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cy

珠峰墓地前李致新为前辈们做了一盏盏小油灯
　　珠穆朗玛峰世界最高峰海拔8848.13米
　　北纬27度59分东经86度55分
　　1988年李致新和王勇峰参加了史无前例的珠峰跨越行动
　　5月5日李致新站在了世界之巅
　　这两个年轻人没有想到世界最高峰的攀登是实现他们攀登
　　世界七大洲最高峰梦想的第一站
　　1988年2月，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脚下。
　　两个年轻人面对着金字塔一样的山峰，常常一坐就是一天。没有话，风吹过沙砾的声音和呼吸的声音就是全部。
　　他们在这里，除去守住零下20度的寒冷，最主要的是守住两辆吉普车、两个帐篷还有一个水泥台子。偶尔会有一些藏族牧民上来看看他们，经常来拜访他们的只有一群野鸽子。
　　自从有了这群鸽子，两个年轻人有了一些事情，喂鸽子，听鸽子咕咕咕地聊天。鸽子走了，两个人继续沉默。
　　两个人，一个叫李致新，一个叫曹安。两个小伙子把该说的话都说了，快一个月了，这个地方只有他们两个人。
　　他们这种寂寞的守候是为了等待一个伟大的开始。
　　1988年，人类登山史上最伟大的一次登山活动——中日尼三国双跨珠峰就是从这个守候开始的。
　　珠峰墓地前，李致新用罐头盒为前辈们做了一盏盏小油灯，
　　照亮他们也照亮自己
　　珠穆朗玛峰北侧的大本营通常安置在海拔5150米的平坦的河谷里。
　　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珠峰的墓地就紧靠着营地。面对着金字塔一样的珠穆朗玛峰。
　　所谓墓地，只是一些石头和石块堆积在那里。不同的是，每颗石头或石块上都有一些字迹不太清晰的名字，那些名字是用冰镐刻上去的，有的，甚至是用石头划写上去的。
　　每颗石头、每块石板代表着一个生命。
　　珠穆朗玛峰上，安息着近200个登山者，他们的亲人惟一可以和他们亲近的就是抚摩这些石块。
　　每一年的登山季节，墓地边会有沉默守候的人，他们望着珠峰，亲人安睡的雪山；珠峰也望着他们，安慰那些思念亲人的心。
　　1988年中日尼三国双跨珠峰的营地也是近贴珠峰墓地的。每天，向李致新和曹安他们问早安的就是这些攀登珠穆朗玛峰的前辈。
　　前辈们面前是一些空罐头盒还有各种食品袋，那是每个过客留下的敬意的见证。
　　1988年3月2日，阴历正月十五，月亮最圆的一个夜晚。
　　按照白天清点过的人数，李致新和曹安用空罐头盒做了一盏盏小油灯，对照着墓碑上或清晰或模糊的名字，轻轻排列在墓地前，油灯橘黄色的光芒照亮了两个年轻人的脸庞，也照亮了墓碑上的名字。
　　现代登山运动诞生于浪漫的爱情故事，可一旦进了山，你不会有一丝浪漫的感觉。
　　阿尔卑斯山上，海拔3000米到4000米的雪线附近，生长着一种野花，人们叫它高山玫瑰。这种植物生长的地方已经接近“高山植物禁区”了，采摘它十分困难。
　　传说，很久很久以来，阿尔卑斯山区的居民一直流行这样的风俗：当小伙子向姑娘求爱时，为了表示他对爱情的忠贞，就要克服重重困难和危险，勇敢地登上高山，采摘“高山玫瑰”献给自己心爱的姑娘。
　　直到今天，当地居民仍然保留着这种习俗。
　　高山玫瑰，那灰白色的花朵实在没有任何惊人之处，但它却把人们引领向群山。
　　将登山的起源赋予浪漫的爱情，无论事实如何，人们都是愿意相信这种说法的。
　　其实，现代登山运动的起源是这样的：18世纪中期，阿尔卑斯山以其复杂的山体结构、气象和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科学家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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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0年，日内瓦一位名叫德•索修尔的年轻科学家，在考察阿尔卑斯山区时，对勃朗峰的巨大冰川发生了浓厚的兴趣。然而，他没有能力攀登到顶峰上去，于是，在勃朗峰山脚下的沙莫尼村口贴了一张告示：“为了探明勃朗峰顶上的情况，谁要是能够登上它的顶峰，或找到登上顶峰的道路，将以重金奖赏。”布告贴出后，没有人响应。
　　一直到26年后的1786年，沙莫尼村的医生帕卡尔邀请当地的石匠巴尔玛，结伴在当年的8月8日登上了勃朗峰。
　　一年后，索修尔自己身带测量仪器，由巴尔玛做向导，率领一支20多人的队伍登上了勃朗峰，验证了帕卡尔和巴尔玛的首攀事实。现代登山运动由此诞生。
　　在《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登山”的条目采用的就是这种说法。由于现代登山运动兴起于阿尔卑斯山区，所以，在世界各国，登山运动又被人们称之为“阿尔卑斯运动”。
　　从现代登山运动的诞生到1988年人类要双跨世界最高峰，已经有200年的历史了。
　　在这200年中，人类的登山运动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推广了，从南美的安第斯山脉到北美的落基山脉，从中亚的高加索山脉一直到喜马拉雅山区。
　　在这200年中，登山的设备从麻绳、登山杖发展成岩石锥、冰镐、铁锁等复杂的装备，登山的形式也从初期简单方式，即选择容易和安全的路线攀登，开始朝着难度较大的路线挑战的高难度技术型登山发展。
　　当然，在这200年中，也有无数的登山者已经在这项运动中献出了生命，仅仅在珠穆朗玛峰上，就有近200具登山者的遗体常年陪伴着无言的冰雪……
　　此刻，橘黄色的烛光照射在那些无言的碑石上，提示着他们，眼前这座山峰的历史，也用这光芒指引着他们前行的道路。
　　他们并不知道前面的路上会有什么，李致新在心里给自己定下了一个目标：一定要到达8000米的高度。
　　他那个时候没有琢磨8000米意味着什么，只是想，进了中国登山队，就得有8000米的纪录。
　　但他忽略了早在学校里就了解到的一段历史，人类在19世纪就得出了“8000米死亡线”这个概念。
　　1875年，意大利人斯宾内利、赛维尔和蒂桑迪埃乘坐热气球升空。当气球上升到8000米的高度时，斯宾内利、赛维尔当即死去，只有蒂桑迪埃由于气球破裂自动下降才从昏迷中苏醒过来而得救。
　　因此，蒂桑迪埃得出结论：人在8000米以上高空，如果不使用氧气，必然会死亡，8000米高空是“人类死亡地带”或称“生物禁区”。
　　从实验条件下的测量和理论推算，8000米高空的含氧量低得惊人，只相当于海平面的1／3。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国内外的航空生理学著作都一直沿用把8000米以上高度称为“人类死亡地带”的观点。
纷纷扬起的啤酒沫让开营式热闹非凡
　　李致新当时没有考虑，突破这个极限会遇到怎样的困难，甚至是生命的威胁。这个年轻人没有想过。
　　当然，他那个时候也不敢想，60多天后，他会站在世界最高峰上，而在11年之后，他走遍世界七大洲最高峰。那时候，什么也不会想，能来到珠峰，能参加这个超级行动，已经是幸福了。

　　其实，李致新他们真正能看着珠峰发呆的机会并不多。
　　到达大本营第二天一早，看见珠峰清清楚楚立在面前的时候，冬季队的留守人员也欢呼起来，他们整整一个冬季也没有见到珠峰的模样。这一年冬天珠峰地区的天气不好，每天都有厚厚的云层包裹着珠峰，珠峰在一个冬季几乎没有露出过容颜。
　　李致新他们2月进大本营的时候，大本营只剩下留守的教练刘大义等三个人了。一进帐篷，刘大义把李致新拉进了自己的被窝，自己坐在帐篷一角抽着烟，开始嘱咐李致新和曹安。曹安当时是从新疆登协借调到中国登山协会参加这次“双跨”活动的，中国方面的人员是中国登山协会的人员和从各地调集的人员共同组成的。
　　吉普车是冬季队留下的，因为雪太大，开不出去了；帐篷里存着食品；水泥台子是电视转播发射塔的基座。李致新他们的任务是看护这三样东西。怎么看护，没说，第二天一早大家撤下山的时候，有人说了一句：别让风刮跑了。不知说的是东西还是这两个人，李致新觉得是说他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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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峰的2月，风有使不完的劲儿，在河谷里一遍遍地翻滚吼叫。大本营建在一片积雪覆盖的平坦的谷地上，谷地东西两侧是中绒布冰川的侧矶，南北两侧是古冰矶小丘。他们的脚下，是150米厚的冰川，被沙砾和雪覆盖着。
　　在大本营苦守了一个月之后，李致新和曹安迎来了团圆的日子。大部队上来了，大本营热闹了起来。
　　北侧大部队是2月29日从拉萨出发的，拉萨距离珠峰大本营700公里。40辆卡车和10部四驱动的吉普车组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日方准备的70吨物资和中方准备的40吨物资装满了卡车。
　　在1987年签署的中日尼三国攀登珠峰协议书中，三国已有明确分工，中国登山协会主要负责中国境内至大本营的准备工作，尼泊尔登山协会主要负责尼泊尔境内至大本营的准备工作，日本山岳会主要负责大本营以上登山活动的准备工作。对于这些分工，日本方面分别给予财政支援。当年的名誉总队长是后来的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
　　全部人员在1987年就已经基本确定了，南北侧分别由四部分人组成：攀登队、大本营工作人员、电视队、报道队。
　　3月3日，北侧中国登山队队长曾曙生带领中国队和物资先期到达了大本营。三天后，日本队和尼泊尔队也到达了大本营。这个时候，南侧队也开始行动了。1988年3月，由中国、日本、尼泊尔三国356人组成的联合登山队，陆续开进珠峰两侧安营扎寨。
　　3月10日，北侧大本营开营了。大本营(BaseCamp简称BC，往山上建设的高山营地依次称为：C1、C2、C3……通常在雪线附近会设置前进营地，用以更换和储备技术装备，AdvanceBaseCamp简称ABC)，每次登山活动中，大本营就是所有人的家，所有的物资储备在此，用来进行休整的地方，登山的指挥通常是要留守大本营的。
　　建营升旗仪式，中、日、尼不同颜色的国旗依次升了起来。三国登山队员的衣服也分成三种颜色：中国队员按照习惯选择了红色，日本队员图吉利挑选了黄色，而绿色则属登山能力极强的尼泊尔队员。
　　三国登山队长致辞之后，大家一起干杯。每个人啤酒罐一拉开，白色的泡沫纷纷向空中喷去，大本营的高度是5150米，气压的变化已经很明显了。纷纷扬起的啤酒沫让开营式很热闹。
　　这一天，最低温度是摄氏零下18度，天气晴朗，没有风，在依次排开绿、黄、红三队后的背景是珠穆朗玛峰清清楚楚的雄伟身姿。
　　此时的大本营已经很整齐了。队员们从3日就已经开始了整理工作——装备、食品、氧气要分别按照从1号营地直至最后的7号营地的各自储备量进行详细的整理和分装。110吨的物资像是要装进一个大储物间，大本营的工作人员要记住每一样东西的位置和消耗量，甚至，到撤营那天还剩几包咖啡，他们都要做到心中有数。
　　这就是人们常常把登山和战争作比较的原因了，乃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每个登山者都是在这些准备工作中开始接受考验的。
海拔6500米，李致新无论如何也撒不出尿
　　在海拔6500米的营地，李致新蹲在帐篷里无论如何也撒不出尿
　　虽然已是3月了，但珠峰大本营没有丝毫春天的讯息。夜里，帐篷里的温度是零下13度，帐篷外的温度是零下18度，白天是零下6度。13日的一场暴风雪吹得帐篷里外都是雪，早上起来的时候，睡袋都变成雪白的了。接着而来的大风更是吹得人站不住脚，厕所也被大风吹垮了。

　　尽管是这样的风，人们却看到了希望。他们用以往的经验鼓励着自己：最多刮到20号，一到月底风就停了，这是春天的先声。
　　3月11日，日本队的山田升、尼泊尔队的昂•拉巴克和中国队的帕孜力就带着72头牦牛往前进营地出发了，当天就到达了海拔5500米的1号营地。第二天到达2号营地。
　　北侧登山线路的设计是建立7个高山营地。
　　登山的方式有几种，阿尔卑斯式和极地式，中国人通常采用的方式是极地式，建立高山营地，把物资逐个从营地运送上去，在运送物资的过程中，提高登山者的高山适应性。通常，第一个高山营地也叫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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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地，用途相当于大本营，用来缓冲，简称ABC，登达顶峰前的最后一个营地通常叫作突击营地。
　　3月13日，他们被大风吹下了山。15日，又有队员带着92头牦牛向山上前进。前进营地建不好，大部队是根本无法出发的。
　　3月16日，北侧的第一次行军开始了。每个队员背负十多公斤重的物资，沿着东绒布冰川，开始第一次适应性行军。天阴沉沉的，寒风夹着雪粒朝登山队员劈头盖脸打来，本来就因缺氧而呼吸艰难，一张嘴又被风和雪塞满，恨不得噎人断气。
　　走出巨石累累的河谷，又钻进层层叠叠、排山倒海般的冰塔林——那冰蘑菇、冰芽、冰锥、冰洞、冰湖，泛着幽幽的绿光，景色无比奇美壮观，但每个人都不敢掉以轻心。海拔5600米的一段路上冰川活动剧烈，道路很陡，常常突然有巨石从两旁山坡滚落下来，非常危险。前进时都十分小心，有好几处要跑步通过。有几次遇滚石袭击，因躲避及时，才幸免于难。
　　1960年，人类第一次从北侧登上珠峰的时候，这个冰塔林就曾是一个难题。
　　当时的随队记者，新华社记者郭超人这样记述道：
　　几座巨型冰塔并立在一起，像一道高峻的城墙一样堵住人们的去路。在冰塔林的上方，露出几条曲曲折折幽暗的裂缝。看来，这是惟一可以穿越的路线。但是，当人们踏上冰塔对裂缝进行进一步的观察后，才发现这里正酝酿着一场巨大的冰崩。很显然，从这里强行通过是极其危险的。队伍暂时停下来，开始寻找一条更安全的路线。正在这时，队员们在冰塔下的蘑菇石上，发现了一个奇怪的标记。大家围了上去，原来在石头裂缝里放着一张纸条。这是走在大部队前面的副队长许竞带领的侦察组留下的。纸上用红笔写道：“危险！冰崩地区。攀右侧山嘴绕行，切勿停留！速去！速去！”抬头观看，果然，在右侧一座十几米高的雪坡上，侦察小组用冰镐在冰雪上刨出了一级级整齐的台阶，修出了一条小路。沿着这条小路行进不久，登山队员们就到达了海拔5900米的第二号高山营地。
　　毫不夸张地说，所有山峰的资料都是前人用生命测量出来的。
　　不久，李致新他们就又遭到一场暴风雪的袭击，只见狂风呼啸，飞雪飘扬，不得不在大风雪中安营扎寨。呼啸着的狂风与他们处处作难，刚扎住帐篷的一个角，就被大风掀开，于是十几个人共同合作，钉死一个角后，再钉另一个角……
　　海拔5500米、6000米和6500米处建立起的1、2、3号营地都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建起来的。然而暴风雪丝毫没有停止的趋势。
　　就在19日上午，1号营地的五顶帐篷被一股强烈的暴风撕成碎块；下午，3号营地也有帐篷被狂风撕毁。队员们被冻得瑟瑟发抖，连呼吸也非常困难。只好钻到其他未被撕毁的帐篷内躲避暴风雪，好些天被困在里面动弹不得。
　　“那风吹得人烦躁不堪，简直要发狂，怒不可遏。”所有困在帐篷里的人都有这样的回忆。
　　困在帐篷里，李致新碰到了登山以来第一大难题，他撒不出尿。
这么年轻就有这机会，一泡尿有什么呀？
　　在高山上上厕所不仅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而且还有危险性，厕所修在营地附近，一般在营地和厕所之间要拉上绳子，防止迷失方向；在天气极其不好的情况下，人也是能被风刮跑的。高山营地通常都不大，大多会建在山脊上，所以说，上厕所是有危险的。
　　而此刻，风太大了，堵在帐篷口，谁也不会为这么点小事去和暴风较劲，但就是这么点儿小事难住了大小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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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李致新一个帐篷的是北侧攀登队长宋志义，一个有着8000米经验的老登山运动员。他说，拿个罐头盒不就解决了。老英雄可以，小英雄可办不到。李致新为这泡尿急出了一身汗。
　　在登山方面，李致新一直认为自己有天赋，这是他学生时代第一次攀登玛卿岗日山的时候就发现了。
　　玛卿岗日山又叫积石山，以往人们都称之为阿尼玛卿，它坐落在黄河上游以北，青海境内，是东昆仑北支的布尔汗达山脉最高峰。最高峰区域——玛积雪山，由十多座雪线以上的雪峰组成，主峰玛卿岗日峰海拔6282米，二峰海拔6268米，最早攀登上此峰的是由北京地质学院师生组成的登山队，他们在顶峰上留下一张从勘探日记本上撕下的纸，上面写着：“为了祖国的荣誉，为了高山科学事业，胜利登上此峰。”
　　在当时，地质院校的学生们攀登玛卿岗日峰是具有科考和登山双重意义的。同在武汉地质学院水文系读书的李致新和王勇峰一同加入学校的登山队就攀登了玛卿岗日山。
　　那时候的登山装备很简陋，穿的是老式的登山靴，又沉又硬，也没有下降器，还要自己用绳子打抓结，以达到安全下降的作用。就在这么艰苦的登山活动中，李致新发现了自己的一个特长：生火，做饭。
　　他对自己的自信心大增，发现自己和山挺默契的，高山适应很快，干起建营地、做饭这些事一点儿不烦，还挺有乐趣。在玛卿岗日，他还露了一手：拔丝地瓜。从前只见过，在山里也是初试身手。当然，程序是对了，但丝儿没有拔出来。大家拿他开心：这哪是拔丝呀，大连水果糖嘛。这成了登山队的一个典故。
　　被戏称为“大连水果糖”的李致新认为，要论登山中的苦自己没有吃不了的。在库拉岗日，他，王勇峰还有三个新队员把1200公斤的物资从4900米背上了5800米。
　　可没有想到，登山的苦，他只见识了那么一点点。珠峰的环境这么恶劣，完全超乎了他的想象。
　　但是，要忍着。在登山中，谁是天才？忍是天才。
　　李致新不相信自己挺不过去，他和王勇峰经历了“无业游民”才进了国家登山队，来珠峰是那么来之不易，有什么不能忍的？
　　在中国地质大学(原武汉地质学院)念到大四的时候，他们俩已经参加了玛卿岗日Ⅲ峰(海拔6090米)、Ⅱ峰(海拔6268米)和纳木那尼峰的攀登活动。1986年，一晃与山打了两年交道，正是面临毕业分配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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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那时的愿望是把自己的一生献给群山。由于当时国家登山队招收正式队员有困难，他们就要求分配到武汉地质学院在北京的研究生部，这样能离国家登山队近些。
　　就像现在中国登山队里的很多年轻人一样，当年他们放弃了所学的专业，守候着国家队，只等一声召唤。
　　1986年1月6日，李致新和王勇峰坐上了武汉到北京的火车，王勇峰还特意穿上了父亲送他的呢子大衣。他们憧憬着新的生活，跟随中国登山队攀登一个又一个的雪山。
　　两个年轻人绝对没有想到，1月7日，他们站在北京站的时候，已经成了“无业游民”了。由于一些阴错阳差的原因，北京的研究生部说暂时不能接收了。他们俩傻眼了。
　　揣着自己的户口本在北京晃的滋味很难受，甚至想过口的出路，李致新准备去新疆贩羊皮，他喜欢那个地方，王勇峰想留在北京卖大碗茶。
　　正在万分沮丧的时候，日本登山爱好者“拉”了他们一把。1986年，日本神户大学登山队打算独立攀登中国西藏海拔7538米的库拉岗日峰，请中国登山协会联系高山协作人员。
　　李致新和王勇峰一听，自告奋勇去当背夫，这样总算能与山亲近了，总算是没有白白地晃在北京。
　　所谓高山协作人员，常被人们戏称“高山牦牛”，就是像牦牛那样把物资背到高山营地上。整整一个月，他们每天把小山一样的背包背上营地，然后看着队员往山顶走。
　　15年之后，当年的日本队长见到他们还能准确地叫出他们的名字，那时候的印象太深刻了。老先生当年对自己的队员挂在嘴边的话是：坚持坚持，能做成大事。现在，见到了当年的年轻人，他很感慨，果然，坚持坚持，能做成大事。
　　他们在山上是拿自己的性命做赌注，当时他们不属于任何一个单位，一个机构，只是中国登山协会的临时工而已。
　　赖在北京不走，终于达到了目的，同年他们被中国登山队正式招进门下。
　　之后，他们俩一起参加了震惊世界的中、日、尼三国联合跨越珠峰活动，李致新是四名登顶的中国队员中惟一的汉族队员，王勇峰作为南侧队员也上到8100米的高度。从此，他们的登山活动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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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着这么年轻就能赶上攀登珠峰的机会，一泡尿有什么呀？
　　其实，每一个所谓具有高山适应性的人都是从这些生活细节开始适应的，无论是上厕所还是吃饭、刷牙、洗脸这些生活中稀松平常的小事儿，到了山里都是大大的难题。很多人发现自己能登山是从可以坚持一个月不刷牙中发现的。
能赶上珠峰南北大跨越是每个人的幸运
　　世界上，不可能再有一个可以和喜马拉雅山相匹敌的山系了。数千座6000米以上的高山聚集于此，世界上14座8000米以上的雪山10座排列于此。喜马拉雅，雪山的故乡。任何一个来这里攀登的人都是满心感动与崇敬的。
　　群山之中，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从来都是人们渴望亲近的地方。

　　1921年，英国人向珠穆朗玛峰的中国一侧派出了第一支侦察队。从此，人类探索珠峰的历史开始了。1921年的这支队伍勘察了珠穆朗玛峰的北、西、东三侧，并且攀登上了东北侧的北坳，选定了第一条攀登路线：东北山脊。第二年，登山队登上了海拔8326米的高度。海拔8326米，这是当时人类所达到的最高点，距离顶峰只有500米。
　　英国向珠穆朗玛峰派出第一支侦察队的1924年，又派出第三支登山队，这一次到达了海拔8570米的高度，再次创下人类的最高纪录，但依旧没有登顶，这次攀登留下了著名的“马欧之谜”，队员马洛里(Mallory)和欧文(Irvine)在攀登中不幸遇难。
　　马洛里给人们留下的一句名言至今还在传诵，人们问他：“你为什么要去登山？”他回答：“因为山在那里。”
　　除了这句名言之外，他和伙伴欧文还给人类留下了一个谜题：他们究竟是登顶之后失踪的还是结束在攀登的途中？
　　在队友的望远镜里，马洛里和欧文留下了攀爬的最后身影，一阵云雾飘过来，他们便永远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了。在山上，云就是风，就是暴风雪。山下看来轻柔缥缈的一片云在山上却能夺去人的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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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洛里，那个和队友在珠峰帐篷里吟诵莎士比亚名句的登山家究竟有没有站在世界之巅？这个问题让人类不停地寻找答案寻找了76年，直到1999年，由美国人和德国人组成的马洛里—欧文搜索队在珠峰北侧海拔8100米的地方找到了马洛里的尸体，这个谜题依旧没有答案。
　　马洛里之后的15年里，英国人又对珠峰发起了四次挑战，均以失败告终。留下了无数对珠峰骇人听闻的评价，诸如：这是连飞鸟也无法逾越的地方。
　　当然，七次挑战的收获不止这些，人们对喜马拉雅山脉的认识也在一次次增多。最大的收获是：证实了人类能够承受海拔8000米以上的缺氧环境。最大的发现是：源于藏族的夏尔巴人在作为高山搬运工方面有超人的素质。也是在这种发现中，人类确立了极地登山法，即，把登山物资向各个营地运输，步步为营的登山方法。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北侧山峰停止对外开放，而尼泊尔却在1949年建国并对外开放珠峰南侧的攀登，从此，南侧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活动开始兴起。
　　尽管英国在1950年和1951年相继派出了以德玛和希尔顿为队长的两支侦察队对南侧进行侦察，但第一张登山许可证却是瑞士队在1952年获得的。他们经南坳开辟了东南山脊的路线，在春秋两季进行过两次突击，最高到达8595米，还是创造了一个新纪录，最终力竭而退。
　　大约是上天感动于英国人对珠穆朗玛峰的执著，1953年，英国人终于获得了在南侧向世界最高峰挑战的机会，在队长琼•哈顿的指挥下，队员希拉里和丹增于5月29日终于登上了世界最高峰。
　　这是一次历史性的胜利，队长哈顿和队员希拉里因此获得了爵位封号，丹增也成为尼泊尔国民英雄。支持他们通向顶峰的正是那些默默无闻的夏尔巴搬运工，当然，也是丹增，为夏尔巴人树立了一个优秀的形象，使得以后的每个攀登者都义无反顾地相信夏尔巴人，正是这种信任使得珠穆朗玛峰南侧的攀登成为当地一个稳固的经济来源。
　　1960年，中国人首次从北侧攀登上珠峰以后，人类终于实现了最初的理想。从此，珠峰的魅力一天强似一天。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希普顿曾经说过：珠穆朗玛峰被人们登上去以后，人们就可以去攀登自己所喜欢的山了。可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人们变换着各种方式来试探这个独一无二的世界之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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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70年开始，世界各地的登山家们掀起了一股攀登喜马拉雅大岩壁的热潮，先是英国队攀登安纳普尔纳南壁成功，接着德国队攀登南迦帕尔巴特也获得成功。而日本山岳会在珠峰南侧传统路线登顶成功的同时，也在试探着珠峰的西南壁，这是珠峰最难的路线。但从1971年开始的四年里，还没有人成功，1975年，还是英国人，成功完成了珠峰西南壁的攀登。
　　随着世界上8000米以上的山峰被世界登山家逐个征服，一个新的课题又来了：登山家们能不能不用氧气就攀登上8848米的高度呢？1978年，意大利登山家梅斯纳尔和哈拉培突破了这个禁区。而到了1980年，梅斯纳尔从北侧以单人无氧的成功登顶迎来了梅斯纳尔的时代。
　　登顶的人数也在直线上升。希拉里成功登顶后的十年里，只有15个人登顶，到了1979年秋天，登顶人数突破100人，1985年秋达到200多人，1990年春达到300多人，1992年春400多人。到1993年，人类登顶珠峰40周年的时候，登顶人数达到575人次。其中，8次登顶的1人，5次登顶的3人。而女性登顶的人数从1975年日本的田部井淳子、中国的潘多以来，已经有29人30人次。截止到2001年，已经有873人1172人次登上珠穆朗玛峰，但也有165人遇难。
　　人们已不再满足于简简单单地直上顶峰又从原路返回的传统方式。开始不断花样翻新地为自己设计出更艰险的路线和更长的里程，其中之一就是跨越顶峰。
　　1964年，中国登山队成功登上希夏邦马峰后，当时兼任国家体委主任的贺龙元帅就这样问登山勇士：“珠穆朗玛峰，你们能不能从北坡上，而从南坡下？”当时，没有人回答这个问题。人类用了17年的时间才从北侧攀登上珠峰，实现跨越该是一个怎样的壮举。
　　以后，也有很多人设想组织两支队伍，分别从珠峰的南、北坡登顶，在顶上会师后再实施大跨越，北坡上来的从南坡下，南坡上来的从北坡下。是日本登山队最早把这种设想变成行动的。1983年12月，日本女登山家高桥通子和她的丈夫高桥和三，各率一支日本山鹿同人登山队，分别由南侧和中国一侧的东北山脊向地球之巅挺进。但是他们的会师跨越之梦，被漫天大雪吹得无影无踪。
　　无论是中国队还是其他国家的登山队，谁都想把这个关于珠峰的顶级创意变成现实。直到20多年之后，贺龙元帅提出的跨越珠峰才成为现实。1985年，中国登山协会向日本、尼泊尔登山界提议，中、日、尼三国联合组成登山队，实现南北双跨珠峰计划。这个建议很快得到热烈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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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于1986年的商议，在1987年的2月终于成为正式的议定书。中、日、尼三国登山界的人士穿梭于北京——东京——加德满都——香港之间，长达一年之久。200年的现代登山历史上最伟大的梦想终于有了蓝图。
　　联合登山队的全称是：中国•日本•尼泊尔1988年珠穆朗玛／萨迦玛塔友好登山，英文国际名称为：China，Japan，NepalFriendshipExpeditiontoQomolangma／Sagarmatha1988.珠穆朗玛，是我国藏语的发音，意为“第三女神”，萨迦玛塔，是尼泊尔人的称呼，意为“通达天庭的山峰”。西方人通常称为MountainEverest(艾弗勒士峰)。
　　当时，由三国共同确定的登山任务是三项：1.通过国际合作促进友好和登山技术的发展。2.从世界最高峰的南北两侧同时登顶跨越。3.从世界最高峰通过卫星进行电视实况转播。
　　后两项任务，哪一项的完成都是划时代的，在珠峰都是一个奇迹。
　　在这个计划中，这本书的两个主人公：李致新和王勇峰分别出现在计划书人员名单中，李致新在北侧，王勇峰在南侧。
　　能进入这个名单，在他们看来是一种幸运。1987年，李致新和王勇峰在中国登山队是名副其实的无名小卒。半年以前，他们还是混在北京的“无业游民”。
在李致新看来，登山是一种命运的安排
　　20年过去了，每次回忆起爱上登山的缘由，李致新都会说，仿佛是命运的安排。
　　1984年的一天，李致新正在饭堂吃饭，王勇峰过来了，因为跑步的原因，李致新已经和高他一个年级的王勇峰很熟悉了，李致新是班里的团支部书记，联欢晚会上经常说个山东快书什么的，常说的段子是《剃头》，王勇峰记得特清楚“当的格当，当的格当，扣你二两红高粱”。李致新那时候的愿望就是在运动会上“开”了王勇峰，一到跑1500米的时候，他
们班加油时喊的都是“开了他，开了他”。当然，一次也没成功。较量中，他们是朋友了。
　　王勇峰说：“学校组织了一个登山队，你想不想参加？”
　　“是吗？有登山队？”小时候的记忆一下子冲了回来。1975年珠峰的成功攀登是埋藏在他心里的一粒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