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国女人的非洲故事
作者:行者洛艺嘉
在我走过的80余国中，我最爱非洲。在我遍走的非洲中，科特迪瓦留给我最深的记忆。因为在那里，我经历了战火。我也亲眼看着这个曾叫象牙海岸的国家，那么美丽、安宁的国家，是如何被战火洗礼的。战火中的人们，黑人，白人，中国人，又是如何生活的。
遗失象牙的海岸
一个中国女人的非洲
幽暗的上午
每天上午10点左右，简梅一行3人来到川府酒楼。老板娘简梅，大厨小孙，会计兼服务员小春。
酒楼的几个黑人都比较听话，每天基本能准时上班。遇到简梅来得晚时，他们就在廊下坐着。勤快的奥布累冈会不声不响地打扫院子。朱颜已改，雕栏画柱的中式院子里种着绿色植物。红色小木门两旁，是散发着柠檬香味，能防疟疾的柠檬草。木头楼梯通往二楼简易宿舍。那是黑人午休时用的。晚上他们都回家。
简梅用钥匙打开一道大铁门，进入一个小院落。大铁门是99年政变后加的。
再走几步，开一道铁门、对开的棕色木门，就进餐馆了。屋外热烈的非洲阳光衬得餐馆很幽暗，虽然简梅已开了几盏灯。是那种能从天棚上拉下来的灯。有时灯收得太高，就由我去开。简梅1 米64，在女人中不矮。但我有1米7。最主要的还是，我闲不住。我要是闲得住，也不会总往这里跑。又不挣一分钱。
我接着去把窗户一扇扇打开，让微湿的淡霉味出去。然后，开空调。吹会儿，再把窗户关上，把很是有些旧的白纱窗放下。糊着墙纸的四壁很暗。棚顶有一角耷拉下来。我从这个空隙，看到了棚顶的老鼠，快乐地飞跑。那天，科特迪瓦一个部长正在这里宴请。
墙上挂着灰旧的中国画、中国扇子。是简梅妻夫从重庆背来的。都10多年了。
要想挣钱，一定得把餐馆重新装修一下。”朋友们都说。这点简梅也清楚。但她已经在非洲呆13年了，不想把自己也交待给非洲；儿子小索在这里念完高中，她就准备回中国。
来自重庆的简梅身材不错，可算窈窕。可就这样，还是每天不离减肥茶。她喊“上茶”，欧浪便欢快地应着，把茶泡好，笑吟吟地送来，倒上。
前一阵，不知为什么，客人骤减。“是我这老板娘年老色衰，不招人了吧？”简梅对我推心置腹，“你来，你来，以后你每天都来吧。”
不见我应声，她说，“你说我给你工资，你会觉得自己是打工的。那我也总得意思意思吧。我每月给小孙夫妻1000美元，给黑人厨师500美元，给黑人服务生300美元，给黑人杂工200美元。这样吧，我每月给你100美元。”
我急了：“你还想让我在这里做人吗？”
简梅也急：“这可不是工资。你可以什么都不做。”
我急得都气了：“那我是卖相了？我要是卖相，那钱你出得起？”
我急，简梅却没有，她笑了：“怎么这现代社会，你这样的年轻人儿，脑筋还那么轴？还搞出什么卖相？那不就是形象大使吗？”
“形象大使可不是这个价儿。”
“哪个价儿哪个价儿呀？不是凡有价儿，你就觉得掉价儿吗？哎，”她深深叹口气，“只能任我剥削了。”她接着又叹口气，“这样美貌的俏姑娘，我真不忍剥削呀。”
“那你就把餐馆送我。”
“这轻易不开口的人，你看她张嘴，就得小心了。一口就能吞下整个非洲。”
玩笑归玩笑，简梅的事我非常上心。没几天，就打听出了为什么门前冷落。
“我知道原因了。”我较深沉地坐到简梅对面。
“是不是这里有更好的中餐馆了？”简梅的目光探究我，“老板娘跟你一样年轻貌美？”“是。”我故做正经。“在哪里？”“哪里？就在这儿。你出门就能看到了。”“这儿？”简梅惊异着，跑出门去，东张西望，“哪儿？哪儿？”“你抬头。”她抬头，看到大铁门的上方，贴了一巨大横幅：川府减肥酒楼。“这是怎么回事儿？” “怎么回事儿？你知道客人为什么骤减吗？人家一在你这里吃饭，就拉肚。现在，人家都私下叫这里川府减肥酒楼。”我说着，把那横幅揭下来，“这可是我特意为你写的，留当纪念吧。”别看我的字扭七拐八喝醉酒似的，我却特好动笔。半年后的一天，欧浪兴匆匆告诉我：“我误解你们了。”“误解什么？”我一头雾水。“我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中国字特丑了。因为，我以前看到的中国字，都是你写的。”
简梅笑得下巴差点脱臼了。她恢复了半天，说“我真不明白，就你那一手字，也敢往出写？”我长叹一声：“你有所不知，从小到大，我身边没有一个人，字写得比我差。你知道，这多打击我的自信心。去年，我终于找回自信了。”“你开始练字了？”简梅一惊，“你练完字才这样？那你以前得写什么样的字呀？”“没练字。这电脑时代，谁还练那个呀？我是收了几个洋学生和我学中文。从他们身上，我找到了自信，就变得特愿意顺手题字了。” 等待。。。。。。
为什么客人在这里一吃饭，就拉肚呢？我和简梅进厨房，打开冰箱冰柜。
“也没有太过期的。就这带鱼，有半年多了。”简梅拎起那巨大的一堆。
“半年？还不算太过期？”
“只有这带鱼是半年前的。可从拿到这里，就没做过一次。没客人点这个。”
“没客人点这个？你的菜单上就没这个。”我对这里的菜单颇熟。因为这菜单，是我一个字一个字打出来的，是我设计排版的。
“要不，你把这带鱼拿回家吃了吧。虽然是别人送的，可扔了也怪可惜的。”
“人家吃一次带鱼，就拉肚子。我吃这么一大袋，那还不拉没了？”
“保证不是带鱼的事。这带鱼从拿来，就没动过。一会儿化一会儿冻容易坏，这没动的一点事没有。”
“那我也不吃。守着这么鲜的大西洋，你让我吃半年前的带鱼？”
我们闻肉闻肉馅闻海鲜又闻春卷。“没馊味吧？”简梅问。
“冻得这么结实能闻出来什么？都是冰柜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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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简梅出了水涝涝的里面，拐向左边。在一个小房里，简梅从一个布口袋里拿出两块硬硬的东西。我也拿起来闻闻，有些腥。原来这就是鱼翅。
非洲人以前是不吃鱼翅鱼肚的，于是就有中国个体商人打着“鱼翅做中药，鱼肚做塑料”的幌子去收购这些“扔垃圾堆的货”。
“不好。”简梅闻罢，放下鱼翅，“等海员们回来，就有好的鱼翅了。”
“你先生怎么没来呀？”“以前不都是你先生陪你一起来吗？他去哪里了？”每次来鱼市场，总有黑人这般问。简梅笑笑。他们不知道，他离开已经有几年了。
“那时候我们在亚穆苏克罗。他每天都骑单车带我经过黑人市场。黑人都知道我们是开餐馆的。我们经过时，那些黑女人就问‘要什么？要什么？’。有的干脆过来拽我们。他被这些女人弄懵了，慌忙摇头摆手说‘NO，NO’。他就会这么一个外语单词。后来，我们一经过市场，那些女人就喊‘NO先生，NO先生’。”
几乎没有一天，简梅不提起何韦。仿佛他还在身边。仿佛她一推开厨房的门就能看见他。我和朋友们正计划给她介绍个新老公。可她这样的状态，能行吗？ 小索
“阿姨好。”中午12点多一点，小索放下双肩背的大书包，笑着向我问好。他就读的法国学校“麦茂斯”离餐馆不远，他每天步行上学。
小索高中毕业后要去法国或加拿大读书。我们在网上查了一些学校，申请些资料。今天资料到了。
把大学的情况译给简梅后，我们计算费用问题。学费、杂费、生活费，整个大学下来，简梅得掏10万美元。在当今不稳定的时局里，餐馆不赔钱就已很高兴的简梅，留在非洲唯一目的就是想让小索念完高中。但即便这样，10万美金还是让人心疼。都是血汗钱，而简梅，也到了吃积蓄的时候。而且，重庆的婆婆也在觊觎她的钱。何韦不在后，她一直向简梅要“赡养费”。
“真不知道仗一打起来该怎么办。”爽朗快乐的简梅只有触到这个问题，才会面露愁容。她准备把赔钱的餐馆关了，自己回国，让小索寄宿在老友汪大哥夫妻处。虽然汪大哥武大姐是看着小索长大的，把小索当自己的孩子。但扔下小索一人在非洲，简梅还是不舍。仗再怎么打，汪大哥也不准备离开。所以他想把简梅的餐馆买下。方案有两个。一是拎得清的一次买卖。二是他们买下餐馆，重新装修一番，让简梅来经营。
简梅一直犹豫。仗到底打不打谁也不清楚。 “你请将军吃顿饭，请他分析分析时局。”有人给简梅出主意。“请了。”简梅说，“就像99年政变，那么突然，谁想得到？分析得出？”
“小道消息不可不信。大家可都传要打仗了。”布基纳法索人欧浪在一边说，“也不知道我们还能不能在这个国家呆下去。”
“作记者时，我最遗憾的，就是没有成为战地记者。”我说，“在非洲，”
“要么你赶紧收拾行李去伊拉克吧。”简梅说，“这里可千万别再乱了。我们的事业可都在这里呢。”
“我这话没说完呢。你看我像个损人利己的人吗？虽然我挺想过过战时生活，可实在不忍看到这么美丽的国家起战火。”我说，“我们祝愿这国家吧，别再乱了。估计不会乱了。我已经看到了经济复苏的迹象。”
这话简梅爱听。她问：“你怎么看到的？”
“你看到大街又美丽整洁起来了吧？城市管理绿化委员会又有钱了，重新招募了工人。”
简梅说看到了。
“你没看到这广告牌子一个个又竖起来了吗？直升机拉着奥航公司的大横幅，在泻湖上转了多少圈？”
“这法国通讯公司和科国政府的合同快到期了。就这块大肥肉，多少国惦记着呢。”简梅道。
“最好是大家平分这市场，千万别再一家垄断了。否则，就这高昂的通讯费……”欧浪说。
“你现在有通讯费了？”简梅微微一惊。
“哪里？”欧浪有些不好意思，“打一个电话的钱，我还不如吃顿饭呢。我是盼着这通讯费下来，我好……” 非洲的通讯普遍巨贵。科国只有法国奥航一家通讯公司。中国某公司想挤进该市场，不久前，免费向科国百姓发放了无数手机。欧浪和他的哥儿们西勒都有幸得到了一部。
有天，欧浪和西勒约好了去看一朋友。可他们只说了去看朋友，并没有约定几点。简梅什么事都管，她说“欧浪，你也有手机了，也不问问西勒何时出发？”“他会按时的。”“按时？没见过你们谁按时的。”“他不按时，我也习惯了。”人家欧浪说过，就接着忙去了。
简梅总觉得欧浪有手机了，不该再和从前一样。她又让欧浪打电话过去问问。欧浪不干。
“我真不明白，那你还要手机干吗呀？”
“太太，难道手机只有打电话这个功能吗？他还有接电话的功能。西勒也有手机，他会打给我的。”
可等了半天，西勒并没有电话过来。时间慢慢过去，欧浪有些急，望着简梅那锁起来的电话。以前没锁上时，黑人总偷打电话。简梅笑了“你别望着我这部电话。给你开个头儿，我就不好收口了。你有手机了，总该表现出有手机人的样子吧。中国刚兴手机那会儿，有些人为了显摆，没事也找事打电话。‘要不要我下班时买根葱？’也有人，事先告诉朋友们几点几点给他打手机。然后，他在某场合时，手机便响个不停。那说明他事多呀，说明他朋友多。”
“那可够虚荣的了。”欧浪说，“我听说在你们国家，接手机也要钱。”
“对呀。”
“那倒找我钱，我也不要这手机了。”
那天，欧浪到底没有给西勒打手机。西勒也没给欧浪打。他们像从前一样，各走一半路，在中间地带汇合，然后去看那朋友。
西勒后来来餐馆时，我说“你就该等在原地。让欧浪走。我知道欧浪特能走。他是从布基纳法索走来的。布基纳法索，那可不是黛斯维拉，不是博拉多。那可是另一个国家！”
“我当然知道，我比谁都清楚，小姐，因为，欧浪是和我一起走来的。” “还是老总统说的对。老总统说，‘我们地下虽然有石油，但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能动。一动，这国家马上就乱。’我看这通讯公司，也这么着得了。”简梅说。
时局不明朗，那就还过目前的生活。
“你去了法国或加拿大，就不能全靠妈妈了。”我委婉地说。小索说知道。
“他爸原来有意让他学厨师。可他不干。”简梅说，“他倒挺喜欢当服务员的。”
“你要是有意从事餐饮，不妨先从最基础干起。”我说，“我有一个朋友，在法国的餐馆里做杂工。一日，某服务生病了，他便穿起服务生的衣服，那么像样地当起了招待。老板觉得他当招待真不错，就给他升薪，让他做了招待。一年后的某天，大厨病了。他穿上大厨的衣服，那么像样地煎炒烹炸。‘原来，你还有这技术？’老板都看傻了。‘是的，我有这技术。可我愿意从最基础干起。’这么不计较薪水，从最底层干起？老板为他的技术，更为他的做派感动，又给他升薪，让他做了大厨。那薪水，比另个大厨高出许多。所以，”我对小索说，“你还真不妨从最基础干起。”
“别听她瞎说。”简梅道，“她那朋友是个特例。你从最基础做起，最有可能的是，你一辈子，都在最底层做。这个道理，我比她清楚。我做了多少年的餐馆？” 当地孩子。 当地孩子。 小索来非洲的第二天，简梅就把他送进了学校。满眼陌生奇异的面孔，满耳朵乱糟糟听不懂的语言。一个孩子抢他的本子，他骂“你娘个屁呀。”那是他一整天讲的唯一一句话。
要是成绩好，小索周五回来就说了，兴奋着呢。说考好了，得给钱。“一般他都在周一早上5点多把我弄醒。我迷迷糊糊的，给他签字。我也看不懂，但知道，20分满分只得了8分不是什么好事。”
简梅带他没费什么事。很快就是他带简梅了。他们回国，都是他拿着机票，他去找旅馆。何韦得打理餐馆的事，回不去。那时女儿乐乐刚刚一岁多。刚登上飞往阿姆斯特丹的飞机，她就开始哭。不是小声的哭，是大声的吵闹。简梅抱着她。整整8小时，她连一口水都没有喝。后来给乐乐吃了药，她睡着了。空姐把最后一排座都给了他们。整个机舱的人，都小声地为简梅鼓掌。
“到了阿姆斯特丹，我说我抱乐乐，你去找旅馆吧。小索就走了。
“把他打发走，你好赶紧进赌场？”我说。
“敢吗？那可是玩欧元。”简梅说，“他一走我就后悔了。荷兰这么乱，而他，才是14岁的孩子呀。半天他回来了，兴奋地说‘妈妈，我找到了。’”
“我们还一起去过瑞士。”
“我一个哥们在瑞士学酒店管理。这瑞士人生活水平高，就有些看不起中国人。即使排在那些白人前面，那食堂里的厨师，也要先给白人盛饭；而且，总是比中国人多多了。我那哥们急了，就联合其他中国人一起治他们。”
“在饭里下泻药？”简梅问。
“哪用那么下三烂的招儿？就直接向校方反映。给他们上纲上线。”
“说他们的行为，破坏了中瑞友谊？”
“不说那个。中瑞友谊落实到他们头上得一些时间。我那哥们是这么说的：‘花我们纳税人的钱，就这么对我们？你们学校有多少中国人，你们清楚吧？这在学生中占了多少比例，你们清楚吧？告诉你们，我们只是先遣队，我们身后，那是数以万计十万计数十万计的学生等着给你们交钱呢。你们教育产业的发展，兴旺，离得开我们吗？告诉你们，我们先遣队一句话，我们身后那百万大军，可都转赴欧洲别国了……’从那之后，食堂里的人，再不敢那么对中国人了。”
瑞士的物价真贵，简单地吃顿饭就100美元。简梅和小索出去逛街，走了一会儿，简梅想回去。小索还要接着走。他告诉简梅该怎么怎么回旅馆。他知道看地图。简梅还是不清楚怎么回去，就坐在街头的咖啡馆等他。
从前的照片扫描的，效果不好。 热烈的午间时光
12点之后，餐馆开始上人了。西方人喜欢用漫长的时光来消磨一顿饭，所以大多晚上来。黑人学西方人。中午来的基本是中国人。都是常客，到了这里，和回家没什么区别。几杯酒下肚，话就多了。
刘医生是最老的老非洲了，60年代便在坦桑尼亚修铁路（20年前，改行做了医生）虽然是坦桑，但毕竟也是出国了呀。出国，总得给家里寄点什么。什么呢？实在没什么。没什么也得意思一下呀。最后，他给家里寄了两大包咖啡。
河南农村的父母接到这国外寄来的东西高兴坏了。傍晚时把全村人都召集起来，给他们看这两包外国的“黑东西”。儿子随包裹来的信上说这东西是用水煮着喝的，他们就把家里的大锅支上了，烧开了水，把两大包咖啡都倒了进去。
大家排着队，一人领得一碗“黑水”。
“这是什么？药吧？”很多人刚喝一口，便想吐。但想想这是外国货，也就咬牙给咽下了。
村里有个王老五，平日吃不上喝不上的。这有了免费的“外国补汤”，一下子就灌进去两大碗。这“汤”可确实补呀，到了月亮照到炕上的半夜，王老五还没睡着呢。平时好迷瞪的他有了精神，总觉得该起来干点什么。屋里没营生，他就走到了外面。给张寡妇送点柴吧。他在自家的院子里把柴劈了，捆吧捆吧，就背去张寡妇的院子。他本准备把柴偷偷放到张寡妇的院里。不想张寡妇也没睡，正坐在院子里望月呢。见有人偷摸进了院子，吓得高喊起来。邻居也没睡，听了这喊声，拎着铁锹扁担跑来了。那时谁也不知道咖啡，不知这东西劲这么大，不知一次不能喝这么多。他们还以为老刘（当时是小刘）出了国，黑了良心，想害家乡父老呢。一行人去找老刘父母算帐。
还没到他家呢，就听得鸡鸣狗叫猪哼哼。进了他家一看，嗬，有的鸡站到了墙头，有的鸡被狗追着疯跑。猪也冲出了猪圈，哼哼哼的拱院墙。
农村人最不喜欢浪费了，老刘的父母把锅里剩的“黑东西”掺上饲料，给鸡、狗、猪吃了。那晚，猪拱了一晚上的墙。鸡打了一晚上的鸣。狗追鸡跑了一晚。 小院中的聚会。 “我爸不让我去非洲。他说非洲热得就跟地狱里的油锅差不多。商店里卖货的人都泡在水缸里。”陈建说。他几年前从喀麦隆到的科特迪瓦。酒喝的多点，他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
“我们从马拉博下的车，越往北走越凉快，就跟昆明差不多。热个鬼呀。
我们在那有个工程。
我们基本吃自己种的菜。有40多种。非洲的土地真好，什么都好长。我们的辣椒是秦椒，在陕西时冬天当然就不长了。这里可好。红的刚摘下去，绿的就长出来。越长越高，后来都变成青椒树了。
我们那里十几年前也住中国人。他们吃完芒果，就把核丢在地上。现在长成树了。什么树，都成林了。非洲绝对饿不死人，吃个芒果就可以。
我们吃非洲鲤鱼。一条最少能有2斤半。开始我们一人吃一条，后来两人吃一条，后来三人吃一条，后来6个人才能勉强吃一条。
黑人吃的很少。跟我们一起的那个经理，一天就喝一瓶啤酒，吃两根香蕉。但要是请他们吃饭，他们吃的就很多。他们愿意吃中国饭。
货车司机拉一筐鸡。到哪里就把火拢起来，炖鸡吃。
基本没有球场。街上，路上，铁道边，在哪都能踢球。
黑人非常善良。如果你行驶在大型货车后面。这时对面来车了，货车司机都打外面的灯提醒你。等对面的车过去了，才换成里面的灯。中国的司机能做到这点吗？还给你打灯？巴不得你出事看热闹呢。
如果你随便丢废弃物，保姆看到了，都会把它捡起来。我们的大学生、教授都不行吧？
这国家地处北纬5°。天气永远是这样的。早上8点，就和中午差不多。（当然，各位当中，有人身处这纬度吧。我不是，我一直生活在北方。）阳光炫目，你永远不敢看抬头看太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