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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凌晨2点钟他们离开营地，除杰夫瑞外，又增加了一名向导。黑暗中，谁都不说话，只跟着杰夫瑞那摇荡的灯光闷头往前走。40分钟后，他们赶上第一支队伍。2小时过去了，许多队伍都被他们甩在了身后。然而，他们沮丧地发现上升高度只有400米。一会儿，他们俩就都困了。黑夜里登山对于李致新和王勇峰来说也是第一次，以往天黑后至多走1小时就休息，因此，没有对付这类情况的经验，只好两人互相提醒，以免摔倒或滚下山坡。
　　困倦不断加深，脑子里迷迷糊糊，走路已是下意识的机械行为。王勇峰拿出在帐篷里沏的一小壶浓咖啡，里面放了4袋雀巢二合一。这水本来是救急用的，不到万不得已不能用，此时管不了那么多，他们俩一人一半，全喝光了。
　　不久，更深更浓的睡意包围了他们。暗夜无边，脚下的路也仿佛没有尽头，他们好像陷入了童话中的噩梦。
　　懵懂中，他俩到达了5681米的吉尔曼峰。王勇峰已经坚持不住，倒头便睡。然而，山顶上冷风嗖嗖，穿着鸭绒服也不管用，根本不可以睡觉，只好坐起来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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挚爱睡觉的王勇峰在描述睡眠的时候最有文采，他说，困倦一次次无声地袭来，好几次我要陷入它宽厚的怀抱里了。睡觉是多么的甜美呀，哪怕只有眯一下眼的工夫！
　　越过了七八支队伍之后，他们到达了海拔5600米的火山口。在之后的整整1小时里，他们都是在漫天的暴风雪中焦急地寻找来时的路……
　　天蒙蒙亮起来，云层很低能见度还是不好，风开始加大，很多队伍开始回撤。杰夫瑞和另外的向导慌了，担心他们在暴风雪里登顶，大声说这就是峰顶。
　　王勇峰怎么想怎么有问题，向身边的一个英国人询问，英国人说，这里是火山口，不是顶峰。王勇峰被激怒了，大声说：“你回去吧，我们自己登顶！”就和李致新头也不回地向高的方向走去。
　　两个向导无可奈何地跟了上来，杰夫瑞嘟囔着：“到这里就可以领到登顶证书了。”他当然不知道，这两个人不同于一般的登山者，他们肩负着国家的荣誉，岂能要一张掺水的登顶证书。
　　7点钟，杰夫瑞担心的事情果然发生了。一开始是风，从四面八方压来，越吹越猛烈，在空中发出嘶嘶的声音。接着雪粒多起来，风挟裹着雪粒，戳扎着脸，抽打着身体。他们遇上了登山最可怕的天气——暴风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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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虽然万分危急，却丝毫也没有动摇他们登顶的信心。埋着头，他们一步步艰难地向上走。7点40分，终于胜利登顶。顶峰是一个100多平方米的平台，上面有一个铁箱和已被风刮倒的坦桑尼亚国旗。在天晴时，从这里应该可以看到下面的火山口和远处辽阔的平原，而此时的能见度只有三四米。
　　坦桑尼亚独立的时候，一位少尉曾经把独立火炬举上山顶。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说，把火炬插上自由峰，让它照亮坦桑，照亮非洲。乞力马扎罗，是坦桑尼亚的骄傲，也是非洲的骄傲。
　　李致新从背包里抽出雪杖，开始绑国旗。隔着厚厚的手套，他绑了几次也绑不上。时间一秒一秒地逝去，扛着摄像机的王勇峰心里暗暗着急。李致新也急了，竟然把右手手套摘了下来！这要冒着冻伤的危险呀。
　　7点40分，中国的五星红旗和坦桑尼亚黄绿相间的国旗交相辉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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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取出相机开始拍照留念，只拍了两张，李致新的尼康和王勇峰的奥林巴斯都失灵了，风雪灌进了相机缝。
　　“快下山吧，我们回不去了，要死在这里了！”在一旁焦急难耐的向导已经有些歇斯底里，大声嚷嚷着。李致新和王勇峰也感到不妙，决定立刻下山。然而，仅仅15分钟，四周已被雪完全覆盖，茫茫一片，看不出任何区别。他们迷路了！
　　两个向导开始大声地诅咒、骂娘，声音里透露出绝望和恐惧。这时，暴风雪更猛烈了，走了几步路高山眼镜里就塞满了雪，什么也看不见，更甭说找路了。杰夫瑞的同伴艾米勒显然已经丧失了理智，情急之下，摘下眼镜，他雪盲了！
　　经验告诉李致新他们，在这种情况下，要坚定信念、沉着冷静，恐惧只能加大出事的概率。李致新牵着艾米勒的手一步步摸索着下撤。依靠残存的直觉本能，1小时后，他们穿出暴风雪区找到了下山的路，此时大家都已精疲力竭。
　　下午4点，他们安全返回2号营地不久就传来一个噩耗：一个德国人在峰顶附近遇难了。
　　乞力马扎罗因为海拔低，自然环境好，是很多登山爱好者起步的地方，很多人把它看得轻而易举，因此，每年都有快速上山导致高山病而遇难的人。
　　1998年1月6日，我们整个队伍安全地撤回了大本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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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山下留守的中央电视台记者张兴讲，山下也下了4天雨，雪山一直藏在云雾中。
　　1月7日，所有的风雪已成为往事。在马兰古酒店，坐在房门前，抬头就能看到如洗的碧空和乞力马扎罗的白雪。
混入印度尼西亚
　　帕特里克•马罗是世界上第一位登上七大洲最高峰的登山家，在他写的《云霄探险》那本书里，有一段话被王勇峰画上了重重的记号：我痛苦地意识到，探险的难点并不在于登山本身。如果不是陷于在财力、政治麻烦和后勤等方面可怕的泥沼之中，爬山也许只需要一个星期简单的技术性攀登。七大洲的最后一站让他们更深切地感受到了这种痛苦。
　　两名记者是以厨师和儿科医生的名义进入印度尼西亚的

　　伊利安查亚，印尼最迷人偏远的角落，为了探访它，无数人都经历了等待之苦。第一个完成攀登七大洲最高峰目标的加拿大人马罗曾为查亚等待了17个月，并且两次前往依利安查亚。而李致新和王勇峰为了这七大洲最高峰的最后一站，更是努力了近两年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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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亚峰所在的依利安查亚省在地理位置上是特殊的。从自然地理的角度看，它既然是新几内亚岛的东半部，当然应归到大洋洲去，但由于政治统属关系，又往往被算作亚洲的一部分，这就是为什么登七大洲最后一站要去亚洲的印度尼西亚的原因。
　　依利安查亚是印度尼西亚最东端的一个岛。是一个连印尼人也很少到达的地方，必须得到特殊的许可。我们此次是在印尼军方、安全局、警察局、文化体育部等多个部门的批准下才得以成行的，近半年来和印尼联系登山事宜的传真就有上百份，更不用说电话和电子邮件了。一直到1999年5月底才和印尼登山协会正式达成协议，6月6日是原定的出发时间。但到了6月1日，情况又有了变化。
　　同1998年去非洲的情形几乎是一样的，中国驻印尼使馆来了明码电报，6月5日，印尼大选，处于安全考虑，行程推后，改在6月12日。
　　依利安查亚省是印尼面积最大、位置在最东边、人口最稀疏、对外最封闭的一个省，它的面积广达41.3万平方公里，几乎相当于日本的本州岛或英国大不列颠岛的两倍，但人口却不到200万。岛上少数民族比较多，其中最有名的是达尼人，他们至今的生活方式还处在石器时代，大多居住在贝莲姆山谷，和从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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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都不穿衣服，男人在身上挂一个葫芦，女人围草裙，在一些集市上，可以看到他们和穿着现代服饰的人们和谐地站在一起，因而对很多探险者来说，探险的同时还是一次回归石器时代的旅行。
　　曾经有一件很有影响的事情发生在那里。1968年，两位来自美国和澳大利亚的传教士在当地被阿斯玛特人(食人族)吃掉。当时曾有直升机去救援但食人族不停地射箭，救援没有成功。因为很多地方没有路，当地人对直升机不陌生，后来在政府干预之下，战争和吃人没有了，这些内容被作为表演形式保留下来，但尽管这样，印尼政府还是不鼓励人们到那里去，一是安全问题，还有一个原因在于，世界上第二大铜矿——美国人办的自由港工业矿区就在这个岛上，他们控制极其严格，一般人不让进入。
　　由于这些原因，我们到达雅加达时，还有当地人对我们能否真的进入依利安查亚表示怀疑。
　　因为这个国家的特殊性，采访记者也压缩了，只有我和张伟两个人，大家戏称“夫妻采访团”。不过我们都没有以记者的身份申请入境，而是以登山者的身份加入“中国泰达登山队”的，在登记表中，张伟的身份是厨师，因为他的确爱做饭，而我的身份是儿科医生，这是王勇峰随口编的。他说，万一在山上有人病了，也不会请儿科医生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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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勇峰身着“百战百胜”衫出发
　　王勇峰是穿着那件“百战百胜”的T恤出发的，
　　那是1993年登上珠峰时穿的
　　我们是取道新加坡前往雅加达的，在新加坡住在我们的朋友艾达家里。艾达曾在1999年送孩子来北京学习汉语，那时候，我们相识，她是一个热情的人，还有一个热情的家庭，
为了让自己的两个孩子能在深夜11点看到两位登山家叔叔，艾达让他们一定加一个午睡。
　　在机场接上我们的时候，看着我们小山一样的行李，他们张大了嘴半天没说出话来。
　　我们的托运行李就有9件，4个驮包，3个箱子，每人还有背包，另外还有摄影包。从北京机场出发的时候，行李一共185公斤，超重了80公斤，按照国航的规定，补交超重费8000元，几经交涉我们还是补交了4000元人民币。
　　到了艾达家，我们开始琢磨能把什么精简了。个人装备28种，集体装备16种，哪些能派上用场不好说，但到用的时候缺了哪样都事关最后的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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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大家的目光集中在了一箱雨衣上。1998年非洲乞力马扎罗的大雨把大家吓坏了，惟恐今年再遭此运，赞助商天津泰达公司听说了以后，特意给做了200件厚厚实实的雨衣，说，你们用不了，就送背夫。盛情难却，我们的行李中加了这近30公斤的雨衣。接下去还不知道要为这些雨衣花多少钱，而能扔的也只有雨衣和食品了。
　　在整个行程中，超重是每个人的心事，到了雅加达之后，李致新拎着一条湿毛巾和王勇峰开玩笑：“谁让你弄湿的？这怎么减分量呀？”而回来的时候，背包里的岩石标本也成了负担，王勇峰为了省钱，全装进了自己的背包，从香港过境安检的时候，他故作轻松地把包背上肩的时候，人险些掀翻在地。资金的缺乏让中国登山家付出更多。
　　轻装之后已经是凌晨1点多了，5点，我们就要出发了。可李致新和王勇峰竟没有一点困意，回到房间，艾达的儿子泰龙还在等他们聊天。迷迷糊糊睡去的时候，还听到王勇峰在大声朗诵泰龙的英文课文，泰龙在一旁哈哈地笑着说，王叔叔是小学三年级的水平，李叔叔是幼儿园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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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到这最后一站，李致新和王勇峰的心情明显很轻松了，没有了乞力马扎罗的那种低落，也没有厄尔布鲁士的那种焦虑了。毕竟，11年的努力马上要到终点了。这次出发，王勇峰特意又穿上了1993年登珠峰时穿的那件T恤，上面写着：百战百胜。
　　世界上第一个登上七大洲最高峰的登山家是加拿大摄影师帕特里克•马罗。1982年登上世界最高峰之后，他决心站到世界七大洲的七个顶点上。
　　在南美洲顶峰的绝径上，走在他前面的一名阿根廷登山者摔落深渊，随后而来的空军救援飞机又撞山爆炸，机组人员全部遇难。在珠穆朗玛峰，雪崩吞噬了战友和三名向导，接着，他又看见德国女登山家冻成冰雕一样的尸体。这，就是他的探险生活。极地严寒造成的冻伤，高山缺氧引起的脏器水肿和无法康复的脑损伤，以及时时相伴的死亡威胁……但这些都没有销蚀他对理想的追求。他几经磨难，终于在1986年成为第一个攀上七大洲最高峰的登山家。
　　在登山界，由一个人完成七大洲最高峰的攀登是一个共同的理想，很多登山家都在为自己的理想努力着，也同样走着马罗曾经走过的艰险之路。1988年，中国登山家李致新、王勇峰确立这一目标的时候，世界上只有马罗一人，而当1997年，中国人离这一理想只有一步之遥的时候，世界上已经有41位登山家实现这一目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