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cy

大本营使劲呼叫起来，王勇峰的声音终于传来了：“我背上来的氧气瓶掉下山了。”
　　原来，眼看到营地了，他要靠在冰镐上休息一下，一哈腰，背上的背包带开了，里面装的氧气瓶如同炮弹一样从头顶上飞了出去。
　　望着氧气瓶冲下山在雪地上留下的痕迹，王勇峰半天缓不过神。这要是人滑坠了，不就跟这氧气瓶一样吗？眨眼之间就没影了，就是这么一恍惚呀。
　　后来，当了教练之后，他总要和登山爱好者们讲这段经历，他说，山上没有小事情，在生活中，忽略细节只会给生活带来麻烦，总有办法补救，但在山里就不同了，无论这个问题大小，都会危及生命的。
北侧突顶名单是在汽车里定下来的
　　“勇士们，辛苦了！”写着红色大字的黑板面朝珠峰，面朝奔大本营而来的41名队员。4月17日，结束了第二次行军的队员们终于回到了家。
　　山上的一个月让李致新瘦了好几斤，现在他们的任务就是迅速恢复体力。大本营的饭菜每天都在换花样，炒鸡蛋、蒸鸡蛋羹、炖肉、蒸包子，还出现了李致新最爱吃的大葱大蒜。

　　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一次足球赛在这里举行。一位尼泊尔球迷带了个足球上山，三国队员就在世界最高的足球场上举行了一次妙趣横生的足球赛。
　　好像谁回忆这段时光都和吃和玩儿有关，大本营似乎沉浸在一个欢乐的节日里。但实际上，表面的欢乐之下，每个人的心里都充满着焦虑。
　　第一、二次行军归来，队员们思索的几乎是同一个问题：现代登山史上这个伟大的梦想就在眼前，谁能进入突击顶峰的名单之列？
　　这是1988年6月3日，七家媒体的记者联合写下了长篇通讯《伟大的跨越》，在文中，有这样的语句：假如有人问你，什么事可以用“战争”两个字作比？我们想，那就是登山。因为它意味着风险、牺牲，但它又因此而具有荣誉感和使命感。

lucy

北侧的力量实在是太强大了，14个中方队员中12个到达了8300米的高度，这显然是给了指挥部一个艰难的选择。最后一次拍板会改在了吉普车里。在中国登山协会主席曾曙生1988年的登山日记里，这一天的内容记了6页。
　　参加这次拍板会的人员有四个人：中方队长曾曙生、副总队长许竞、中方攀登队长宋志义、随队高山医学病专家李舒平。李大夫带上吉普车的还有一摞身体测试的结果。
　　开“汽车会议”的时候，队员们还都在各自的帐篷里休息，谁也没有想到那个决定会让几个指挥者那样的痛苦和谨慎。
　　每个队员的身体检测结果是确定突顶队员的基本依据。所以，最先发言的是李舒平大夫。有5个人被他列入了特殊名单：扎西次仁，第一次上山，在海拔7000米咳血5天，血色鲜红，有肺里出血的可能；多布吉，基本情况正常，但动脉血含氧量最低，74%，有脸肿、呕吐的现象；嘎亚，已经尽最大努力了，动脉血含氧量也很低；加措，左侧膝关节负伤，有压痛感；李致新，综合检查还可以，左脚大拇指冻伤，负重挤压会加重伤情，近期上山有困难。
　　李大夫提供了一个队员实力参考名单，第一组：次仁多吉，罗则；第二组：齐米、开尊、加拉、达琼、孙维琦、李致新、嘎亚；第三组，扎西次仁、多布吉。
　　攀登队长宋志义发言了，所有队员的表现都装在他心里。他提出了突击队成员名单：第一突击队：跨越队员，次仁多吉，支援队员，李致新；第二突击队：跨越队员，达琼，支援队员，罗则。加拉、加措、开尊、齐米、嘎亚为预备队员。
　　对于李致新，宋志义说：“他的体测情况和我在山上观察的差不多，到了7028米之后，再看看他的脚的情况，不行，就换罗则。”
　　“汽车会议”的最终结果是确定4个突击顶峰的队员名单，到了7028米之后，根据实际情况再次调整。
　　当天下午，曾曙生向北京做了汇报。
李致新，你是要脚指头还是要登顶？
　　4月29日上午，所有的中方队员被召集到前进营地的炊事帐篷中，屏息着，倾听对讲机里来自大本营的声音。

lucy

果然，中方北侧的头号主力次仁多吉被委任第一跨越的重任。从海拔7028米到8300米运输时，这位以六个半小时的惊人速度完成的登山家镇住了三国队员。他在掌声中站了起来，挥了挥拳头。

　　接下来，曾曙生宣布了第一组的支援队员，他就是李致新。这三个字叫出来的时候，全场一片沉默。
　　“李致新，你是要登顶还是要脚指头？”曾曙生在问，声音低沉而严峻。
　　这也是大家沉默的一个原因。前两次行军中，李致新的左脚拇指冻伤感染了，医生诊断，再次行军就有坏死切除的可能，并有可能影响其他的脚指。
　　“我要登顶！”李致新声音不高。
　　这个问题，曾曙生已经是第二次问了，刚从山上下来的时候，有一天，李致新正和队友们打着扑克，在一旁看了他很久的曾曙生不经意地问了一句：“李致新，你是要登顶还是要你的脚指头？”李致新头也没抬，把手里的扑克用力摔了出去：“当然是要登顶。”
　　这个时候，曾曙生再次问了这个问题。
　　“李致新，到了8700米突击营地时，走不动了怎么办？”曾曙生又在清清楚楚地叫着李致新的名字。
　　“就是断了腿，我也要爬上去！”这一次，李致新从牙缝里蹦出了这句话。
　　曾曙生不间断地继续念下去：“突击顶峰的第二组人员是达琼、罗则。”所有名单中，排在第一的都是跨越队员，第二个是支援队员。话音未落，小加措哭了：“为什么不让我上？到了8200米我就不下来了，死也要上去！”
　　许多队员的眼圈都红了，小加措的父亲参加过1958年的珠峰侦察，出发前，父亲一再嘱咐他要完成任务。
　　“这样的机会对我来说就一次，希望第一、二次突击后不要马上下撤，给我一个机会吧！”大齐米的声音也哽咽了。去年集训临行前，他父亲病逝，母亲对他说：“你去吧，一定要登顶呀！”
　　走之前，大齐米特意给母亲买了一个半导体收音机，想让母亲听到他的好消息。

lucy

　“可是，如果我不能参加登顶，我母亲问我：‘齐米，登顶的时候你到哪里去了？’让我怎么说呢？”
　　“这就是我们的队员——被称为世界上真正一流的硬汉。风吹雪打，可以冻伤他们体肤，可以吹裂他们的嘴唇，但他们不曾为此说过一句委屈，而现在，为了那登顶的宿愿，他们像孩子般的哭了。”这是当年的通讯《伟大的跨越》中的一段真实的描述。
　　坐在一旁的李致新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他从来没有想过，突顶原来是如此残酷的事情，1985年，攀登纳木那尼的时候，他曾经经历过这种残酷。
　　那次攀登实际上是李致新和王勇峰在登山生涯中一次最严峻的入门课，那一次，他们懂得了在登山中，什么比登顶更重要。
　　出发的时候是很悲壮的。中国登山队的领导说，必要的时候要有为登山事业牺牲的精神。当时谁也没有理解这话的含义。
　　突击顶峰之前，路线已经全部铺好，天气也不错，李致新当时的体力状态非常好，看起来突击顶峰没有一点问题了。大家兴奋地策划着如何给学校发电报。
　　可就快到突击营地的时候，报话机突然哗啦哗啦响了，大本营传来了命令：李致新，立即护送日本队员下撤。李致新一下子蒙了，他说，当时的感觉是所有的梦想都破灭了。
　　从喀什坐了十天的车才到山下，又攀登了一个月，硬是拉着稀把物资运输到了突击营地，这一切不就是为了登顶吗？而这个时候，顶峰就在眼前了，不足200米就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了，却要下撤！那是一种不能用语言描述的沮丧，李致新心里大骂：日本人连累了我，为什么不等我回来再病？
　　得病的日本队员当时已经昏迷了，对待高山病，最好也是惟一的方法就是迅速下撤，自然给氧。
　　于是，突击队员往上走，李致新和其他三个人开始把日本队员往睡袋里塞，人还没捆好呢，顶峰上的队员已经发出欢呼，在顶峰展队旗了。
　　把人装进睡袋之后，外面再罩上帐篷，不能捆太紧，太紧人就勒死了，也不能太松，捆松了人就滑出来了。这样，往下拖的时候，里面的人不会受伤，也不会因为时间长了睡袋被雪浸湿。
　　登山有的时候就是这样，越是在关键时候就越是要放弃名和利，哪怕它就在眼前了。这一次虽然没有登顶，但收获比哪次都大，我认识到一个无比重要的事情：生命是最宝贵的。当那些日方队员抱着我们痛

lucy

哭的时候，我无比强烈的意识到：生命是稍纵即逝的。任何时候，都要舍弃自己的荣誉和利益去保全他人的安全。这是登山的真正意义所在。
　　“要成为一个真正的登山者，首先要认识到这一点。”这是李致新每次回忆起纳木那尼都要说的一段话，那一次，他认识到了登山中最重要的一个意义，那就是什么比登顶更重要。
　　他记得很清楚，当时大本营对他们这些放弃登顶队员的评价：你们没有登上自然界的高峰，但登上了中日友谊的高峰。
　　可现在，在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面前，在人类现代登山史上最伟大的计划面前，他还是无法接受这个现实。
　　这毕竟不同于1985年的纳木那尼，这里没有伤员，这里没有意外，这里的12名队员都到达了8300米的高度。
　　在他看来，所有有实力的人都会被编进突击队，只是早登顶晚登顶而已，没有想到，突击队员是这么的少，而他，是突顶队员中惟一的一名汉族队员。
　　在这个残酷的时刻过去了十几年之后，坐在中国登山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办公室里的李致新也要承认，当时确定突顶队员名单的那个场面确实是给他上了一课。
　　“那么多兄弟把机会给了你们，你们就是代表小加措、大齐米他们上去的。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啊！”曾曙生嘱咐着四个入围的突顶队员。
在大本营，日方队长给李致新做手术
　　在海拔5150米的大本营，
　　日方队长给李致新做了一个小手术
　　“汽车会议”之后，虽然突击队员的名单要等29日队伍上到6500米的突击营地之后才宣布，但大本营的一切工作围绕着登顶展开了。首要的工作就是针对前两次的行军情况进行
装备调整，登顶队员们的风镜全部换成了带电阻丝的大风镜，据说，雪打上去可以迅速化开消散，同时，每个人的照相器材也配备了起来。

lucy

李致新成为一个重要的调整装备对象，他的雪套由半雪套调成了全雪套，半雪套是护在脚踝处，以防雪渗进高山鞋，而全雪套是护至膝盖，对于李致新的脚来说，防冻是第一位的。而等待出发的几天里，他的左脚成了他的一块心病。
　　4月25日上午，日方总队长斋藤淳生钻进了李致新的帐篷。对于这位老队长李致新不陌生，当年在纳木那尼，斋藤先生就是总队长。斋藤问他：“听说李先生的脚冻了，能让我看一下吗？”斋藤先生是一个著名的外科医生，他捧着李致新的左脚仔细看了看说，“做个小手术吧。”李致新一听慌了：“做手术？会不会影响行军呢？”“不会影响。”
　　1985年的时候，也是斋藤先生在山上治好了李致新的胃病，但就是这样，李致新也有些害怕，还有两天就要出发了，这个时候做手术是不是太冒险了？他赶紧去找中方总队长曾曙生，垂着头，曾曙生沉默了一会儿，说，斋藤说有把握就去做吧。
　　手术就安排在下午，斋藤队长的医疗帐篷里。一进那个十几平方米的医疗帐篷，李致新的心放下了，四面都是顶到帐篷顶的药柜，中间是一个手术床，斋藤队长和他的助手已经等在里面了，如果不是外面吼叫的风似乎要把这帐篷撕裂，这里和正规的医院没有什么分别。
　　手术只用了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一块拇指大小的皮被割去，药棉塞进了伤口。呼啦啦的风声里，斋藤队长说了一句话：可以走了。
　　斋藤队长把每种药都向李致新介绍了一下，李致新问他：“我要是实在坚持不住了怎么办？”斋藤拿出一个小袋子，“请你尽量不要用这个药。”李致新没有问那是什么，后来想想，估计是吗啡一类的东西。
　　斋藤淳生的治疗一直延续到山上，他在每个营地上都安排了一个给李致新换药的人，一直到7028米。三四次换药后，李致新的脚已经恢复了。
　　在中国人的攀登历史中，日本队始终是一个伙伴，在中国登山协会，会讲日语的人比会讲英语的人多得多，从1980年山峰对外开放起，日本队伍就从来没有间断过，在和日本队联合攀登的过程中，中国登山队学到了很多东西。
北侧突击营地的两个主角都已含笑冰雪了
　　建立突击营地征服珠峰8000米以上才是令人自豪的。那里的高空风速每秒达50米以上，氧气含量只有海平面的三分之一，气温在零下30℃—40℃，高空寒风轻则使人冻伤，重则把人卷走。

lucy

　这时，东京、北京、拉萨不断向大本营提供最新的气象卫星云图，大家在焦灼的期待中掰着手指头算日子。

　　5月1日，最后一仗全面展开，南、北侧第一突击队开始向高山营地挺进。这天，北侧队的六名突击队员从北坳到达海拔7790米的5号营地。与此同时，南侧队的六名突击队员也从1号营地赶到海拔6700米的2号营地。第二天，南北侧队员又各自再向上一个营地运动。
　　5月3日，老天爷又来捣乱，印度洋上空有个低压槽偏偏在这时候移向珠峰地区。“南侧出现了暴风雪，第一突击队无法向上运动。”被困在3号营地的南侧队急忙用无线电话向北侧队呼叫。人们的心一下子凉了，因为南侧队员如不能按预定时间到达突击营地，那么5月5日双跨珠峰登顶会师的计划就可能告吹。
　　当晚，北侧队召开了紧急对策会议，决定北侧仍按原计划行动，如果到时候南侧队上不来，北侧队就实施单跨。而南侧队在听到他们的计划时，当即激动地表示：我们无论如何也要在5月4日赶到海拔8050米的突击营地。
　　5月4日上午10时，南侧第一突击队顶风冒雪出发了。不料又节外生枝，这时北侧突击队也遭到暴风雪的袭击，一时无法行动。10时55分，次仁多吉按捺不住，他抓起报话机叫通北侧大本营，喊道：“我要走了，再不出发，脚也要冻坏了，还不如上去！”说完后只身一人顶着暴风雪走了。
　　下午3时，次仁多吉报告他已安全到达东北山脊海拔8680米的突击营地。两个小时以后，北侧突击队的全体成员都攀至突击营地并投入建营。
　　这时南侧也传来喜讯，到下午6时30分，已有三名突击队员在大风雪中相继跨入海拔8050米的突击营地。
　　登上珠峰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天气情况。每年10月至次年3月，整个珠峰都在强劲的西北风控制下；5月末，又有东南季风向珠峰扫来，直到9月底才消退。因此，三国登山队选择了5月5日这一“最佳气候期”冲刺顶峰。
　　1988年的珠穆朗玛峰在李致新的记忆里是群英会。三个国家的著名好手都到齐了。北侧首批登顶的三名队员就是最好代表。5月4日，登顶前突击营地的那个聚会一直深深地记忆在他的脑海里。
　　但如今，聚会的两个主角已经魂归雪山了。

lucy

　山田升，日本最具实力的登山家，这一年他38岁。从高中开始他就把登山当做自己的正业了，是日本登山家的代表。从28岁开始，他已经10次登上了7座海拔8000米以上的高山，被人称作“喜马拉雅山人”。
　　1983年冬天，他从东南山脊登上了珠穆朗玛峰，两年后，1985年的秋天，他再一次从相同路线无氧登顶成功，他这是第三次来珠穆朗玛峰了。
　　这个时候的山田升身上充满了一个登山家的个人魅力，他很随和，爱说笑话，还显示了无与伦比的实力。他把炊事帐篷称为是传递友谊的桥梁，他说：“曾经有同波兰、尼泊尔、印度登山家合作的经验。因此，在活动中，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我都很清楚。作为一个登山家，最重要的当然还是体力和技术，但人缘也是很重要的。”
　　在山上，山田升已经在不经意间成为日本队的一个领袖了，每次出发前，都是他同大本营联系，招呼队友。
　　5月4日，突击顶峰的队员们赶到海拔8680米的7号营地时，次仁多吉和昂•拉克巴继续向上走去，侦察通往第二台阶的路线，其他队员忙着建营搭建帐篷。
　　到了晚饭的时候，7号营地热闹起来。李致新、拉巴克和索那都聚集到山田升和次仁多吉他们的帐篷里。山田升和昂•拉克巴用尼泊尔语交谈着，昂•拉克巴再用藏语把他们的内容翻译给次仁多吉和索那听，李致新则不知所云地跟着傻笑。总之，大家那么愉快，有着说不完的话。
　　那天晚上，突击营地的晚饭很丰盛。有烫荞麦饼、辣肉汤、方便米饭还有少不了的糌粑汤。除了李致新之外，所有的人都很喜爱糌粑，包括山田升，他也是通过饮食和各国队员相互了解和熟悉的，他说，吃同样的东西是传递友谊的一种捷径。
　　就是这个给李致新留下了深刻印象的山田升，和日本另一位登山家植村直己一样，1989年在攀登北美最高峰麦金利的时候不幸遇难。1992年，李致新和王勇峰是缅怀着山田升攀登上麦金利的。
　　昂•拉克巴是1988年珠峰双跨中让人难忘的一个人物。在珠峰大本营，想家的昂•拉克巴指着珠峰轻轻地说：“快了，翻过这座山就是了。”
　　他的登山天赋令人惊叹。27岁的他已经有15座7000米以上雪山的登顶纪录了，也曾站在珠穆朗玛的顶峰，但1988年珠峰的攀登对于他来讲依旧是独一无二的，以登山运动员的身份攀登，这是他平生第一次。

lucy

他曾经陪同有“登山皇帝”之称的梅斯纳尔攀登上过世界第四、第五高峰——洛子峰和马卡鲁峰。但那些山峰只记录了梅斯纳尔的名字，无论是哪一个向导帮助登山家登上了顶峰，“夏尔巴”是他们共同的名字。
　　昂•拉克巴是以替补向导的身份和梅斯纳尔相识的。梅斯纳尔原来雇用的高山向导突然病了，当高山旅游公司把昂•拉克巴介绍给梅斯纳尔的时候，他很不满意眼前矮小的拉克巴。但当拉克巴在一天之内从海拔6000米到8000米之间进行了两次往返运输后，梅斯纳尔认准了他，从此，每次登山都要由他陪同。
　　但拉克巴并没有为这个荣誉而自豪，他不知道梅斯纳尔会不会在自己的书里提到这个不可或缺的向导。在大本营，昂•拉克巴对采访他的记者说：“他连书也不会寄一本的。我们身强体壮的时候，他从来不给我们拍照，一旦生了病他就拍个不停，他想以此显示比我们强。”
　　珠穆朗玛，在藏语中是“第三女神”的意思，而夏尔巴人则称之为“萨迦玛塔”，意思是“通达天庭的山峰”。在这个通达天庭的山峰上，夏尔巴人用身体把来自各个国家的登山者送上天庭，他们的目的很简单，用性命养家口。即使是出色的昂•拉克巴也有退隐之心：“登山总难免出事，一旦出事，我的弟弟妹妹怎么办？父母早去世了，我得养活他们。再登两年，我要攒点钱做生意去。”
　　昂•拉克巴的计划没有得到实现。两年之后，他在世界第六高峰卓奥友遭遇雪崩，这座山峰的山难史上也不会有他的名字，他只是一个夏尔巴。
　　1988年到1991年，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当年参加双跨的三国队员中已经有9个人含笑冰雪了。这其中，两个人的名字是李致新心头永远的痛。一个是当年的攀登队长宋志义，一个是李致新的教练孙维琦，1991年，梅里山难让中国登山队失去了这两员虎将。
就在北侧豪情万丈地准备登顶的时候，南侧的突顶队员却依旧是遭遇了困难。5月4日，当仁青平措、大次仁和尼泊尔队员安格•普巴到达5号营地的时候，根本没有炊具，几个人只吃了点糌粑。因此，登顶那天，从早晨开始就没有喝上一口水，没有吃上一口饭。
三国队员在顶峰上相互祝贺，尽管都听不懂
　　三国队员在顶峰上相互祝贺着，
　　尽管他们并不十分清楚对方在说什么

lucy

5月5日清晨5时半，在海拔8680米突击营地，李致新向大本营指挥部报告：“山上八级风，帐篷金属杆都被风刮弯了。”8时45分，风力稍减，北侧中日尼第一跨越组三个人强行
向顶峰突击，随后第一支援组三个人也出发了。迎面就是那道被称为“不可逾越的大风口”，吹雪似雾。
　　12点15分，次仁多吉报告：“我到达雪坡顶了。”
　　“向右横切过去，再向左就是顶峰了！”曾曙生在报话机里叮嘱着。他知道，在山上有时向左一步是胜利，向右一步就是深渊。听到次仁多吉的回应，他舒了一口气，估计一个小时就可以登顶了。
　　然而，仅仅过了27分钟，12点42分，次仁多吉兴奋的吼声传了下来：“我登上顶了！”
　　消息来得太突然了，曾曙生拿着报话机足足沉默了5秒钟，他克制着自己的感情问：“再看看周围，还有没有更高的地方？”
　　“没有了，世界最高的地方只有我们三个人，脚下是雪山、白云。”次仁多吉的声音准确而清晰。
　　“我代表中华民族，代表中日尼三国友好登山队报告，我们上来了！我们的脚下是雪山和白云！”次仁多吉的声音通过北侧大本营的无线电台直达北京。
　　他一马当先攀上了顶峰，他之后，日本队员山田升、尼泊尔队员昂•拉克巴也相继登上珠峰之巅。
　　12时50分，山田升到达顶峰，他直接扑向次仁多吉和昂•拉克巴，三个人摇摇晃晃地拥抱在一起，头顶上是蔚蓝的晴空，脚下是连绵的银色群山。
　　“我们终于成功了！”“祝贺！”“谢谢！”不同国度的语言纷纷涌出，尽管相互间并不清楚各自的意思。
　　这三个人都有着非同一般的实力。登顶这天早晨，他们从7号营地出发是早上8点45分，只用了大约四个小时就登到了顶峰，一般来讲，这段路都要用6个到7个小时。其速度可想而知。
　　为了争取与南侧登顶队员会师，他们三个人呆在这世界最高的地方等了又等，十分钟，三十分钟，一个小时……氧气早用完了，山顶气温达零下30℃，他们的手脚都冻麻木了。
　　“再坚持半小时，要准备付出代价！”这是三国双跨主峰设在北京的总指挥部传来的声音。
　　80分钟过去了，曾曙生问：“你们还有氧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