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cy

国外有很多关于绳结使用的书，但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这些只有靠登山运动员之间言传身教，只有靠自己不断练习，烂熟于心。
　　王勇峰每天面壁所作的就是：把那些结打开，系上，系上，打开。直到系那些绳结成为他下意识的动作。
　　王勇峰的这份执著给马欣祥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
　　从1988年到1993年，5年中，王勇峰的生活中心是三件事情：训练体能、练习技术、学习英语。
　　中国登山队设在怀柔的训练基地有一面15米高的人工岩壁，在基地能进行的技术训练也就是攀岩了。
　　王勇峰的夫人那时候是他的“教练”。
　　到了休息日，队友们都回家休息了，他还要训练，但没有人给他作保护，他就把夫人拉到岩壁下，先培训“教练”，再让教练保护自己训练。
　　就是这么艰苦的训练环境，你也听不到王勇峰喊一句辛苦，他沉默着，如同小的时候，他爹一句话就让他坚持长跑十几年一样，他认准了是对的事情，什么也阻止不了他。
　　山上的很多习惯会被王勇峰自然地带到生活中来，比如，喝矿泉水的时候，很少见他会大口大口地喝，还常常是会喝一口看一眼瓶子。比如，走路的时候，他很少有急匆匆的时候，他的步伐总是充满了节奏的。比如，平时的生活中，他总是心不在焉的样子，只有说起登山，他的眼睛才会放光，他可以侃侃而谈几个小时不疲倦。
　　生活中，你眼前这个轻声说话、朗声大笑的人很难让人想象得出，他的身体里究竟蕴藏着怎样的能量，他的心胸里装着怎样超凡的雄心和超人的意志。因为，生活中，他太普通了，每天不忘几件事的就不是王勇峰，一段时间不出笑话的就不是王勇峰。
　　1990年，他和李致新在西藏做登山联络官，他在珠峰，李致新在希夏邦玛，进山前，王勇峰负责食品的购买，用他的话说，apieceofcake！(简单极了！)在山里辛辛苦苦过了一周，李致新说，咱们能不能改善改善生活，吃点荤的，可怎么我也找不到，就联系上了在珠峰的王勇峰。王勇峰说，noproblem！(没问题！)买了不少呢。在三个纸箱子里。李致新兴冲冲奔了过去，打开一箱，糖水马蹄，打开一箱，又是糖水马蹄。他急了，问王勇峰：“这是什么荤的？”“ofcourse！”(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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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王勇峰三句最经典的英文，很多第一次见面的人会以为他只会说这三句。但“当然”刚出口，他自己也愣住了，马蹄怎么不是肉？王勇峰不知道糖水马蹄还叫糖水荸荠。他给大家备了三箱水果罐头。
　　王勇峰还有一句名言，7000米以上说的话算数，7000米以下说的话不算。有道理，似乎只有踩到了冰踏到了雪，他的沉着才会回归，若是在平原，他只剩勇敢和热情了。
　　王勇峰的同事对他有个评价，这个人实在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但，绝对是一个令人难忘的人。可这种令人难忘好像只有进了雪山才会有。
　　从1988年到1993年的5年中，这个等待雪山的王勇峰就是在训练和学英语的生活中度过的，到1993年，他等来了海峡两岸联合攀登珠穆朗玛峰的行动。
海峡两岸组成联合攀登队经过了三年的准备
　　对于每个登山者来说，攀登世界第一高峰是一个永远的梦。但这个梦对于台湾的登山者来说整整做了十年。
　　1982年，台湾曾组织了世界上第一支女子登山队攀登尼泊尔海拔5800米的天霆峰，走向中尼边境的一路上，大家却在讨论攀登圣母峰。圣母峰，这是台湾山友对珠穆朗玛峰的称呼。在这群为圣母峰做梦的人当中，有一个叫李淳容。

　　这是一个爱山的人，学生时代就迷上了登山。她说，山是一本无字的大书，你从中读到的东西取之不尽。你顺利了，她会提醒你别小家子气，放开眼界；你受挫了，她会像最知心的朋友来抚慰你，让你抬起头来。
　　在读山这本无字大书的时候，她把10年的梦想交给了珠穆朗玛峰。
　　在台湾的登山史上，20世纪80年代曾经是一个活跃时期，曾经登上过新疆境内海拔7546米的慕士塔格峰和印度的莎瑟峰。在印度攀登庇古巴特峰的时候，3名队员不幸遇难，这延缓了台湾登山者的脚步。到1993年，台湾还没有一个人登上过海拔8000米以上的山峰。
　　这一次，李淳容选择了和大陆队员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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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中国登山协会收到了一封来自台湾的信件，收发室的工作人员很自然地把它交给了登山协会的胡琳。胡琳女士是在台湾读的大学，很多校友还在台湾生活，所以，收发室一见到是台湾的信件，就以为是胡大姐的私人信件了。
　　这封信的内容显然在中国登山协会引起了反响。当时，两岸的沟通已经很多了，但联合组队登山还是第一次。
　　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李淳容的名字在中国登山协会被大家熟悉了起来。1989年到1993年三年间，李淳容往返两岸十几次。
　　在台湾，她最得力的助手是她的丈夫——一位著名的电视导播，曾经告诫李淳容不准再提珠穆朗玛的人，却在三年间支持李淳容筹集资金、组织队伍，直到1993年跟着进了山。
　　为了配合这次登山活动，中国登山协会派出了比较强的队伍，当时的中国登山协会副主席曾曙生担任队长，攀登队长是金俊喜，队员是王勇峰、罗申、加措、小齐米、普布、开尊、马欣祥。
第一次确定的突顶名单里没有王勇峰
　　5月3日，18时15分，高倍望远镜里，大本营发现6号营地正在搭建的第二顶帐篷被高空风卷走了。消息被证实之后，大本营的气氛一下子紧张了起来，这意味着计划全部被打乱了。
　　山上一共有8名队员，今夜，他们只能挤在一个六人帐篷里了，这一夜，谁也不可能躺下好好休息了，在8300米的高度，他们要蜷曲着坐一夜，而山上的风力每秒24米，气温是零
下42度。
　　挨过今夜也是个开始，帐篷和食品的情况所限，必须要有两名队员下撤了。每一次的登山都会有这样的遗憾，极小的一个细节也会断送整个计划，甚至是一个人的终生梦想。谁将退出登顶的行列？对于任何一个到达8300米的人来说都是一个极限的突破，任何一个人的突破都是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的。这个时刻，无论是对队员，还是对决策者都是一个艰难的抉择。
　　至少5月2日晚的大本营是这样的，快11点了，三四个方案都被推翻了。台湾队员很容易确定，无论是高山适应还是体力，都是非伍玉龙莫属，但到大陆队员这里就难了，6个大陆队员都具备登顶的实力，割舍谁都是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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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的目光聚集在曾曙生身上，他低着头，沉默着，沉默着，一咬牙，说：“抛开一切感情因素，无条件服从全队的需要。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尽最大的力量保住台湾队员登顶。所以，我主张让实力最强的5名藏族队员协助伍玉龙登顶！”这是当年随队记者的实录，这意味着，把所有的力量都放在力保台湾队员身上了。这个决定并不意外，从一开始，台湾队就处于这种被帮助和保护的位置，近两个月的运输、修路、攀登过程中，始终是大陆队员承担更重的工作，到了7790米的高度，大陆队员每人半瓶氧气，台湾队员是每人一瓶氧气。
　　但是，这个决定也意味着，等待了5年的王勇峰又要和珠峰失之交臂了。
　　李淳容很为这个方案感动，当然接受了。这个时候，台湾队员李城彦冒了一句：“那北京队的王勇峰呢？他的体力和各方面都不差。”
　　李城彦在大本营负责山上的行动规划和记录，每个人在山上的表现在他那里都有一个数字化的体现，有一个数字是李城彦根本就不能忽视的。在高山营地，每天别人休息了，还在分物资，整理装备的人是王勇峰，每次运输安排计划的是王勇峰，从6500米往7028米北坳运输次数最多的是王勇峰，他在那条路线上往返运输9次，是所有队员中运输最多的。李城彦说，这样的安排太不讲人权了。
豁达和忍耐是王勇峰认为的登山者必备素质
　　豁达和忍耐是王勇峰一直认为的登山者必备素质，
　　他这样要求自己了，还是要经过历练
　　1985年纳木纳尼峰的攀登给王勇峰的考验已经让他意识到登山的严酷性，有时候，这种严酷并不只是来自于暴风雪，来自于高山缺氧，它还来自于很多不可逆的人为因素。

　　纳木纳尼峰，海拔7694米，位于西藏阿里地区，和“神山之王”冈仁布齐峰遥遥相对。1984年，中日组成联合攀登队攀登这座处女峰。
　　当时的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给这支队伍题词：风雪磨人。对于王勇峰来说，这次登山活动的确是风雪磨人。
　　这是王勇峰和李致新第一次以国家队队员的身份参加登山活动。两个人的不同在于：李致新是以登山的实力到了纳木纳尼，而王勇峰是以他的精神到的纳木纳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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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4年，中日联合攀登玛卿岗日之后，国家队要在中国地质大学的队员中选择去纳木纳尼的队员。
　　在玛卿岗日的登山活动中，王勇峰的表现不是最出色的，但他还是选上了，因为老师说，他身上有登山运动员们最难能可贵的品质。
　　成功攀登玛卿岗日之后，所有队员都要去北京参加庆功会，还要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庆35周年的庆祝活动。这在当时的在校大学生来说简直是无上的荣光。谁不盼着去北京呀。
　　可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个意外，一位老师得病住院了。领队老师朱发荣急坏了，他要留下来照顾住院的老师，可又没有人领学生们去北京了。这个时候，王勇峰站了出来，他说他留下来。
　　王勇峰是登顶队员，是一定要参加庆功会的，又是那么难得的机会，他好像一点儿也不惋惜，他说，以后机会多着呢。于是，就在其他人到北京在鲜花与掌声之中沉醉的时候，王勇峰在医院给老师端屎端尿一个月。
　　后来，推荐队员的时候，朱发荣老师选择了王勇峰，他的理由很简单，登山人的精神比身体素质更重要。朱老师的定论在后来王勇峰的登山生涯中得到了很好的诠释。
　　王勇峰身上究竟有一种什么东西呢？李致新每次和陌生人讲起王勇峰，总是要从买羊皮的事儿说起。
　　在大学里，因为跑步，李致新和王勇峰慢慢熟悉了，又经常在一起踢球。王勇峰是他们班的主力，李致新也是班里的主力。有一次，他们争球，王勇峰速度快，一绕，就把李致新超过去了，李致新也追不上他，就在后面使一个小绊儿，他“吧唧”一声就趴地上了。趴在地上，王勇峰笑着说：“致新，你跟我来这个？”那个时候，李致新就发现王勇峰是一个豁达不计较的人。
　　李致新要说的买羊皮的事儿是在青海西宁，1984年第一次攀登玛卿岗日的时候，他说真正了解王勇峰，是在那里。
　　进山之前，他们在西宁训练，同时采购进山食品。
　　一天，在街上闲逛的时候，看到了卖羊羔皮的，白白的软软的，看着可好了，从东北来的李致新就琢磨，爸爸妈妈身体不好，可以买回去给他们做衣服，多暖和。
　　王勇峰一听，好呀，我帮你问价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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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块钱一张。”
　　“太贵了。”李致新也不知道应该是多少钱就随口说了一句。
　　那人说：“没关系，买不买，先看看。”
　　接着又把他们拉到自己住的招待所去看货，李致新有些不想去了，总觉得人生地不熟的，心里不踏实。可王勇峰说，去吧，看看怕什么。
　　到那一看，一屋子的羊羔皮，让他们随便挑，可李致新身上还真没带钱，再说，他一琢磨，买也要等下了山再买，不可能买了背着上山呀。就说，等我下次来再买吧。
　　那个人说，你根本就不想买吧？50块钱卖给你。后来一直降到30元。
　　李致新说，那好吧，我回去拿钱。
　　其实他心里更没底了，60块钱的东西一下降到30块，听着心里就打鼓。回去就问老师，老师一听，说绝对不许自己出去买东西。李致新一听，这更不能去了。
　　那天晚上，大家正在房间里聊天呢，王勇峰突然问李致新：“还去不去买羊羔皮了？”
　　李致新说不去了。他觉得这是一件无所谓的事情。谁知王勇峰“咚”地一声摔门出去了。
　　看他气哼哼的样子，李致新也觉得心里有点儿过意不去，但很快就忘了。
　　后来在山里时间长了，两个人又经常在一起聊天了。
　　玛卿岗日的大本营有又厚又青的草，躺在大草坡上聊天是一件最幸福的事儿。
　　每次聊天，李致新都要大吹特吹他的家乡大连。李致新原来是学日语的，后来学英语的时候，他学的第一句英语就是：“Dalianisabeautifulcity！”(大连是一个美丽的城市！)
　　那天在大本营草坡上也是在聊美丽的大连。
　　在王勇峰眼里，李致新的故乡还挺神圣的，全国多少火车是从大连开出来的，大连的苹果有多好，大连的万吨轮有多棒，他都知道，甚至，他还报考过大连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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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轻松地聊着聊着，就说起了那天买羊皮的事儿，李致新问他：“那天买羊皮的事，你是不是生气了？”
　　“是，我是生气了。”王勇峰点点头。
　　“那你摔门去哪了？”
　　“买羊皮去了。”
　　李致新一听，立即感觉到，眼前的这个同学有着与众不同的东西，他的那种朴实简直是少有的。
　　李致新最爱给人讲这段，就是因为，那是王勇峰最真实的写照。
　　1984年底，李致新和王勇峰投入了攀登纳木纳尼的训练。这时候，李致新和王勇峰已经是形影不离的朋友了。当时王勇峰正在写毕业论文，李致新每天把饭给他打到宿舍里，到李致新写论文时，王勇峰也是如此。
　　他们很珍惜国家队队员这个身份，总想做出个样子来。
　　在纳木纳尼的登山活动中，王勇峰是支援队员，负责运输，通常，支援队员登顶的希望不太大，因为把物资、装备都运送到指定营地之后，体力已经消耗很大了，支援队员一般都是待机状态，身体条件允许、天气情况允许时，还可以登顶。可王勇峰却被老队员赶下了山。
　　王勇峰当时的任务是，把物资从2号营地运到突击营地，为突击队员做准备。
　　突顶那天，雪非常大，背的东西又多，运输根本不是在走路，走一步跪一步，王勇峰生生地是把路跪出来的。
　　但是，王勇峰不是突顶队员，把装备运到突击营地后，要回到2号营地待命。
　　王勇峰最终也没有等到登顶的机会，老队员怕他太年轻拖了登顶队员的后腿，硬是让他下了山。
　　从2号营地到突击营地有多远呢？只有一两个小时的路程。但王勇峰却不能向上。尽管上山的路是他一步一步跪出来的，但还是和登顶无缘。
　　下山的时候，他碰上了抢救日本队员的李致新他们，李致新等三个队员是放弃了登顶在救援，王勇峰二话没说，加入了救援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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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大本营后，王勇峰一句没说山上的情况，直到队员们都撤下来了，有个老队员难过地抱住王勇峰时，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泪水了，哭得昏天黑地。
　　纳木纳尼恐怕是王勇峰一辈子也不会忘掉的地方。
　　他一直就认定一条原则：想成为一个真正的登山者，就要做到豁达、开朗、有韧性。但没有想到，这样要求自己了，要真的经受住这样的考验也是需要勇气的。
王勇峰认定了：珠峰在等待他，等待他的到来
　　在大本营，关于王勇峰的入选成为一个焦点，李城彦坚持认为，王勇峰应该成为突顶队员，他说，台湾队、西藏队和北京队共同登顶才是圆满的结局。
　　西藏体委主任洛桑达瓦说，我同意台湾队的意见，拉巴和王勇峰实力差距不大，应该让王勇峰上。

　　曾曙生起身对大家说：“谢谢大家！今晚，首先是我们自己，在登顶之前作了一次超越式的攀登。”
　　山上，蜷曲在睡袋里躬身坐着的王勇峰不知道自己的命运曾经拐了个弯，后来，他知道了，只说了一句：还有机会。他说得极其平静，仿佛注定，珠峰就是在等待他，无论到哪一天，等待着他的到来。
　　在山上的两个月里，王勇峰已经认识了自己，他每天都比别人要少两三个小时的休息时间，总是最后一个进帐篷，把当天的装备整理好，还要准备第二天的运输，所有的装备要分放在各个背包里，根据队员的实力分配，往往最重的就落在自己背上了。他不是攀登队长，只是一个普通的队员，但却承担了比普通队员更多的职责。
　　年龄慢慢大了之后，他总是很怀念1993年在珠峰的日子，那时候，身上总有使不完的劲儿，一根绳子，一个冰锥都不会逃出他的记忆。因为认识了自我，所以他才不怕是否能进入突顶名单，他知道，自己有这个实力。
　　当然，在海拔8300米为大家化雪烧水的时候，王勇峰脑子里一片空白。六人帐篷简直要被8个大汉挤爆炸了。他坐在帐篷口，开尊燃起了嘎斯罐，王勇峰往里面加着雪块。一锅水一个半小时才能烧开。
　　每个人分到了两小杯开水，藏族队员开始吃糌粑，王勇峰什么也吃不下去，他的嗓子已经肿起来了，嘴裂了很多口子，结着黄色的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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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过了水，大家开始吸氧，每个人的头脑都轻松了起来。加措和王勇峰开始和大本营联络。
　　这时，时间已经是零点了。
　　李淳容的声音从对讲机里传了出来：“山上的朋友们，感谢你们每一位到达8300米高度的山友。还要感谢山上所有的队友。由于条件有限，我们必须做出一些本不愿意做出的抉择，只能请大家理解。吴锦雄，我要和你先讲，能听到吗？”
　　6号营地帐篷里的人都明白，这是要宣布登顶名单了，他们静静地倾听着。
　　李淳容继续说：“我们有心痛的地方，但又必须承认你速度慢一些，所以只好选择伍玉龙攻顶，而你明天下撤。我明白，在你现在的高度，每人都有登顶的能力……你能理解吗？”
　　吴锦雄说：“理解，理解。”
　　李淳容的声音哽咽起来，停顿了很长的时间之后，她说：“望大家都记住这一点，或许最后的成功者只有一两位，但应当感谢后面所有支援的人，这才是登山的本质。我希望登顶者记住这一切都是队友给予的。”
　　接着，她让吴锦雄把对讲机交给伍玉龙：“登山者和登山家不同，希望你爬得越高要越谦虚，不要忘了所有队友为此做出的努力，望你做一个真正的登山家。”她在说这段话的时候，也是断断续续说完的。帐篷里一片静默。
　　将近一个月的努力终于在这个时候有了答案。很多人在成功面前的放弃都不是纯粹个人的原因，只有真正的登山者才会坦然面对这种放弃。
　　老曾和达瓦主任要和加措和拉巴通话，拉巴一直没有出声，他眼睛直直地盯着和他一起下山的吴锦雄，一句话也不说，加措对着对讲机说：“拉巴答应明天和吴锦雄一起下山。”

向突击营地出发前，台湾队员伍玉龙决定退出
　按照计划，5月4日，所有冲顶队员全部到达海拔8680米的7号营地，休息一晚，5月5日早冲击顶峰。
　　4日早晨是大家分手的时间，从前一晚和大本营通过话之后，6号营地一直是沉默的，大家一言不发各自睡去了。说是睡，其实都是半坐着闭着眼睛休息而已，拥挤的帐篷里谁也躺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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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大家都起来开始收拾睡袋，准备装备的时候，伍玉龙突然说：“我不能上了，让吴锦雄上吧。”突然的一句话让所有的人都停止了手中的动作，伍玉龙说：“我整夜没睡，背和脚都伸不直，后背还在抽筋。”普布说，已经到了这里，很不容易，要忍耐。王勇峰也说，要坚持，机会很难得。加措盯着他，一句话也不说。帐篷里一下子安静极了。
　　每个人都在鼓励、安慰他，也没有什么更多的语言，只是“再忍耐忍耐吧，机会很难得”。
　　伍玉龙不说话。帐篷里又是一片寂静。突然，普布说：“伍玉龙不上，吴锦雄你上。”吴锦雄说：“等伍玉龙作决定，如果他不上，再报告大本营作决定。”
　　伍玉龙在这个时候做出这个决定确实是令人出乎意料的，能够突破8300米的高度说明你已经具备了登顶的实力了，而且，大本营又配备了那么强的力量来护送台湾队员上山，这的确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但伍玉龙还是放弃了。
　　大本营接到山上的报告也感到很突然，李淳容让伍玉龙静下心来祷告5分钟，让他5分钟之后再做决定。5分钟后，伍玉龙的决定没有变。
　　李淳容说：“好，这没关系，伍玉龙，你不要有包袱。下撤要注意安全。”
　　大本营又问吴锦雄，吴锦雄说：“还是支持伍玉龙上，如果他不上，我就上。不过希望征得藏族队员和王勇峰的同意。”
　　他把对讲机交给了加措，加措对着对讲机用藏语讲了几句话。其他几个人都在向吴锦雄默默地点头和微笑。王勇峰已经在帮吴锦雄整理背包了，他给吴锦雄准备了一瓶氧气，让他出发时边吸边走，但王勇峰没有想到，即使是这样，吴锦雄还是没有坚持到7号营地，一路上，他没有限制地吸氧，不仅吸光了自己的氧气，还把王勇峰的氧气瓶拿走了，王勇峰几乎是无氧上了8680米。
　　中午12点30分，6名突顶队员向上走。
8700米，王勇峰把自己的氧气给了吴锦雄
　　通往8700米突击营地的路上，
　　王勇峰把自己的氧气给了吴锦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