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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们没有想到，这件看似平常的一件事后来引起了轩然大波。
　　成功攀登了阿空加瓜之后，国内很多媒体做了报道，“中国登山家登上南美洲最高峰阿空加瓜”引来了很多读者的抨击，其中不乏激烈的言辞，“连最高峰是什么都没有搞清楚，瞎登什么山呀。”读者来信越来越多，中国登山协会意识到，这个问题必须严肃对待了。
　　联系地图出版社的时候，热心的编辑端木先生接待了李致新，看过了李致新收集的各方面资料之后，端木先生还把出版社一张珍贵的藏品地图拿了出来，和李致新带来的资料进行比较。
　　地图出版社发布地图信息是根据各国对外发布的资料而来的，在阿根廷之前，玻利维亚就已向世界发布了南美洲最高峰是玻利维亚的汉科乌马峰，虽然汉科乌马峰和阿空加瓜同属安第斯山脉，但他们每一次公布的标高都要比阿空加瓜稍高一些，因此，地图出版社始终都是尊重这一资料的。
　　但是，地图出版社还是非常重视这一次在国内引起的争论，出版社特意和玻利维亚驻华大使馆联系，咨询当时的情况。玻利维亚大使馆确定：南美洲最高峰的确不是汉科乌马峰，此前的测量有误差。
　　多年的一个悬案有了定论。从此，中国出版的地图，从1995年开始，从地图出版社开始，全部做了一个重要的改动：南美洲最高峰是海拔6964米的阿空加瓜峰。
　　两位登山家攀登阿空加瓜而引来的一场风波也由此落定。
每个登山者出发时都要穿越60位先驱者的墓碑
　　阿空加瓜峰是一座闻名世界的险峰，自1897年1月14日瑞士登山家楚布里根首次成功登上此山以来的近百年间，许多人攀抵峰顶，但也有不少人功败垂成，死在途中。最悲壮的莫过于阿空加瓜脚下的那60座墓碑，就是为这些遇难的人修建的。在世界最著名的最艰险的三大陡壁中，阿空加瓜的南壁位居首位。愈危险愈有魅力，这似乎是登山中的一个法则，但，来的人多，归的人少，这使得阿空加瓜的攀登史成为一部壮烈的英雄传奇史。
　　李致新、王勇峰此次选择的路线是阿空加瓜的西北壁，虽然没有南壁那么危险，但路线漫长，尤其是从突击营地到顶峰，高差为1100米，往返需要十几个小时，对于攀登者的体力来说，这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很多人虽然从这条路线上达到了顶峰，却有人因为体力不支而遇难。就在出发前两天，当地的报纸上刊登了一张阿空加瓜遇难者的照片，他头枕着登山包，左腿跷在右腿上，安详地躺在顶峰上。他就是登顶后体力耗尽无力下撤的，这个年轻的美国小伙子，年仅2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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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空加瓜山脚下的60座墓碑中，不知道有多少人的命运如此，那些墓碑上镌刻着遇难者的姓名，但大部分没有遗体。那些墓碑密密麻麻地排列着，每一个上山的人都要穿过这片碑林。
　　从阿空加瓜山脚下的小镇出发，需要走两天的时间，才能到达海拔4230米的大本营。第一天的宿营地设在海拔3300米，路程是8公里，要走8个小时。
　　大批的登山物资由骡子运输，大家自己背的只是帐篷、睡袋、食品和路上要用的个人装备。就这些东西，每个人一米高的大背包已经是满满当当了，再加上绑在背包上的海绵睡垫，背包的人都被埋在了背包下面。
　　刘文彪提起自己的背包掂了掂，足有40多斤。
　　他看着大背包有点发愁。出发前，他也每天进行了强化训练，背着五六十斤的书，从1楼爬到13楼，再从13楼跑下1楼，如此往复，一天七八趟。但今天，看着这硕大的背包，他还是有些犯憷，背上40多斤的包走8个小时，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体验。
　　他还要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前几天，在加拿大攀冰训练的时候，汽车差点翻了，他的肋骨撞在了一个箱子角上。从那以后，一碰受伤的地方就疼。到了出发这会儿，索性不能大笑，不能咳嗽了，走路都要小心翼翼不能颠着。
　　李致新和王勇峰很担心刘文彪的肋骨，一直在问：“怎么样，能上山吗？”对于刘文彪的实力，他们不太担心，毕竟在麦金利已经有过考验了，但刘文彪的伤势他们实在心里没有底。
　　刘文彪心里还算有数。出发前一天，他给自己上了一贴膏药，出发的时候，已经感觉好多了。他对着背包绞尽脑汁地想了半天，把所有的东西又都拿出来，斤斤计较地开始精简。毛袜子、毛帽子先拿出去，估计3300米的地方还能抗，头灯的电池由8节减到4节，两支圆珠笔减成一支，两个小药瓶拿掉，倒出几粒药装进一个小塑料袋里……
　　领队白建强这会儿已经没有什么选择了，他身材瘦小，且常年坐办公室，平时基本上是没有什么训练的，让他连续不停走8个小时就是个考验了，更何况还要负重。白建强一句话也不说，任由王勇峰把背包背在他的背上。他的包相对轻一些，也就30斤。
　　李致新和王勇峰背包的重量要远远超出刘文彪和白建强的，那小山一样的大包他们似乎没有放在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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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攀登是沿着奥考尼斯山谷向上开始的。山谷两侧陡直的峭壁像两扇打开的门，门的中间是一个清澈的小湖，湖水的四周是嶙峋的石峰，湖水的中央，一座山峰清晰的倒影，那便是阿空加瓜了。抬眼望去，洁白峭立的阿空加瓜南壁顶天立地地盘踞在奥考尼斯山谷的尽头。
　　1月份，北京还是隆冬，但此时的南美大陆则是最炎热的夏天，但大家出发的时候，还是都穿着风衣，并不是因为怕冷，而是为了挡风。阿空加瓜的高空风是最著名的，狂风带来的滑坠和冻伤的例子有很多，风，是阿空加瓜攀登者最大的威胁。
　　人在山谷中行走，阵风来时飞沙走石，吹得人打晃。奥考尼斯山谷是攀登阿空加瓜的必经之路，无论是走西壁、攀南壁还是上西北，都要先经过这个山谷。
　　山谷两侧的峭壁经过常年的风化，不断变成石块和沙土流下来，直堆到山腰间。更有房子大小的巨石在碎石沙土坡上陈列着，有摇摇欲坠之势，制造着一种紧张的气氛。而李致新他们四个人行走的小路就在这些巨石间蜿蜒着。
　　一条浑浊的急流沿着山谷奔腾而下，发出隆隆的巨响，一种身体土黄却有着鲜艳毛冠的小鸟，时时在小路边叫着，清脆的鸣叫缓解着人们的心情。
　　四个人排成了一排，拄着雪杖小心翼翼地走着。这段路坡度不大，但因为是在乱石之上，大家尤其小心脚下的路，埋头走着。只要偶尔一抬头，总能看到远处的阿空加瓜峰静静地凝视着你。
　　慢慢地，四个人拉开了距离。到了小湖前的时候，四个人因为拍照而各成一路。
　　李致新、刘文彪和白建强都带了照相机和摄像机，不同的是，李致新的照相机和摄像机总挂在脖子上，随走随拍；刘文彪是只有休息的时候才把这些沉家伙从包里拿出来拍一会儿；而白建强的摄像机则一直都收藏在背包里，休息的时候只是专心致志的休息。在上山拍照搞创作是一件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事情，开始的时候，你会大呼小叫的找角度，之后，你会随便端起相机按一下，再之后，你就连说句“真美”的力气也没有了。
　　李致新被这个小湖拖住了脚步，其他三个人出发了一个小时他也没跟上来。而王勇峰已经不知不觉地加快了步伐，很快就消失在碎石坡的背后。四个人散落在乱石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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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了一条小河之后，路开始难走了，有的地方也陡了起来。人们的喘息声粗重起来，脚步开始像电影里的慢镜头了。在这样的路上行走两个小时之后，那条被攀登者踩出的小路把四个人引到了谷底的小河边。这是要跨过的第二条小河。
　　水流很急，能听得到河水中石头轰隆隆的滚动声，河上架着一座小铁桥，但年久失修，已经不能过人了。为了寻找过河的地方，四个人转悠了将近一个小时，才发现了一个地方在河两岸的巨石间挂了两条铁索，尽管河水不宽，但若真从这铁索上掉下去也是一件极其恐怖的事情，只要失足落水，结局肯定跟河水里轰隆隆滚动的石头一样。但路只有这一条，别无选择了，四个人颤颤巍巍地上了铁索。
　　翻过了一个山脊，又渡过另一条小河，被强烈的阳光照射了6个小时之后，宿营地终于到了。这时候，天也快黑了。尽管累得要死，可谁也不敢歇，搭帐篷、做饭，一通忙活。晚饭就是方便面，里面加了点火腿、葱头和黄瓜。每个人吃得都挺香。
30万赞助，就不能给我雇头驴吗？
　　1月2日，目标是从海拔3300米的宿营地直上海拔4230米的大本营，上升高度近1000米，路途约20公里，估计要走12个小时，这是非常艰苦的一天。
　　因为中途不再宿营了，帐篷、睡袋、炊具就留在了营地，由后面跟上的两头骡子运上大本营。这样，大家的负重都跟着减轻了。李致新和王勇峰的背包也精简到了20多斤，白建强干脆把摄像机都包在睡袋里交给骡子了，背包里只剩下了一壶水和上去之后要换的衣服。
　　从宿营地往上走过一个大坡之后，是一大片草地。那些草长得很是奇怪，像坐垫一样一块一块贴着地面生长着，上面密密麻麻地拥挤着一些黄色的小花。放眼望去，满世界都是镶着绿边的金黄色坐垫。到了高原地区，所有的植物都会以自己的方式寻求着生机，它们紧伏地面，逃避狂风的吹袭，更深地吸取土地里的养分和水分。
　　这些奇异的花朵让刘文彪兴奋不已，他满心欢喜地坐到坐垫上要留影，坐在金色坐垫上当然是要付出代价的，他嗷嗷地叫着从花朵上跳起来。原来，令人怜爱的小花间竟秘密地藏着无数坚硬的小刺，刘文彪捂着屁股走出了草地。
　　痛也值得。再往前去，就是望不到头的平直宽阔的河滩了，寸草不生，四五个小时里，脚下都是一成不变的鹅卵石，两侧则是一成不变的光秃秃的岩壁。这样的路不难走，但枯燥得让人麻木，仿佛一辈子也走不完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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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没有多久，白建强开始呼哧呼哧喘上了粗气，他跟在王勇峰身后好久，终于开口了：“能不能给我雇头驴呀？”王勇峰现出那一贯迷惑人的憨厚的笑容，声音恳切：“老白呀，这四条腿的东西也贵得太邪门了，还是挺挺吧。”阿空加瓜每年有来自各地成千上万的登山爱好者到这里登山，但他们到达大本营无车可坐，不想走两天的路就得向当地老百姓雇驴。来阿空加瓜登山的注册费并不高，一个人只需要80美元，但雇驴的价格可是贵得惊人，一头驴要价一千美金。白建强心里也很清楚雇驴的事儿没那么简单，就真是雇了，他也得心疼死。可实在是累呀，越走越累，累得人欲哭无泪，白建强对着干巴巴的河滩破口大骂：“我给你们拉了30万的赞助，你们却不肯给我雇头驴。”他骂着，走着，最后，到了大本营，望着峻峭的雪山，他又感慨了：真他妈的美呀。
　　王勇峰一直走得挺带劲儿，把后面的人落下足有半个小时的路程。他刷刷地走着，走着，走了四个多小时之后，他所能承受的极限也到了，他认为大本营应该到了，看见迎面走来的下山的人，王勇峰问：到大本营还有多远？那人说，还要走5个小时。他的话像是施了魔法，王勇峰的腿一下软了，看到一块能挡风的大石头时，他把背包一扔，躺在石头旁一动不动了。
　　王勇峰的睡姿成了一个诱惑，每个走到他身边的人都模仿着他的样子，放倒了自己。这会儿，能睡上一觉最美。没过一会儿，李致新开始催促起来：“快，快，起来，天黑之前一定得赶到大本营，都起来。”大家不情愿地爬起来，继续走无聊的河滩。
　　实际上，该死的河滩很快就到了尽头。走了没有多久，前面又是一条小河，过了小河，就不用沿着河滩走，而是开始上山了。
　　当看到一个被掀掉顶子的破房子的时候，就到达了原来的大本营了，那些房子是被暴风雪摧毁的。到了这里就离真正的大本营不远了，但因为最后的一段路是45度左右的陡坡，所以登山者一般都要在这里调整一下，积蓄力量。
　　再出发的时候，王勇峰打开了白建强的背包，他要帮他背些东西。往外掏东西的时候，所有人都大吃一惊：他的背包里居然装着很多石头。三个人迷惑不解，问他：装这干吗？白建强有些不好意思了，吭吭哧哧地说：“我看这些石头挺漂亮，就捡起来装包里了。”
　　他的话把所有人逗得笑弯了腰：“背着石头上山，有你的。”
　　王勇峰看也不看，把那些石头都扔了出去，又掏出一些东西装进了自己的包。
在大本营，这四个人成了稀有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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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本营平坦宽阔，100多顶色彩鲜艳的帐篷花团锦簇般地绽放。将近20支登山队数百人已先期到达。南美这座著名的最高峰早已成为阿根廷的一大旅游胜地，而且是一个相当可观的赚取外汇的来源。最令人惊奇的是，这里为各国登山者提供服务的主力军竟是阿根廷军方，他们可提供直到直升机救援在内的服务，当然，价格昂贵。
　　在大本营，来自中国的登山队再次成了“珍稀动物”。
　　“你们从中国来？”许多不同国度的登山者面露惊奇之色。
　　1897年，当瑞士一名登山家历经数月成为第一个站在阿空加瓜峰顶的人之后，迄今为止，已不知有多少人登过顶峰。据说，每年到这里的世界各国登山者有近千人之多。然而，据当地人讲，黄皮肤的中国人到达这里还仅限于10多年前台湾的一支登山队。在他们的意识中，中国人来阿空加瓜登山本身就是新闻。
　　“中国远征阿空加瓜峰登山队”成了热点，很多人都过来打听这支队伍的情况。当他们知道王勇峰和李致新曾经登上过珠峰、麦金利峰、文森峰时，更是惊奇万分。中国营地成了一个景点，挂满了国旗和队旗的帐篷前总有外国队员扯着李致新、王勇峰他们拍照。
　　这样的情景和他们的每一次海外登山的经历都是相同的，每一次面对这样的询问时，他俩的自豪和自尊就会油然而生，每到这个时刻，他们就会感觉自己不仅仅是个登山者，更是一种象征。
　　吃过晚饭之后，刘文彪立刻钻进了帐篷，连续的上升再加上到了大本营之后繁重的建营劳动，他的高山反应加重了。
　　晚上9点多，王勇峰钻进了帐篷，喘着粗气铺好了睡袋。躺好之后，用头灯照了照刘文彪的脸，觉得不对劲，又用手摸了摸他的额头，大叫一声：“你怎么发烧了？”
　　“不会吧，除了头疼没有别的感受。我平常也不感冒，怎么会一上山就感冒呢？是不是因为你刚从外面进来，手凉呀。”刘文彪说。
　　王勇峰又把脑袋凑过去，脑门碰脑门试了试，“没错，就是发烧了，不会低于39度。”王勇峰说得特别肯定。这语气显然吓着了刘文彪，已经有过多次进山经验的刘文彪很明白在这样的海拔高度感冒的后果，1992年，他和李致新、王勇峰一起攀登麦金利的时候，就在4300米的4号营地亲眼看见一个瑞士人因为肺水肿而遇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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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勇峰马上坐起来，在帐篷里四处乱翻，找到了一盒康泰克。刘文彪吃了一粒，“不行，不行，再吃一粒。”刘文彪不听他的，“一粒能维持12小时呢。”“那你烧得这么厉害，也不能光吃这个呀。我找兰迪要点别的药。”说完，穿上衣服就出去了。
　　帐篷里剩下刘文彪靠在那儿直发呆，想着自己又是受伤又是发烧，他觉得自己运气真是不好，心里灰灰的。
　　过了好久，王勇峰气喘吁吁地跑了回来：“快穿上衣服，找医生去。”
　　阿根廷人都讲西班牙语，王勇峰苦练而成的英语根本用不上，他找到了达戈，把刘文彪的情况说了说，达戈说，光吃药哪行呀，得看医生。达戈会讲点西班牙语，带着王勇峰在营地转了好几圈，才找到负责人，之后找到了医生。
　　医生拿着听诊器在刘文彪的胸前背后听了半天，说很好呀，没什么异常。又拿出体温表测了测体温，37度，很正常，根本没发烧。王勇峰和刘文彪相视大笑。
　　看似可笑的事情，在王勇峰身上发生并不奇怪。这大概也是他能成为备受山友尊敬的“Captain王”(王队长)的原因。每个队员的表现、身体、情绪都装在他心里，他默不作声地观察着，不动声色地拿过队员的背包，用些小把戏宽慰那些失去信心的队员。不少山友是因为跟随他的脚步而爱上了登山。
一块房子大小的巨石冲向营地
　　在阿空加瓜登山，有一种失败是最让人痛心无奈的。常有一些登山队因为帐篷被暴风雪摧毁或是做饭时不小心把帐篷烧掉而放弃登山计划。没办法，阿空加瓜的高空风就是这么厉害。
　　为防不测，李致新和王勇峰这次共带了四顶帐篷。到了大本营之后，要先搭两个帐篷。但在两个帐篷怎么搭的问题上，白建强和李致新各执己见。
　　大本营在一座石头山峰脚下的缓坡上，缓坡上是一块一块较为平整的地方，各个队伍的帐篷就搭在这些平地上。开始，大家选中了一块大石头后面的平地，白建强说大石头挡风，可以在石头后面做饭。但大石头后面不很宽敞，李致新说搭两个有点儿挤，应该这里搭一顶，往下点再搭一顶。白建强认为两个帐篷分开不方便，坚持在一起，两个人一番争执，最后，白建强获胜。
　　这时，和他们一路上来的一个日本小伙子正四处转悠，找扎营的地方，白建强就向他推荐了李致新原本计划搭另一顶帐篷的地方。日本小伙子很感激，说那地方不错，就搭起了帐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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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早，帐篷里的人还没都出来，就听到对面山上隆隆作响，一块房子一样大小的石头拖着一股尘烟像轰隆隆的坦克一样，冲着大本营就滚了过来。
　　大本营的人先是望着远处，愣着，接着哇哇叫着四散而去。
　　李致新刚从帐篷里探出个头，看着巨石滚来，袜子也没穿，光着俩脚丫子蹦跳着往山坡上跑去。
　　滚石快到山下时，向右偏了，然后与山腰上的另一块巨石撞在一起，一声山崩地裂的轰响。巨石化做无数碎石，天女散花一般向大本营飞来。
　　坡下有七顶帐篷在一瞬间被砸成一片片碎布，一块碎石炮弹一样飞过中国队的营地，将那个日本小伙子的帐篷划了一个大口子。
　　滚石过后，四散的人群都回到了原地。真是万幸，被砸的七顶帐篷里没有人，外面的人也没有受伤的，那无数的碎石居然在人缝中全飞走了。
　　望着日本小伙子被撕了个大口子的帐篷，白建强满心歉疚。谁知，那小伙子却跑过来一把抓住白建强的手，连声感谢。白建强被小伙子摇晃着手臂，一脸诧异。
　　日本小伙子说：“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因为是把帐篷搭在了你介绍的地方，仅破了一个口子，我原来是要搭在坡下的，要是那样，被砸坏的帐篷就是8顶了。”
　　他边说边从怀里拿出一架照相机，说：“这是一次性的，质量很好也很轻，适合在高山上摄影，送给你，表示我的感激之情。”
　　这天上午，日本小伙子在破了的帐篷前蹲了很久，之后，跟中国队的队员说，他决定下去休息几天，本来他的高山反应就很重，加上这一惊吓，小伙子说恢复恢复再上来。但直到10天后李致新和王勇峰他们登顶回来也没有见到这个小伙子。
三个半小时上到２号营地，镇住了加拿大队友
　　1月4日，李致新、王勇峰开始向上行动，当天即赶到5400米的2号营地，然后又返回4900米的1号营地。当兰迪和达戈知道李致新、王勇峰只用了3个半小时就从大本营上到2号营地时，惊讶无比，因为在大本营了解到的情况是一般这段行军路程需要8—9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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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才算知道什么是职业登山家了，今后你们俩怎么做，我们就学着怎么做。”兰迪、达戈打心眼里服了。
　　所有人的信任在这个时候其实都是一种压力，这其中包括来自白建强对他们的实力无条件的信任。这是国内企业首次出资赞助登山，是中国登山运动与企业联姻的关键的第一步。他们认为这个首次尝试是很运气的，遇到了北辰体育协会这个合作者，白建强在最困难的时候都坚信南美之行一定能成功，并不惜一切代价地为此行走奔波。但也正因为如此，这次登山对于李致新和王勇峰来说，也多了一份以往所没有的压力。他们不仅要登顶成功，还要考虑从宣传的角度，尽可能多地把攀登过程拍摄下来。毕竟已有10年的登山经历了，这10年的经历告诉他们，一个登山者没有任何理由轻视他所攀登的山峰。
　　在山下，李致新、王勇峰就和白建强研究了很多次攀登方案，但因为资料不全，又没有亲眼见过这座山，对攀登路线上的事情并不了解，因此，所有的研究和讨论仅仅是纸上谈兵。
　　到了大本营，看到了阿空加瓜的地貌特征和攀登路线的情况，他们心里有点底了。
　　现在，这里是雨季，气候稳定，极少有雨雪天气，加上猛烈的北风终日不停，早将冬天的残雪一扫而尽，除了背风的南壁是终年不化的冰雪，其他三面都是裸露着陡峭的岩壁和嶙峋的碎石坡。而李致新和王勇峰要走的西北路线，基本上没有冰雪，都是30度到40度的碎石坡。没有冰雪，就少了雪崩、冰崩、流雪、暗裂缝这些危险的潜伏。比较而言，岩石路线的安全性更大一些。不过，阿空加瓜的狂风也不是随便刮的，到了高处，风力常年在10级左右，极易造成滑坠和冻伤，对体力的消耗也是很大的。风大，是攀登阿空加瓜的一个难点，另一个难点是山体陡峭，突击营地最高只能建在海拔5800米的地方，只有那里有一段很小的地方可以建营。突击营地距离顶峰的高差是1100米，这使突击顶峰的路线变得极其漫长，攀登者必须有极好的体力。
　　最后的攀登计划是这样确定的。领队白建强留守大本营，其他三个人和加拿大的两个山友分成两组上山，李致新、王勇峰一组；刘文彪、兰迪、达戈一组。按照计划，第二组在海拔4800米的1号营地多休息一天，适应高度。这样，第二组的进度比第一组晚一天，李致新和王勇峰突击顶峰的当天返回突击营地，第二天，第二组再登顶。
上山的路上，碰上了有人骑着自行车下山
　　从6974米的顶峰直抵4200米的大本营，带着登山镜，顶着鲜艳的红色头盔，满嘴的大胡子和头后的小辫儿迎风飞扬着。这本来是美国登山家坦杰斯在顶峰希望人们看到的一个景象。但事实上，当登山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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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上碰到他的时候，他基本上是骑几米就扎进岩石堆或是摔倒了，然后，爬起来，再骑。极少的路段里，他和他的自行车急驰而下。
　　在前往1号营地的路上，李致新和王勇峰迎面碰上了骑着自行车下山的登山者。这个场景让王勇峰想起了坦杰斯。当年的坦杰斯应该就是这个样子。
　　攀登任何一座山峰的时候你都会碰上一些奇奇怪怪的登山者，他们选择了自己最爱的方式去登山，或是因为某种目的而选择一些特殊的方式去攀登。坦杰斯选择这样的方式是为自己的冬季登顶麦金利峰做准备。到1988年，还没有人在冬季攀登上麦金利之后成功返回的。1984年的冬天，日本登山家植村直己完成了攀登，但在他的国家正在为他庆祝的时候，却传来了植村直己失踪的消息。他没有活着下来告诉人们，冬天的麦金利峰顶是什么样子。坦杰斯，这个出生在阿拉斯加的美国登山家要完成这个愿望。
　　为了训练自己的体能，坦杰斯三上阿空加瓜。当他骑着山地自行车连滚带爬地回到大本营之后，他又开始准备第三次登上阿空加瓜。这一次，他是带着滑翔伞上去的。在6000米的地方，他休息了一晚，第二天，当云散去的时候，他登上6600米的高度，从山上跳了下来。他像鸟儿一样在空中翱翔了20分钟，飞行了大约6公里之后，回到了大本营。
　　这次成功使坦杰斯坚信，自己想做的事情一定可以完成。
　　1988年，坦杰斯终于成为第一个冬季在麦金利成功登顶的人。在登山中，安全下撤才意味着登山的完满成功。
　　坦杰斯骑着自行车飞驰阿空加瓜是王勇峰在他的书里面读到的。1992年，他和李致新攀登完麦金利之后，他在麦金利脚下买了坦杰斯写的书：《危险的脚步》。他当时正在学英语，想从翻译这本书开始，认识坦杰斯，也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
　　这会儿，1995年1月4日，行走在阿空加瓜碎石路上的王勇峰忘记了那本书翻译几页了，但想起了书里的这个故事。每每讲起阿空加瓜山路上骑自行车的人，王勇峰总是要感叹一番，高山探险在国外已经发展成了一种充满个性的运动，而在国内，还有很多人不理解，好好的日子不过，花那么多钱去爬山，图什么呀。怎么爬上去，再怎么爬下来，这有什么意义？每当有人这么问他的时候，他都是一脸苦笑。
　　直到90年代底开始，国内业余登山俱乐部迅猛发展起来的时候，问这样的问题的人渐渐少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