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cy

　“没了，瓶子都扔了！”
　　“手变颜色了吗？”
　　“黑了。”次仁多吉的声音在颤抖。
　　“立即下撤，跨越！”
　　次仁多吉说，他已经看见李致新了，离顶峰不远了。
　　曾曙生大声嚷着：“次仁多吉，李致新背上去两瓶氧气，你马上背上那瓶没用过的，向南跨越。”
　　在强劲的高空风中，次仁多吉的声音再次传来：“我不用了，我可以坚持，留着那瓶氧气给南侧过来的同志吧，他们更需要。”
　　所有人的眼泪夺眶而出，那是在8848.13米的地方，世界上最高的地方，那个地方的氧气只有海平面的1／4，次仁多吉已经在那里无氧守候了九十九分钟。
　　次仁多吉给向自己走来的李致新拍了两张照片后，向南跨去。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在世界最高峰上的伟大跨越——向南侧下山。
　　14时20分，北侧第四个人登上峰顶，这就是李致新，又是孤身一人。
　　李致新的任务是把南侧跨越队员接应到北侧，但65分钟过去了，南坡只有白雪茫茫。
　　15时25分，尼方支援队员拉克巴•索那登顶，他只在顶上站了一下，就被风雪刮下来。他们两个人一起沿原路下撤。
　　人类顶峰会师的机会，就这样一次次被错过了。最后的希望只系在北侧剩下的日本队员山本宗彦和三名日本电视台摄影记者身上。
三声口哨传来，人类完成了最伟大的跨越
　　此刻南侧中方队员仁青平措、大次仁和尼泊尔队员安格•普巴正在齐腰深的积雪中拼命向峰顶攀登。

lucy

他们早上8时25分出发，比原定时间提前一个小时，但由于冰雪太深，很多路段不得不跪着用冰镐锄雪开道。

　　15时53分，大次仁在经过长达8小时与冰雪搏斗之后，第一个从南侧登顶。
　　三声口哨从世界最高峰传来，因咽炎而嗓子嘶哑的大次仁用预先约定好的三声口哨，向南侧大本营报告他成功的消息。这也是中国人第一次从南坡登上世界最高峰。另外两个人随后登顶。
　　大次仁在顶峰流下了泪水。从1979年参加登山活动以来，他做梦都是登上珠穆朗玛峰。他曾经宣称：“这次如果我登不上珠穆朗玛峰，以后再也不登山了。”从早上出发开始，他的肺部就出现水泡，再加上8000米的干燥，他的喉咙一直疼痛不已，说话也出不来声音。南侧大本营和他联系时，话筒里只传出“呼—哧、呼—哧”的喘气声。
　　从这时起，全世界都在注视着北侧的山本宗彦。离顶峰只有50米了，山本宗彦摔倒在地，他试着站起来，但他已经太疲劳了，只能在冰雪和岩石上爬着、爬着，手里拖着氧气瓶，爬一阵，喘一阵粗气，哇哇地哭一通。
　　他太累了，氧气也用完了。但这时，他从背包里拿出了一面签有很多名字的鲤鱼旗和一个象征吉祥的30公分见方的乒乓球拍。这是他任教的中学的学生们行前交给他的，尽管一路上受到其他队员的奚落，但他仍然高举着鲤鱼旗，艰苦地，一步一步往上爬。登顶的这一天，是日本的男孩节，要为没成年的男孩子升起鲤鱼旗。这个中学教师要为他的学生们在世界最高的地方升起鲤鱼旗。
　　16时05分，山本宗彦爬上了顶峰。很快三名摄影记者也跟上来了。南北两侧队员的手紧紧握在一起，他们终于会师了。
　　在一万米的高空，中国科学院提供的“奖状2号”航拍飞机拍下了那个动人的画面：身着红、黄、绿色登山服的中日尼三国勇士，在地球之巅紧紧地拥抱。
　　这时，全世界的人们都在焦急地等待着从海拔8848米向下俯视的情景。但电视画面却迟迟没有出现。整整17分40秒过去了，5月5日下午4时27分，北侧大本营监视器的屏幕被大片蓝天占满了。
　　这是梦想成真的时刻。世界之巅360度的全景出现在全世界面前。

lucy

摄影师中村进头盔上的小摄像机在沙沙地转动，中村的声音在欢呼：“登山的朋友们，你们看见了吗？这是在世界的最高峰的顶峰，是全世界最高的地方。”
　　17时整，从南侧上来的大次仁等三个人向北侧跨越，最终实现了人类从南北两方双跨珠峰的伟大梦想，完成了世界登山史上一次划时代的大跨越。
　　当晚，三方十二名登顶队员都安全返回突击营地。
　　一连串新的高山探险纪录就此在一天内诞生：
　　人类第一次跨越了珠峰
　　人类第一次在世界最高峰顶峰会师
　　人类第一次电视转播登山现场实况
　　人类第一次在珠峰上空用飞机拍摄登山场面
　　人类第一次一天内有12人登上珠峰峰顶
　　另外，三国运动员还创造了顶峰停留时间最长的世界纪录。
李致新又冷又饿，委屈得哭了
　　李致新用头灯指引着日本队员下撤的路，
　　他又冷又饿，委屈得哭了
　　李致新撤回到8300米的6号营地的时候，已经是晚上9点半了。

　　刚一到营地，报话机响了，大本营问：“仁青平措和大次仁是否已经到达8300米的营地了？”李致新赶紧跑出帐篷去找，在另一顶帐篷里只发现了两个穿蓝色和绿色羽绒服的队员在休息，没有中国队的红色羽绒服，于是，李致新向大本营汇报：“营地除了我之外，只有两个尼泊尔队员。”大本营一听就急了，仁青平措和大次仁是从南侧跨越到北侧的，对北侧的地形不熟悉，找不到营地是极其危险的。

lucy

　大本营开始反复呼叫起来，终于，大次仁的声音传了下来：“已经到达营地，仁青平措在突击营地，没有见到李致新。”“你在几号营地？”第一次到北坡的大次仁说不出来呀。
　　大本营被山上的回答搞得一头雾水。其实，当时三个人都在8300米的突击营地上，大次仁为了保暖，在自己的红羽绒服外面又罩上了一件蓝衣服，被李致新错认成是尼泊尔队员了。直到10点半，两人在帐篷外面碰上了面，才彼此认出了对方，哈哈大笑起来。
　　接下来的事情是1988年给李致新印象最为深刻的事情了。
　　见到大次仁之后，他的心里也塌实了，赶忙钻进帐篷，点起炉子，脱下已经湿透的手套和袜子，准备把它们烤干后再穿上，另外，也实在需要喝点热水了。从突顶前夜到这会儿，他还什么都没有吃呢。他这样回忆了那个难忘的夜晚。
　　就在我刚刚生起炉子、脱下袜子、手套准备烘干的时候，报话机里传来了大本营曾曙生的紧急呼叫：“李致新，听到没有，请回答！”“听到，请讲。”“现在日本朋友正在下山途中，由于夜色很浓，又下起大雪，他们已经迷失了方向，需要你出来给他们指路，打开头灯，敲铝盒，用一切手段，向山上发信号。无论如何，你要克服困难，大本营命令你，钻出帐篷，为日本人指路。”当时，我心里非常矛盾，一种莫名其妙的委屈涌上心头，竟不觉感到眼眶一热，我已经这么累了，袜子、手套还是湿的，刚要暖和一下又让我出去，领导也太不理解山上兄弟的艰难了。没办法，只好执行命令。“执行命令！”说完我就把报话机摔到一边，重又套上冰冷潮湿的袜子和手套，拖着疲惫的身子钻出了帐篷。风雪中，我向山上打着灯光，只感到手脚冰凉，心仿佛在哭泣。
　　大本营的同志们也在为我担心着急，他们知道我的脚已经冻伤，为防止伤情的扩大，不断提醒我在原地活动手脚；怕我在风雪中睡着了，不停地和我说着话，鼓励我。可我此时的情绪坏到了极点，只是固执地感到他们不理解我。对他们的问话，我一概不理，更何况，在海拔8300米说话是那么困难。这时候，不知是谁说了一句：“李致新，这是关键的时候，是你立功的好机会。”这真是火上浇油，我再也忍耐不住，钻进帐篷，冲着报话机嚷道：“这好机会，你来试试！”接着是很长时间的沉默，再也没有人说话了。
　　此时，我已经看到日本队员向营地移动的微弱的灯光，他们现在正在海拔8500米的高度，我拿着头灯向他们照过去。
　　风越来越大，气温越来越低，我的手脚由疼痛变得麻木，寒风夹着雪片吹到我的脸上和脖子里，我越来越感到彻骨的寒冷，整个心都好像成了冰块，一种被亲人抛弃的感觉严严实实地包裹着我。终于，我无

lucy

声的哭了。我不知道在这洁白的世界中倒下去的勇敢者的英灵在怎样嘲笑我，我也不知道我所崇拜的英国登山家马洛里站在8700米的暴风雪中该怎样痛骂我。但我知道，此时此刻我的灯光，意味着日本登山队员的生命，我只能无条件的执行命令。就像白天突击顶峰那样，坚持，坚持，再坚持。
　　此刻，时间仿佛停滞了似的，平时蓬松保暖的鸭绒装备，怎么也抵挡不住高山上严寒的侵袭了。还是我们的曾曙生队长理解我的心情，他说：“李致新，今天你们登顶的实况，中央电视台进行了转播，中央领导及国家体委有关方面都给登山队发来了贺电。你的父母、女朋友、同学都通过电视看到了你登顶的情况.......”听到这些，我的心里多少感到一些安慰，情绪也好了一些，在风雪中继续摇动我的头灯。日本队员下山的灯光，也越来越近了。
　　到5月6日凌晨一点多钟，第一位日本队员回到了营地，接到指挥部的命令，我已经完成了任务。于是回到帐篷，一头钻进睡袋什么也不知道了。待我第二天早上醒来时，发现我的帐篷里又多了两名日本队员，他们什么时间回的营地，进的帐篷，我全然不知。
　　成功地完成双跨后，李致新给《山野》杂志写了这篇稿子，既没有写登顶那个伟大的瞬间，也没有写自己险些丢了一个脚指头，却选择了这个登顶后的夜晚。
　　他说，登顶之夜所经历的一切，是极其艰难的，是对我心理上和意志上的一次磨练和考验。每当我回忆起这难忘的经历，我都深有感触。对于攀登者来说，他所获得的一切不仅仅是在顶峰上，更多的是在他们艰难的攀登中，顽强的探索中和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的拼搏中。
南侧日本队的攀登队长要切腹自杀
　　登山活动宣布结束之后，珠峰南侧突然传来消息，
　　南侧日本队的攀登队长要切腹自杀
　　所有的故事可以在高潮时落幕，但惟有登山不同，登顶对于整个登山活动来说只是有了一个结果，登顶之后的故事往往才是最耐人寻味的。

　　5月8日，中日尼三国联合登山队宣布：双跨行动圆满结束，全体下撤。北侧已经开始拆除帐篷，依次向大本营撤回。得到不让登顶的消息后，南侧一直在大本营待命的日本队队长汤浅要切腹自杀。

lucy

关于1988年的双跨，这个节外生枝的故事让我难以忘怀。起初是因为好玩儿——北侧大本营向全球无线电爱好者发出求助信号，请求帮助联系上北京。如果是在今天，即使在顶峰上也可以通过海事卫星寻到一个在地铁里的人，这种方式多少有些可笑，毕竟是10年前的事情呀。但随着对整个珠峰攀登的回顾，这个故事是一种难言的酸楚。
　　5月8日晚，北侧登顶队员刚回到大本营不久，电台收到了来自南坡的消息：日方队长汤浅要自杀，他无法忍受自己的队员望着一步之遥的顶峰向下走。
　　5月4日，第二突击队的9名队员按照计划上升到海拔8050米的4号营地，但他们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一件事：氧气短缺。南侧总队长，来自尼泊尔的贡嘎队长说南坳有24瓶氧气，但实际上只有10瓶左右，有的氧气瓶背上来之后又被背运工用了不少。这让南侧首席攀登队队长矶野刚太怒火中烧，他咆哮着放声大哭。
　　第二天早晨，除了日本的跨越队员北村贡背上两瓶氧气直接突击顶峰外，其余8名突击队员不得不中止突击。他们望着无云的碧空失声痛哭。谁在这个伟大梦想即将实现的时刻能让自己坦然放弃？边巴扎西哭着向王振华恳求：“让我们上吧，没有氧气我们也可以。”
　　山上山下的哭声汇在一起，贡嘎队长说他要承担一切责任，可一个人一生的一次机会就这么失之交臂了，谁能为这负责任？
　　5月8日，中日尼三国双跨活动成功结束后，北京发出指令：活动已圆满结束，各营地待命队员撤回大本营，本次登山活动结束。
　　但南侧的登山活动并没有停止。对于来自北京的结束登山活动的指令，尼泊尔强烈反对。汤浅队长也认为“不能扔下尼泊尔队不管就下山”。他决定活动继续进行，并且宣布了第二次突击顶峰的名单，南侧，日本队还没有一个人登顶。汤浅强烈主张：“我要让年轻的朋友登上顶峰。”他说，北京如果不接受他的请求，他就要切腹自杀。
　　北侧来自无线电中心的邹容祥收到电波。这个信息让大本营一下子紧张起来。和北京联系的时间已经过了，滴滴滴的电波声像敲在他们的心上，邹容祥采用了无线电爱好者的联系方式：向全世界的业余电台呼叫。他们不断发送着信息，世界各地的回音传送到世界屋脊。

lucy

最后，他们选定了日本的一个无线电业余爱好者，是位女性。跟她说清楚了来龙去脉之后，北侧大本营问她：你愿意为我们传递这个信息吗？日本打到北京的长途电话是很贵的。对方很痛快：只要你们给我一套这次登山活动的纪念品就行。
　　就这样，在北京的总指挥史占春从被窝里被日本长途叫了起来。中日尼三国联合登山队总指挥部及时进行了协商。
　　中方认为：(一)活动已取得的成果是预想方案中的最佳目标，高山物资消耗已近极限，如再组织突击，须重新组织行军，进行突击前的准备，对筋疲力尽的二线队员来说，实难承担。(二)如勉强去做，在主观条件大大降低，天气情况难测，取得大胜之后心态也有所放松的情况下，是很难确保安全的。(三)三方12名队员中，尼方3人，中方4人，还都有双跨队员。日方虽然只有一人双跨，但有5人登顶。纵观全局，活动已经十分顺利和圆满了。
　　三方经过充分的协商，达成统一，认为：再继续下去只是画蛇添足，搞不好还会留有遗憾，于是，三方作出了结束活动的决定。
　　结束登山活动的决定斩断了日本队所有攀登的渴望，在他们下撤的身后，是流着泪的中国队队员。
　　汤浅说：“若是我一个人倒好说，然而，像现在这样搞下去，很可能葬送掉队员的未来。给朋友们造成麻烦。那样……”报话机前的汤浅强忍着泪水：“在这个紧要关头，我要直率地跟队员们谈一下。”
　　汤浅流着泪对山上的队员说：“大家想要登上顶峰。但既然北侧的队友们终止了第二次突击，下决心下山，我们也不得不终止登山活动。请你们挺直胸膛下山回来吧。”
　　各高山营地传来了队员们的回答。3号营地的山本一说：“对先生我们没有什么好说的。我们的想法是一致的。像这样继续搞下去，不仅对先生，而且对各方面的朋友都会造成麻烦。”
　　前进营地的高野说：“结交了很多的朋友，只此一点，我就很满足了。”
　　在行军中刚刚向大家透露了已经订婚的井本则说：“在这样近的地方看到了顶峰，真想再登它一次。”
　　无论是北侧还是南侧，日本的很多队员是辞了职来参加这次登山活动的，汤浅本人也是在3月辞去了爱知学院大学法学部长的重要职务来参加三国登山活动的。在北侧，队员们下撤时也是经历了一番苦痛的。

lucy

5月10日，汤浅计划登顶的那一天，天晴得让人心痛，甚至比5月5日那个伟大的日子还要晴朗。没有人能够描述这一天的汤浅是怎样的，没有人描述这一天下撤的中日队员是怎样的，谁也不知道他们在那一天流了多少泪。但那一天的两个尼泊尔人肯定是汤浅心头永远的痛。
　　那一天，尼泊尔队的两个队员登上了顶峰。其中有“酒神”——松•达瑞。
　　“在珠峰漫天卷来的暴风雪中，他仰天举着一个冰做的大酒罐，边笑边喝向山上攀去。”这位登山英雄这样被人描述，1988年5月10日，他第五次登上珠峰，站在这个通达天庭的山峰之上。几年后，他自杀身亡。

那个小点跃进望远镜时，大本营哭声一片
　　1993年王勇峰参加了海峡两岸联合攀登珠峰的行动
　　5月5日下午1时20分王勇峰站在了顶峰
　　攀登七大洲最高峰只有珠峰他们不是一同登顶

　　这一次李致新险些失去王勇峰这个生死兄弟
　　登山的规则一般是凌晨出发开始攀登顶峰，无论如何下午两点以前也必须下撤，即使你距离顶峰仅有十米，但世界上很少有人能够做到这一点。
　　在回忆1993年攀登珠峰的时候，王勇峰说了这样的话。
　　当年，眼前就是世界最高峰的最高点的时候，他也要做一个抉择：上升还是下撤。他的右眼已经失明了，因为高山反应。
　　凭着一只眼睛，他站在了珠峰顶上那片宽2米、长9米的平台上。
　　之后，他被倒挂在第二台阶上。

lucy

第二台阶，在珠穆朗玛峰海拔8800米的北侧攀登路线上，是任何一个登顶者也无法忘记的地方。它横亘在珠峰北坡传统路线8680—8700米之间的岩石峭壁，其中一段近乎直立的4米左右的峭壁立在通往山顶的惟一通途上，这里是通往顶峰的最后一道门，也是一道鬼门关。
　　从1921年到1938年，英国人用了17年的时间，七次到北坡侦察、攀登，最终均以失败告终，到达最高的地方就是第二台阶。
　　被第二台阶阻退的英国人说：这里没有攀援的支点，横亘着世界上最长的路线，它无尽无边。因此，英国人给北坡攀登路线的定义是：飞鸟也无法逾越。
　　1960年，人类第一次攀越此地，中国的登山运动员刘连满用自己的身体把队友送上了第二台阶。
　　1975年，中国队在这里架起了一个4米长的铝梯，从此，每个从北侧登顶的人都是依靠这个梯子逾越了这个台阶，其中包括1980年在北侧登顶的梅斯纳尔。
　　而到了1993年，这个铝梯上挂着王勇峰。
　　5月5日下午两点左右，冰爪与铝梯撞击而发出铿铿之声响彻海拔8700米的高空，王勇峰的一切努力是要让自己的头和脚换个位置。
　　从这个时刻起，整个世界失去了他的讯息。
　　从某种意义上，对于1993年来说，最值得纪念的日子并非5月5日成功登顶的那一天，而是5月6日的10点30分。
　　10时30分，当海拔8680米的那个橘红色小点跃进望远镜的时候，珠峰大本营哭声一片。
　　对于所有等待王勇峰的人来说，28小时，都仿佛是一同经历了一个走不到黎明的黑夜。
　　在山上，24小时失去联系就意味着失踪。可1993年的攀登总指挥曾曙生不相信，他死死地盯着珠穆朗玛峰，好似眼睛要盯出了血，让自己的表针滑过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直到等待了28个小时之后，直到这个橘红色的小点出现在望远镜里。
　　上山之前，王勇峰留下一句话：请第三女神手下留情，助我们登顶成功。

lucy

　他的话，女神听到了。
　　在珠峰失踪了28小时之后，王勇峰回来了。
不登顶哥儿们干吗来了？
　　不登顶哥儿们干吗来了？
　　珠峰脚下，王勇峰没给自己留余地
　　1993年3月，站在珠峰北侧大本营的王勇峰已经不同于1988年在珠峰南侧参加双跨活动的那个王勇峰了。上山前，每个人都站在珠峰脚下留下了自己的愿望，只有王勇峰不给自己
留任何的余地：“当然要登顶了，不登顶哥们儿干吗来了？”
　　在这之前，他已经和李致新共同成功完成了南极洲最高峰文森峰、北美洲最高峰麦金利的攀登，还登上了海拔7543米的章子峰。
　　同是中国地质大学校友的马欣祥是这次海峡两岸联合攀登珠穆朗玛峰的队友，在他眼里，王勇峰的登山生涯已经进入了喜马拉雅黄金时代。
　　所谓喜马拉雅黄金时代是指人类登山运动开始转向喜马拉雅山的时候，进入了一个成熟的阶段。马欣祥的比喻就是：王勇峰开始成为一个成熟的登山者，而且，进入了他个人登山的鼎盛时期。
　　中国登山队的训练基地在北京的郊区怀柔，很多队员的家也就安在了怀柔县城，王勇峰在登山队宿舍楼里的那个家一度也是马欣祥的一个家，王勇峰家里的那种登山氛围很让他迷恋。
　　王勇峰家墙上照片不少，女儿的照片、夫人的照片，当然，最多的是雪山的照片。那些雪山的照片下面是钉在墙上的铁锁，铁锁上挂着登山绳。
　　一个人在家的时候，王勇峰就是和这些绳子相伴。
　　登山绳可以打出各种结，在上升器、下降器这些登山设备还没有研究出来的时候，各种各样的绳结在攀登中帮助登山者保护自己、上升、下降。这些绳结源自水手们，他们可以打出几十种绳结，后来，被移植到高山中的绳结有20多种，其中七八种是最常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