，厄尔布鲁士峰的主峰第一次出现在眼前。除了它的美丽壮观外，另一种感觉就是伸手可触，上几个缓坡就可到达顶峰。他俩不明白，这么近的顶峰阿里怎么说需要8—10小时的攀登时间呢？他们决定明天突击顶峰，3小时登顶，1小时下撤，中午赶回大碉堡吃午饭。<br />
当他们把计划告诉韩国队长后，遭到他的坚决反对。他说，厄尔布鲁士的天气瞬息万变，它的主要山难就是在暴风雪中迷路失踪。他们必须听从熟悉地形的阿里安排，明天到达4900米高度做适应性行军。王勇峰对韩国队长说，登山计划应随具体情况制定，其第一要素就是天时，抓住了天时就抓住了成功的一大半。还给他列举了攀登麦金利峰和阿空加瓜峰时，如何抓住好天气获得成功的例子，但还是没有说服同样有着丰富登山经验的韩国队长。最后他们对韩国队长说：我们对自己的行动负责。<br /> 和以往的登山一样，突击前夜还是睡不着觉。10日凌晨3时他俩起来开始摸黑做早饭。3时半，韩国队长来到食堂劝他们不要单独行动，他们答应，如果天气不好马上下撤。不得已，他只好同意了。<br /> 4时半，李致新、王勇峰信心十足地离开大碉堡。四周静悄悄的，他俩的脚步声在雪地上发出极有韵律的声音。霞光渐渐出来，厄峰主峰清晰地呈现在面前。为了尽快登顶，他们没按登山常规1小时行军休息1次，而是连续走了3小时。<br /> 大缓坡翻了无数个，可就是翻不完。突击营地倒是离他们越来越远，而顶峰离他们还是那么遥远。事实证明他们的判断出了错。看来要做好持久战的准备了。<br />
这时候，李致新脸上出现了倦容，脾气也变得暴躁了，一会儿抱怨冰镐太短，一会儿抱怨积雪太深，看起来是耍脾气，其实都是疲劳的症状，王勇峰把重的东西放在自己的包里，并且独自承担起开路任务，希望以此来减轻李致新的疲劳程度。<br /> 这段时间，王勇峰的训练没有中断过，可李致新因为公务缠身，身体状况明显不好了。<br /> 韩国人劝王勇峰：“让他休息，咱俩登顶吧”<br /> 在无尽无休的路线上，韩国人劝王勇峰：<br /> 让他休息，咱俩登顶吧<br /> 6小时过去了，大缓坡总算是到了尽头，他们到了海拔5300米的位置：厄峰一、二峰之间的鞍部。此时，李致新脸色发紫，倒头就睡。令人担心的事发生了，李致新出现极度疲劳 <br />。在登山中极度疲劳是造成山难的重要原因之一，攀登者出现这种情况很快就会昏睡过去，导致体温迅速降低而死亡。<br /> 王勇峰给李致新做着工作：“千万别睡呀。”李致新也非常清楚在这里睡觉意味着什么。他说：“我控制不了自己，我就是想睡觉。”<br /> 没有办法，王勇峰只好和他达成协议，只允许他睡20分钟。身体下面垫着背包，两人身上所有保暖的衣服都给他了。李致新睡着了。<br /> 王勇峰在一边冻得来回跺脚，每隔5分钟就去摇摇他，以防他真的睡过去。<br /> 看着雪地上睡着的李致新，王勇峰突然感到了恐惧，如果他走不动，我一个人又无法把他拖回去，该怎么办？王勇峰不敢想下去了。<br /> 20分钟一到，王勇峰赶紧把李致新叫起来问他感觉怎么样。他说浑身发冷，想继续睡觉。王勇峰没有同意，让他伸伸胳膊和腿，准备下撤。<br /> 这时，一名韩国队员跟上来了。王勇峰感到奇怪，他们不是计划今天到4900米高山适应吗？那人说，看他俩在前面已把登顶路线踩出来，韩国队决定今天有部分队员登顶。王勇峰一听，心里算是有了点底儿，李致新真的走不动了，还可请韩国队员帮忙。<br />
看着歪坐一边的李致新，那个韩国队员说，让李先生休息，咱俩登顶吧。王勇峰一听这话，气不打一处来，顿时对这位韩国队员没了好感，并坚决拒绝了他的提议。他一看王勇峰没同意，自己也不敢上，坐在那里等同伴上来。<br /> 王勇峰开始和李致新商量着下撤计划。李致新说：如果撤下去，这次厄峰登顶计划肯定告吹，下一次还不知何时何日再来。他建议王勇峰和那个韩国队员去登顶，他在5300米等着他们回来。<br /> 王勇峰没同意，心想，我登顶回来了，你在这里冻成了冰棍儿了。再说，登七大洲最高峰的目标是我俩9年前共同确立的，并经过千辛万苦，九死一生才熬到今天，怎么能撇下他自己去登顶呢？虽然失去登顶机会心里也难过，但看到这个时候李致新已经脱离了危险，心中又增添了许多安慰。<br /> 正做着下撤的准备，李致新说，现在感觉好点儿了，是不是再往上走走？可这时候王勇峰已经没有了登顶的心气儿，想着李致新的体力能保证走回“碉堡”就谢天谢地了。可登顶的诱惑实在难以拒绝，脚步又不由自主地向上迈去。<br /> 李致新体力的恢复让两个人都看到了希望，抬腿就走却忽略了一件事，李致新垫在身下睡觉的一件风衣被丢在了雪地上，王勇峰本来要把这件衣服留作攀登七大洲最高峰纪念的，却丢在了七大洲的第五站了。<br />
攀登厄尔布鲁士最难的地段就是从5300米处到顶峰，这是一段坡度约30度的大坡。30度的坡度对登山者来说，应该不算什么难度。可对于极度疲劳的人来说，这是一道无法逾越的障碍。经过李致新这么一折腾，王勇峰也开始感到疲劳了。让李致新在前面开路已不大可能，那个韩国人根本就没有在前面开路的打算。若奇迹不出现，登顶的希望几乎没有。<br /> <br />身陷困境时，“上天”总会帮一把<br /> 李致新和王勇峰1983年参加登山以来，无数次的合作，都获得圆满成功，被登山界誉为“双子星座”、“登山福将”。<br /> 王勇峰经常爱引用一位登山家的话：登山的伙伴有时比妻子还重要。这也是他们20年的感受。登山中，对伙伴的信任是成功与安全的根本。登山最忌讳的就是和不熟悉、不了解的人一起登山，会带来无穷的问题和烦恼，现在，越来越多的商业登山已经显示出了队伍简 <br />单的组合所带来的诸多问题。<br />
王勇峰也总说，和李致新在一起登山我的运气总是特别好。在旁人眼里，他们确实是一对天才和汗水的组合，李致新的判断力与决策力无论是在登山过程中还是在生活中都极其鲜明地显示出来，而王勇峰的坚忍和执著都是常人极难相比的。<br /> 当然，他们自己也总结了成功的秘诀：就是每当遇到艰难险阻时，“上天”总会帮他们一把。其实，更应该说，每一次都是他们的决心和置生死于度外的气概感动了上苍。<br /> 也就在他们眼看着登顶的希望一步步远离的时候，眼前一亮。<br /> 前面不远处出现了两位“苏联老大哥”，他们也准备攀登这个大坡。如果老大哥把最后300米路踩出来，他们登顶的可能就不是什么天方夜谭了。看到他们的狼狈样，老大哥当仁不让地承担起最后这段的开路任务。上天又一次拉了他们一把。<br /> 跟着老大哥踏出的脚印，他们一步步向顶峰迈进。<br /> 大坡到了尽头，顶峰已近在眼前。<br /> 李致新不知从哪儿来的一股劲儿，冲到前面当起了开路先锋。<br /> 6月10日，莫斯科时间下午1时26分，王勇峰手中的摄像机出现了李致新和两名俄罗斯人，一名韩国人，在欧洲的最高峰上，厄尔布鲁士峰的最高点上。<br />
乞力马扎罗的雪<br /> 山顶上白雪皑皑，山腰间白云朵朵，山下，辽阔的草原上象群缓缓游动。这就是美丽浪漫的乞力马扎罗。<br /> 1998年1月5日晨7时40分，李致新、王勇峰完成了攀登七大洲最高峰的第六站：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一路上，他们都把这次非洲之行称为“浪漫之旅”。的确，比起珠穆朗玛峰，比起麦金利，比起文森峰，这座山自然环境好，攀登难度低，王勇峰总挂在嘴边的 <br />就是“tooeasy(太容易了)”。然而，谁能想到，就是在安静美丽的乞力马扎罗，在顶峰，他们离死亡竟然只有一步之遥。<br /> 出发前，每个人都复印了一份海明威的《乞力马扎罗的雪》，<br />
大家见了面总要问：豹子到这么高寒的地方来寻找什么呢？<br /> 像接头暗号一样<br /> 1997年11月30日，北京飘起了第一场雪。怀柔水库的岸边很快就白色一片了。中国登山队训练基地就在这个有雪的岸边，是个半岛，一直伸进怀柔水库。<br /> 早上9点30分，李致新、王勇峰带着三个记者开始了第一天的训练。步行25公里，绕行怀柔水库一周。王勇峰说，能不能上乞力马扎罗就看今天大家走的怎么样。<br /> 三个记者里只有我没有进过山，张伟和潘燕生跟随中韩联合登山队攀登过西藏境内的穷母冈日(海拔7048米)，算是有见识的了。<br /> 我们带了5瓶矿泉水、5个鸭梨，统统装进了王勇峰的小背包。他俩看起来特别兴奋，站在院子里不停地大喊：啊！乞力马扎罗的雪。<br /> 沿着大堤，大家边走边聊。那个时刻，突然想起了《阿甘正传》里的那句台词：他们像秤离不开砣，砣离不开秤。李致新不停说着逗乐的话，王勇峰认真地笑着，配合着李致新的笑话。<br /> 王勇峰是一个仔细的人，检查我们的衣服，鞋子，嘱咐我们把拉链拉开，感觉到冷了赶紧拉上去。我们三个像幼儿园里的小朋友，乖乖地站在那儿，让他检查。怎么穿衣服是我们学习登山的第一课。<br /> 出了登山队训练基地没有多远，看见路边一辆白色小面包车陷在沟里了。李致新大声问：“要帮忙吗？”那人摆了摆手，盯了我们一会儿，问：“你们这是干什么去呀？”我一下愣了，该怎么回答？王勇峰说：“走走。”继续前行，我还在想，真的，我们这是干什么去？该怎么回答？<br /> 一个多月以后，在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的攀登路上，太阳猛烈地晒着我的皮肤，仿佛有哧哧的烤焦的声音传出时，我突然又被这个问题定在了路上：我们这是要去哪里？我们这是在干什么？我无法回答自己。能回答的只有一个字：走。如同此刻，绕着水库，从起点到起点。<br /> 按计划，我们要走4个小时。因为有雪，走路变得诗意起来。走过一片浅滩的时候，李致新指着水面大叫：“快，拍一段，有倒影呢。”张伟和潘燕生忙扛起了摄像机。<br />
李致新和王勇峰攀登七大洲最高峰已经快10年了，电视记者跟踪采访这是第一次。这次中央电视台派出了三人拍摄小组全程跟踪，中央电视台体育中心新闻部主任张兴亲自带队，记录这两个中国人正在创造的纪录，还没有一个华人完成这个目标，登上七大洲最高峰。<br /> 在后来的电视专题片中，确实有这一片浅滩：他们的脚步越过浅滩，身影渐渐隐在雪花中，一行行字幕推出来：<br /> 乞力马扎罗是一座海拔一万九千七百一十英尺的长年积雪的高山，据说它是非洲最高的一座山。西高峰叫马塞人的“鄂阿奇—鄂阿伊”，即上帝的庙殿。在西高峰的近旁，有一具已经风干冻僵的豹子的尸体。豹子到这样高寒的地方来寻找什么，没有人作过解释。<br /> 为非洲之行做的准备之一就是我们每个人复印了一份海明威的小说《乞力马扎罗的雪》，开篇的那段引子大家都会背了。见了面总要问：豹子到这样高寒的地方来寻找什么呢？像接头暗号一样。<br /> 其实，关于海明威的小说，我们就对这段引子感兴趣，张伟他们设计在登顶之后，由两个人在顶峰上朗诵这一段，谁能想象，真正登顶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br />
遥远的非洲，遥远的非洲最高峰，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多么神秘的一个名字，以至于在一个月以后，报社的编辑把我从非洲发回报道的标题定为《我亲眼看见乞力马扎罗的雪》。真的，在很多人看来，亲眼看见就已经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情了。<br />我们舍近求远<br /> 我们舍近求远，没有从肯尼亚入境，<br /> 而是选择了达累斯萨拉姆<br /> 1997年12月27日，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我们终于站在了非洲红色的土地上，但乞力马扎罗还在800公里以外的地方，而我们好像已经走了一个世纪了。<br /> <br /> 按照最合理的路线，到乞力马扎罗是应该到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再坐汽车到乞力马扎罗，乞力马扎罗在坦桑尼亚和肯尼亚的交界处，距离肯尼亚只有100公里。但我们却舍近求远了。<br />
在北京准备出发时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我们到达的时间正赶上肯尼亚大选，局势动荡，使馆发来电报：请在这段时间内不要到肯尼亚。这十几个字把整个计划改变了。那天，在李致新的办公室，我们趴在地图上开始找：还能怎么去？<br /> 当时，北京飞往达累斯萨拉姆的路线有两条，北京——巴黎——达累斯萨拉姆；北京——阿姆斯特丹——达累斯萨拉姆，因为回来要去法国采访登山学校，我们选择了在巴黎转机，巴黎飞达累斯萨拉姆的时候还要在瑞士转一次机。预算又超额了，往返要19236元，而飞内罗毕是16000元。<br /> 似乎注定这个旅程要有挫折，12月26日早上，原来准备踏踏实实提前三个小时到机场的时候，10点钟突然接到航空公司的电话：法航罢工，如果要坚持当天走，一定要在一个小时内赶到机场。简直是仓皇出逃的架势，六个人从三个方向集合到了首都机场。<br /> 手忙脚乱赶到机场，行李又超重了90公斤。为大家送行的陈尚仁老先生忙得一头大汗。他在登山协会办公室工作，登山队的每次迎来送往都是他忙活，而攀登七大洲最高峰他也是每站必送。这一次的手忙脚乱让老陈忘了拍照。<br />
四年后，说起这事时，老先生说，每次他俩走都要拍张照片，那时候，不敢说原因，其实是担心他们回不来，留个纪念，从乞力马扎罗开始，山越来越容易了，不拍就不拍了。老先生笑着说出当年的小心眼时，眼睛里满是泪花。<br /> 中午12点，CA933起飞了，飞了一会儿，大家才定下神。也忽然茫然了，前方实在渺茫，第一站是巴黎，之后是瑞士，再以后是达累斯萨拉姆，再以后是乞力马扎罗。无比遥远的起点。<br /> 坐在飞机上，我也不能相信，自己真的要开始这个体验了？<br /> 读者们已经注意到了，作为笔者的我，也加入了登山的行列。需要说明的是，我去非洲很是侥幸。<br /> 中央电视台体育栏目的记者张伟是我爱人，1996年，他和李致新、王勇峰他们一认识就成了朋友，他很欣赏这两个人，也喜欢登山这个圈子，就把我拉了进来。1997年底，有了这次采访任务，他希望我也能参与这次采访，没想到，李致新特痛快就答应了，只要自己出钱，没有问题。和报社一讲，报社领导说，给你时间；钱，自己想办法吧。我也想不出办法，就找爹妈借了几万块钱。当时想，这样很轻松，就当是旅游吧。<br />
当然，后来从山上下来的时候，我已经忘了当时的初衷了，山上经历的一切让我恢复了记者的冲动，下山的第二天早晨，他们还在呼呼大睡的时候，我写完了一篇通讯，当天传回了报社。<br /> 趴在非洲青草上写那篇通讯的时候，我不知道，我居然就这样被山征服了，从此，没有离开过一步，接下去的采访一个接着一个，以至于很多人认为我和我爱人一样，是一个体育记者。<br /> 到今天，巴黎于我的记忆也还是灰色的，因为那漫长的等待。<br /> 巴黎的冬天阴冷而潮湿。我们住在城市的北边，一个新区，叫拉迪方斯，也叫新凯旋门。现在，北京正在建的CBD常常和这个地方做比较，它也是巴黎的一个商务区，但比起北京的中心商务区显得冷清了一些。站在新凯旋门下，可以望见老凯旋门。<br /> 空旷的街道和连绵的雨总是让人提不起精神。我们住在一个公寓里，每天的活动是去附近的超市买食品回来做饭。虽然凡尔赛宫去了，卢浮宫也去了，但大家总是高兴不起来。关于我们要去的地方，没有人提起。也没有谁能说出什么，谁也说不清那个起点会是什么样子。李致新、王勇峰不知道，我们这些连雪山也没见过的人更是连该想点儿什么也不知道了。<br />
只有在圣心教堂那一天，六个人找到了一点快乐。在圣心教堂和艾菲尔铁塔之间有一个小广场，每天傍晚，都有一些人在那里溜旱冰，他们从一个30度左右的坡上滑行而下，沿途设置路障，一路蛇行穿越，我们停在了路边做起了观众。他们一遍遍冲下来，跑上去，冲下来，跑上去。塑料路障不断被撞飞，围观的小孩子们极其崇拜地为他们捡回来，重新放好位置。王勇峰很快加入了这个服务队，像那些孩子一样，守着路障，不停感叹：真棒呀！他崇拜所有术业有专攻的人。在广场上，我们消磨了不少的时间，那会儿像是忘了身在异乡了，飞驰而下的年轻人让我们忘了很多事，忘了我们遥遥无期的起点，忘了我们在忍受等待之苦，忘了我们不可知的未来。<br /> 尽管巴黎的等待之苦刻骨铭心，但比起一年之后在印尼攀登大洋洲最高峰查亚峰时的等待又算得上什么呢？<br />12瓶矿泉水让我们觉得丢人<br /> 看见乞力马扎罗的时候，王勇峰要了啤酒<br /> 终于等到飞瑞士的那一天。六个人好像恢复了思维，开始琢磨在巴黎准备点什么。对于非洲的共同认识让我们决定：带矿泉水。法国依云牌矿泉水。这个在国内惟一了解的牌子。为什么带？怕传染病。出发
前，收集到的所有资料没有能让人放心的，比如艾滋病的泛滥，比如疟疾的横行。饮用水的不洁最让人担心。12月27日，在巴黎还看到一条电视新闻：“ <br />坦桑尼亚霍乱严重。”大家的精神顿时紧张起来。于是，我们带了12大瓶矿泉水上了飞机。但在瑞士转机的时候，这些水真让我们觉得丢人。<br /> 到非洲，通常是在瑞士、荷兰或德国转机，12月正是非洲的旱季，因而，世界各地去旅游的人很多。登机的队伍里，我们的矿泉水显得很扎眼。别人都是一身轻装，神情轻松的好像是去夏威夷，甚至，我们在队伍里发现了几个月的婴儿。尤其是到了达累斯萨拉姆，看见满街的可口可乐广告，我们发现，对非洲的了解是太少了。<br /> 在飞机上，六个人又恢复了沉默。李致新还好一些，王勇峰简直可以说是昏昏沉沉，总是心不在焉的样子。跟他们出来登山我是第一次，这个情绪低落的采访对象一直让我担心自己的工作。但在7个小时之后，我的顾虑烟消云散了。<br />
在飞行了7个小时之后，正是午餐时间，空中小姐说，乞力马扎罗将出现在我们的右边。大约是说的次数太多了，她就那么平平淡淡地说了出来，她不知道，她的这句话对飞机上的六个中国人有多重要。<br /> 我们冲到右舷窗边，每个人占据了一个窗口。李致新的尼康相机，中央电视台的专业摄像机、家用摄像机还有我们各自的傻瓜相机全伺候在窗边。<br /> 乞力马扎罗，非洲最高峰，在一片开阔的草原上安静的出现了。火山口周围白雪覆盖着，清清楚楚地显露出火山口的边缘。<br /> 1889年，德国科学家、登山家汉斯•美亚第一次走上这座美丽的山峰开始，无数人领略了它的风采，并且，从这里开始爱上了登山。<br /> 我们的起点在不经意的时候突然出现了，它的出现扭转了大局。王勇峰兴奋地大叫起来，在山峰移向飞机后方的时候，他要了啤酒，眼睛亮了，整个人也明朗起来。接着，困扰了我们六个人的忧郁烟消云散了。<br /> 实际上，每靠向乞力马扎罗一步，非洲的阳光正慢慢照亮我们每一个人。<br /> 亲热的非洲兄弟<br /> 跟小时候听的相声里说的一样，<br />
非洲兄弟亲热地伸出手来大声叫：“拉非克”<br /> 达累斯萨拉姆在大海的边上。有巨大的面包树，有吃不尽的大虾和螃蟹。我们住在商务处接待处，很像国内的机关大院子。带蚊帐的床，有巨大铁窗的高大房间。一楼大厅的墙 <br />上还贴着发黄的坦赞铁路时刻表。很多中国人对于坦桑尼亚的了解是来自坦赞铁路以及在这里工作的医疗队。<br /> 我们在离开坦桑尼亚的时候拜访了驻坦医疗队，他们的工作地点在一个村子里，门外看起来和普通的居民家没有两样，只是院子门口挂个小牌子。他们的办公室和宿舍全在一个三居室里，客厅就是诊室。我们去那里是为了给张伟看病，他发烧呕吐，很像是得了疟疾一类的疾病，在医疗队，闻着医生们的饭菜味，他吃了一把药。<br /> 再说说我们住的商务处，食堂也是我们在国内熟悉的样子，大师傅问我们这些远行的人想吃什么，我们大着胆子说，想吃螃蟹。他们大笑：在这里这是最没有人吃的东西了。据说他们平时是一桶一桶吃的。<br /> 我和张伟跟着采购的车去了集市，和北京的集贸市场没有什么区别。在大棚里，吆喝着海鲜、蔬菜。我们的出现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他们叫着：嘿，契那，拉非克。我们不由得笑了起来，多熟悉的称呼，像小时候看的电影一样。总是有人过来伸出手，像老友一样，紧紧握住我们的手，亲热地叫“拉非克”。这让人真高兴，就跟相声里说的一样。负责后勤的工作人员说，一定要和他们握手，这很重要。当然，看着那些热情的笑脸，所有关于疾病的顾虑早就烟消云散了。<br />
我们这支队伍在中国使馆受到了欢迎。大使接见了我们，还特意领着我们看望了蔚蓝的太平洋。站在大石头垒起的使馆的后墙边，脚下是青草蔓延的山崖，接下去就是海水了。深蓝色的海水一波一波优雅地起伏着，仿佛在抚慰我们被非洲太阳灼热的心。<br /> 使馆里还有个露天游泳池，这是使馆工作人员重要的娱乐生活，据说，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曾经在这里游过泳。<br /> 使馆的工作人员知道很多关于非洲最高峰的故事，它是非洲最高的山，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独立式山脉。但他们却没有人去过。<br /> 在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馆，曾任驻华大使的萨拉基二亚大使会见了大家，还骄傲地介绍了乞力马扎罗——非洲的骄傲。<br />
乞力马扎罗在当地也叫友谊峰。在赤道以南将近328公里、坦桑尼亚的北部边境。巍峨耸立的山峦离印度洋不远，在一片绵延起伏的平原上，从溽湿的大草原一直到荒凉寒冷的山峰，它是非洲最高的山，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独立式山脉。<br /> 它的高度和占地面积都给气候、植被、动物和登山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它由三个死火山组成：海拔5895米的基博峰、海拔5149米的马文济峰和海拔3962米的希拉峰。<br /> 断裂的大峡谷有着漫长的演变史，在一二百万年之间才形成现在这个样子。今天，乞力马扎罗所在的地方曾经是一片丘陵起伏的平原，只有几座古老残破的小山。100万年前平原由于地压而变形沉陷。地壳下面的熔岩通过裂缝和断层涌到地面，于是，便出现了火山，平原上到处是火山锥和火山口。地面的断裂和沉陷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盆地——乞力马扎罗洼地，至少有三个活火山：奥尔摩洛格、基蓬高托和基尔马，它们喷出的岩浆形成了一个100公里长、65公里宽、3000米高的巨大山脊。这就是乞力马扎罗的前身，大约30公里以外仍能找到当年的痕迹。<br />
75万年以前，乞力马扎罗开始在地层裂缝上的三个主要出口——希拉、基博和马文济生长出来。火山锥经过几千年的堆积最终达到了5000米的高度。50万年以前，希拉变成一个死火山口，不再活跃。基博和马文济则在继续长高，他们的熔岩相互交融，达到5500米的高度。后来，马文济熄灭，很快被侵蚀。基博则继续活跃，产生几股更大的熔岩流。36万年前，范围最大的一次爆发制造出的一股黑色熔岩灌满已经被腐蚀的希拉死火山口，又呈扇形越过马鞍山和马文济山麓，流到北部和南部以远。这种被称作菱形斑岩的熔岩与众不同，因为它是黑色的菱形或钻石状晶体。<br /> 45万年以前，乞力马扎罗开始停止生长。那时候的基博峰高5900米，从那以后，整个山脉开始萎缩。火山仍在断断续续地爆发。在它的蛰伏期，山的形状经蚀刻而成，形成马文济坚硬的山峰和平缓的希拉高原。基博峰日渐平坦，变成以峰顶为中心的梯地和火山口，反复被冰川覆盖和磨洗。约10万年前，一次大型的山崩掀去一部分峰顶，形成巨大的基博峡谷。偶尔才有火山的活动。许多寄生火山口的爆发给乞力马扎罗留下了一片与众不同的、沿东南西北方向的火山锥和火山口。基博峰终于有了自己的最后一次爆发，形成了现在的死火山口、内火山口熔流和灰坑。<br /> 冰川的再一次归来把山脉蚀刻成现在的样子。随着溪水从容流过老化断层块的褶皱，森林便在水源充足的低地上生长，剩下的山地也逐渐被植被覆盖，山形继续在风化，基博峰开始失去自己在冰川时期形成的雪峰。<b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