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cy

空旷的冰原上留下了金庆民一个人和一顶小帐篷。“空旷的冰原，死一般的寂静，我身上的血似乎已经凝固。恐惧，不可抗拒的恐惧仿佛把我抛下了万丈深渊。”这是金庆民在第一天的日记里记下的话。
美国山友先被他们征服了
　　极昼中，南极的太阳永远像北京上午10点的太阳，平行地绕一圈就是一天了。这让南极洲最高峰的攀登可以违背一些自然的规律，比如，不用担心天黑了还没到宿营地，每天有劲就干活，累了就休息，完全不用考虑时间的概念。这就是文森峰登顶时间是早上6点的原因了，反正早上6点的太阳和北京10点的太阳差不多。
　　攀登文森峰要在大本营之上再建三个营地，3号营地的位置，加拿大向导也没有去过，
11月30日，在2号营地休整的时候，李致新和王勇峰听说另一支美国队也要去3号营地，放下东西就和他们一起出发去3号营地了。翻了几个雪坡之后，他们把第一批运输上来的东西放到了3号营地。
　　而同队的几个美国同伴却遭遇了坎坷。他们开始走的路是一个缓坡，可快到营地的时候，却遭遇了一个大冰壁，根本过不去。垂头丧气地回了2号营地。
　　回到营地一看，两个中国同伴已经回来了，他们更是受打击，你想，背着那么多东西走，都快到了，却没成功，又把东西背回来了，心情能好吗？
　　应该说，这几个美国同伴一直是没有把两个瘦弱的中国人放在眼里的，从出发开始，他们总是在一起叽里咕噜的聊天，不拿正眼看李致新他们，李致新和王勇峰心里有数，不理就不理，能登上文森峰就行。
　　第二天，按计划是运输的日子，可美国人实在累得不行了。只有队长老麦克提出可以和李致新、王勇峰一起去建立3号营地。
　　麦克是美国队员中体魄最强壮的一个，但登雪坡的技术并不熟练。由于飞机载重量的限制，他们带的装备很少，很多危险地形只能靠交替保护向上攀登。
　　前往3号营地，最危险的地方是一道高差500米的雪坡，李致新和王勇峰把麦克“夹”在中间，三个人拴在一根绳子上，王勇峰在前面开路，李致新殿后保护。就在快要走出那道冰雪坡，正翻上一个60度左右的冰壁，准备绕过一道很宽的裂缝时，夹在李致新和王勇峰之间的麦克突然滑倒了，李致新高喊一声：“快保护！”王勇峰头也来不及回，就把手中的冰镐猛地插进冰雪里，双手牢牢握紧冰镐，身体尽量稳住。几乎在同时，李致新只觉得腰间那根连结着三个人的安全绳猛力一拽，麦克的一条腿已经卡在冰缝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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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亏保护及时，否则他掉下去就会粉身碎骨，而三个人又是一个结组，弄得不好还会把李致新和王勇峰的命搭上。死里逃生的麦克感激不尽，连声说：“Thankyouverymuch！”(非常感谢！)直到李致新和王勇峰他们离开美国时，麦克还念念不忘：“你们救了我，我们是好朋友。”
　　这一天，终于把3号营地建立起来了，它是向主峰发起冲击的最后一个突击营地，建在海拔3800米的地方。这里有四顶帐篷：中美联合登山队有两顶，还有两顶属于另一支美国登山队。不过主峰在哪儿，谁也看不见，也没有人知道该朝哪儿走，因为这儿离顶峰的相对高度太大，还有1300多米！
　　等李致新、王勇峰建好3号营地回到2号营地的时候，美国队友像是变了个人一样，左手拿着面包，右手端着咖啡迎接他们。两个人很不好意思，这变化也太大了吧？吃了饭，正坐下来休息的时候，发现美国队友又在帮他们解冰爪，脱高山靴了。
　　和美国队友之间的关系就这样融洽了。任何时候，实力是最好的证明。李致新和王勇峰，第一次的海外登山就这样征服了美国山友。
７个小时登上两座山峰
　　12月2日，是突击主峰的日子。李致新和王勇峰7点就起来了。这时气温在零下40度左右，帐篷四壁上全结了冰。9时46分，两个人揣上两块巧克力准备出发。但几名美国队员还没有准备好。为此他们在原地等了十多分钟，冻得直打哆嗦。眼看另一支美国队的队长柯瑞斯已经出发了，中国队员没有耐心再在寒风中等下去，于是也往山上走了。
　　没过多久，体力好，速度快的李致新和王勇峰就遥遥领先了。翻过一个雪坡又一个雪
坡。翻上一条长长的冰雪坡后，前面出现三座山峰，仿佛高度差不多，但仔细观察，发现前面和右侧的山峰略高一些。根据攀登时间判断，两个人认为很可能前面的山峰是主峰，他们便直奔这座山峰而去。
　　由于风很大，山脊又比较陡，他们只能沿着右侧山脊下冰雪与岩石混杂交接的路线向上攀登。可是渐渐地，他们发现周围的山峰都落在了脚下，惟独右侧那座山仍然高高耸立着，他们开始怀疑判断有误，但这也只有等登上这座山峰之后才能确定。
　　起风了，狂风夹着大雪抽打过来。李致新和王勇峰的帽子、手套上都沾满了雪，口鼻呼出的热气在帽子上结成一个个小冰柱儿。通向山巅的最后几百米路程艰辛无比，那是一条刀刃状的山脊。他们俩没有绳子保护，上面风又大，行走时重心稍有不稳，就会跌下两侧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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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致新急中生智想了个办法，把两个人的上升器上的短绳子拆下来，连成一根较长的结组绳子，把自己和王勇峰拴在一起行走，这样就可以互相保护通过。于是两个人弯着腰，一只手扶着“刃脊”，一只手拄着冰镐，战战兢兢通过这段危险区。
　　下午2时30分他们俩攀上了峰顶。
　　按常规，每到一处顶峰都要拍摄一张360度的照片，两个人拿出国旗开始拍照。拍着，拍着，问题出现了：右侧的山峰居然在镜头里。这说明，脚下不是最高峰。采集了岩石标本，他们开始下撤。
　　下撤的时候，他们遇见了正气喘吁吁向上爬的柯瑞斯。令人吃惊的是，他开口第一句就问：你们征服的是不是主峰？原来他也不知道哪个是主峰。
　　李致新说：“no，no，no！”“那你们上去干什么？”柯瑞斯问。李致新连比划带说地解释，从这座峰顶上看，右峰与它差不多高，但究竟哪座是主峰实在吃不准。柯瑞斯听后认为右峰是主峰，看来，李致新他们是错把Ⅱ峰当作主峰来登了。
　　怎么办？他们望着真正的主峰犹豫起来，是撤回突击营地休息呢？还是继续攀登。最后决定：继续登。反正南极一直是白天，无所谓宿营，累了就休息，缓过来就继续走呗。
　　看他们俩准备出发，柯瑞斯问他们打算怎么办？他们俩说，继续登顶。柯瑞斯一听，要和他们结伴成一个组，开始向真正的主峰冲击。
　　对于李致新、王勇峰来说，征服了Ⅱ峰后立刻再去攀登主峰，体力消耗过大，对于继续攀登来说是太危险了。但文森峰的主峰像磁石一样吸引着他们，一定要上。
　　突击顶峰的路更加艰难了，最后一段路是近70度的冰坡，亮冰闪着寒光立在他们面前。
　　又起风了，狂风夹着冰冷的雪片朝他们打来。异常的寒冷，只好偏着头向着背风的一侧。李致新在前，王勇峰在后，回头看身后的王勇峰，几乎是一个雪团，看不清脸，帽子和手套上挂满了雪变成了白色，呼出的热气在嘴的四周结成了一个个小冰柱，只有那红色的鸭绒衣在风雪中显得特别醒目。
　　他们俩一前一后，互相交替着向上攀登。沿着山脊向上攀登，风也越来越大，坡度变得更加陡了。从早上7点出发，到现在，已经攀登了将近十个小时了，他们的体力消耗得差不多了。面对着陡立的冰雪坡，只能沿“之”字形向上攀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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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互相提醒着对方，坚持、再坚持，越是艰难的时刻越要注意安全。一步一步，这是最关键的时刻，只有前进，没有退路。每一步不足20厘米，每一步都面临着生死的考验，胜败的挑战。但是，这毕竟在一步步接近顶峰，接近成功。
　　三个人花了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17时零6分，李致新翻过最后一个陡坡，眼前一亮，情不自禁地高喊：“到了！”
　　当地时间17时零7分，柯瑞斯抵达主峰；一分钟后，王勇峰也登上主峰顶巅的尖三角。李致新取出高度计，上面的读数表明这里比Ⅱ峰高30米，确确实实是南极最高点。
　　北京时间12月3日上午6时8分，李致新、王勇峰成功地登上了南极洲的最高峰——文森峰的主峰。
　　高举起五星红旗，他们俩抱在一起，眼睛湿润了，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站在南极的最高点遥望南极大陆，湛蓝的天空下一片洁白如玉的南极大陆，一侧是一望无际的茫茫雪原，坦荡无比；一侧是埃尔沃斯山脉如银的群峰，雄伟而又神秘。让手中的五星红旗在顶峰上迎风飘扬，拍下这美好的时刻，留作永久的纪念，采一块顶峰的标本带回祖国。他们在心里呐喊：文森峰，我们上来了！
　　他们是世界上登上南极最高峰的第18人和第19人，而从突击营地出发到登上Ⅱ峰和主峰，一共用了7小时零2分，这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创造了在最短时间内攀登主峰和Ⅱ峰的记录。世界上还没有一名探险队员能在一天之内接连登上文森山的两座山峰。
　　所有的苦和痛都已没了踪影，他们俩哼着歌回到突击营地。一到突击营地，看到其他队友都垂头丧气的。一问，都没登顶。原来，根据资料指示，他们已经到了山底下，可一看李致新和王勇峰又往前走了他们就跟着走，等走到了一看不是，体力也消耗没了，就回去了。
　　他们是第二天登上南极之巅的。
金庆民独守营地也大有收获
　　留守1号营地的金庆民也度过了难忘的四天四夜。
　　沿着54度的冰坡爬行200多米后，她在有岩石显露的陡崖旁脱下了登山靴和冰爪，换上轻便的“极地靴”，开始向上攀登。她用手指抠着岩石裂缝，靠着多年锻炼的臂力和腹肌的力量，像壁虎一样一节节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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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慢移动，选择有利地形，观察露头岩性。她抓紧时间，迅速地在野外记录簿上画地质剖面图，记录所见到的地质现象，并且用照相机拍下来。

　　这是她与队友们分别的第4天，金庆民已完全适应了文森峰的生活，当她攀上海拔3000米的一座山顶，透过照相机镜头极目远望时，心中涌动的已经是诗意了，寂寞带来的恐惧已经消失了。
　　凌晨2点，金庆民返回营地休息了一会儿，因为天气太冷，实在无法入睡。她又沿着一个近40度的冰坡攀登，跨过密集的冰裂缝，到达了2700米高度，再沿着陡崖向上爬。细心地观察岩石出露的状况，测量岩层走向，采集样品，同时拍照和绘制剖面图。
　　1988年12月2日20点10分，金庆民在一个背斜的轴部发现了铁矿露头，兴奋之极的她赶紧沿着露头去追寻，查明矿体沿着山脊延伸的走向。她立即用测量仪，测定了铁矿带露头的准确位置：南纬78度30分44秒到28度54分，西经85度42分到59度44分地区。
　　她从身上取出一面早就准备好的小型五星红旗，牢牢地插在铁矿带上，又在铁矿石上工工整整地写上“中华人民共和国金庆民1988年12月2日在此发现铁矿”的字样，并且照了相，取足了样品。后来经中国有关方面进行的技术测定，认为金庆民发现的铁矿带长约20公里；主要含铁矿物为赤铁矿；矿石品位一般为30%到50%左右，富矿全铁含量可达54.28%到64.39%。
　　返回营地的途中，金庆民才感到自己已经十分疲劳。背上的矿石标本太多太重，可她一块也舍不得丢掉。有时，实在走不动了，摸出一块遗憾万分地丢下，看来看去，又忍不住拾了起来。累极了，她只好给自己下道死命令：一直走回营地，一分钟都不能休息！因为她知道，如果一坐下，就可能爬不起来了，必须咬紧牙关，一步步地挪回去。
　　科学和探险永远是密不可分的。1911年，人们在南极那顶飘摇的帐篷里发现探险家斯哥特的时候，陪伴他的是一堆堆冰冷的岩石标本。斯哥特，这个和南极密不可分的名字留给世界的是两样东西：誓死不杀戮的绅士风度和至死不放弃的科学精神。
　　无数的科学家是深受这种精神感召的。
　　当金庆民终于可以望见营地的时候，她看到了希望，营地上晃动着两个小红点。她赶快揉了揉眼定睛细看，果然是两个红点，是队友们归来了！她像盼到了久别的亲人，更像是重返人间似的，热泪刷地涌上来，放开沙哑的喉咙拼命喊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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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小伙子们——”
　　营地的两个红点跳了起来，喊着：
　　“噢——金老师——”
　　“小伙子们，登顶了没有？”
　　李致新高兴得故意骗她：
　　“啊呀，金老师，太难了，上不去呀！”
　　金庆民真急了：
　　“怎么会呢？上不去回来干什么？”
　　王勇峰忍不住大声报告：
　　“5点零8分，登上文森峰之峰顶！”
　　金庆民“噢——”了一声，大叫：
　　“棒小伙子，为祖国争光了！”
　　两个小伙子已经快步迎了上来，帮她解下背包，3个人激动得抱成一团。
　　3个人情不自禁地唱起他们喜爱的《地质队员之歌》：
　　是那山野的风，
　　吹动了我们的红旗……
　　美国探险家和加拿大向导也陆续回来了，大家都为成功而疯狂地拥抱和握手，笑中有哭，哭中有笑。这次联合探险使他们结为生死之交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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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上世界七大洲最高峰的梦想种植在南极
　　在大本营，他们开始和各地的探险者聊天，知道世界上很多登山家都把攀登上世界七大洲最高峰作为自己的目标，很多人都在为此努力着，其中，就有和李致新、王勇峰一起登上文森峰的柯瑞斯。
　　1977年5月至1986年5月，一位名叫帕特里克•马罗的加拿大登山家，率先用了九年时间踏遍七大洲的最高峰，即：北美洲海拔6194米的麦金利山，南美洲海拔6964米的阿空加瓜
山，亚洲海拔8848米的珠穆朗玛峰，欧洲海拔5642米的厄尔布鲁士峰，非洲海拔5895米的乞力马扎罗山，南极洲海拔5140米的文森峰，大洋洲海拔5030米的查亚峰。马罗的成功对世界各国的登山家产生了巨大影响。在他之后，就是美国的柯瑞斯等四个人创造了同样的纪录。
　　探险家们的谈话深深地打动了两个年轻人，两个人也悄悄合计起来，七大洲最高峰中最难的就是珠穆朗玛峰，李致新已经登完了，王勇峰也达到了8000米以上的高度；而最难到达的一座山就是文森峰了，从智利到南极的飞机票往返就要15000美金，现在，他们也成功了，而且，今年他们才二十五六岁，越想越觉得自己有挑战七大洲最高峰的条件，在南极的冰天雪地里，两个年轻人给自己定下了一个目标：把五星红旗插上世界七大洲最高峰。
　　当年，年轻的他们当然没有想到，为了这个目标，他们献出了全部的青春，1999年，完成这个目标之后，他们已经是三十七八岁的中年人了。
　　回到北京之后，他们开始宣传自己的这个目标，人家都不信，才登了两个山头儿就说要登七大洲最高峰，以为是年轻人的痴心妄想。可他们是真较真儿，收集资料，最现实的问题是通过语言关，去海外登山，总要和外国人交流呀。李致新上大学时学的是日语，不容易改了，王勇峰说，他负责学英语。
　　1988年开始，王勇峰身上不可缺的是两样东西：随身听和单词本。就是和朋友玩牌的时候，他的耳朵里也是塞着耳机，听英语。王勇峰是一个认准了事情就要做到底的人，他不知道哪一年哪一次会有继续攀登世界七大洲最高峰的机会，但学英语肯定是必须的。到了1992年，他已经可以熟练的和外国朋友制定攀登计划了，而1994年，他已经翻译了一部关于冬季攀登麦金利的书了。他说，什么事情，只要坚持总有结果。11年攀登七大洲最高峰就是他们这么坚持出来的。
　　转眼到了1991年，中国登山协会的领导问两个小伙子，你们的七大洲计划怎么还没有动静呀？两个年轻人说，我们给剩下的山排了序，先登最难的。他们选中了北美洲最高峰麦金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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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定目标并不难，难的是没有钱。那时候，在国内找赞助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人们在那个时候对登山人的评价通常是：吃饱了撑的。在生活刚刚富裕起来的时候，人们想得最多的是该好好享受了，只有很富裕了，人们才会想磨练自己，寻找自我一类的话题。而这类话题，在李致新、王勇峰完成了七大洲最高峰的攀登之后正成为中国人的一个热门，中国人开始了自己的探险之路。
　　国内没有赞助，就去国外看看，半年多的时间里，王勇峰每天都在锻炼自己的英文写作，每天要写情深意切的信，寄出去，等待。
　　就在这种等待中，老麦克的电话来了，文森峰结下的友谊让这个美国心脏病医生总是很惦念两个中国小伙子，他问：你们最近在忙什么？王勇峰说，在准备为攀登北美洲最高峰麦金利峰而四处拉赞助。老麦克说，赞助不要找了，一切费用都由我和我的朋友提供吧。老麦克也正有此打算。七大洲最高峰之北美洲最高峰——麦金利峰，就这么到眼前了。
　　李致新和王勇峰的七大洲攀登正式开始了。
怀疑他是一个误人子弟的老师
　　第一次在北京见到加拿大人兰迪的时候，我就怀疑他是一个误人子弟的老师。因为即使是在冬天，他也要把强健的肱二头肌露出来，摇头晃脑地要和人摔跤。1993年到1994年三年的时间里，他是在北京一所大学里教英语课的。
　　果然，他是一个让人不太放心的老师。当年的很多学生还记得这个“外教”，因为每次在课堂上不能提起“登山”二字，只要有了开头就没有了结尾，他可以把整堂课和课间休息时间都让给这个话题。他喜欢北京喜欢得要命，当时的梦想就是卖掉加拿大的房子在北京建一个攀岩馆。课堂上也总是要和学生们讨论这个理想，学生们一看和老师实在是话不投机，就给他介绍了李致新和王勇峰。
　　见到李致新、王勇峰那一刻，兰迪封存了自己的梦想，不建攀岩馆了，要和他们去登山。
　　2001年，我在北京一个吃烤鸭的小饭馆见到兰迪时，王勇峰指着他介绍：这是加拿大彪，兰迪。
因为兰迪的原因，他们南辕北辙
　　彪乎乎，是大连的一个俗语，形容人很鲁莽，天不怕，地不怕，被李致新引进了中国登山队。这个本来是贬义的一个词却在登山队备受欢迎，每个人都自诩为“彪乎乎”，还因此形成了一个“彪团”，在运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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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教练还是队员都以年龄排序，互称大彪、二彪、三彪……王勇峰是三彪，李致新是四彪，王勇峰尤其喜欢“彪乎乎”这三个字，连自己的女儿也被他叫做小彪乎乎。
　　登山队的老教练刘大义给了“彪乎乎”一个最好的诠释：没有点彪乎乎的劲头是登不好山的。
　　1994年，王勇峰给了加拿大人兰迪这样的解释：“彪乎乎”意味着特别勇敢，特别热情。兰迪爱死了这个词儿，非让大家从此也叫他彪。
　　一定要说说这个“彪乎乎”兰迪的故事是因为他是一个重要的谜底。那就是，1995年1月，李致新、王勇峰去炎热的南半球攀登南美洲最高峰阿空加瓜的时候，为什么要先飞去寒冷的北半球的加拿大。
　　还要从1994年说起，兰迪一见到李致新和王勇峰就决定了要和他们去攀登阿空加瓜。当时，这两个人正在为经费的事情头疼，兰迪说他也不要教书了，回国找赞助去。
　　为登山的经费筹集和繁复的申请准备发愁，这是全世界的登山爱好者有着共同的困难。在日本，从事摩天大楼外墙清扫的专业人员中大多数是业余登山家，据说，这不仅是筹集登山资金的好办法，也是攀登悬崖峭壁的一种特种训练，无论是系绳的技巧还是臂力、腿力的锻炼，据说登山和擦玻璃原理相同。他们擦玻璃挣了钱去登山，登山回来再擦玻璃为下一次做准备。
　　对于这种烦恼，兰迪很熟悉，他一回国就寄出了100多封信，在漫无目标的等待中，加拿大航空公司回信了，他们愿意提供所有人员的优惠飞机票，但没有直飞的，要先到加拿大，再转机去智利。
　　北京这边也有了好消息，北辰体协拿出30万元资助这次攀登活动。在国内，企业赞助登山这是第一次，那个时候人们对登山的理解几乎是零，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要去吃这个苦，登山能得到什么？这是很多人要问的问题，也是哪个人都无法回答的问题。
　　这次和北辰体育文化公司的合作也是登机前几天才最后落实全部经费，长达9个月的筹款过程，一波三折，令人心焦的折磨让人难忘。
　　1994年12月3日，北辰体协南美登山队终于出发了。领队是北辰体协副会长白建强，三名队员：李致新、王勇峰、刘文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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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体育报的记者刘文彪跟随李致新和王勇峰采访北美洲最高峰麦金利时是个随队记者的身份，而这一次，他是以一个新的身份出现的，正式队员。这个身份让他很骄傲，他在《踏遍艰险人已归》的系列报道里写道：有多少个夜晚，我为此激动难眠，一心想成为第一个登上一座独立山峰的中国记者。
　　似乎每个采访过登山的记者都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开始是以一个观察者采访者的身份登山，但很快，他们难以自拔，要成为其中一员，成为一个真正的攀登者。当然，很难有人能逃脱这种命运。
　　“登山是一种甜美的苦役，”刘文彪总这么说，“这中间有着宿命的味道。仿佛这山就是为了等待我，而在那里历经沧桑几千万年。”他妻子冥子说，只要有一段时间没有去登山了，刘文彪会拿出在山里用的头灯和冰镐，细心地抚摩着。随后，拿起雪杖，在家里煞有介事地一步一步走着，尖利的雪杖把地毯戳得满是印儿。冥子有句名言，被很多登山队员的妻子所引用，“为妻子的我是嫉妒山的。然与其嫉妒，不如和丈夫一起爱山。”
因为这次攀登，世界地图做了一个改动
　　1994年12月28日，在兰迪的故乡，加拿大埃德蒙顿进行了三周的攀冰训练之后，白建强、李致新、王勇峰、刘文彪和兰迪及他的朋友达戈组成的登山队飞向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从这里进入阿根廷。他们飞行了18个小时，2万公里，经历了春夏秋冬。
　　阿空加瓜峰，南美洲安第斯山脉的最高峰，位于南纬32度39分、西经70度00分，在智利和阿根廷的交界处，属于阿根廷，靠近智利，海拔6964米，是与珠峰遥望的西半球的最高峰。
　　和以往攀登南极最高峰文森峰、北美最高峰麦金利峰一样，到达阿空加瓜之前，除了它的海拔高度，颇有名气的高空风以外，两位登山家对它几乎一无所知。这一年，国内出版的地图上，南美洲的最高峰还是玻利维亚的汉科乌马峰，而不是阿根廷的阿空加瓜峰。即使是地图出版社出版的世界地图也是如此——汉科乌马峰的标高略高于阿空加瓜。
　　出发之前，李致新和王勇峰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南美洲最高峰的分歧很早以前就存在，可到了1994年，世界上的认识基本统一：南美洲最高峰是阿空加瓜。各国登山家也都把阿空加瓜作为南美洲最高峰来攀登。
　　当时，李致新和王勇峰，包括中国登山协会的领导也没有把这个问题放在心上，当年，青海的玛卿岗日还曾经被美国人测量成9000多米呢，随着人类的攀登和测量技术的发达，很多模糊的概念就慢慢清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