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cy

再说成功突击顶峰之后，西藏队员和台湾队员都于当天返回了7790米的5号营地，惟独不见王勇峰。
　　上山前，王勇峰进行了最后一搏的准备，把装备精简到最少，掂了掂报话机，一琢磨：死沉死沉的，也未必有用，干脆丢下。这样，大本营无法联系上他，整个世界也失去了他的音讯。
　　在北京的中国登山协会当天晚上已从大本营的电台中得到消息，王勇峰失踪，很可能已经遇难。
　　中国登山协会的领导们整夜未睡，守候消息。
　　天一开始蒙蒙亮，曾曙生和大本营的工作人员就没离开过望远镜。
　　对于所有等待王勇峰的人来说，28小时，都仿佛是一同经历了一个走不到黎明的黑夜。
　　在山上，失踪24小时就意味着雪山有可能留下了她的儿女。可曾曙生就是不相信，王勇峰会回不来了。
　　北京在等他的消息，没有他的消息，谁也不敢通知家属。
　　曾曙生死死地盯着望远镜，让自己的表针滑过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
　　当表针指向10点30分的时候，海拔8680米的突击营地上，一个晃动的小黑点出现在望远镜里。
　　这个时候，28小时已经过去了。
　　大本营哭声一片。“王勇峰活着，王勇峰活着。”人们哭着，喊着。
　　从某种意义上，对于1993年来说，最值得纪念的日子并非5月5日成功登顶的那一天，而是5月6日的10点30分。
　　王勇峰简直是死而复生。
　　他身上穿的那个橘红色的羽绒服被他看成是一个幸运的象征，贴了无数块膏药和胶布之后，还是他最钟爱的一件衣服，每年冬天训练攀冰的时候，他都会穿着那件羽绒服。
　　看到了山上晃动的黑点，人们的心更紧张了。在那样的高度，王勇峰能否安全下撤，成为一个新问题。大本营通知在4号营地等待的马欣祥，迅速上到5号营地，接应王勇峰下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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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号营地在海拔7028米，5号营地却是在海拔7790米。马欣祥二话没说就出发了，实际上，这已经是在挑战自己的极限了，7790米，是马欣祥1993年登得最高的地方，他没有想到自己是在挑战极限，惟一的想法是：把王勇峰接下来，一定让他活着下来。
　　山上的王勇峰不知道山下的一切悲喜，他集中了全部心力，为了一个目标：安全下撤。他回忆：
　　由于有了氧气，我的体力已稍有恢复。最让我高兴的是，早晨一醒来，我发现自己的右眼能看得见了。看来，这只是由于缺氧导致的暂时性失明。但是，现在我仍然面临着一个极大的危险，那就是迷路。下山的路早已被积雪覆盖，一个人走是很容易迷路的，而且一迷路就会走到异常陡峭的北壁，根本下不去也决无力气再返回原路。靠着经验，更靠着运气，我终于回到了5号营地。到了这里就安全了。
　　5月6日下午，刚一出5号营地的帐篷，王勇峰听见有人一声声喊他的名字，以为是自己在幻听。
　　突然，眼前一个人扑了上来，抱住他大哭起来。
　　定睛一看，竟然是马欣祥。
　　“你上来干什么来了？”王勇峰一脸茫然，他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会有人上来接他。
　　马欣祥一听，又哭了起来。
　　一边哭，一边断断续续地把山下的情况讲给王勇峰听，两个人抱在一起又哭起来。
　　直到马欣祥见到王勇峰，大本营才正式通知北京：王勇峰安全回来了。
　　这时，已经是5月6日下午6点了，北京下了一天的雨。
　　一直守在电话机旁的李致新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的心情，站在办公室里直转圈。
　　庆祝，一定要庆祝。他险些失去这个生死兄弟。
　　整整一夜，李致新没有睡，和几个朋友枯坐着，忍受着等待的煎熬。
　　他飞奔出登山协会，急着回家通知和他一样焦急的朋友们，连续两次，他都没有骑上自行车，摔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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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相信自己的朋友不会有危险，可真的得到消息了，也实在难以克制兴奋的心情。
　　回到北京，王勇峰连家都没回，被直接送进了积水潭医院，右脚的三个脚指头严重冻伤，只有截去了。
　　这个30岁的登山家从此成了三等残疾人。
　　在中国登山队，很多队员都有严重的冻伤，尤其是早期的登山活动，装备的落后和登山途中的意外使很多队员都有冻伤，仅在1993年海峡两岸攀登珠峰的活动中，就有13例冻伤，中国登山队教练罗申因为在暴风雪中脱下了鸭绒手套系帐篷带而失去了右手食指，对于这个攀岩教练来说，手指比什么都重要。
　　进手术室的时候，王勇峰说，怎么比挂在岩壁上的时候还害怕？
　　他的妻子一直在一旁默默地掉眼泪。
　　她说：“用什么荣誉换这三个脚指头我也不愿意。”
南极的第一份礼物：生死合同
　　“慢慢长大之后，我发现，登山最对不起的人就是自己的家人。”1988年，登完南极最高峰文森峰的回国的飞机上，不知道为什么，正在记日记的李致新突然想起了妈妈。他妈妈有非常严重的心脏病，不能受惊吓和刺激，而他的儿子却让她始终生活在心惊胆战之中。这样想着的时候，泪水就淌了下来。“登那么多年山，那是哭得最伤心的一次。再后来，母亲去世以后，这种歉疚的心情一天强似一天。”这是李致新和王勇峰第一次海外登山，在这里，他们成为世界上第18、第19个登上南极最高峰的人，也是从这里开始，他们确定了攀登七
大洲最高峰的目标。
　　南极的第一份礼物：生死合同
　　1988年11月25日，智利，彭塔阿雷纳斯，地球上离南极最近的一个城市。机场上停着一架DC-4远程运输机。候机大厅里，望着大肚膛的运输机，李致新和王勇峰的神情有些茫然。
　　这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第一次海外登山，也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探险，他们要去的地方在今天也很遥远的地方。11月14日出发到达旧金山之后，他们经过迈阿密、圣地亚哥，用去了10天的时间，才到达彭塔阿雷纳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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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彭塔阿雷纳斯，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是直奔图书馆，尽管到了地球最南的城市，尽管第二天就要开始真正的登山活动了，他们却没有见过要去攀登的山峰。对于文森峰的所有认识仅限地理位置和海拔高度，甚至没有见过文森峰一带的地形图，连文森峰的照片也没有见过。在图书馆里，他们和文森峰第一次谋面，伴随着照片与他们相识的还有外国登山队的成功和多次失败。
　　文森峰，我们来了，越过海峡，就是南极了。他们的目光越过南美的阳光和蓝天，望向寒冷的远方。
　　飞行员帕特向他们走了过来，微笑着递过来一份美国政府的照会，上面的内容比帕特的微笑要冰冷得多，这是一份美国政府关于南极探险的照会：《给计划去南极的访问者的公开信》。上面是这样的内容：美国政府非常支持去南极登山探险和科学考察，但那里环境十分险恶，飞行航程长，恐有不测，本政府对参加这次探险活动人员的生命安全概不负责。
　　照会上还特意注明的一点是：如发生意外，尸体就地掩埋，不能运送回国。
　　只有在照会上签名，才可以登机。
　　这就是南极的见面礼。虽然签下“生死合同”是每个去南极的人都会碰上的，但在1988年，去南极探险和进行科学考察的中国人毕竟很少。
　　金庆民，这位与李致新和王勇峰同行的女地质科学家先在照会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她这一年已经快50岁了，这位身高才1.54米的瘦小女性有着惊人的勇敢和毅力，1986年，曾经参加中国第三次南极考察和首次环球科学考察活动，当年在经过德雷克海峡时险些遇难。那是位于南美洲和南极洲之间的一个海峡，连接着大西洋和太平洋，以大风暴和冰山多而出名，是世界上最危险的海峡之一，中国的“极地号”是在两座冰山合围之前冲过去的。这一次，她和李致新、王勇峰将飞越这个海峡。
　　南极的危险，金庆民是有过见识的。而对于飞往南极，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南极有一种奇怪的天气现象，叫“乳色天空”，狂风卷起漫天冰晶，太阳透过冰晶反复折射，形成日晕；冰晶使天空变成白茫茫一片，看不见远山，看不见地平线，甚至看不见对面的人。在空中飞行的飞机，由于无法靠地面的参考物辨别是上升还是下降，机毁人亡是常见的事情。不少到过南极的探险家和科学家都遇上过这种情况。
　　金庆民没有给两个年轻人作什么解释，只是迅速地签名之后，微笑着把照会递给了李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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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致新和王勇峰对于南极的危险没有什么认识，但对照会的到来也不觉得突然。前一天，他们的美国队长吩咐大家对装备和食品做最后的分检时，他们已经有些感觉了。美国队长说，飞机飞越海峡时，如果飞机发动机一旦停车，分批往下扔东西，先扔技术装备，然后是食品，最后是御寒用品。
　　他们的美国队长是美国著名的南、北极探险家麦克•登，同行的还有三位美国同行，探险家柯瑞斯、工程师杰克和麦金利的幸存者沃勒。
　　这支中美探险队一共只有6人，和李致新、王勇峰以往参加的登山活动完全不同，每次登山，加上后勤人员至少几十人，大家在一起不会孤单和寂寞，可这一次，所谓中美联合登山队也不过是6个人，他俩总是有点不踏实。
一个螺旋桨不转了
　　飞行在德雷克海峡上空时一个螺旋桨不转了
　　这架DC-4运输机是加拿大和美国南极探险组织的一架退役的军用运输机，它将在没有导航的情况下，飞越气候恶劣的德雷克海峡和南极上空。飞行十几个小时才能到达爱国山营地。

　　南纬80度，这个数字人们不陌生，人类对南极的认识是从这里开始的。1911年2月14日，挪威探险家阿蒙森在这个纬度建立了第一个营地。应该说，中国人对于南极的认识是来源于1911年的世纪探险。
　　南极，让人们想起的只有寒冷。即使在夏季，这里也只有零下40度，而冬季的最低温能到达零下88度。和阿蒙森一样在1911年探险南极的英国船长斯哥特在遇难前的日记里这样写道：“我们无法忍受这可怕的寒冷，也无法走出这帐篷。假如我们走出去，那么暴风雪一定会把我们卷走并埋葬。”
　　而他们要去攀登的文森峰是南极大陆埃尔沃斯山脉的主峰，也是南极洲的最高峰，海拔5140米。它位于南纬78度35分、西经85度25分的南极腹地。1958年，美国军用飞机在南极上空飞行时，发现了这座山峰，它的海拔高度虽然不算高，但相对高差比较大，山峰陡立、拔地而起，是一个冰雪的世界，没有生命，没有人烟，所以被探险家称为“死亡地带”。
　　签下了“生死合同”之后，李致新和王勇峰他们开始登机了，虽然此刻正是智利的夏天，但大家已经在短袖T恤外面加衣服了。那里究竟有多冷？不知道。该准备什么样的装备？不知道。看美国人怎么穿，自己就怎么穿呗。他们学着美国人的样子，鸭绒衣、毛线帽、高山靴，整整齐齐穿好，上了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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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一边是座位，一边放东西。飞机的舷窗很破旧了，向外望出去，李致新发现右侧的发动机还在渗油。这飞机能飞十几个小时？看起来，探险从现在就开始了。
　　飞机轰隆隆吃力地爬上了天空。副驾驶开始教大家如何使用救生圈。李致新扑哧就笑了，这要是真掉海里，就是淹不死，也冻死了，纯属多此一举。
　　飞机在南美洲和南极洲之间宽570公里的德雷克海峡上空飞行着，下面是蓝色的大海和密集的浮冰。李致新说，他看见了蔚蓝海水中跃出的鱼。
　　南极洲，这块约占陆地面积十分之一的银色世界是极其神秘的，儿时起，李致新就梦想着有一天，能踏上这片神奇的大陆，看看她那连绵的海岸，起伏的冰山，一望无际的冰原；更有那可爱的企鹅，顽皮的海豹。可真正到了这里，才发现，那只是教科书里的浪漫。即使是企鹅、海豹这些极为耐寒的极地动物也只能在南极的洲头海岸岛屿上滞留，绝不敢深入到南极圈内的冰雪大陆。
　　十几个小时的飞行是折磨人的。飞机发动机的轰鸣声简直要摧毁人的耳膜，看看美国人，个个带着耳机闭目养神，中国人是一点儿准备都没有，摸出张纸，团起来塞到耳朵里。接下来的折磨是没有办法的，饿！五六个小时过去了，肚子咕噜咕噜叫了起来，美国人开始面包香肠大吃起来，三个中国人只有咽口水的份儿，随身一点食品都没有带，饿得没有办法了，只有闭上眼睛，不看，忍着。
　　很快，飞机上沉寂起来，每个人都昏昏沉沉的，飞机在和南极的气旋作周旋，一会儿迅速抬升，一会儿大幅下落，气流撞击机身发出强烈的颤动。飞机越过德雷克海峡，进入南纬66度34分的南极圈。
　　“看，一个螺旋桨不转了！”
　　李致新突然一声大喊，飞机上的探险家们都被惊醒了。大家都向舷窗外望去。果然，一个螺旋桨一动不动，而且，那个机翼还在渗油。
　　人人都望着机长，等着他的指令。
　　21时30分，人们等来的是机长微笑的通知：准备着陆吧。飞机上的人们大声欢呼起来。
　　走出机舱，清冽的空气迎面而来。真是一个绝好的天气，没有一丝儿风。眼前是一望无际的冰原。这个时候，北半球的祖国已经是夜幕低垂了，可在神奇的南极大陆却像白天一样明亮。11月，南极已经进入了极昼期，24小时都可以见到太阳。这会儿，阳光正斜照在茫茫冰原上，金色辉煌，万物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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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温已经是零下40度了，每个人都又冷又饿，美国人一下飞机就迫不及待地往一个大帐篷里跑去，拿着面包、饮料走出来。三个中国人还继续抗着，他们身上没有钱，哪儿也不敢去。其实，那是一个免费供应的补给点，美国同伴没有把这个细节告诉第一次到这里的中国人，那些人一定奇怪呢，这些人，不吃不喝十几个小时，够厉害。
　　爱国山营地是他们的一个中转站，三个小时之后，一架小飞机来了。飞机可真小，人可以摇动它的翅膀。它落在雪里，要靠人们去拉。这个小家伙将把他们运往文森峰大本营。
　　小飞机一次只能坐两三个人，每个人只能携带50磅的食品和装备，它一次次起飞，把人们运往目的地。
　　文森峰大本营设在海拔2300米的冰原上，三个小时之后，他们降落在大本营。
　　一下飞机，呼出的热气在脸上结起霜，大胡子的美国人个个都像圣诞老人。
　　美国队长指定一个地方让大家挖雪，挖着，挖着，雪下的秘密露了出来，吃的，喝的，还有电台。
　　大家在雪地上开始挖雪洞，帐篷搭在雪洞里，食品装备也要放在雪洞里，否则，暴风雪不知会把它们卷向哪里。
　　安置好帐篷和装备，三个人累得浑身像散了架，钻进睡袋昏睡起来。
　　一觉醒来，已经是11月26日下午了，太阳还是像睡之前，斜照过来。
　　有了精神，肚子开始抗议了。化雪烧水。这四个字在南极实施起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小锅水几个小时也不冒热气，巧克力冻得像石头一样硬。一杯冒着热气的咖啡刚喝一半，已经冻上冰了；刚煮好的麦片正要放进嘴里已经是凉的了。
　　大家正和时间拼抢吃东西的时候，只听李致新一声惨叫。看去，他伸着舌头，上面滴着血。原来，他要舔勺子上的麦片，舌头却被粘上了，一使劲儿，舌头上的皮被撕了一块下来。南极，真的要冻住一切吗？
　　南极每年分为两季，11月到次年3月为暖季，4月到10月为寒季。极点附近，寒季为连续黑夜，暖季为连续白昼。每年只有在暖季才可以进入到这个地区，因此，攀登文森峰的最佳时间是每年的11月15日到12月5日，现在，留给李致新和王勇峰的时间只有一周了，必须抓住最好的天气周期。
　　拉着雪橇，拖着沉重的装备，他们开始向1号营地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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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风暴的拼抢（上）
　　建立营地实际上是和风暴的拼抢
　　1961年，文森峰被一支美国登山队征服。截止到1987年，先后有美国、德国、加拿大、日本、韩国的35名登山探险家涉足。但文森峰在地质科学领域也仍然是个空白点。所以，在这一年，美国“麦克•登探险网”的代表、南极探险家麦克向中国发出邀请，希望组织中美联合探险队攀登南极洲最高峰——文森峰。

　　中方欣然同意。一是考虑到我国的南极站的位置是南纬62度13分，西经58度58分，实际上还没有进入南极圈，在南极建站的14个国家中，长城站是最靠外的，中美合作南极探险无疑可以扩大我国南极考察成果。二是改革开放后赴海外登山对于中国登山界来说尚属首次，对提高中国登山运动在国际上的影响也有意义。于是，1988年4月26日，中美双方达成了协议，中方派出3名有一定科学专业知识的队员参加联合登山队。有关南极探险的费用筹集、路线安排、营地管理等由美方负责。
　　1988年11月，国务院批准了中美联合攀登文森峰登山—科考活动的请示报告。武汉地质学院毕业的李致新、王勇峰和南京地质矿产所的副研究员金庆民入选。
　　在这一年，李致新和王勇峰成为第18、第19个登上南极洲最高峰的人。也是从这一年开始，他们确立了两个目标：攀登上七大洲最高峰；对世界七大洲的地质构造进行研究比较。
　　此后的11年中，他们在登山的同时还采集了世界七大洲最高峰的地质标本，考察了七大洲最高峰的登山旅游资源和环境保护问题。1997年参加了中国地质大学(原武汉地质学院)杨巍然老师牵头的自然科学基金申请《世界七大洲最高峰地质构造对比》，使他们这项研究成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也成为他们在中国地质大学攻读世界地质专业研究生的毕业论文。
　　一切，都是从南极开始的。
　　文森峰的攀登路线长约25公里，从海拔2300米的大本营到顶峰设3个高山营地。大本营到1号营地之间的距离是7.5公里，上升高度大约是300米，还要经过两个长长的雪坡，其间布满了冰裂缝。
　　已经50岁的金庆民尽管有16年野外考察的丰富经验，但也有20多年没有穿高山靴了，穿上高山靴，戴上冰爪，脚下的分量足有4公斤，背上还有20公斤的背包，在冰坡上，每一步行走都是困难的，而李致新和王勇峰身上的负重已经超过30公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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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了不到500米，金庆民的脚疼痛起来，渐渐落在了最后。“不就是疼吗？没听说能把人疼死的，就算把肉磨烂了也得上。”后来，金庆民的考察文章《我在南极发现宝藏》被收入小学生课外阅读文库，女科学家的坚忍感染了很多人。
　　队伍刚刚到达1号营地，天气突然变了。刚刚还能仰望威严的文森峰呢，刹那间，云层似乎低得压到人的脚下，狂风夹着飞雪向人们袭来。
　　把天地搅得一片模糊的风雪中，队员们一遍又一遍地搭着帐篷，帐篷被一次一次地吹倒。暴风雪吼叫着似乎要把人和帐篷一起卷走，淹没了队员们的喊叫声，能见度只有几米了。
　　几次努力，帐篷勉强站住了，李致新着急地喊：“快，快砌冰墙，不然全吹跑了！”茫茫雪原上，帐篷是惟一的庇护所，一旦帐篷没有了，在这个死亡地带上，结局可以预想。李致新用手锯锯出一块块长方形冰砖，王勇峰用铁铲铲起来，金庆民用雪橇运送冰块。终于，三道半人高的冰墙立起来之后，帐篷被护卫住了，他们的身边仿佛一个白色的城堡。
　　而他们自己，也成了雪人，浑身上下白白的，在雪地里移动。两顶小帐篷在南极风暴中像两叶小舟，飘飘摇摇。每个人，都那么渺小，随时随刻都可能被大自然吞没、消失在茫茫的南极。这似乎让人们体会到了斯哥特在这里所遭受的一切。
　　第二天，风力有所减弱，建设2号营地的任务开始了。
和风暴的拼抢（下）
　　到2号营地要翻过一个大约45度的雪坡，然后再向下走去。用了两天的时间，2号营地才建好。
　　45度的雪坡走起来已经艰难了，还四处暗藏着冰裂缝，上面盖着薄雪，稍不留神就会被它吃进去。贴着亮晶晶的冰壁，冰镐开路，一不小心，金庆民摔了一跤，浑身冰雪，相机套掉进了冰窟窿，探头一看，只能隐隐约约看见一个豆粒儿大小的黑点。看着小黑点儿，几
个人都没说话：人如果掉下去了，会怎么样？不敢想象。
　　越走，冰坡变得坚硬起来，要很用力，冰爪才能站稳。金庆民已经顾不上那个冰窟窿里的小黑点儿了，举起相机刚要拍下这段地貌就失去了重心，“哎呀”一声滚滑下去，冰裂缝密集的地区就如同是雷区，滚进去，后果不堪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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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在金庆民身后的王勇峰猛地向上迎了一步，拦住了她。两个人停稳之后，回头望去，几米之外就是一条冰裂缝。有人这样评价南极：灾难与空气同在。此话并不为过。走了一段之后，金庆民没有到2号营地，直接回到了1号营地。
　　李致新和王勇峰虽然刚从珠峰下来不到半年，体力还没有完全恢复，但比起美国队友，还是显现出了绝对的优势。他们往返2号营地总是第一个回来，而那个工程师杰克运输一次回来就累得像醉汉一样，摇摇晃晃地回1号营地。
　　一天的适应之后，李致新和王勇峰劝金庆民放弃攀登任务，着重在1号营地进行科考。金庆民感到非常遗憾，她很想成为第一个登上文森峰的女性，虽然她的理想不能实现了，但她的勇气和热情深深地感染着年轻人。
　　但一个人留在1号营地也是不安全的，杰克很担心地说：“金女士，如果暴风雪来了，帐篷和睡袋被风刮跑了怎么办？要是不小心炉子着火烧掉了帐篷怎么办？一个人在冰原上走要是掉进冰裂缝怎么办？”他不知道眼前这位瘦小的女性在野外勘探中曾经遇到过什么样的困难，所以，他很难理解，这位女性身上的勇气从何而来。当年，跟随“极地号”，她第一次到了南极，地矿部40万职工只有一个名额，金庆民争取来了。在她看来，她争来的就是和死亡挑战的机会。
　　她微笑着宽慰美国同伴：“放心吧，我会走运的。”
　　加拿大向导亨勒一遍又一遍教她怎么使用汽油炉，尽管他见过金庆民熟练地给大家煮过咖啡，但还是把每个要领一一说清楚，他知道，这关系到这位女性在文森峰腹地的生存问题。
　　李致新和王勇峰同样也是地质大学毕业的，他们理解金庆民的心情，知道她到了这个地方是不会让自己的双脚停下来休息的，因此更是担心她。
　　“金老师，您千万要当心，不要失火，天气不好不要出去，别爬得太高，别走得太远……”李致新一边检查她的帐篷一边嘱咐着。王勇峰说：“金老师，您别着急，等我们登顶回来一定帮您考察。”
　　要和金庆民分手了，彼此的心情有几分沉重，互相叮嘱着一定注意安全呀。金庆民拉着李致新和王勇峰的手说：“为了你们的父母和妻子，你们一定要完成任务，安全归来。”这仿佛是母亲的嘱托，一股热泪竟涌出了眼眶。王勇峰刚刚告别了新婚的妻子，而李致新也是个准新郎了，他刚领了结婚证，还没举行婚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