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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当时登山队不要水文系的，只要和高山工作密切相关的地质系和矿产系的。李致新是水文系工程地质学专业的，王勇峰是水文系水文地质学专业的，原则上，他们都进不了登山队。可王勇峰因为是校运动队的，近水楼台先得月，已经报上了名，还参加了体能的测试。他向李致新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学校在几百个报名者中筛选24个，低压舱等一系列的测试已经进行完了，但有一个老师退出去了，因而还有一个名额。他指点李致新去找纪老师。
　　李致新摸到纪老师家，见到他第一句话是：我想参加登山队。
　　纪老师在武汉地质学院搞了很多年的科考工作，也是一个经验丰富的登山家，脚指头在登山中冻掉了好几个。
　　他问李致新：“为什么要登山？”
　　李致新一下愣住了，来之前可从没想过这个问题，突发奇想：“第一，我喜欢登山”，他想这是说服老师最重要的。现在，做了中国登山运动管理中心主任的李致新在选队员的时候，也要看他是不是真正喜欢登山，有没有为这个事业献身的精神是一个登山运动员的首要素质，硬拉进来是不行的。
　　“第二，听说将来还要和日本队合作，我会日语。”其实，李致新那时候的日语水平只够问个好。
　　时效最快的一次应用是第一次在西藏登山，宾馆的商品部不向中国游客出售进口香烟，李致新一听，当外国人还不容易？跟我走。他领着几个同学去了商品部，叽里咕噜说着谁也听不太懂的日语，买了一条“555”烟。
　　“第三，我东北人，我抗冻”，实际上，南方人才抗冻，那些南方同学冬天就睡在一个凉席上。李致新脱口而出三大理由。
　　老师一听，就同意他参加体检了，说只要系里同意就没问题。
　　当时很多人的心里是想去高原看看，李致新当时就是这种想法，即使以后当不了登山运动员，也去山里看看，看看冰塔林、雪山。但当时有一点是他没有想到的：纪老师的问题他居然用了近20年的时间也没有回答出来，越是到后来，问他这个问题的人越多，而他，也在不停地问自己：为什么要登山？高山反应损伤着身体；疲劳折磨着意志；时时刻刻的意外威胁着生命。真的像孟子说的那样：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但还要一次次向山而去，今天，李致新说，这是用一生的时间也无法回答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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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了纪老师的话，李致新直接去找系主任谈，这之前他还从没和系主任说过话呢，也顾不了那么多。系主任特爽快，说，作为咱们系的学生能去当然是好事，但要把功课安排好。
　　其实，李致新的顺利是王勇峰铺路的结果。当时组建登山队的时候，第一原则是登山要和科考结合在一起的，不要水文系的，王勇峰就四处活动，找系里，找体育教研室，找团委，到哪里都是一句话：我要登山。他当时有一个想法，登山是要经过生死考验的，如果一个人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了，还有什么办不到的事？
　　王勇峰一直坚信自己能做大事，而要做大事就要经得起考验。登山当然是最好的考验。
　　王勇峰参加了学校的全部测试内容。登山队招收24个人，却有200多人报名。第一关是负重30公斤爬台阶，半个小时就刷下去100多人。还剩下100多人，过第二道关，体检。当时学校对登山队员的要求也不是特别清楚，所有的项目都检查，视力1.2的都被刷下去了，就剩下50多人了。再做低压舱实验，到了8000米了，给你一个纸条儿，让你回答一些问题，比如：1＋1等于几？这一测试，只剩下了20人。王勇峰通过了所有测试。
　　现在想起来，一切就像是命运的安排。如果没有王勇峰的那句话；如果没有那么开明的老师；如果真像其他队员那样去做低压氧舱这样的专业测试，李致新可能永远和登山无缘了，至少戴眼镜这一条就过不去。
　　但在当时看来，进登山队只是一个努力的结果而已。
海拔7790米，李致新和王勇峰互报食谱
　　海拔7790米，李致新和南侧的王勇峰通上了话
　　通话内容是通报各自的食谱
　　大连金县得胜乡林家大队小林屯，每次说起这一串地名，李致新的声调像是在唱歌，这是他一家人随父亲下放的地方。在这个小林屯里只有一所小学，叫林家小学。

　　林家小学往东200米是村上惟一的一个供销社。1975年6月的一天，那条200米的土路上，13岁的李致新在奔跑着，他手里攥着一份《人民日报》，这是他每天的工作，去供销社为学校取惟一的一份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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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穆朗玛一青松》，这个标题到现在他也能脱口而出。这是那一天一版上的一个巨大的标题。文章记录的是中国登山队第二次成功登上珠穆朗玛峰，其中很大的篇幅讲述了当时登山队的政委邬宗岳的故事，他为了记录登顶的成功和登山运动员的攀登过程，冒着危险拍摄纪录片，在海拔8500米的地方失踪了。
　　邬宗岳，这三个字当时在这个13岁的少年看来只是个英雄的名字。他不知道，他的人生竟然和这个名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毫无疑问，学生时代的李致新是一个优秀的学生。上小学时最得意的一件事是一年级就在全校背《为人民服务》。那时候广播里总播放“老三篇”，没上学不识字的时候他就会背了。校长让他站在凳子上背给大家听。他是校长最喜欢的学生，他因此而有了一个特权：每天可以看报纸。
　　如果在这一年你向着中国的西北方望去，也有一个少年正在成长。
　　在内蒙古的集宁，同样是在1975年，小学五年级的王勇峰开始练长跑了。他戎马生涯一生的爹说要锻炼他的意志，让他每天早上长跑。零下20度的集宁冬天的早晨，别人都戴着棉帽子捂着大衣的时候，他穿着秋衣秋裤、戴一个耳套就跑出去了，一天早晨能跑上四五千米。
　　他也是一个被认为很聪明的孩子，但他绝不是校长喜欢的学生，因为他不爱学习就爱玩。正全速向一个坏孩子发展着。
　　他那时候的事迹是老师的反面教材。在马路上撒钉子，躲在一边欢天喜地地看自行车呱唧呱唧倒一地的是他；庄稼熟了跑到地里偷玉米白薯的是他；钻进火车车厢里偷西瓜的也是他……总之，一个坏孩子能干的事儿他都干了。但总不是那种顶天立地的淘气，老师的评价是“蔫儿淘”。
　　少年时代的王勇峰最崇拜的人是他的姨夫——他爹以前的勤务兵，因为他自行车骑得特棒，直到今天，描述他姨夫飞车的样子，他也是摇头晃脑极其得意。在他看来，当时他们家那辆28飞鸽牌自行车是最值钱的一个物件，骑上“飞鸽”飞奔集宁是他最兴奋的时刻。
　　李致新也有一个偶像，他的邻居，供销社里的一个采购员。总能五湖四海地溜达，让他羡慕，当时的人生理想就是当一个采购员。但和王勇峰不同的是，那时候李致新爱上学爱读书。
　　六岁的时候李致新跟父亲下放到了这个小林屯，他家的菜地就在学校的前边，每天看菜地时，就坐在墙头上看学生上课，看着看着就不想看菜地想上学了，他妈妈说等等再上，他不干，就蹲在教室外面听人家上课，回到家一想起来就哭，他妈拿他没办法，让他插班上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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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林家小学的桌椅还是水泥做的，两个人用一个桌子，自己带板凳。因为是插班生，他和另外两个同学用一套桌椅。即使这样，他的功课从来都是第一名。
　　念中学时李致新最大的心愿是考上大连工学院的化学工程系。上中学时化学是他最得意的一门功课，他的梦想是当化学家，成为中国的门捷列夫。但其他的功课拉了后腿。
　　从农村回到城市后，很多功课都是陌生的，像生物和外语，在农村都没有学过。在农村时学过两个星期的日语，高考时外语就选择了日语。但学校里不开日语课，他只能跟着广播学。早上上学要坐一个多小时的车，他就在出门前把日语广播录下来，路上和中午在学校听。那时候家里条件很不好，学习的地方都没有，他就拿着爸爸的工会证放学后去大连市工会的工人文化馆看书。这么读完了高中的最后一年。
　　高考那年正是彭加木遇难的那年。在当时的理解的那种寻找就好像是家里的孩子丢了，拉开大网满城找呗。那时很奇怪，怎么会找不到？这件事一直困扰着李致新，直到他开始登山才明白，那时候怎么也想不到自然有多大。
　　在那个崇拜英雄的时代，邬宗岳、彭加木的名字是很容易影响他们的，李致新报考了武汉地质学院和长春地质学院。那时候还有一个特幼稚的想法，学地质可以四处走。可以像他家的那个采购员邻居一样。
　　揣着门捷列夫的梦想，1981年，李致新走进了武汉地质学院水文系工程地质学专业。
　　而这一年，王勇峰已经在武汉地质学院水文系水文地质学专业读二年级了。
　　如果说，李致新考到武汉地质学院是个遗憾，那么对于王勇峰来说可是一个奇迹。
　　因为直到初二那年，坏孩子王勇峰的命运才发生了转机。
　　那年，学校选拔数学竞赛的学生，考初中四则运算，他居然被选上了。经过老师一番辅导。他居然代表学校去参加市里的数学竞赛。拿到市数学竞赛试题时，发现只有一道题眼熟，当时想，就做这一道吧，做呀做，凭着做出的一道题，居然榜上有名，他拿了一个第二。三个“居然”把他推上了当好孩子的路。
　　大概是因为数学是他的转机，关于学生时代的回忆都和数学有关。印象最深的是上几何课，画辅助线用虚线，他总是用实线，老师冲着他后脖子就是一巴掌，疼坏了，一辈子也忘不了辅助线要用虚线。
　　到初中快毕业的时候，他发现做一个好孩子是挺好的事，就认真念书了。到了高中，凭着数学成绩好，他进了市重点中学还进了重点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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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了重点班，他又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了。谁的功课都比他好，班上一共50人，他排名第35，感觉能好吗？善于安慰自己的王勇峰想，反正是赶不上了，算了吧，还不如好好玩玩呢。
　　他的“飞鸽”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陪伴他的，约上一些伙伴，这个星期天骑车往东走40里，下个星期天再往西走40里。回来跟大人讲他们到过的一些地方，他们都没听说过。集宁附近的山、树、水他几乎都见过了，走过了。
　　这就让他越来越发现学习是件没意思的事儿，到野外才是一件让人兴奋的事儿。于是，在高中，只留下一件得意的事。
　　那是在高一运动会上，老师让他参加冬季越野赛。当时大家都没太把比赛当回事，穿着棉衣棉裤大头棉窝就上场了。王勇峰可不一样，第一次参加比赛，可真当回事儿，认真极了，穿着单衣单裤一双球鞋就上场了，那可是冬天。发令枪一响就冲了出去，多冷呀，只有玩命跑才会暖和点儿。一看遥遥领先，心里更高兴了，任鼻涕横飞，拿了个第一名。
　　那一次他知道了幸福是个啥滋味儿，知道了成就感是个啥滋味儿。学校一看他跑得不错，就让他参加校队训练，可到了那儿，人家也是单衣单裤了，王勇峰就没戏了。
1982年，李致新、王勇峰认识了，因为跑步
　　就这样在愉快的东奔西跑中等来了高考。考上重点大学对于王勇峰来说当然是个奇迹。他在班里的名次一直是35名左右，高考的时候，一没有压力就超常发挥了，居然考了个17名，把他乐坏了。但分数上了重点线带来的惟一遗憾是只有放弃军官梦了。
　　王勇峰一直的梦想是当一个拿破仑那样的将军，阴错阳差进了武汉地质学院之后，还是做着将军梦，抱着军事方面的书苦读。那时候，王勇峰在同学中很有煽动性，原因就是总
给他们讲战争故事，讲故事时那种豪气满胸怀的感觉令人一辈子难忘。
　　1982年，武汉地质学院的操场上，李致新、王勇峰认识了，因为跑步。
　　那年学校运动会，1500米的秩序册上同时出现了他们的名字。王勇峰已经是校队的长跑队员了。跑到最后一圈时，李致新差点超了他，王勇峰急了，开始加速，当然，他拿了第一。李致新记住了王勇峰的样子是因为他们班那么多女生给他加油，当时想，这人人缘还不错。下了场，王勇峰过来和他打招呼，他们就算是认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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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李致新高一个年级的王勇峰已经是学校一个人物了，进校参加新生运动会时，他跑了一个5000米的第一名。当时特别想进校队，老在体育教研室外转悠，后来，老师问他，想练练吗？他说想，老师说，那先跟着练吧。
　　王勇峰可是真练，别人跑1500米，他跑2000米，从来不偷懒。他似乎就是这么一个人，什么事情都喜欢做到极致，不超过极限不罢休，这在后来的1993年登珠峰时最明显，那一次，体力严重透支，直到今天也无法恢复，总有力不从心的感觉。
　　在当时，因为这股劲儿，老师把他收进了校队，从长跑中，王勇峰找到了一种成就感和归属感。
　　因为这种成就感，他死心塌地做好学生了。入学一个月后，他当了班长，全心全意地当班长，像他练长跑一样不遗余力。有人训练晚了，或是下自习晚了，他把饭打回来放在宿舍。刚进学校的时候，很多人不会缝被子，他就给他们缝被子。大学三年级的时候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除了热心、厚道，这个班长的运动衣还给同学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校田径队的王勇峰每次训练后回宿舍都很夸张地把湿透的运动服往墙角一扔，他觉得特潇洒，同学们也很欣赏这个时刻，因为，如果是在夏天，你会听到蚊子们“嗡”地一声追随那些衣服而去，武汉的夏天，蚊子多恐怖呀，可班长怪味冲天的运动服就能有这样的引敌功效。
　　可也别以为王勇峰班长总是这样不修边幅，若是见他整整齐齐、刮干净了胡子打扮起来了，那准是学校晚上放电影。王勇峰没穿过什么好衣服，上了大学，家里才不让他穿带补丁的衣服了，大学一年级他才拥有第一身蓝涤卡制服，大三才有了第一身西服，那是他和李致新在校园里卖磁带挣的。一旦到了重要的时候，他会把蓝涤卡和他爹送他的一件将军呢大衣穿出来，看来，上大学时，看电影是一件比较重要的事儿。
　　都是好学生的李致新和王勇峰成为了朋友，从那以后，是一座座雪山不停地加固着他们的友谊，就像这个时刻，李致新在北侧艰难地闯着风雪，王勇峰在南侧也艰难地闯着风雪。
　　上到了海拔7000米之后，由于中间没有障碍，南侧和北侧队员的报话机可以通话了，王勇峰和李致新居然也对上了话。
　　王勇峰最关心的是李致新在北侧吃什么。南侧由于进山的路途非常遥远，登山队带进山的食品沿途坏了很多，所以，给养一直处于困乏状态，到后期，只有突顶队员每天才有两包榨菜，其他支援队员经常是白米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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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侧的食谱要显得丰富得多，炸酱面、葱花饼，听得王勇峰快流口水了。
李致新见到等候他的宋志义，眼泪掉了下来
　　李致新独自一人上到了6号营地
　　见到等候他的宋志义，眼泪掉了下来
　　3月21日开始，大本营的风势开始减弱了。人们甚至嗅到了春天的气息了。中国队的于良璞悠然地说：“在大本营旁边的绒布河里有小鱼，4月底去钓鱼吧！”说得每个人心里痒
痒的，也仿佛春天真的来了，的确，在大本营，白天可以脱下羽绒服了。
　　可这个时候，在山上修路的队员们是丝毫也看不到春天的希望的。他们在大风和冰壁面前寸步难行。
　　北坳冰墙，打通北坳最大的险关之一。它是立在海拔6600—7028米之间的一道冰雪陡壁，坡度平均50度，最陡处达80度，戴上墨镜看仍是光滑雪白的一片，令人头晕目眩。修通前往7028米北坳的道路才是真正的登山开始。
　　中方队员次仁多吉、日方队员山田升、尼泊尔队员昂•拉巴克等强手组成了结组，把保护绳一直架到了6800米。北坳顶上的4号营地建立好了。这一天，难得的新月升空，群山安静地泛着银色的光芒。
　　但紧接着向北坳顶上的4号营地运输物资时，三国队员又在冰墙上与大风雪展开了严酷的拉锯战。北坳是位于珠峰和章子峰之间的一个鞍部(山坳)，正是一个大风口，狂风不断咆哮，不时有人败退下来。前进营地的炊事帐篷被风吹了起来，日本电视队的帐篷也被吹倒了。宿营帐篷里点不着煤气炉，很多队员连茶也喝不上了，只能蹲在帐篷里。
　　3月26日开始，三国所有的运输队员开始往4号营地运输，按照三国平等的原则，每个人都必须负重20公斤。但他们都在离冰墙顶部只有78米处被风雪无情地打了下去。时间不能拖，为了不至于延误整个登山计划，3月28日，北侧队长向山上队员发出了要坚决完成任务的动员令。
　　第二天，终于把将近1100公斤重的物资，主要是氧气瓶、煤气罐、食品和登山器械，背运到北坳顶部，胜利完成第一次行军任务。不过此时有五名队员已因病下撤。
　　4月1日，4.4吨的物资已经有1.8吨运到了海拔7028米的4号营地。北侧队以达到海拔8300米的6号营地为目标的第二次行军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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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天，南侧队经过长达九天的步行，也终于到达了设在孔布冰川东部的南侧大本营，营地海拔5350米。
　　由于南侧登山路线较短，只需建立五个高山营地，比北侧少两个，因此迟至4月3日才举行开营式。三国联合双跨珠峰的南北大行军从此全面展开。
　　4月2日，北侧修路队向第二险关、海拔7028—7450米的冰雪地带和大风口发起挑战。没想到大风口的狂风如此之大，而且是永无休止地吹着，加上出发时间晚了些，结果只到海拔7300米处便被狂风逼退。
　　4月3日，天气终于晴朗了。三国先头部队再次出发，他们在冰坡上每隔50米打一个冰锥，拉上绳索。但随着他们的攀升，风也很快跟来了，每秒40米的大风甚至干扰了他们和前进营地的通话，对讲机里全是啪啦啪啦的声音。在海拔7500米的高度，山田升一字一喘，断断续续地说：“是的，我们正紧紧抓住绳子，否则就会被大风吹跑。”
　　山田升已经是第19次在喜马拉雅山攀登了，其中还有两次登顶珠穆朗玛，有10次8000米经验的山田升也说：“这样的大风还是第一次碰上。”
　　4月6日，山上的攀登队长和所有队员都集中在4号营地。
　　而大本营也为5号营地的进展召开了一个气氛紧张的队长会。
　　日方的桥本队长汇报了在4号营地召开的攀登队长会议的情况，中心话题是：“风力太强，不能硬干。7日向现在的最高到达点运送物资，8日再向上进一步修路。”
　　中方队长曾曙生提出了反对意见。这个和山打了20多年交道的老登山拥有的不仅是登山的经验，还有对他的队员的了解。他说：“按这样的安排，不去继续修路，会挫伤士气。明天，请让三名中国队员早晨7点出发，去完成通往5号营地的修路工作。”
　　桥本队长不说话了，这不是彻底否定了攀登队长的会议了吗？后来，在桥本队长的回忆中，曾曙生的发言在当时是被他看做挑战的，就是说，以前的做法是不对的，现在让中国队员做给你们看看，当时的桥本认为，这不是三国友好登山，而成了竞争登山了。
　　曾曙生没有理会桥本的沉默，他心里也有同样的想法，这不是竞争，既然是一个团体，就不要考虑谁在前谁在后，山上的每一个弟兄都代表三国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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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本营和4号营地的无线电通话成了持续两个半小时的激烈争吵。最后达成妥协方案：最好让最有能力的队员去执行下一步的修路任务。
　　第二天清晨，中国队的次仁多吉从北坳顶出发了，下午1时总算把路修到海拔7790米的5号营地。终于突破了东北山脊的强风地带。
　　次仁多吉，被人称为是一个“钢铸铁打的汉子”。28天之后，也是他，第一个登上了顶峰，为了完成会师的任务，在山顶，在世界最高的地方，在不吸氧气的情况下，停留了99分钟。
　　从7日到9日，海拔7790米的5号营地和8300米的6号营地道路相继被打通，紧接着便开始了北侧道路上最为漫长、艰巨的运输。
　　不少队员背着沉重的装备几上几下，每走一步都要喘气，呼出的热气在眼睛上帽子上结了冰，能见度只有十几米。有时刚迈出四五步就被风刮倒，真想扔下背负的东西减轻负担。“可你想想，半途而废下来是什么滋味？”大家还是咬着牙硬挺住了。
　　登山途中最可怕的还不是险恶地形、缺氧、冰雪狂风和疲惫等等，而是孤独。
　　从北坳顶至5、6号营地的运输任务。长达七八个小时的行军中，只有白茫茫一片风雪为伴，没有色彩，没有声音，静得几乎让人发疯，李致新说：“第一次真切感受到人在大自然面前是多么渺小。”
　　回到北坳营地，看见风雪里等候他的宋志义，李致新的泪水顿时“刷”地流下来。“只有我一个人，”他觉得那么委屈。
　　在整个登山活动中，李致新一共有四次孤独行军，每一次，都要落一次泪，但后来，他发现，这四次行军带给他的磨练受用一生。
　　4月15日，中方主力队员次仁多吉带了两名队员，又以6个半小时的惊人速度，从北坳顶攀到6号营地，完成中方第二次行军的最后一次运输。17日，全体人员撤回大本营休整10天。
王勇峰在南侧学到了一个登山信条
　　就在北侧顶风冒雪艰难运输时，南侧队也遇到了巨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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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侧第一道险关是海拔5400—6200米的孔布冰川冰爆区，陡峭山坡上堆满巨大的冰雪块，遍布或明或暗的冰裂缝，有的宽数十米，深不可测；而且冰岩悬空而立，冰崩雪崩频繁，曾有不少登山者在这里被冰雪吞噬掉，素有“死亡冰川”之称。

　　为此，登山队在孔布冰川上架设了三十多架金属梯子，并在许多地段拉上了保护绳，但是前进中的险情仍时时发生。
　　4月6日，三名中方队员在前往海拔6100米的1号营地途中遇到冰川塌陷，刹那间只见方圆200米内的地段纷纷崩塌，发出巨大的轰鸣声。幸运的是三个人当时未在塌陷中心，当他们发现情况不妙时，拔腿就逃，总算拣回性命。
　　次日，1号营地附近已打通的道路被冰崩摧毁，架在冰裂缝上的许多金属梯子也被砸进冰缝中。这天还有一名中方队员失足跌进冰裂缝，亏得他机智地一挥冰镐钉住了冰壁，才免遭灭顶之灾。
　　11日，在距海拔7400米的3号营地约二百米处，又有一名尼泊尔队员坠入一个深达40米的冰裂缝，过了好久方被中国队员发现，放了根长绳下去把他拉了上来。
　　4月19日，南侧又出现恶劣暴风雪天气，狂风卷起冰块砸在帐篷上，队员们被迫用睡袋挡住头部，捱过了一个惊险漫长的夜晚。
　　就这样熬到23日，天气终于出现转机，南侧队抓紧时机打通了登山路线上的最后一道天险——南坳，在海拔8050米处建起4号营地，但仍比原计划推迟了几天。
　　南侧队急了，不得不兵分两路，一路继续攀高设营，另一路加紧运送物资，以赶上北侧队的速度。
　　在运输物资的过程中，王勇峰认识了一个登山的准则：生死只是分秒之间。
　　第一次往8000米高度运输的时候，王勇峰背了一罐氧气，走了七个小时，终于到营地了，报话机里，南侧队队长王振华关切地询问第一次上8000米的王勇峰：“情况怎么样？”
　　报话机里一通喘息声：“到了，到了……哎哟……哎哟……”
　　大本营一下子紧张了起来，在8000米的高度，高空风、缺氧是很容易造成意外的，报话机里传出的声音很让人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