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撒哈拉丁 于 2013-5-15 16:37 编辑 《歌乐山》
|
抗战时期,重庆作为国民政府的战时首都和陪都, 国民政府的五院六部迁都于此,许多国民政府机关团体,政府要员及各界名流就在歌乐山办公或寓居。
重庆,歌乐山。 说是大天池6号,但我看见的门牌号是堰塘湾5号。 若不是当地居民的热心指点,我还是不敢相信这就是臧克家旧居。 普通的农家院落,已经破旧不堪,它的旁边已经建起了新的水泥和镶嵌了瓷砖的房屋。 越发地让这幢建筑孤零寂寞,土坯的老屋已经摇摇欲坠的样子。 臧克家,曾在这幢农舍里居住了3年多时间,并在这段时间里写下了大量的文字作品。
|
从前线退到重庆 红色的“大天池6号”几个字刻在岩石上,对于歌乐山的名人故居来说,这已是非常醒目的标志,它给来访的人指明方向,不过很少有人知道那是作家藏克家旧居。 其实,臧克家与重庆的关系很深,在沙坪坝的名人广场上就竖立着他的塑像,镌刻着他的诗篇《歌乐山》。 抗日战争爆发后,臧克家曾奔赴前方,艰苦地从事进步的文化工作。他以诗歌为武器投入战斗,在一首诗中,他写道: 诗人呵…… 放开你们的喉咙, 除了高唱战歌, 你们的诗句将哑然无声。 1942年8月,他从河南叶县徒步到达重庆。到重庆仅几天,就与郑曼女士举行了婚礼———所以,重庆对于臧克家还有别一番意义。秋天,他参加全国文化界抗敌协会。他先住在张家花园,和姚雪垠同住,次年6月搬到歌乐山大天池6号赈济委员会留守处。四面青山环抱着这个小院落,房东一家住南房,东房、北房租给“赈济委员会”作留守处,房屋后面有个小菜园。臧克家和房东一家一起劳动,相处得如一家人。一直到抗战胜利,1946年7月才离开重庆到南京。 怀着对臧克家先生的崇敬,我们穿过树林,涉足而上,才发现那里不过是个外墙斑驳、岩石裸露的平房。现由一家农民居住。房屋的主人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他解释室内的格局已经被打破,由原来的两房变成了三房。不过门前的那棵大树没变,看上去葳蕤常青,很难想象当年它是如何经受着动荡的时局,岁月似乎没有留下太多痕迹。 农民诗人的泥土生活 自称“泥土的人”的“农民诗人”臧克家,生活也散发着泥土的气息,他不崇尚豪华,而崇尚简朴,穿不讲究,吃更简单,生活无异于普通百姓。在大天池的这段时间,臧克家非常享受这里的淳朴生活。“大蒜大葱兼大饼,故乡风味赛山珍”,这是先生的老友、作家姚雪垠先生笔下臧老的饮食习惯。这“小四样”对他而言,胜过山珍海味。吃饭不讲究色香味,但起居饮食必须有序守时。从不吃补品的他说:“自家饭菜最养人,如果说我的饮食有特殊之处,除了那‘老四样’外,就是每天晚上要喝一碗粥———杂粮粥:大米、小米、红豆、黑米各抓一把,夏天加绿豆,冬天加红枣,美极了。” 创作一发不可收拾 搬到歌乐山的第二年,“赈济委员会”就被撤销了,他的赈济委员会“专员”的头衔也随之撤销,臧克家不得不住在大天池6号看守房子。写作之余,他还常常到田间与农民一起插秧、挖红薯、种菜,并写了《心和手》等短诗,记录自己劳动的欢快心情。 在他住房的后面,是“中央卫生实验院”,那里住有不少专家学者,他在那里结识了何战白和宁汉戈(即林初民)等人。林初民与其爱人是他家的座上客,夜间来访,提一盏小马灯,畅谈到深夜。1945年,他俩去延安,临别时把那盏小马灯送给了臧克家,他们一去无消息,臧克家睹物怀人,于是就有了小说《小马灯》。 臧克家经常从歌乐山到市区与同行一起参加座谈,探讨诗歌创作,并和臧云远、王亚军等人成立了“春草诗社”,创办了《诗家丛刊》。当时诗歌风气很活跃,臧克家的诗兴也正浓,编辑出版了《民主的海洋》《生命的种子》和《十年诗选》。沙坪坝中央大学一些爱好文学的青年曾多次请他去中央大学讲授诗歌问题。每到盛夏,山上幽静清凉,就有些城区内的朋友上山小住。徐迟一家、姚雪垠等都曾来他家避暑写文章,张彦青等人也常常上山拜访他。 人在深山心记国难 臧克家虽然身居深山,但时刻关心政治时局的变化和朋友的安危。 当他看到1944年8月《新华日报》刊载闻一多被解聘的消息,非常愤怒。于8与20日奋笔书写了《擂鼓的诗人———呈闻一多先生》。不久,闻一多回信并亲自赠送了他一个条幅,祝福他40岁生日。同年10月22日,重庆文艺界为臧克家40寿辰及创作15周年举行了纪念会,臧克家自作寿诗一首,题为《生命的春天》,并和王亚军、臧云远、力扬等好友留影纪念。 1945年2月,重庆文化界发起《文化界对时局进言》的签名运动,臧克家对签名表示了坚决支持。抗战后期,身处陪都阴霾腐败的浓雾中,他写了大量的政治讽刺诗,如《胜利风》《人民是什么》《枪筒子还在发烧》《宝贝儿》《生命的零度》等,猛烈地抨击国民党当局的逆行和时弊。毛泽东来重庆参加国共两党谈判期间,臧克家参加了毛泽东和周恩来举行的招待会,会后以何嘉为笔名,写了一篇长诗《毛泽东,像一颗大星》,发表在1946年9月9日的重庆《新华日报》上。 山城入梦来 1946年7月臧克家随夫人的工作机关中央卫生实验院迁往南京,不久到了上海。但他对在歌乐山3年多的山居生活深深留恋,时隔两个月又满怀激情地写了一首歌乐山的抒情诗篇,并说“题为歌乐山的四十行诗的这些诗句,不是写出来的,是从心中蹦出来的。”他在诗歌中说:“我放弃了歌乐山,我永远占有了歌乐山。” 离开了歌乐山大天池6号,离开了重庆,臧克家对重庆的人和事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淡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2年他托人到歌乐山大天池6号去访问房东李大爷,但李大爷夫妇去世了,后来他写了《歌乐山大天池》的文章,文章一开始他就写道:“歌乐山大天池,一提起这个名字,我心里就直冒热气。在困苦的战时,我在这山窝的农舍里度过了3年多愉快时光。”1978年,臧克家怀着深深的思念写了一首《忆山城》,诗中唱道:“山城它是一位故人/醒时梦里常来入目”。1986年6月西南师范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成立,臧克家欣然同意担任顾问教授,并出资在新诗所为优秀研究生设立臧克家奖学金。他这位顾问教授可不是挂名的。他对新诗所的建设十分关心,时时提出他的意见和建议。 臧克家是中国新诗发展史上一位重要的诗人。时光荏苒,大天池6号虽然斑驳褪色,却是中国文坛一个难以磨灭的符号。一代文人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