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峰墓地前李致新为前辈们做了一盏盏小油灯<br /> 珠穆朗玛峰世界最高峰海拔8848.13米<br /> 北纬27度59分东经86度55分<br /> 1988年李致新和王勇峰参加了史无前例的珠峰跨越行动<br /> 5月5日李致新站在了世界之巅<br /> 这两个年轻人没有想到世界最高峰的攀登是实现他们攀登<br /> 世界七大洲最高峰梦想的第一站<br /> 1988年2月，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脚下。<br /> 两个年轻人面对着金字塔一样的山峰，常常一坐就是一天。没有话，风吹过沙砾的声音和呼吸的声音就是全部。<br /> 他们在这里，除去守住零下20度的寒冷，最主要的是守住两辆吉普车、两个帐篷还有一个水泥台子。偶尔会有一些藏族牧民上来看看他们，经常来拜访他们的只有一群野鸽子。<br /> 自从有了这群鸽子，两个年轻人有了一些事情，喂鸽子，听鸽子咕咕咕地聊天。鸽子走了，两个人继续沉默。<br /> 两个人，一个叫李致新，一个叫曹安。两个小伙子把该说的话都说了，快一个月了，这个地方只有他们两个人。<br /> 他们这种寂寞的守候是为了等待一个伟大的开始。<br /> 1988年，人类登山史上最伟大的一次登山活动——中日尼三国双跨珠峰就是从这个守候开始的。<br /> 珠峰墓地前，李致新用罐头盒为前辈们做了一盏盏小油灯，<br /> 照亮他们也照亮自己<br /> 珠穆朗玛峰北侧的大本营通常安置在海拔5150米的平坦的河谷里。<br /> 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珠峰的墓地就紧靠着营地。面对着金字塔一样的珠穆朗玛峰。<br /> 所谓墓地，只是一些石头和石块堆积在那里。不同的是，每颗石头或石块上都有一些字迹不太清晰的名字，那些名字是用冰镐刻上去的，有的，甚至是用石头划写上去的。<br /> 每颗石头、每块石板代表着一个生命。<br /> 珠穆朗玛峰上，安息着近200个登山者，他们的亲人惟一可以和他们亲近的就是抚摩这些石块。<br /> 每一年的登山季节，墓地边会有沉默守候的人，他们望着珠峰，亲人安睡的雪山；珠峰也望着他们，安慰那些思念亲人的心。<br /> 1988年中日尼三国双跨珠峰的营地也是近贴珠峰墓地的。每天，向李致新和曹安他们问早安的就是这些攀登珠穆朗玛峰的前辈。<br /> 前辈们面前是一些空罐头盒还有各种食品袋，那是每个过客留下的敬意的见证。<br /> 1988年3月2日，阴历正月十五，月亮最圆的一个夜晚。<br /> 按照白天清点过的人数，李致新和曹安用空罐头盒做了一盏盏小油灯，对照着墓碑上或清晰或模糊的名字，轻轻排列在墓地前，油灯橘黄色的光芒照亮了两个年轻人的脸庞，也照亮了墓碑上的名字。<br /> 现代登山运动诞生于浪漫的爱情故事，可一旦进了山，你不会有一丝浪漫的感觉。<br /> 阿尔卑斯山上，海拔3000米到4000米的雪线附近，生长着一种野花，人们叫它高山玫瑰。这种植物生长的地方已经接近“高山植物禁区”了，采摘它十分困难。<br /> 传说，很久很久以来，阿尔卑斯山区的居民一直流行这样的风俗：当小伙子向姑娘求爱时，为了表示他对爱情的忠贞，就要克服重重困难和危险，勇敢地登上高山，采摘“高山玫瑰”献给自己心爱的姑娘。<br /> 直到今天，当地居民仍然保留着这种习俗。<br /> 高山玫瑰，那灰白色的花朵实在没有任何惊人之处，但它却把人们引领向群山。<br /> 将登山的起源赋予浪漫的爱情，无论事实如何，人们都是愿意相信这种说法的。<br /> 其实，现代登山运动的起源是这样的：18世纪中期，阿尔卑斯山以其复杂的山体结构、气象和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科学家的注意。
1760年，日内瓦一位名叫德•索修尔的年轻科学家，在考察阿尔卑斯山区时，对勃朗峰的巨大冰川发生了浓厚的兴趣。然而，他没有能力攀登到顶峰上去，于是，在勃朗峰山脚下的沙莫尼村口贴了一张告示：“为了探明勃朗峰顶上的情况，谁要是能够登上它的顶峰，或找到登上顶峰的道路，将以重金奖赏。”布告贴出后，没有人响应。<br /> 一直到26年后的1786年，沙莫尼村的医生帕卡尔邀请当地的石匠巴尔玛，结伴在当年的8月8日登上了勃朗峰。<br /> 一年后，索修尔自己身带测量仪器，由巴尔玛做向导，率领一支20多人的队伍登上了勃朗峰，验证了帕卡尔和巴尔玛的首攀事实。现代登山运动由此诞生。<br /> 在《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登山”的条目采用的就是这种说法。由于现代登山运动兴起于阿尔卑斯山区，所以，在世界各国，登山运动又被人们称之为“阿尔卑斯运动”。<br /> 从现代登山运动的诞生到1988年人类要双跨世界最高峰，已经有200年的历史了。<br /> 在这200年中，人类的登山运动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推广了，从南美的安第斯山脉到北美的落基山脉，从中亚的高加索山脉一直到喜马拉雅山区。<br /> 在这200年中，登山的设备从麻绳、登山杖发展成岩石锥、冰镐、铁锁等复杂的装备，登山的形式也从初期简单方式，即选择容易和安全的路线攀登，开始朝着难度较大的路线挑战的高难度技术型登山发展。<br /> 当然，在这200年中，也有无数的登山者已经在这项运动中献出了生命，仅仅在珠穆朗玛峰上，就有近200具登山者的遗体常年陪伴着无言的冰雪……<br /> 此刻，橘黄色的烛光照射在那些无言的碑石上，提示着他们，眼前这座山峰的历史，也用这光芒指引着他们前行的道路。<br /> 他们并不知道前面的路上会有什么，李致新在心里给自己定下了一个目标：一定要到达8000米的高度。<br /> 他那个时候没有琢磨8000米意味着什么，只是想，进了中国登山队，就得有8000米的纪录。<br /> 但他忽略了早在学校里就了解到的一段历史，人类在19世纪就得出了“8000米死亡线”这个概念。<br /> 1875年，意大利人斯宾内利、赛维尔和蒂桑迪埃乘坐热气球升空。当气球上升到8000米的高度时，斯宾内利、赛维尔当即死去，只有蒂桑迪埃由于气球破裂自动下降才从昏迷中苏醒过来而得救。<br /> 因此，蒂桑迪埃得出结论：人在8000米以上高空，如果不使用氧气，必然会死亡，8000米高空是“人类死亡地带”或称“生物禁区”。<br /> 从实验条件下的测量和理论推算，8000米高空的含氧量低得惊人，只相当于海平面的1／3。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国内外的航空生理学著作都一直沿用把8000米以上高度称为“人类死亡地带”的观点。<br />纷纷扬起的啤酒沫让开营式热闹非凡<br /> 李致新当时没有考虑，突破这个极限会遇到怎样的困难，甚至是生命的威胁。这个年轻人没有想过。<br /> 当然，他那个时候也不敢想，60多天后，他会站在世界最高峰上，而在11年之后，他走遍世界七大洲最高峰。那时候，什么也不会想，能来到珠峰，能参加这个超级行动，已经是幸福了。<br /> <br /> 其实，李致新他们真正能看着珠峰发呆的机会并不多。<br /> 到达大本营第二天一早，看见珠峰清清楚楚立在面前的时候，冬季队的留守人员也欢呼起来，他们整整一个冬季也没有见到珠峰的模样。这一年冬天珠峰地区的天气不好，每天都有厚厚的云层包裹着珠峰，珠峰在一个冬季几乎没有露出过容颜。<br /> 李致新他们2月进大本营的时候，大本营只剩下留守的教练刘大义等三个人了。一进帐篷，刘大义把李致新拉进了自己的被窝，自己坐在帐篷一角抽着烟，开始嘱咐李致新和曹安。曹安当时是从新疆登协借调到中国登山协会参加这次“双跨”活动的，中国方面的人员是中国登山协会的人员和从各地调集的人员共同组成的。<br /> 吉普车是冬季队留下的，因为雪太大，开不出去了；帐篷里存着食品；水泥台子是电视转播发射塔的基座。李致新他们的任务是看护这三样东西。怎么看护，没说，第二天一早大家撤下山的时候，有人说了一句：别让风刮跑了。不知说的是东西还是这两个人，李致新觉得是说他们呢。<br />
珠峰的2月，风有使不完的劲儿，在河谷里一遍遍地翻滚吼叫。大本营建在一片积雪覆盖的平坦的谷地上，谷地东西两侧是中绒布冰川的侧矶，南北两侧是古冰矶小丘。他们的脚下，是150米厚的冰川，被沙砾和雪覆盖着。<br /> 在大本营苦守了一个月之后，李致新和曹安迎来了团圆的日子。大部队上来了，大本营热闹了起来。<br /> 北侧大部队是2月29日从拉萨出发的，拉萨距离珠峰大本营700公里。40辆卡车和10部四驱动的吉普车组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日方准备的70吨物资和中方准备的40吨物资装满了卡车。<br /> 在1987年签署的中日尼三国攀登珠峰协议书中，三国已有明确分工，中国登山协会主要负责中国境内至大本营的准备工作，尼泊尔登山协会主要负责尼泊尔境内至大本营的准备工作，日本山岳会主要负责大本营以上登山活动的准备工作。对于这些分工，日本方面分别给予财政支援。当年的名誉总队长是后来的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br /> 全部人员在1987年就已经基本确定了，南北侧分别由四部分人组成：攀登队、大本营工作人员、电视队、报道队。<br /> 3月3日，北侧中国登山队队长曾曙生带领中国队和物资先期到达了大本营。三天后，日本队和尼泊尔队也到达了大本营。这个时候，南侧队也开始行动了。1988年3月，由中国、日本、尼泊尔三国356人组成的联合登山队，陆续开进珠峰两侧安营扎寨。<br /> 3月10日，北侧大本营开营了。大本营(BaseCamp简称BC，往山上建设的高山营地依次称为：C1、C2、C3……通常在雪线附近会设置前进营地，用以更换和储备技术装备，AdvanceBaseCamp简称ABC)，每次登山活动中，大本营就是所有人的家，所有的物资储备在此，用来进行休整的地方，登山的指挥通常是要留守大本营的。<br /> 建营升旗仪式，中、日、尼不同颜色的国旗依次升了起来。三国登山队员的衣服也分成三种颜色：中国队员按照习惯选择了红色，日本队员图吉利挑选了黄色，而绿色则属登山能力极强的尼泊尔队员。<br /> 三国登山队长致辞之后，大家一起干杯。每个人啤酒罐一拉开，白色的泡沫纷纷向空中喷去，大本营的高度是5150米，气压的变化已经很明显了。纷纷扬起的啤酒沫让开营式很热闹。<br /> 这一天，最低温度是摄氏零下18度，天气晴朗，没有风，在依次排开绿、黄、红三队后的背景是珠穆朗玛峰清清楚楚的雄伟身姿。<br /> 此时的大本营已经很整齐了。队员们从3日就已经开始了整理工作——装备、食品、氧气要分别按照从1号营地直至最后的7号营地的各自储备量进行详细的整理和分装。110吨的物资像是要装进一个大储物间，大本营的工作人员要记住每一样东西的位置和消耗量，甚至，到撤营那天还剩几包咖啡，他们都要做到心中有数。<br /> 这就是人们常常把登山和战争作比较的原因了，乃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每个登山者都是在这些准备工作中开始接受考验的。<br />海拔6500米，李致新无论如何也撒不出尿<br /> 在海拔6500米的营地，李致新蹲在帐篷里无论如何也撒不出尿<br /> 虽然已是3月了，但珠峰大本营没有丝毫春天的讯息。夜里，帐篷里的温度是零下13度，帐篷外的温度是零下18度，白天是零下6度。13日的一场暴风雪吹得帐篷里外都是雪，早上起来的时候，睡袋都变成雪白的了。接着而来的大风更是吹得人站不住脚，厕所也被大风吹垮了。<br /> <br /> 尽管是这样的风，人们却看到了希望。他们用以往的经验鼓励着自己：最多刮到20号，一到月底风就停了，这是春天的先声。<br /> 3月11日，日本队的山田升、尼泊尔队的昂•拉巴克和中国队的帕孜力就带着72头牦牛往前进营地出发了，当天就到达了海拔5500米的1号营地。第二天到达2号营地。<br /> 北侧登山线路的设计是建立7个高山营地。<br /> 登山的方式有几种，阿尔卑斯式和极地式，中国人通常采用的方式是极地式，建立高山营地，把物资逐个从营地运送上去，在运送物资的过程中，提高登山者的高山适应性。通常，第一个高山营地也叫前进
营地，用途相当于大本营，用来缓冲，简称ABC，登达顶峰前的最后一个营地通常叫作突击营地。<br /> 3月13日，他们被大风吹下了山。15日，又有队员带着92头牦牛向山上前进。前进营地建不好，大部队是根本无法出发的。<br /> 3月16日，北侧的第一次行军开始了。每个队员背负十多公斤重的物资，沿着东绒布冰川，开始第一次适应性行军。天阴沉沉的，寒风夹着雪粒朝登山队员劈头盖脸打来，本来就因缺氧而呼吸艰难，一张嘴又被风和雪塞满，恨不得噎人断气。<br /> 走出巨石累累的河谷，又钻进层层叠叠、排山倒海般的冰塔林——那冰蘑菇、冰芽、冰锥、冰洞、冰湖，泛着幽幽的绿光，景色无比奇美壮观，但每个人都不敢掉以轻心。海拔5600米的一段路上冰川活动剧烈，道路很陡，常常突然有巨石从两旁山坡滚落下来，非常危险。前进时都十分小心，有好几处要跑步通过。有几次遇滚石袭击，因躲避及时，才幸免于难。<br /> 1960年，人类第一次从北侧登上珠峰的时候，这个冰塔林就曾是一个难题。<br /> 当时的随队记者，新华社记者郭超人这样记述道：<br /> 几座巨型冰塔并立在一起，像一道高峻的城墙一样堵住人们的去路。在冰塔林的上方，露出几条曲曲折折幽暗的裂缝。看来，这是惟一可以穿越的路线。但是，当人们踏上冰塔对裂缝进行进一步的观察后，才发现这里正酝酿着一场巨大的冰崩。很显然，从这里强行通过是极其危险的。队伍暂时停下来，开始寻找一条更安全的路线。正在这时，队员们在冰塔下的蘑菇石上，发现了一个奇怪的标记。大家围了上去，原来在石头裂缝里放着一张纸条。这是走在大部队前面的副队长许竞带领的侦察组留下的。纸上用红笔写道：“危险！冰崩地区。攀右侧山嘴绕行，切勿停留！速去！速去！”抬头观看，果然，在右侧一座十几米高的雪坡上，侦察小组用冰镐在冰雪上刨出了一级级整齐的台阶，修出了一条小路。沿着这条小路行进不久，登山队员们就到达了海拔5900米的第二号高山营地。<br /> 毫不夸张地说，所有山峰的资料都是前人用生命测量出来的。<br /> 不久，李致新他们就又遭到一场暴风雪的袭击，只见狂风呼啸，飞雪飘扬，不得不在大风雪中安营扎寨。呼啸着的狂风与他们处处作难，刚扎住帐篷的一个角，就被大风掀开，于是十几个人共同合作，钉死一个角后，再钉另一个角……<br /> 海拔5500米、6000米和6500米处建立起的1、2、3号营地都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建起来的。然而暴风雪丝毫没有停止的趋势。<br /> 就在19日上午，1号营地的五顶帐篷被一股强烈的暴风撕成碎块；下午，3号营地也有帐篷被狂风撕毁。队员们被冻得瑟瑟发抖，连呼吸也非常困难。只好钻到其他未被撕毁的帐篷内躲避暴风雪，好些天被困在里面动弹不得。<br /> “那风吹得人烦躁不堪，简直要发狂，怒不可遏。”所有困在帐篷里的人都有这样的回忆。<br /> 困在帐篷里，李致新碰到了登山以来第一大难题，他撒不出尿。<br />这么年轻就有这机会，一泡尿有什么呀？<br /> 在高山上上厕所不仅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而且还有危险性，厕所修在营地附近，一般在营地和厕所之间要拉上绳子，防止迷失方向；在天气极其不好的情况下，人也是能被风刮跑的。高山营地通常都不大，大多会建在山脊上，所以说，上厕所是有危险的。<br /> 而此刻，风太大了，堵在帐篷口，谁也不会为这么点小事去和暴风较劲，但就是这么点儿小事难住了大小伙子。<br />
和李致新一个帐篷的是北侧攀登队长宋志义，一个有着8000米经验的老登山运动员。他说，拿个罐头盒不就解决了。老英雄可以，小英雄可办不到。李致新为这泡尿急出了一身汗。<br /> 在登山方面，李致新一直认为自己有天赋，这是他学生时代第一次攀登玛卿岗日山的时候就发现了。<br /> 玛卿岗日山又叫积石山，以往人们都称之为阿尼玛卿，它坐落在黄河上游以北，青海境内，是东昆仑北支的布尔汗达山脉最高峰。最高峰区域——玛积雪山，由十多座雪线以上的雪峰组成，主峰玛卿岗日峰海拔6282米，二峰海拔6268米，最早攀登上此峰的是由北京地质学院师生组成的登山队，他们在顶峰上留下一张从勘探日记本上撕下的纸，上面写着：“为了祖国的荣誉，为了高山科学事业，胜利登上此峰。”<br /> 在当时，地质院校的学生们攀登玛卿岗日峰是具有科考和登山双重意义的。同在武汉地质学院水文系读书的李致新和王勇峰一同加入学校的登山队就攀登了玛卿岗日山。<br /> 那时候的登山装备很简陋，穿的是老式的登山靴，又沉又硬，也没有下降器，还要自己用绳子打抓结，以达到安全下降的作用。就在这么艰苦的登山活动中，李致新发现了自己的一个特长：生火，做饭。<br /> 他对自己的自信心大增，发现自己和山挺默契的，高山适应很快，干起建营地、做饭这些事一点儿不烦，还挺有乐趣。在玛卿岗日，他还露了一手：拔丝地瓜。从前只见过，在山里也是初试身手。当然，程序是对了，但丝儿没有拔出来。大家拿他开心：这哪是拔丝呀，大连水果糖嘛。这成了登山队的一个典故。<br /> 被戏称为“大连水果糖”的李致新认为，要论登山中的苦自己没有吃不了的。在库拉岗日，他，王勇峰还有三个新队员把1200公斤的物资从4900米背上了5800米。<br /> 可没有想到，登山的苦，他只见识了那么一点点。珠峰的环境这么恶劣，完全超乎了他的想象。<br /> 但是，要忍着。在登山中，谁是天才？忍是天才。<br /> 李致新不相信自己挺不过去，他和王勇峰经历了“无业游民”才进了国家登山队，来珠峰是那么来之不易，有什么不能忍的？<br /> 在中国地质大学(原武汉地质学院)念到大四的时候，他们俩已经参加了玛卿岗日Ⅲ峰(海拔6090米)、Ⅱ峰(海拔6268米)和纳木那尼峰的攀登活动。1986年，一晃与山打了两年交道，正是面临毕业分配的时候。
他们那时的愿望是把自己的一生献给群山。由于当时国家登山队招收正式队员有困难，他们就要求分配到武汉地质学院在北京的研究生部，这样能离国家登山队近些。<br /> 就像现在中国登山队里的很多年轻人一样，当年他们放弃了所学的专业，守候着国家队，只等一声召唤。<br /> 1986年1月6日，李致新和王勇峰坐上了武汉到北京的火车，王勇峰还特意穿上了父亲送他的呢子大衣。他们憧憬着新的生活，跟随中国登山队攀登一个又一个的雪山。<br /> 两个年轻人绝对没有想到，1月7日，他们站在北京站的时候，已经成了“无业游民”了。由于一些阴错阳差的原因，北京的研究生部说暂时不能接收了。他们俩傻眼了。<br /> 揣着自己的户口本在北京晃的滋味很难受，甚至想过口的出路，李致新准备去新疆贩羊皮，他喜欢那个地方，王勇峰想留在北京卖大碗茶。<br /> 正在万分沮丧的时候，日本登山爱好者“拉”了他们一把。1986年，日本神户大学登山队打算独立攀登中国西藏海拔7538米的库拉岗日峰，请中国登山协会联系高山协作人员。<br /> 李致新和王勇峰一听，自告奋勇去当背夫，这样总算能与山亲近了，总算是没有白白地晃在北京。<br /> 所谓高山协作人员，常被人们戏称“高山牦牛”，就是像牦牛那样把物资背到高山营地上。整整一个月，他们每天把小山一样的背包背上营地，然后看着队员往山顶走。<br /> 15年之后，当年的日本队长见到他们还能准确地叫出他们的名字，那时候的印象太深刻了。老先生当年对自己的队员挂在嘴边的话是：坚持坚持，能做成大事。现在，见到了当年的年轻人，他很感慨，果然，坚持坚持，能做成大事。<br /> 他们在山上是拿自己的性命做赌注，当时他们不属于任何一个单位，一个机构，只是中国登山协会的临时工而已。<br /> 赖在北京不走，终于达到了目的，同年他们被中国登山队正式招进门下。<br /> 之后，他们俩一起参加了震惊世界的中、日、尼三国联合跨越珠峰活动，李致新是四名登顶的中国队员中惟一的汉族队员，王勇峰作为南侧队员也上到8100米的高度。从此，他们的登山活动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br />
想着这么年轻就能赶上攀登珠峰的机会，一泡尿有什么呀？<br /> 其实，每一个所谓具有高山适应性的人都是从这些生活细节开始适应的，无论是上厕所还是吃饭、刷牙、洗脸这些生活中稀松平常的小事儿，到了山里都是大大的难题。很多人发现自己能登山是从可以坚持一个月不刷牙中发现的。<br />能赶上珠峰南北大跨越是每个人的幸运<br /> 世界上，不可能再有一个可以和喜马拉雅山相匹敌的山系了。数千座6000米以上的高山聚集于此，世界上14座8000米以上的雪山10座排列于此。喜马拉雅，雪山的故乡。任何一个来这里攀登的人都是满心感动与崇敬的。<br /> 群山之中，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从来都是人们渴望亲近的地方。<br /> <br /> 1921年，英国人向珠穆朗玛峰的中国一侧派出了第一支侦察队。从此，人类探索珠峰的历史开始了。1921年的这支队伍勘察了珠穆朗玛峰的北、西、东三侧，并且攀登上了东北侧的北坳，选定了第一条攀登路线：东北山脊。第二年，登山队登上了海拔8326米的高度。海拔8326米，这是当时人类所达到的最高点，距离顶峰只有500米。<br /> 英国向珠穆朗玛峰派出第一支侦察队的1924年，又派出第三支登山队，这一次到达了海拔8570米的高度，再次创下人类的最高纪录，但依旧没有登顶，这次攀登留下了著名的“马欧之谜”，队员马洛里(Mallory)和欧文(Irvine)在攀登中不幸遇难。<br /> 马洛里给人们留下的一句名言至今还在传诵，人们问他：“你为什么要去登山？”他回答：“因为山在那里。”<br /> 除了这句名言之外，他和伙伴欧文还给人类留下了一个谜题：他们究竟是登顶之后失踪的还是结束在攀登的途中？<br /> 在队友的望远镜里，马洛里和欧文留下了攀爬的最后身影，一阵云雾飘过来，他们便永远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了。在山上，云就是风，就是暴风雪。山下看来轻柔缥缈的一片云在山上却能夺去人的性命。<br />
马洛里，那个和队友在珠峰帐篷里吟诵莎士比亚名句的登山家究竟有没有站在世界之巅？这个问题让人类不停地寻找答案寻找了76年，直到1999年，由美国人和德国人组成的马洛里—欧文搜索队在珠峰北侧海拔8100米的地方找到了马洛里的尸体，这个谜题依旧没有答案。<br /> 马洛里之后的15年里，英国人又对珠峰发起了四次挑战，均以失败告终。留下了无数对珠峰骇人听闻的评价，诸如：这是连飞鸟也无法逾越的地方。<br /> 当然，七次挑战的收获不止这些，人们对喜马拉雅山脉的认识也在一次次增多。最大的收获是：证实了人类能够承受海拔8000米以上的缺氧环境。最大的发现是：源于藏族的夏尔巴人在作为高山搬运工方面有超人的素质。也是在这种发现中，人类确立了极地登山法，即，把登山物资向各个营地运输，步步为营的登山方法。<br />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北侧山峰停止对外开放，而尼泊尔却在1949年建国并对外开放珠峰南侧的攀登，从此，南侧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活动开始兴起。<br /> 尽管英国在1950年和1951年相继派出了以德玛和希尔顿为队长的两支侦察队对南侧进行侦察，但第一张登山许可证却是瑞士队在1952年获得的。他们经南坳开辟了东南山脊的路线，在春秋两季进行过两次突击，最高到达8595米，还是创造了一个新纪录，最终力竭而退。<br /> 大约是上天感动于英国人对珠穆朗玛峰的执著，1953年，英国人终于获得了在南侧向世界最高峰挑战的机会，在队长琼•哈顿的指挥下，队员希拉里和丹增于5月29日终于登上了世界最高峰。<br /> 这是一次历史性的胜利，队长哈顿和队员希拉里因此获得了爵位封号，丹增也成为尼泊尔国民英雄。支持他们通向顶峰的正是那些默默无闻的夏尔巴搬运工，当然，也是丹增，为夏尔巴人树立了一个优秀的形象，使得以后的每个攀登者都义无反顾地相信夏尔巴人，正是这种信任使得珠穆朗玛峰南侧的攀登成为当地一个稳固的经济来源。<br /> 1960年，中国人首次从北侧攀登上珠峰以后，人类终于实现了最初的理想。从此，珠峰的魅力一天强似一天。<br />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希普顿曾经说过：珠穆朗玛峰被人们登上去以后，人们就可以去攀登自己所喜欢的山了。可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人们变换着各种方式来试探这个独一无二的世界之巅。<br />
从1970年开始，世界各地的登山家们掀起了一股攀登喜马拉雅大岩壁的热潮，先是英国队攀登安纳普尔纳南壁成功，接着德国队攀登南迦帕尔巴特也获得成功。而日本山岳会在珠峰南侧传统路线登顶成功的同时，也在试探着珠峰的西南壁，这是珠峰最难的路线。但从1971年开始的四年里，还没有人成功，1975年，还是英国人，成功完成了珠峰西南壁的攀登。<br /> 随着世界上8000米以上的山峰被世界登山家逐个征服，一个新的课题又来了：登山家们能不能不用氧气就攀登上8848米的高度呢？1978年，意大利登山家梅斯纳尔和哈拉培突破了这个禁区。而到了1980年，梅斯纳尔从北侧以单人无氧的成功登顶迎来了梅斯纳尔的时代。<br /> 登顶的人数也在直线上升。希拉里成功登顶后的十年里，只有15个人登顶，到了1979年秋天，登顶人数突破100人，1985年秋达到200多人，1990年春达到300多人，1992年春400多人。到1993年，人类登顶珠峰40周年的时候，登顶人数达到575人次。其中，8次登顶的1人，5次登顶的3人。而女性登顶的人数从1975年日本的田部井淳子、中国的潘多以来，已经有29人30人次。截止到2001年，已经有873人1172人次登上珠穆朗玛峰，但也有165人遇难。<br /> 人们已不再满足于简简单单地直上顶峰又从原路返回的传统方式。开始不断花样翻新地为自己设计出更艰险的路线和更长的里程，其中之一就是跨越顶峰。<br /> 1964年，中国登山队成功登上希夏邦马峰后，当时兼任国家体委主任的贺龙元帅就这样问登山勇士：“珠穆朗玛峰，你们能不能从北坡上，而从南坡下？”当时，没有人回答这个问题。人类用了17年的时间才从北侧攀登上珠峰，实现跨越该是一个怎样的壮举。<br /> 以后，也有很多人设想组织两支队伍，分别从珠峰的南、北坡登顶，在顶上会师后再实施大跨越，北坡上来的从南坡下，南坡上来的从北坡下。是日本登山队最早把这种设想变成行动的。1983年12月，日本女登山家高桥通子和她的丈夫高桥和三，各率一支日本山鹿同人登山队，分别由南侧和中国一侧的东北山脊向地球之巅挺进。但是他们的会师跨越之梦，被漫天大雪吹得无影无踪。<br /> 无论是中国队还是其他国家的登山队，谁都想把这个关于珠峰的顶级创意变成现实。直到20多年之后，贺龙元帅提出的跨越珠峰才成为现实。1985年，中国登山协会向日本、尼泊尔登山界提议，中、日、尼三国联合组成登山队，实现南北双跨珠峰计划。这个建议很快得到热烈响应。<br />
开始于1986年的商议，在1987年的2月终于成为正式的议定书。中、日、尼三国登山界的人士穿梭于北京——东京——加德满都——香港之间，长达一年之久。200年的现代登山历史上最伟大的梦想终于有了蓝图。<br /> 联合登山队的全称是：中国•日本•尼泊尔1988年珠穆朗玛／萨迦玛塔友好登山，英文国际名称为：China，Japan，NepalFriendshipExpeditiontoQomolangma／Sagarmatha1988.珠穆朗玛，是我国藏语的发音，意为“第三女神”，萨迦玛塔，是尼泊尔人的称呼，意为“通达天庭的山峰”。西方人通常称为MountainEverest(艾弗勒士峰)。<br /> 当时，由三国共同确定的登山任务是三项：1.通过国际合作促进友好和登山技术的发展。2.从世界最高峰的南北两侧同时登顶跨越。3.从世界最高峰通过卫星进行电视实况转播。<br /> 后两项任务，哪一项的完成都是划时代的，在珠峰都是一个奇迹。<br /> 在这个计划中，这本书的两个主人公：李致新和王勇峰分别出现在计划书人员名单中，李致新在北侧，王勇峰在南侧。<br /> 能进入这个名单，在他们看来是一种幸运。1987年，李致新和王勇峰在中国登山队是名副其实的无名小卒。半年以前，他们还是混在北京的“无业游民”。<br />在李致新看来，登山是一种命运的安排<br /> 20年过去了，每次回忆起爱上登山的缘由，李致新都会说，仿佛是命运的安排。<br /> 1984年的一天，李致新正在饭堂吃饭，王勇峰过来了，因为跑步的原因，李致新已经和高他一个年级的王勇峰很熟悉了，李致新是班里的团支部书记，联欢晚会上经常说个山东快书什么的，常说的段子是《剃头》，王勇峰记得特清楚“当的格当，当的格当，扣你二两红高粱”。李致新那时候的愿望就是在运动会上“开”了王勇峰，一到跑1500米的时候，他 <br />们班加油时喊的都是“开了他，开了他”。当然，一次也没成功。较量中，他们是朋友了。<br /> 王勇峰说：“学校组织了一个登山队，你想不想参加？”<br /> “是吗？有登山队？”小时候的记忆一下子冲了回来。1975年珠峰的成功攀登是埋藏在他心里的一粒种子。<br />
但当时登山队不要水文系的，只要和高山工作密切相关的地质系和矿产系的。李致新是水文系工程地质学专业的，王勇峰是水文系水文地质学专业的，原则上，他们都进不了登山队。可王勇峰因为是校运动队的，近水楼台先得月，已经报上了名，还参加了体能的测试。他向李致新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学校在几百个报名者中筛选24个，低压舱等一系列的测试已经进行完了，但有一个老师退出去了，因而还有一个名额。他指点李致新去找纪老师。<br /> 李致新摸到纪老师家，见到他第一句话是：我想参加登山队。<br /> 纪老师在武汉地质学院搞了很多年的科考工作，也是一个经验丰富的登山家，脚指头在登山中冻掉了好几个。<br /> 他问李致新：“为什么要登山？”<br /> 李致新一下愣住了，来之前可从没想过这个问题，突发奇想：“第一，我喜欢登山”，他想这是说服老师最重要的。现在，做了中国登山运动管理中心主任的李致新在选队员的时候，也要看他是不是真正喜欢登山，有没有为这个事业献身的精神是一个登山运动员的首要素质，硬拉进来是不行的。<br /> “第二，听说将来还要和日本队合作，我会日语。”其实，李致新那时候的日语水平只够问个好。<br /> 时效最快的一次应用是第一次在西藏登山，宾馆的商品部不向中国游客出售进口香烟，李致新一听，当外国人还不容易？跟我走。他领着几个同学去了商品部，叽里咕噜说着谁也听不太懂的日语，买了一条“555”烟。<br /> “第三，我东北人，我抗冻”，实际上，南方人才抗冻，那些南方同学冬天就睡在一个凉席上。李致新脱口而出三大理由。<br /> 老师一听，就同意他参加体检了，说只要系里同意就没问题。<br /> 当时很多人的心里是想去高原看看，李致新当时就是这种想法，即使以后当不了登山运动员，也去山里看看，看看冰塔林、雪山。但当时有一点是他没有想到的：纪老师的问题他居然用了近20年的时间也没有回答出来，越是到后来，问他这个问题的人越多，而他，也在不停地问自己：为什么要登山？高山反应损伤着身体；疲劳折磨着意志；时时刻刻的意外威胁着生命。真的像孟子说的那样：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但还要一次次向山而去，今天，李致新说，这是用一生的时间也无法回答的一个问题。<br />
听了纪老师的话，李致新直接去找系主任谈，这之前他还从没和系主任说过话呢，也顾不了那么多。系主任特爽快，说，作为咱们系的学生能去当然是好事，但要把功课安排好。<br /> 其实，李致新的顺利是王勇峰铺路的结果。当时组建登山队的时候，第一原则是登山要和科考结合在一起的，不要水文系的，王勇峰就四处活动，找系里，找体育教研室，找团委，到哪里都是一句话：我要登山。他当时有一个想法，登山是要经过生死考验的，如果一个人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了，还有什么办不到的事？<br /> 王勇峰一直坚信自己能做大事，而要做大事就要经得起考验。登山当然是最好的考验。<br /> 王勇峰参加了学校的全部测试内容。登山队招收24个人，却有200多人报名。第一关是负重30公斤爬台阶，半个小时就刷下去100多人。还剩下100多人，过第二道关，体检。当时学校对登山队员的要求也不是特别清楚，所有的项目都检查，视力1.2的都被刷下去了，就剩下50多人了。再做低压舱实验，到了8000米了，给你一个纸条儿，让你回答一些问题，比如：1＋1等于几？这一测试，只剩下了20人。王勇峰通过了所有测试。<br /> 现在想起来，一切就像是命运的安排。如果没有王勇峰的那句话；如果没有那么开明的老师；如果真像其他队员那样去做低压氧舱这样的专业测试，李致新可能永远和登山无缘了，至少戴眼镜这一条就过不去。<br /> 但在当时看来，进登山队只是一个努力的结果而已。<br />海拔7790米，李致新和王勇峰互报食谱<br /> 海拔7790米，李致新和南侧的王勇峰通上了话<br /> 通话内容是通报各自的食谱<br /> 大连金县得胜乡林家大队小林屯，每次说起这一串地名，李致新的声调像是在唱歌，这是他一家人随父亲下放的地方。在这个小林屯里只有一所小学，叫林家小学。<br /> <br /> 林家小学往东200米是村上惟一的一个供销社。1975年6月的一天，那条200米的土路上，13岁的李致新在奔跑着，他手里攥着一份《人民日报》，这是他每天的工作，去供销社为学校取惟一的一份报纸。<br />
《珠穆朗玛一青松》，这个标题到现在他也能脱口而出。这是那一天一版上的一个巨大的标题。文章记录的是中国登山队第二次成功登上珠穆朗玛峰，其中很大的篇幅讲述了当时登山队的政委邬宗岳的故事，他为了记录登顶的成功和登山运动员的攀登过程，冒着危险拍摄纪录片，在海拔8500米的地方失踪了。<br /> 邬宗岳，这三个字当时在这个13岁的少年看来只是个英雄的名字。他不知道，他的人生竟然和这个名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br /> 毫无疑问，学生时代的李致新是一个优秀的学生。上小学时最得意的一件事是一年级就在全校背《为人民服务》。那时候广播里总播放“老三篇”，没上学不识字的时候他就会背了。校长让他站在凳子上背给大家听。他是校长最喜欢的学生，他因此而有了一个特权：每天可以看报纸。<br /> 如果在这一年你向着中国的西北方望去，也有一个少年正在成长。<br /> 在内蒙古的集宁，同样是在1975年，小学五年级的王勇峰开始练长跑了。他戎马生涯一生的爹说要锻炼他的意志，让他每天早上长跑。零下20度的集宁冬天的早晨，别人都戴着棉帽子捂着大衣的时候，他穿着秋衣秋裤、戴一个耳套就跑出去了，一天早晨能跑上四五千米。<br /> 他也是一个被认为很聪明的孩子，但他绝不是校长喜欢的学生，因为他不爱学习就爱玩。正全速向一个坏孩子发展着。<br /> 他那时候的事迹是老师的反面教材。在马路上撒钉子，躲在一边欢天喜地地看自行车呱唧呱唧倒一地的是他；庄稼熟了跑到地里偷玉米白薯的是他；钻进火车车厢里偷西瓜的也是他……总之，一个坏孩子能干的事儿他都干了。但总不是那种顶天立地的淘气，老师的评价是“蔫儿淘”。<br /> 少年时代的王勇峰最崇拜的人是他的姨夫——他爹以前的勤务兵，因为他自行车骑得特棒，直到今天，描述他姨夫飞车的样子，他也是摇头晃脑极其得意。在他看来，当时他们家那辆28飞鸽牌自行车是最值钱的一个物件，骑上“飞鸽”飞奔集宁是他最兴奋的时刻。<br /> 李致新也有一个偶像，他的邻居，供销社里的一个采购员。总能五湖四海地溜达，让他羡慕，当时的人生理想就是当一个采购员。但和王勇峰不同的是，那时候李致新爱上学爱读书。<br /> 六岁的时候李致新跟父亲下放到了这个小林屯，他家的菜地就在学校的前边，每天看菜地时，就坐在墙头上看学生上课，看着看着就不想看菜地想上学了，他妈妈说等等再上，他不干，就蹲在教室外面听人家上课，回到家一想起来就哭，他妈拿他没办法，让他插班上了学。<br />
那时候，林家小学的桌椅还是水泥做的，两个人用一个桌子，自己带板凳。因为是插班生，他和另外两个同学用一套桌椅。即使这样，他的功课从来都是第一名。<br /> 念中学时李致新最大的心愿是考上大连工学院的化学工程系。上中学时化学是他最得意的一门功课，他的梦想是当化学家，成为中国的门捷列夫。但其他的功课拉了后腿。<br /> 从农村回到城市后，很多功课都是陌生的，像生物和外语，在农村都没有学过。在农村时学过两个星期的日语，高考时外语就选择了日语。但学校里不开日语课，他只能跟着广播学。早上上学要坐一个多小时的车，他就在出门前把日语广播录下来，路上和中午在学校听。那时候家里条件很不好，学习的地方都没有，他就拿着爸爸的工会证放学后去大连市工会的工人文化馆看书。这么读完了高中的最后一年。<br /> 高考那年正是彭加木遇难的那年。在当时的理解的那种寻找就好像是家里的孩子丢了，拉开大网满城找呗。那时很奇怪，怎么会找不到？这件事一直困扰着李致新，直到他开始登山才明白，那时候怎么也想不到自然有多大。<br /> 在那个崇拜英雄的时代，邬宗岳、彭加木的名字是很容易影响他们的，李致新报考了武汉地质学院和长春地质学院。那时候还有一个特幼稚的想法，学地质可以四处走。可以像他家的那个采购员邻居一样。<br /> 揣着门捷列夫的梦想，1981年，李致新走进了武汉地质学院水文系工程地质学专业。<br /> 而这一年，王勇峰已经在武汉地质学院水文系水文地质学专业读二年级了。<br /> 如果说，李致新考到武汉地质学院是个遗憾，那么对于王勇峰来说可是一个奇迹。<br /> 因为直到初二那年，坏孩子王勇峰的命运才发生了转机。<br /> 那年，学校选拔数学竞赛的学生，考初中四则运算，他居然被选上了。经过老师一番辅导。他居然代表学校去参加市里的数学竞赛。拿到市数学竞赛试题时，发现只有一道题眼熟，当时想，就做这一道吧，做呀做，凭着做出的一道题，居然榜上有名，他拿了一个第二。三个“居然”把他推上了当好孩子的路。<br /> 大概是因为数学是他的转机，关于学生时代的回忆都和数学有关。印象最深的是上几何课，画辅助线用虚线，他总是用实线，老师冲着他后脖子就是一巴掌，疼坏了，一辈子也忘不了辅助线要用虚线。<br /> 到初中快毕业的时候，他发现做一个好孩子是挺好的事，就认真念书了。到了高中，凭着数学成绩好，他进了市重点中学还进了重点班。<br />
进了重点班，他又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了。谁的功课都比他好，班上一共50人，他排名第35，感觉能好吗？善于安慰自己的王勇峰想，反正是赶不上了，算了吧，还不如好好玩玩呢。<br /> 他的“飞鸽”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陪伴他的，约上一些伙伴，这个星期天骑车往东走40里，下个星期天再往西走40里。回来跟大人讲他们到过的一些地方，他们都没听说过。集宁附近的山、树、水他几乎都见过了，走过了。<br /> 这就让他越来越发现学习是件没意思的事儿，到野外才是一件让人兴奋的事儿。于是，在高中，只留下一件得意的事。<br /> 那是在高一运动会上，老师让他参加冬季越野赛。当时大家都没太把比赛当回事，穿着棉衣棉裤大头棉窝就上场了。王勇峰可不一样，第一次参加比赛，可真当回事儿，认真极了，穿着单衣单裤一双球鞋就上场了，那可是冬天。发令枪一响就冲了出去，多冷呀，只有玩命跑才会暖和点儿。一看遥遥领先，心里更高兴了，任鼻涕横飞，拿了个第一名。<br /> 那一次他知道了幸福是个啥滋味儿，知道了成就感是个啥滋味儿。学校一看他跑得不错，就让他参加校队训练，可到了那儿，人家也是单衣单裤了，王勇峰就没戏了。<br />1982年，李致新、王勇峰认识了，因为跑步<br /> 就这样在愉快的东奔西跑中等来了高考。考上重点大学对于王勇峰来说当然是个奇迹。他在班里的名次一直是35名左右，高考的时候，一没有压力就超常发挥了，居然考了个17名，把他乐坏了。但分数上了重点线带来的惟一遗憾是只有放弃军官梦了。<br /> 王勇峰一直的梦想是当一个拿破仑那样的将军，阴错阳差进了武汉地质学院之后，还是做着将军梦，抱着军事方面的书苦读。那时候，王勇峰在同学中很有煽动性，原因就是总 <br />给他们讲战争故事，讲故事时那种豪气满胸怀的感觉令人一辈子难忘。<br /> 1982年，武汉地质学院的操场上，李致新、王勇峰认识了，因为跑步。<br /> 那年学校运动会，1500米的秩序册上同时出现了他们的名字。王勇峰已经是校队的长跑队员了。跑到最后一圈时，李致新差点超了他，王勇峰急了，开始加速，当然，他拿了第一。李致新记住了王勇峰的样子是因为他们班那么多女生给他加油，当时想，这人人缘还不错。下了场，王勇峰过来和他打招呼，他们就算是认识了。<br />
比李致新高一个年级的王勇峰已经是学校一个人物了，进校参加新生运动会时，他跑了一个5000米的第一名。当时特别想进校队，老在体育教研室外转悠，后来，老师问他，想练练吗？他说想，老师说，那先跟着练吧。<br /> 王勇峰可是真练，别人跑1500米，他跑2000米，从来不偷懒。他似乎就是这么一个人，什么事情都喜欢做到极致，不超过极限不罢休，这在后来的1993年登珠峰时最明显，那一次，体力严重透支，直到今天也无法恢复，总有力不从心的感觉。<br /> 在当时，因为这股劲儿，老师把他收进了校队，从长跑中，王勇峰找到了一种成就感和归属感。<br /> 因为这种成就感，他死心塌地做好学生了。入学一个月后，他当了班长，全心全意地当班长，像他练长跑一样不遗余力。有人训练晚了，或是下自习晚了，他把饭打回来放在宿舍。刚进学校的时候，很多人不会缝被子，他就给他们缝被子。大学三年级的时候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br /> 除了热心、厚道，这个班长的运动衣还给同学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校田径队的王勇峰每次训练后回宿舍都很夸张地把湿透的运动服往墙角一扔，他觉得特潇洒，同学们也很欣赏这个时刻，因为，如果是在夏天，你会听到蚊子们“嗡”地一声追随那些衣服而去，武汉的夏天，蚊子多恐怖呀，可班长怪味冲天的运动服就能有这样的引敌功效。<br /> 可也别以为王勇峰班长总是这样不修边幅，若是见他整整齐齐、刮干净了胡子打扮起来了，那准是学校晚上放电影。王勇峰没穿过什么好衣服，上了大学，家里才不让他穿带补丁的衣服了，大学一年级他才拥有第一身蓝涤卡制服，大三才有了第一身西服，那是他和李致新在校园里卖磁带挣的。一旦到了重要的时候，他会把蓝涤卡和他爹送他的一件将军呢大衣穿出来，看来，上大学时，看电影是一件比较重要的事儿。<br /> 都是好学生的李致新和王勇峰成为了朋友，从那以后，是一座座雪山不停地加固着他们的友谊，就像这个时刻，李致新在北侧艰难地闯着风雪，王勇峰在南侧也艰难地闯着风雪。<br /> 上到了海拔7000米之后，由于中间没有障碍，南侧和北侧队员的报话机可以通话了，王勇峰和李致新居然也对上了话。<br /> 王勇峰最关心的是李致新在北侧吃什么。南侧由于进山的路途非常遥远，登山队带进山的食品沿途坏了很多，所以，给养一直处于困乏状态，到后期，只有突顶队员每天才有两包榨菜，其他支援队员经常是白米饭。<br />
北侧的食谱要显得丰富得多，炸酱面、葱花饼，听得王勇峰快流口水了。<br />李致新见到等候他的宋志义，眼泪掉了下来<br /> 李致新独自一人上到了6号营地<br /> 见到等候他的宋志义，眼泪掉了下来<br /> 3月21日开始，大本营的风势开始减弱了。人们甚至嗅到了春天的气息了。中国队的于良璞悠然地说：“在大本营旁边的绒布河里有小鱼，4月底去钓鱼吧！”说得每个人心里痒 <br />痒的，也仿佛春天真的来了，的确，在大本营，白天可以脱下羽绒服了。<br /> 可这个时候，在山上修路的队员们是丝毫也看不到春天的希望的。他们在大风和冰壁面前寸步难行。<br /> 北坳冰墙，打通北坳最大的险关之一。它是立在海拔6600—7028米之间的一道冰雪陡壁，坡度平均50度，最陡处达80度，戴上墨镜看仍是光滑雪白的一片，令人头晕目眩。修通前往7028米北坳的道路才是真正的登山开始。<br /> 中方队员次仁多吉、日方队员山田升、尼泊尔队员昂•拉巴克等强手组成了结组，把保护绳一直架到了6800米。北坳顶上的4号营地建立好了。这一天，难得的新月升空，群山安静地泛着银色的光芒。<br /> 但紧接着向北坳顶上的4号营地运输物资时，三国队员又在冰墙上与大风雪展开了严酷的拉锯战。北坳是位于珠峰和章子峰之间的一个鞍部(山坳)，正是一个大风口，狂风不断咆哮，不时有人败退下来。前进营地的炊事帐篷被风吹了起来，日本电视队的帐篷也被吹倒了。宿营帐篷里点不着煤气炉，很多队员连茶也喝不上了，只能蹲在帐篷里。<br /> 3月26日开始，三国所有的运输队员开始往4号营地运输，按照三国平等的原则，每个人都必须负重20公斤。但他们都在离冰墙顶部只有78米处被风雪无情地打了下去。时间不能拖，为了不至于延误整个登山计划，3月28日，北侧队长向山上队员发出了要坚决完成任务的动员令。<br /> 第二天，终于把将近1100公斤重的物资，主要是氧气瓶、煤气罐、食品和登山器械，背运到北坳顶部，胜利完成第一次行军任务。不过此时有五名队员已因病下撤。<br /> 4月1日，4.4吨的物资已经有1.8吨运到了海拔7028米的4号营地。北侧队以达到海拔8300米的6号营地为目标的第二次行军开始。<br />
这天，南侧队经过长达九天的步行，也终于到达了设在孔布冰川东部的南侧大本营，营地海拔5350米。<br /> 由于南侧登山路线较短，只需建立五个高山营地，比北侧少两个，因此迟至4月3日才举行开营式。三国联合双跨珠峰的南北大行军从此全面展开。<br /> 4月2日，北侧修路队向第二险关、海拔7028—7450米的冰雪地带和大风口发起挑战。没想到大风口的狂风如此之大，而且是永无休止地吹着，加上出发时间晚了些，结果只到海拔7300米处便被狂风逼退。<br /> 4月3日，天气终于晴朗了。三国先头部队再次出发，他们在冰坡上每隔50米打一个冰锥，拉上绳索。但随着他们的攀升，风也很快跟来了，每秒40米的大风甚至干扰了他们和前进营地的通话，对讲机里全是啪啦啪啦的声音。在海拔7500米的高度，山田升一字一喘，断断续续地说：“是的，我们正紧紧抓住绳子，否则就会被大风吹跑。”<br /> 山田升已经是第19次在喜马拉雅山攀登了，其中还有两次登顶珠穆朗玛，有10次8000米经验的山田升也说：“这样的大风还是第一次碰上。”<br /> 4月6日，山上的攀登队长和所有队员都集中在4号营地。<br /> 而大本营也为5号营地的进展召开了一个气氛紧张的队长会。<br /> 日方的桥本队长汇报了在4号营地召开的攀登队长会议的情况，中心话题是：“风力太强，不能硬干。7日向现在的最高到达点运送物资，8日再向上进一步修路。”<br /> 中方队长曾曙生提出了反对意见。这个和山打了20多年交道的老登山拥有的不仅是登山的经验，还有对他的队员的了解。他说：“按这样的安排，不去继续修路，会挫伤士气。明天，请让三名中国队员早晨7点出发，去完成通往5号营地的修路工作。”<br /> 桥本队长不说话了，这不是彻底否定了攀登队长的会议了吗？后来，在桥本队长的回忆中，曾曙生的发言在当时是被他看做挑战的，就是说，以前的做法是不对的，现在让中国队员做给你们看看，当时的桥本认为，这不是三国友好登山，而成了竞争登山了。<br /> 曾曙生没有理会桥本的沉默，他心里也有同样的想法，这不是竞争，既然是一个团体，就不要考虑谁在前谁在后，山上的每一个弟兄都代表三国队员。<br />
大本营和4号营地的无线电通话成了持续两个半小时的激烈争吵。最后达成妥协方案：最好让最有能力的队员去执行下一步的修路任务。<br /> 第二天清晨，中国队的次仁多吉从北坳顶出发了，下午1时总算把路修到海拔7790米的5号营地。终于突破了东北山脊的强风地带。<br /> 次仁多吉，被人称为是一个“钢铸铁打的汉子”。28天之后，也是他，第一个登上了顶峰，为了完成会师的任务，在山顶，在世界最高的地方，在不吸氧气的情况下，停留了99分钟。<br /> 从7日到9日，海拔7790米的5号营地和8300米的6号营地道路相继被打通，紧接着便开始了北侧道路上最为漫长、艰巨的运输。<br /> 不少队员背着沉重的装备几上几下，每走一步都要喘气，呼出的热气在眼睛上帽子上结了冰，能见度只有十几米。有时刚迈出四五步就被风刮倒，真想扔下背负的东西减轻负担。“可你想想，半途而废下来是什么滋味？”大家还是咬着牙硬挺住了。<br /> 登山途中最可怕的还不是险恶地形、缺氧、冰雪狂风和疲惫等等，而是孤独。<br /> 从北坳顶至5、6号营地的运输任务。长达七八个小时的行军中，只有白茫茫一片风雪为伴，没有色彩，没有声音，静得几乎让人发疯，李致新说：“第一次真切感受到人在大自然面前是多么渺小。”<br /> 回到北坳营地，看见风雪里等候他的宋志义，李致新的泪水顿时“刷”地流下来。“只有我一个人，”他觉得那么委屈。<br /> 在整个登山活动中，李致新一共有四次孤独行军，每一次，都要落一次泪，但后来，他发现，这四次行军带给他的磨练受用一生。<br /> 4月15日，中方主力队员次仁多吉带了两名队员，又以6个半小时的惊人速度，从北坳顶攀到6号营地，完成中方第二次行军的最后一次运输。17日，全体人员撤回大本营休整10天。<br />王勇峰在南侧学到了一个登山信条<br /> 就在北侧顶风冒雪艰难运输时，南侧队也遇到了巨大障碍。<br />
南侧第一道险关是海拔5400—6200米的孔布冰川冰爆区，陡峭山坡上堆满巨大的冰雪块，遍布或明或暗的冰裂缝，有的宽数十米，深不可测；而且冰岩悬空而立，冰崩雪崩频繁，曾有不少登山者在这里被冰雪吞噬掉，素有“死亡冰川”之称。<br /> <br /> 为此，登山队在孔布冰川上架设了三十多架金属梯子，并在许多地段拉上了保护绳，但是前进中的险情仍时时发生。<br /> 4月6日，三名中方队员在前往海拔6100米的1号营地途中遇到冰川塌陷，刹那间只见方圆200米内的地段纷纷崩塌，发出巨大的轰鸣声。幸运的是三个人当时未在塌陷中心，当他们发现情况不妙时，拔腿就逃，总算拣回性命。<br /> 次日，1号营地附近已打通的道路被冰崩摧毁，架在冰裂缝上的许多金属梯子也被砸进冰缝中。这天还有一名中方队员失足跌进冰裂缝，亏得他机智地一挥冰镐钉住了冰壁，才免遭灭顶之灾。<br /> 11日，在距海拔7400米的3号营地约二百米处，又有一名尼泊尔队员坠入一个深达40米的冰裂缝，过了好久方被中国队员发现，放了根长绳下去把他拉了上来。<br /> 4月19日，南侧又出现恶劣暴风雪天气，狂风卷起冰块砸在帐篷上，队员们被迫用睡袋挡住头部，捱过了一个惊险漫长的夜晚。<br /> 就这样熬到23日，天气终于出现转机，南侧队抓紧时机打通了登山路线上的最后一道天险——南坳，在海拔8050米处建起4号营地，但仍比原计划推迟了几天。<br /> 南侧队急了，不得不兵分两路，一路继续攀高设营，另一路加紧运送物资，以赶上北侧队的速度。<br /> 在运输物资的过程中，王勇峰认识了一个登山的准则：生死只是分秒之间。<br /> 第一次往8000米高度运输的时候，王勇峰背了一罐氧气，走了七个小时，终于到营地了，报话机里，南侧队队长王振华关切地询问第一次上8000米的王勇峰：“情况怎么样？”<br /> 报话机里一通喘息声：“到了，到了……哎哟……哎哟……”<br /> 大本营一下子紧张了起来，在8000米的高度，高空风、缺氧是很容易造成意外的，报话机里传出的声音很让人担心。<b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