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cy

　5月4日，冲击顶峰行动开始前一天，突击队员从海拔8300米高度的6号营地向海拔8680米的突击营地运动。

　　12点30分，6个人出发离开6号营地。走了没多久就是一片岩石和冰雪的混合地形，开尊在前面开路，普布固定保护绳，齐米观察，加措指挥，王勇峰断后，吴锦雄在一旁等着修路。
　　现在，大家的目标很明确，在保证整个队伍的安全前提下，全力保护吴锦雄，他只背了自己的睡袋和氧气，而其他人都背着13公斤的物资。
　　在三条保护绳的帮助下，大家顺利通过了这个地段。
　　吴锦雄是队里惟一被允许使用氧气的队员，王勇峰和藏族队员只是背着氧气，但不能用。
　　翻上了峭壁之后，吴锦雄坐在雪地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气，王勇峰从他旁边经过，示意吴锦雄不要着急，慢慢走。
　　可刚一迈步，他感觉自己的腿上有东西在拽，停下一看，是吴锦雄。他用冰镐钩住了王勇峰的腿。
　　王勇峰一脸疑惑地望着吴锦雄。大概是伸手钩住王勇峰耗费了体力，吴锦雄喘了半天气，才说出话：“我的氧气用完了。”
　　王勇峰也没有想到，吴锦雄这么快就把瓶里的氧气吸了个一干二净。
　　他摇了摇头：“不行，这是明天登顶用的，不能给你。”他身上有4瓶氧气，一瓶是他当天要用的氧气。其他的是全队的氧气，这一天，他负责背氧气。
　　“先给我吧。”吴锦雄坚持。
　　“就快到营地了，到了营地再给你，再坚持一下。”
　　“不行，现在就得给我，我坚持不下去了。”吴锦雄不甘心。
　　王勇峰不理他了，转身要走。
　　吴锦雄再次钩住了他的腿，说：“你还没给我氧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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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坚持坚持吧。”
　　“不，你不给我氧气，我就不走了。”吴锦雄开始耍赖皮。
　　王勇峰想了想，取下了自己的氧气瓶。在海拔8000米以上的高度这样做，几乎意味着选择死亡。
　　“给你一瓶吧。”
　　王勇峰背上背包头也不回地往上走了。
　　一直到了营地，钻进了帐篷，吴锦雄才把氧气关起来。他冲着王勇峰说：“王勇峰，明天要给我两瓶氧气，否则，我不够用。”
　　王勇峰说：“哪有那么多氧气？今晚每人一瓶，明天每人一瓶还不够分的，哪有多余的，本来氧气就不多。”
　　吴锦雄急了：“那要想点办法才行，没有两瓶，我肯定是不够的。”
　　王勇峰不说话了。
　　吴锦雄继续对加措说：“加措，你是突击队长，你该想想办法呀。”
　　加措也没有应声。
　　这段关于氧气的回忆真实地记述在吴锦雄的书中，《8848的征服与敬畏》，台湾第一人登上珠穆朗玛峰的全记录。
　　15点48分，加措报告大本营，到达第一台阶了。
　　报话机里，曾曙生大声嘱咐着：“你们一定要一起走，注意互相保护！注意高空风！”
　　“明白，放心。”
　　所谓“第一台阶”也有“黄色走廊地带”的说法。1960年攀登过此地的人这样描述：从颜色上来看，珠穆朗玛峰北坡的岩石有灰褐色和黄褐色两种。今天要通过的地区是黄褐色岩石比较集中的地方。它像一条黄色的带子，从东到西横摆在8200米至8400米的地方，这是过去外国人所说的“黄色走廊地带”。它的黄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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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岩层差不多从8200米开始，向上一层层排列着，从北面看去，好像一摞平放的书。要想上升，必须随时注意选择台阶翻越走廊的那一层。越过黄色走廊，就接近珠穆朗玛峰的东北山脊了。
　　1924年，马洛里和欧文就是在这个高度失踪的。1975年，中国登山队的副政委邬宗岳也是在8500米的高度滑坠的。在悬崖边，他留下了他的背包、氧气瓶、冰镐和摄像机。
　　在这里，高寒、峭壁、缺氧、高空风，拧成一股绳，折磨着攀登者，多少人，在这里被击退。
　　18点20分，6个突顶队员越过了“第一台阶”，到达了8680米的7号营地。在一块窄窄的岩石上搭起帐篷。
　　突击营地，顾名思义，登顶前的最后一个营地了。
　　到了这里，任何人都有缺氧的反应。
　　虽然只剩6名突击队员了，但还是非常拥挤，大家都半坐在帐篷里，只能把高山靴脱了，两条腿伸进睡袋里。
　　开尊和王勇峰在帐篷口为大家烧水，王勇峰机械地运动着，把雪块挪进帐篷，递给开尊，融化之后，再取新的。
　　大家谁都不说话，傻呆呆地盯着锅里的雪块。
　　突然，开尊把做饭用的铝锅递了进来，传到了加措的手里，加措一接到锅就开始吐了起来，整吐了半锅。
　　帐篷里只有三个人在动，加措在吐，王勇峰和开尊在烧水。
　　喝了点热水，大家恢复了一些气力，开始和大本营通话。
　　曾曙生的声音传了上来：“突击营地的战友们，你们是好样的！今天，你们突破了自己的高度，站在了世界之巅的边上。向你们祝贺，为你们骄傲！我们知道你们此时艰苦到什么程度，请你们好好休息，为保存体力不要说话，打开报话机听着就行了……”他的声音哽咽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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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锦雄要过了对讲机：“李姐……”台湾队友都这样称呼台湾队长李淳容，“你不知道……今天的攀登……有多么难，我，心里难受……”吴锦雄大哭了起来，“所有的藏族队员和王勇峰，都不吸氧，行军时只有我一人吸氧……我感谢他们……我心里难受……他们是背着氧气却不能吸呀！”吴锦雄又哭了起来。
　　大本营的李淳容也是泪流满面：“知道了，吴锦雄，所以你要记住这一切！记住大陆队员为攀登做出的牺牲。请让我感谢所有的藏族队员和王勇峰！吴锦雄，明天你要坚持，有那么多好山友和你在一起，你是幸福的人……”
　　这时候，报话机里传出了一个稚嫩的声音，王勇峰一听，愣住了，泪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那是他女儿的声音。
　　进山之前，《中国体育报》的记者张健很细心，他去王勇峰家采访的时候，让王勇峰3岁的女儿王颢对着录音机说了一段话，现在，他拿出磁带，交给了老曾。
　　“爸爸，你好，我想你了，你想我吗？我和妈妈盼你早日回来，妈妈说，祝你登山成功！”
　　这声音拨动着王勇峰的心弦，他再也克制不住自己的情感，呜咽起来。
　　登山人的意志是坚强的，但登山人的心也是最温柔的，他们善感，也多情，在每个人心中，家庭都是第一位的。每个从山里走出来的人都更爱家，更珍惜那份天伦之乐。
突击顶峰时，王勇峰的一只眼睛失明了
　　突击顶峰的时候到了，刚出发，王勇峰的一只眼睛失明了
　　5月5日，突击顶峰的时刻到来了。
　　凌晨4点，大本营开始呼叫突击营地。

　　“BC呼叫，BC呼叫突击营地！加措、开尊、小齐米、吴锦雄、王勇峰，听见没有，请回答……”
　　山上的3号营地也开始呼叫突击营地。
　　突击营地没有一点声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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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点了，老曾打开手边的录音机，音乐声响了起来：“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1993年最流行的歌儿。
　　还是没有反应。
　　6点，老曾的嗓子都快喊哑了：“突击组的队员们，今天天气很好，请准备起来化雪烧水。”
　　直到7点30分，王勇峰的声音终于出现了：“大本营……听到了，昨天太累了……”
　　“队员情况怎么样？”老曾问。
　　“休息不好……放心，不会影响行动。”王勇峰回答。
　　王勇峰关于出发的那个早晨是这样回忆的。
　　5月5日凌晨，我们6名突顶队员从睡袋里拔出脚，冲击珠穆朗玛峰顶峰的时刻到了。
　　这是8680米的7号营地。开尊起来化雪，每人喝了一小杯水，吃了几口糌粑。加措吃了几口就吐了出来。他胃痛难忍，我们都很为他担心，他还能完成登顶任务吗？
　　用雪化水很慢，直到9点我们才出发。
　　近十年的登山生涯了，我一直盼望着这个机会。这一天终于来了。我不信神，但我希望老天爷保佑，给我们一个好天。登顶的任务完成与否，天气太重要了，尤其是在珠峰。天刚一发白，我就扒开帐篷往外看了看，不错。夜里奇冷，至少摄氏零下30度。一冷，天就好。
　　大本营通过望远镜观察着山上的情况，直到6个人全部出发了，还看见帐篷口蹲着一个人，大家费尽心机的琢磨，明白了，是帐篷门没有系好，风吹得一动一动地，以为是有个人。
　　这场虚惊很值得，幸亏当时这门没有系紧，否则，王勇峰的一个生还希望就被断送了，他下山的时候，根本没有力气解开帐篷门。
　　望着6个小黑点靠近第二台阶，大本营的人松了一口气，但他们不知道，王勇峰的心却在那个时候提了起来。他这样回忆那一天：
　　一出发，开尊和普布走在最前面，然后是小齐米和加措，我跟在台湾队员吴锦雄的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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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高度真是地地道道的生命禁区，走出没有20分钟，就感到憋气难受。我把氧气调大一些。看见吴锦雄正坐在那边喘气边吸氧，我向他摇摇手，示意他别着急。这时，“第二台阶”已离我们不远。但是，向上攀了没几步，我突然觉得右眼一片模糊，几乎什么也看不见了。我的心不由得一沉，完了，目测不准，怎么向上攀登？一步要是迈错了，就会出事。那么，我的登顶之愿也就无法完成了，生命也受到威胁，怎么办？我一咬牙，马上作出决定：不能告诉任何人，大本营要是知道了，肯定会逼我下撤，就是剩下一只眼睛，我也决不能放弃登顶机会，一个登山队员，一生中这样的机会能有几次？危险，只能靠自己去闯，我相信我能战胜它。横下一条心：死也要死在顶峰上。
　　攀登速度明显慢了很多，体力消耗太大。
　　12时40分，四名藏族队员首先登上顶峰。
　　13时20分，我终于登上了顶峰。激动，使我忘了失明和疲劳。
　　10分钟后，来自台湾的吴锦雄也成了世界上站得最高的人。我们拥抱在一起。吴锦雄激动地喊了一声就哭起来。我们拍拍他，亮出了海峡两岸联登队的队旗。
　　这时，藏族队员加措看到我今天的氧气又耗尽了，便把自己没用的氧气瓶解下送给我。他和几个藏族队员没有吸氧，是无氧登上了顶峰！我很感激他，他真是救了我，凭着这瓶氧气，按我们商定好的今天下撤到7790米的5号营地，是不成问题的。但谁又能想到呢？在极度的疲劳和顶峰猛烈高空风的冲击下，氧气瓶还没有放稳，就骨碌骨碌滚落到山下去了。我懊悔极了，但也没有办法。这个高度，意外太多了。
　　我没有想到，更大的危险还在后面。
　　13时40分，我们开始下撤了。一没了氧气，再加上右眼失明，我越来越行动艰难。对于我，氧气在这个时候就是生命。由于缺氧体力极度衰竭，下山时远远落在其他人后面。眼见5位战友离我越来越远，我明白，自己顶多能撤到7号突击营地。
　　终于，来到了“第二台阶”的陡壁，这里陡得足有80度，一只眼睛难以判断方位，我更加小心翼翼。挂上下降器后，我一再提醒自己，慢一些，慢一些，别慌，一定要沉着冷静。但是，下到金属梯一半的时候，右脚突然踩空，一个倒栽葱向山下扎去。这一瞬间，我心里咯噔一下，闪过一个可怕的念头：“完了，这下命肯定是丢在这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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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人在这种情形下就是在海拔低的地方要翻身也是很难的，更别说是在海拔8700米的高处了。只能是在绝望中“垂死挣扎”了。我用尽全身的力气踢甩，右脚在岩壁上乱踢。幸亏我是挂着下降器下山的，我左手本能地紧紧抓住下降器的绳子，很快阻止了下坠，头朝下挂在陡壁上。
第二台阶——珠峰对人类最大的考验
　　第二台阶，是珠峰对人最大的考验，
　　每个在此通过的人都留下人性的光芒
　　第二台阶，珠穆朗玛峰海拔8680米的北侧攀登路线上，任何一个登顶者也无法忘记的地方。它横亘在珠峰北坡传统路线上8680米至8700米之间的岩石峭壁，其中一段近乎直立的
4米左右的峭壁立在通往山顶的惟一通途上，这里是通往顶峰的最后一道门，也是一道鬼门关。
　　从1921年到1938年，英国人用了17年的时间，七次到北坡侦察、攀登，最终均以失败告终，到达最高的地方就是第二台阶。
　　被第二台阶阻退的英国人说：这里没有攀援的支点，横亘着世界上最长的路线，它无尽无边。因此，英国人给北坡攀登路线的定义是：飞鸟也无法逾越。
　　1960年，人类第一次攀越此地，中国的登山运动员刘连满用自己的身体把队友送上了第二台阶。
　　1960年5月24日12时，四名中国队员站在了第二台阶下，他们是王富洲、屈银华、贡布和刘连满。
　　在他们的右侧，立着一块4米多高的岩壁。他们看到：岩壁表面没有支撑点，只有一些很小的棱角，根本无法用于攀登。岩壁上虽然也有几道裂缝，但裂缝之间的距离都在1.5米左右，同样无法用于攀登。
　　在王富洲的保护下，刘连满在岩壁上打了两个钢锥。但刚一攀登就摔了下来，连续摔了三次，刘连满伏在岩壁上喘不过气来。
　　贡布和屈银华也分别尝试了两次，也都摔了下来。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
　　刘连满一咬牙，对王富洲说，你们踩着我的肩膀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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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连满是从消防队借调到登山队的，在这个最危难的关头，他想起了消防队员常用的技术：搭人梯。
　　可是，这是在海拔8000米以上的地方，是氧气不足海平面1／3的地方呀。
　　刘连满伏在岩壁上，等着队友踏上他的肩膀。
　　屈银华流着泪脱下了高山靴。在那样的海拔高度，脱高山靴就意味着冻伤，但屈银华怕踩伤队友的肩膀，还是义无反顾地脱了下来，可刚放上去一只脚，就滑了下来，鸭绒袜子太滑了。
　　时间又在无情地滑过，屈银华又脱下了鸭绒袜子。
　　他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冻掉了两只脚。
　　踩在刘连满的肩膀上，屈银华又打了两个钢锥。
　　贡布、王富洲、刘连满都站在了第二台阶上。时间却已经是下午5点了。这个4米高的岩壁耗费了他们整整3个小时。
　　继续向上走，刘连满的体力已经不允许了，走一步摔一跤。连睁眼的力气也没有了。
　　谁也不知道第二台阶上面还有什么，人类的足迹是在他们脚下延伸的。谁也没有想到，这里离世界最高的地方只有130米了。
　　王富洲决定，把刘连满安置在避风的大石头下，等他们回来。为防不测，他们给刘连满留下一瓶氧气。还有兜里的几块水果糖。
　　出发的时候，四个人都以为再也见不到对方了，他们是以诀别的心情告别的。
　　就是在今天，每每回忆起那个时刻，他们都要泪水奔流。
　　5月25日北京时间4时20分，人类第一次从北坡登上珠穆朗玛峰顶峰。
　　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回到8700米的时候，眼前居然站起了一个人。
　　刘连满看到了他们的身影，一下子站了起来。
　　在他的身边，氧气瓶下面压着一张红铅笔写的纸条，上面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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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富洲同志：我知道我不行了，我看氧气瓶里还有点氧，给你们三个人回来用吧！也许管用。永别了！同志们。你们的同志刘连满。5.24
　　刘连满留下的氧气救了三个登顶的队员。
　　后来，刘连满没有留在登山队，而是回到了家乡，在一个工厂里工作，他的生活一直很拮据，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个寡言的老人曾经做过那么惊天动地的事情。
　　直到1999年建国50周年的时候，有媒体挖掘出这位老人，人们开始重新了解1960年中国人攀登珠穆朗玛峰时的那段故事。
　　在中央电视台建国50年大庆的电视专题片里，年过半百的刘连满流着泪说：没有登上珠峰是我一生的遗憾。
　　1960年的损失是惨重的，多人冻伤、两个人截肢。到1975年再次攀登时，第二台阶成了一个攻关课题。于是，有人提出了架梯子的创意。
　　现在，北京左安门内大街，中国登山协会的宿舍楼里，还能见到一个铝质梯子，安静地横在楼道里，和它一模一样的一个梯子至今还在珠穆朗玛峰，海拔8680米的地方服役。
　　当年，这样的梯子做了很多，完成这个梯子设计任务的人是罗志升。
　　进过航校的罗志升当时任中国登山协会后勤部长，一提金属梯他马上想到了飞机制造，那该是最轻的材料。1974年的冬天，他找到航天工业部，被推荐去西安的国营红安公司寻求帮助。
　　把情况和工程师吴根喜一讲，很快有了图纸。按要求梯子的重量不能超过2.5公斤。制作时用了专门做飞机机翼的轻合金挤压型的材料。为了减轻重量，吴工在梯子两侧和横梁上钻了很多洞。
　　赶制出来的十几副梯子送到了珠峰，它们先在通过冰裂缝和小冰壁时发挥了作用。金属梯被连接4米长时能承重100公斤。
　　1975年，金属梯成为那一年的焦点。大本营通过望远镜关注着搭建金属梯的每个细节，当金属梯架设起来之后，大本营一片欢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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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每支队伍到达突击营地后首要任务都是看看第二台阶的梯子是否完好，并且加固绳索。1960年之后，每一个通过这个险关的人都是踩着这个梯子上去的，它的前身，是刘连满架起的人梯。
　　至今，设计了这个梯子的罗志升家里还珍藏着一张照片，登山运动员攀越第二台阶的一个场景，他没有到过那个高度，但他的设计帮助了无数的登山者，他为此自豪。
　　当然，罗志升肯定没有想到，当年为控制重量而钻出的那些洞挂住了王勇峰的冰爪，他因此而挂在了梯子上。
“王勇峰活着，王勇峰活着”
　　用什么样的荣誉换这三个脚指头我也不愿意，
　　王勇峰的妻子说
　　王勇峰后来已经无法回忆出挂在梯子上的细节了，记忆中最深刻的是，他对自己说：我得活着回去，必须活着。

　　不知过了多少时间，也不知用了什么办法，我自己都记不清了，只觉得上天在帮助我，让我翻了过来。上身终于朝上了。可经过这么一折腾，我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当我爬到海拔8680米的突击营地时，实在没有力气再往下走了。
　　我明白，从眼睛到体力，都是因为缺氧造成的。有了氧气，肌体的血液循环加快，一切才能正常。我把惟一的希望寄托在7号营地，我相信那里会有氧气，真有，就是有了生的希望。
　　咬着牙，一步一步挪到了7号营地，上天再次保佑：一是营地的帐篷门没有拴，如果拴死了，我的手指尖已经冻伤，就解不开了；二是里面的三个氧气瓶里都有氧气，一个压力120，一个压力50。我一头栽进帐篷，即像饿极了的孩子见到妈妈的奶一样，不顾一切地大口吸了起来。安上调节器吸上氧之后，我才有些后怕。昨天，报话机已经丢失，今天等于一个人下撤。在第二台阶真挂死在那里，或途中滑坠，任何人连我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吸完氧，才感觉肚子有些饿。但是，我把随身带的防风火柴划了一整盒，也没有划着火。连口水也喝不成了，反正氧气救了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