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北京晋商博物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巨大的票号浮雕。票号是晋商的伟大发明，此后的百年间，晋商以票号为枢机，主导了中国金融业，直到清末民初。 有一件“镇馆之宝”是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一块祝贺乔全义（字采芹）中举的牌匾，由白松木浅浮雕刻“青云得路”四个大字。乔全义即电视剧《乔家大院》主人公乔致庸的叔叔，一代晋商翘楚。 馆内藏品约有4万6000余件， 经过长达几十年的收集整理，现在的北京晋商博物馆几乎囊括了现存可移动晋商遗物中的绝大部分珍品，其中包括账册、信函、文稿、票证、印章、钞版、票版、广告、包装、牌匾、货币、衡器、量具、算具、交通运输工具、神佛礼器、日用器具等众多门类。“说的自负些，目前晋商文物凡是能找到的真品几乎都在我们这里。”赵国彦说。博物馆里有1800多封晋商的往来信函，传递着他们的运营规则、立身之本、伦理、文化等全方位的信息。  |
| 跟很多人一样，对于晋商的了解，最早是来自上世纪90年代曾引起巨大反响的余秋雨的散文《抱愧山西》，文中将晋商历经200多年后衰败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主要归结为：一是小农意识，“他们的出发点和终结点都在农村，他们在前后左右找到的参照物只有旧式家庭的深宅大院，因此，他们的人生规范中不得不融化进大量中国式的封建色彩。”而且认为他们没有在最兴盛的时候办实业；二是上个世纪中叶以来连续不断的激进主义的暴力冲撞，一次次阻断了中国经济自然演进的路程，最终摧毁了晋商。而后一系列反映晋商的电视剧问世，比如《乔家大院》、《走西口》，我都是认认真真地看完了的，再后来就是山西大院系列旅游文化的兴起。于是，晋商文化便很有点风起云涌起来。 目前，余秋雨对晋商衰败结论的分析，已经遭到了很多人的非议，新的结论也是莫衷一是。但我想晋商衰败的原因本来就是复杂的，结论当然不会异口同声的。但是想到晋商的勤勉敬业、晋商的诚信宽爱，晋商对于中国金融业的发展与贡献，本应该创造属于中国的金融体系、重塑中国的经济结构、给明清时代的中国带来新的希望，却随着封建社会的落没而悄悄退出历史的舞台，心里总是的点很纠结。最近在读《货币战争》，资本主义社会的金融家们可以翻手为去覆手为雨，可以挑起战争可以摧毁一个国家的组织体系，但前提条件是具备资本主义制度这一基本的生存土壤。而中国的晋商则是生不逢时/地，因而注定了他们悄悄衰落的历史。 以上也只是自己的一孔之见而已，但也并不脱离今天的话题。晋商博物馆里游人很少，对于那些展出的实物感兴趣的人也不是很多。博物馆不让拍照，于是姑且在浮光掠影的参观中，捡拾几个零散的碎片记录之： 一是晋商起源。晋商源起于朱元璋的纳粮中盐政策，早期晋商将镇守边关部队所需要的粮草送营盘，他们得到的不是银两而是“盐引”（大家都知道，那时候盐的买卖是由国家直接控制的），就是贩运盐的资格，他们拿着“盐引”去买盐，然后把盐再卖给百姓，这样一捣腾，得到的收入远远要比卖粮食多得多，于是，早期的晋商们便淘到了他们的第一桶金。而后晋商又进行了成功的转型，他们经营的东西无所不包：上至绸缎下至葱蒜；他们的身影无处不在：有麻雀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 二是晋商的严谨。晋商起草的合同，要有抬头章、落地章、还要有数字印章；买卖合同尤为严谨的，要有骑墙章。严谨不苟的合同、文书实物，透出晋商的风范。 三是晋商的诚信。关于诚信的印迹在晋商博物馆里展出的文物很多。他们主张见利思义，不取不义之财，求财不失忠义，致富不忘报国。大通票号的号规是：各处人位，皆取和衷为贵，在上位者，固宜宽广爱护，慎勿偏袒；在下位者，亦体量自重，无得放肆。 晋商的影子愈走愈了，但愿诚信之风不会与他们如影随形而去。而我们虽然不必将晋商的好与不好挂在嘴边，但也不希望听到的总是山西煤老板的豪富比拚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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