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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好天气，他们的攀登将不得不以失败而告终。以往的登山队在厄尔布鲁士峰停留时间在20天左右，当他们遇到坏天气的时候，就到附近的城市旅游，直到好天气的出现。阿里说，厄尔布鲁士峰的坏天气已经持续一星期了，天气能否在12日之前变好，他心里也没底。
　　9日，他们开始向突击营地进发，先是坐缆车从2000米的高度上升到3500米，然后又由雪地拖拉机把他们送到4200米。到达营地后，跃入眼帘的是一座由铝板做墙的形似碉堡的巨型建筑物，这个“碉堡”是一个三层楼房，有60间6平方米大的房间，每个房间有4个床位。食堂和休息厅在二楼，面积约50平方米，墙壁上挂满了照片和俄文说明，看样子是前苏联登山史的简介。营地周围下着大雪，能见度20米左右。整个队伍在休息厅里无可奈何地等待着天气的好转。王勇峰和李致新商量，12日之前天气不好怎么办？李致新说，让韩国人先撤，我们等着好天气的到来。
　　傍晚时分，天空突然放晴了，厄尔布鲁士峰的主峰第一次出现在眼前。除了它的美丽壮观外，另一种感觉就是伸手可触，上几个缓坡就可到达顶峰。他俩不明白，这么近的顶峰阿里怎么说需要8—10小时的攀登时间呢？他们决定明天突击顶峰，3小时登顶，1小时下撤，中午赶回大碉堡吃午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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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他们把计划告诉韩国队长后，遭到他的坚决反对。他说，厄尔布鲁士的天气瞬息万变，它的主要山难就是在暴风雪中迷路失踪。他们必须听从熟悉地形的阿里安排，明天到达4900米高度做适应性行军。王勇峰对韩国队长说，登山计划应随具体情况制定，其第一要素就是天时，抓住了天时就抓住了成功的一大半。还给他列举了攀登麦金利峰和阿空加瓜峰时，如何抓住好天气获得成功的例子，但还是没有说服同样有着丰富登山经验的韩国队长。最后他们对韩国队长说：我们对自己的行动负责。
　　和以往的登山一样，突击前夜还是睡不着觉。10日凌晨3时他俩起来开始摸黑做早饭。3时半，韩国队长来到食堂劝他们不要单独行动，他们答应，如果天气不好马上下撤。不得已，他只好同意了。
　　4时半，李致新、王勇峰信心十足地离开大碉堡。四周静悄悄的，他俩的脚步声在雪地上发出极有韵律的声音。霞光渐渐出来，厄峰主峰清晰地呈现在面前。为了尽快登顶，他们没按登山常规1小时行军休息1次，而是连续走了3小时。
　　大缓坡翻了无数个，可就是翻不完。突击营地倒是离他们越来越远，而顶峰离他们还是那么遥远。事实证明他们的判断出了错。看来要做好持久战的准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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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候，李致新脸上出现了倦容，脾气也变得暴躁了，一会儿抱怨冰镐太短，一会儿抱怨积雪太深，看起来是耍脾气，其实都是疲劳的症状，王勇峰把重的东西放在自己的包里，并且独自承担起开路任务，希望以此来减轻李致新的疲劳程度。
　　这段时间，王勇峰的训练没有中断过，可李致新因为公务缠身，身体状况明显不好了。
韩国人劝王勇峰：“让他休息，咱俩登顶吧”
　　在无尽无休的路线上，韩国人劝王勇峰：
　　让他休息，咱俩登顶吧
　　6小时过去了，大缓坡总算是到了尽头，他们到了海拔5300米的位置：厄峰一、二峰之间的鞍部。此时，李致新脸色发紫，倒头就睡。令人担心的事发生了，李致新出现极度疲劳
。在登山中极度疲劳是造成山难的重要原因之一，攀登者出现这种情况很快就会昏睡过去，导致体温迅速降低而死亡。
　　王勇峰给李致新做着工作：“千万别睡呀。”李致新也非常清楚在这里睡觉意味着什么。他说：“我控制不了自己，我就是想睡觉。”
　　没有办法，王勇峰只好和他达成协议，只允许他睡20分钟。身体下面垫着背包，两人身上所有保暖的衣服都给他了。李致新睡着了。
　　王勇峰在一边冻得来回跺脚，每隔5分钟就去摇摇他，以防他真的睡过去。
　　看着雪地上睡着的李致新，王勇峰突然感到了恐惧，如果他走不动，我一个人又无法把他拖回去，该怎么办？王勇峰不敢想下去了。
　　20分钟一到，王勇峰赶紧把李致新叫起来问他感觉怎么样。他说浑身发冷，想继续睡觉。王勇峰没有同意，让他伸伸胳膊和腿，准备下撤。
　　这时，一名韩国队员跟上来了。王勇峰感到奇怪，他们不是计划今天到4900米高山适应吗？那人说，看他俩在前面已把登顶路线踩出来，韩国队决定今天有部分队员登顶。王勇峰一听，心里算是有了点底儿，李致新真的走不动了，还可请韩国队员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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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歪坐一边的李致新，那个韩国队员说，让李先生休息，咱俩登顶吧。王勇峰一听这话，气不打一处来，顿时对这位韩国队员没了好感，并坚决拒绝了他的提议。他一看王勇峰没同意，自己也不敢上，坐在那里等同伴上来。
　　王勇峰开始和李致新商量着下撤计划。李致新说：如果撤下去，这次厄峰登顶计划肯定告吹，下一次还不知何时何日再来。他建议王勇峰和那个韩国队员去登顶，他在5300米等着他们回来。
　　王勇峰没同意，心想，我登顶回来了，你在这里冻成了冰棍儿了。再说，登七大洲最高峰的目标是我俩9年前共同确立的，并经过千辛万苦，九死一生才熬到今天，怎么能撇下他自己去登顶呢？虽然失去登顶机会心里也难过，但看到这个时候李致新已经脱离了危险，心中又增添了许多安慰。
　　正做着下撤的准备，李致新说，现在感觉好点儿了，是不是再往上走走？可这时候王勇峰已经没有了登顶的心气儿，想着李致新的体力能保证走回“碉堡”就谢天谢地了。可登顶的诱惑实在难以拒绝，脚步又不由自主地向上迈去。
　　李致新体力的恢复让两个人都看到了希望，抬腿就走却忽略了一件事，李致新垫在身下睡觉的一件风衣被丢在了雪地上，王勇峰本来要把这件衣服留作攀登七大洲最高峰纪念的，却丢在了七大洲的第五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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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攀登厄尔布鲁士最难的地段就是从5300米处到顶峰，这是一段坡度约30度的大坡。30度的坡度对登山者来说，应该不算什么难度。可对于极度疲劳的人来说，这是一道无法逾越的障碍。经过李致新这么一折腾，王勇峰也开始感到疲劳了。让李致新在前面开路已不大可能，那个韩国人根本就没有在前面开路的打算。若奇迹不出现，登顶的希望几乎没有。

身陷困境时，“上天”总会帮一把
　　李致新和王勇峰1983年参加登山以来，无数次的合作，都获得圆满成功，被登山界誉为“双子星座”、“登山福将”。
　　王勇峰经常爱引用一位登山家的话：登山的伙伴有时比妻子还重要。这也是他们20年的感受。登山中，对伙伴的信任是成功与安全的根本。登山最忌讳的就是和不熟悉、不了解的人一起登山，会带来无穷的问题和烦恼，现在，越来越多的商业登山已经显示出了队伍简
单的组合所带来的诸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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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勇峰也总说，和李致新在一起登山我的运气总是特别好。在旁人眼里，他们确实是一对天才和汗水的组合，李致新的判断力与决策力无论是在登山过程中还是在生活中都极其鲜明地显示出来，而王勇峰的坚忍和执著都是常人极难相比的。
　　当然，他们自己也总结了成功的秘诀：就是每当遇到艰难险阻时，“上天”总会帮他们一把。其实，更应该说，每一次都是他们的决心和置生死于度外的气概感动了上苍。
　　也就在他们眼看着登顶的希望一步步远离的时候，眼前一亮。
　　前面不远处出现了两位“苏联老大哥”，他们也准备攀登这个大坡。如果老大哥把最后300米路踩出来，他们登顶的可能就不是什么天方夜谭了。看到他们的狼狈样，老大哥当仁不让地承担起最后这段的开路任务。上天又一次拉了他们一把。
　　跟着老大哥踏出的脚印，他们一步步向顶峰迈进。
　　大坡到了尽头，顶峰已近在眼前。
　　李致新不知从哪儿来的一股劲儿，冲到前面当起了开路先锋。
　　6月10日，莫斯科时间下午1时26分，王勇峰手中的摄像机出现了李致新和两名俄罗斯人，一名韩国人，在欧洲的最高峰上，厄尔布鲁士峰的最高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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乞力马扎罗的雪
　　山顶上白雪皑皑，山腰间白云朵朵，山下，辽阔的草原上象群缓缓游动。这就是美丽浪漫的乞力马扎罗。
　　1998年1月5日晨7时40分，李致新、王勇峰完成了攀登七大洲最高峰的第六站：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一路上，他们都把这次非洲之行称为“浪漫之旅”。的确，比起珠穆朗玛峰，比起麦金利，比起文森峰，这座山自然环境好，攀登难度低，王勇峰总挂在嘴边的
就是“tooeasy(太容易了)”。然而，谁能想到，就是在安静美丽的乞力马扎罗，在顶峰，他们离死亡竟然只有一步之遥。
　　出发前，每个人都复印了一份海明威的《乞力马扎罗的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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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见了面总要问：豹子到这么高寒的地方来寻找什么呢？
　　像接头暗号一样
　　1997年11月30日，北京飘起了第一场雪。怀柔水库的岸边很快就白色一片了。中国登山队训练基地就在这个有雪的岸边，是个半岛，一直伸进怀柔水库。
　　早上9点30分，李致新、王勇峰带着三个记者开始了第一天的训练。步行25公里，绕行怀柔水库一周。王勇峰说，能不能上乞力马扎罗就看今天大家走的怎么样。
　　三个记者里只有我没有进过山，张伟和潘燕生跟随中韩联合登山队攀登过西藏境内的穷母冈日(海拔7048米)，算是有见识的了。
　　我们带了5瓶矿泉水、5个鸭梨，统统装进了王勇峰的小背包。他俩看起来特别兴奋，站在院子里不停地大喊：啊！乞力马扎罗的雪。
　　沿着大堤，大家边走边聊。那个时刻，突然想起了《阿甘正传》里的那句台词：他们像秤离不开砣，砣离不开秤。李致新不停说着逗乐的话，王勇峰认真地笑着，配合着李致新的笑话。
　　王勇峰是一个仔细的人，检查我们的衣服，鞋子，嘱咐我们把拉链拉开，感觉到冷了赶紧拉上去。我们三个像幼儿园里的小朋友，乖乖地站在那儿，让他检查。怎么穿衣服是我们学习登山的第一课。
　　出了登山队训练基地没有多远，看见路边一辆白色小面包车陷在沟里了。李致新大声问：“要帮忙吗？”那人摆了摆手，盯了我们一会儿，问：“你们这是干什么去呀？”我一下愣了，该怎么回答？王勇峰说：“走走。”继续前行，我还在想，真的，我们这是干什么去？该怎么回答？
　　一个多月以后，在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的攀登路上，太阳猛烈地晒着我的皮肤，仿佛有哧哧的烤焦的声音传出时，我突然又被这个问题定在了路上：我们这是要去哪里？我们这是在干什么？我无法回答自己。能回答的只有一个字：走。如同此刻，绕着水库，从起点到起点。
　　按计划，我们要走4个小时。因为有雪，走路变得诗意起来。走过一片浅滩的时候，李致新指着水面大叫：“快，拍一段，有倒影呢。”张伟和潘燕生忙扛起了摄像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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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致新和王勇峰攀登七大洲最高峰已经快10年了，电视记者跟踪采访这是第一次。这次中央电视台派出了三人拍摄小组全程跟踪，中央电视台体育中心新闻部主任张兴亲自带队，记录这两个中国人正在创造的纪录，还没有一个华人完成这个目标，登上七大洲最高峰。
　　在后来的电视专题片中，确实有这一片浅滩：他们的脚步越过浅滩，身影渐渐隐在雪花中，一行行字幕推出来：
　　乞力马扎罗是一座海拔一万九千七百一十英尺的长年积雪的高山，据说它是非洲最高的一座山。西高峰叫马塞人的“鄂阿奇—鄂阿伊”，即上帝的庙殿。在西高峰的近旁，有一具已经风干冻僵的豹子的尸体。豹子到这样高寒的地方来寻找什么，没有人作过解释。
　　为非洲之行做的准备之一就是我们每个人复印了一份海明威的小说《乞力马扎罗的雪》，开篇的那段引子大家都会背了。见了面总要问：豹子到这样高寒的地方来寻找什么呢？像接头暗号一样。
　　其实，关于海明威的小说，我们就对这段引子感兴趣，张伟他们设计在登顶之后，由两个人在顶峰上朗诵这一段，谁能想象，真正登顶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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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遥远的非洲，遥远的非洲最高峰，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多么神秘的一个名字，以至于在一个月以后，报社的编辑把我从非洲发回报道的标题定为《我亲眼看见乞力马扎罗的雪》。真的，在很多人看来，亲眼看见就已经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情了。
我们舍近求远
　　我们舍近求远，没有从肯尼亚入境，
　　而是选择了达累斯萨拉姆
　　1997年12月27日，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我们终于站在了非洲红色的土地上，但乞力马扎罗还在800公里以外的地方，而我们好像已经走了一个世纪了。

　　按照最合理的路线，到乞力马扎罗是应该到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再坐汽车到乞力马扎罗，乞力马扎罗在坦桑尼亚和肯尼亚的交界处，距离肯尼亚只有100公里。但我们却舍近求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