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距离梅里山难13年零13天的一个晴朗午后，我敲开了崔之久老先生办公室的门。崔之久是北京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冰川学专家，有过从雪崩中幸免于难的惊险体验。中日联合登山队飞赴卡瓦格博峰之前特意拜访过他。“他们几乎坐满了整个临湖轩会议室，在我的面前不停地提问，雪崩的形成，发生前的迹象。17个人呐！”70高龄的崔之久教授回忆起那次座谈会，当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在得知这些与自己有过一面之缘的“学生们”在海拔5100米的3号营地不幸遇难的消息后，崔之久立即给中国登山协会教练王振华打电话，询问他究竟出了什么事故？王振华的回答是“失踪”，此外的一切都无从知晓。 崔之久告诉我，在世界登山史上，全军覆没的事例绝不多见。十几个人要吃要睡，需要的帐篷自然不在少数。这么多的帐篷之所以能够被雪崩一下子全部吞没，没有一个人来得及打开对讲机求救，肯定是扎帐篷扎得很集中。这就表明3号营地应该是一个相对平缓的地方，而在卡瓦格博峰被冰川严重切割、刮削的山坡上，相对平缓处意味着那里很可能就是雪崩堆积区。“这些年来，我心里一直有疑问，难道这些年轻人把3号营地不偏不歪地正好安扎在雪崩堆积区？”崔之久至今还是不能相信，1/3的成员拥有海拔8000米以上登山记录的联合登山队会犯下这样的常识性错误?！ 但是，联合登山队遗留下来的资料显示，中日双方队员因3号营地的选址曾经发生过严重的分歧，甚至争吵得面红耳赤。日方队员要求将3号营地建在三条支脊的一条之上，距离2号营地两个小时的路程，未来登顶的时候可以节省体力。中方队长宋志义却反对这种做法，他坚持3号营地一定要往后移，离横贯支脊的悬冰川越远越好。金俊喜事后回忆道：“当时没有专业翻译，听不明白对方的意思，谁也说服不了谁。一向快人快语的宋志义恼火地说：‘要死也不是我一个！’他干脆下令让孙维琦和自己在原地搭帐篷。日方队员心里很不满意，在自己选定的营址上也搭起了帐篷。”最后，在翻译王建华的帮助下双方各自让步，宋志义和孙维琦的帐篷向前移150米，日本队员向后移 动一段距离。3号营地就这样建了起来，位于一个很不起眼的小雪包上。 “我认为双方意见都不正确，都没有离开雪崩区。2号营地旁边的冰川长1000米，宽500米，所以3号营地前进或后退100米意义不大。”金俊喜至今仍然坚持认为，“3号营地所在的位置，最多可作为存放物资的过渡营地。” 就在拜访崔之久老先生之后不久，我得到了一条听上去似乎更不妙的说法。“他们选择的路线根本就不对！”1991年1月17日，仁青平措曾奉命率队搜索在卡瓦格博峰遇难的中日联合登山队员，在体力几乎耗尽不得不下撤的时候，望着漫天大雪，他说的正是这句话。8年之后，为了找到他认为正确的路线，仁青平措自己组队决心要踏上卡瓦格博峰顶，后来因为虔诚的环保主义者的劝阻，他最终放弃了这一计划。 山难发生之后的第5天，成都军区高空侦察机在卡瓦格博上空对3号营地进行了航拍。航片显示，主峰右肩三个支脊沿东南方向有滑坡的痕迹。中间一条支脊下有一个方圆500米、呈扇形的新雪堆积面，专家分析这是大型雪崩的痕迹，而3号营地正处于这个巨大的扇形之中。 |
| 明显的证据告诉我们，“这是一次准备不充分的登山，尤其是没有准确地预知当时的天气变化”，大气物理学家高登义教授至今还记得，在一个春寒料峭的日子里，他应邀来到中国登山协会做天气方面的专项分析。他说，“事情就是这么简单！”他的结论是，就在1991年1月1日到4日，两支冷暖气团在梅里地区上空相遇形成最典型的强降水带。由于没有云南省气象局提供的地面天气中短期预报，联合登山队对此事先毫不知情。 拥有气象学博士学位的井上治郎当时在3号营地坐镇指挥，依靠一台从日本带来的卫星云图接收仪预测天气。联合登山队离开北京之前，曾经多方搜集梅里雪山地区的气候资料，其中就有一份大气物理学专家高登义教授撰写于1983年的《攀登南迦巴瓦峰的气象条件和预告》。南迦巴瓦峰位于西藏东南部，海拔7756米，与卡瓦格博峰纬度差异很小，有着近似的气候特征。“但是气候资料绝对不能代替当地天气预报，何况这毕竟是两座山呀！”高登义把当年和登山队说的话又对我讲了一遍。“遗憾的是，他们只根据接收的卫星云图来做天气预报，效果肯定不好。” 梅里雪山是怒江与澜沧江的分水岭，地势北高南低，两江河谷向南敞开，孟加拉湾的暖湿气流可溯谷而上，长驱直入；青藏高原的强冷空气也不时南下，在此交汇，展开拉锯战，一天之内阴晴迭转，令人猝不及防。 1990年12月25日夜，3号营地曾召开全体会议，最后决定由船原尚武等3名日本队员和宋志义、孙维琦组成突击队探索登顶路线。27日，5人突击组登达6120米高度，发现在接近顶峰的路线虽然困难比较大，但是能够克服，关键在于天气。船原尚武在这一天日记的结尾只写了一句话：“明天一次性登顶！”井上治郎根据接收的卫星云图判定28日的天气不坏，于是突击登顶的日子被锁定在这一天。 “可是谁也没有料到，5名队员差一点就回不来了，险些被冻死在山上。”金俊喜事后回忆道。 突击队行进速度很快，28日上午11时30分，他们已接近了主峰背后的山脊，登达6200米的高度。就在这个时候，天气突然转坏，天空中云量变多，风也开始刮起来了。身在大本营的金俊喜通过对讲机了解突击队的情况，他在回忆录中记载了宋志义和井上治郎的一段对话：“宋志义与井上队长联系，询问天气情况，井上队长回答说：‘没问题，天气很快会转好的！’宋志义又报告说：‘已登达6470米了，坡度有点陡，但问题不大。从我这里看，东南方向好像有云层向我们这里压过来了，天气究竟怎么样？’井上队长说：‘这片云很快就会过去，不要紧！’” 船原尚武在日记中写道：“可是天气越来越坏，风也越刮越大，卡瓦格博的脸躲在一大块很厚的云层中。宋(志义)沉不住气了，对孙(维琦)说：‘撤！’两人卷起帐篷，跟我们用手势比划了一阵，示意下山。我们也坚持不住了，便也同意下撤。”可是在漫天风雪中，这5个人彻底迷失了方向，找不到上来时的路。 突击队后来搭起了简易帐篷，在原地待机。一直等到晚上10点15分，突然风平浪静，月光把雪地照得亮堂堂的。5个人于是收起帐篷开始找路。11点13分，他们安全地回到了3号营地。这次突击顶峰功败垂成，5个人大难不死，但是他们没有时间庆幸什么，也不知道卡瓦格博正在悄无声息地酝酿一场更加严厉的惩罚。 1991年元旦，梅里雪山地区开始下大雪，持续了两天。登顶计划又得重新安排。井上治郎根据云图的分析认为6日至8日是一个好天气的小周期，于是决定1月8日第二次突击顶峰。可是，连他自己也没有等到这一天。 着调查的深入，一个更令人困惑的事实突显出来。按照登山前做好的计划，山上的每个营地都必须有两名队员留守，负责支援。中日双方各有一人。12月27日登顶在望，井上治郎却有点动摇，认为日本的学生登梅里雪山不容易，应该给他们机会。兴奋之余，井上还用对讲机跟大本营的佐佐木哲男讲：“山上景色美极了，马上就要突击顶峰了，你再不上来可就没有机会看风景了！”金俊喜将这句话写进自己的日记，多年之后他每每回忆到此，都觉得似乎冥冥中卡瓦格博在召唤每一位登山队员。他自己若不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或许早已跟着佐佐木和山上另外的16个同伴永远沉入卡瓦格博的怀抱了。 看风景的佐佐木一去就是7年，7年后他的零散遗骨在明永冰川的裂缝中被发现。 本来，佐佐木作为日方秘书长，主要负责财务，没有登顶的任务，应留守大本营，但是听罢井上治郎的“邀请”，他不假思索地就决定了。当金俊喜和中方联络官陈尚仁表示出不同意见时，佐佐木说：“所有的工作都已经安排好了，没有什么要紧的事了，我上去看看很快就下来！” 金俊喜和陈尚仁的担心绝对不是多余的。大本营没有日方代表，一旦有了紧急的事难以一方处理，更何况现在已经到了联合登山的最关键的时刻！金俊喜原本要护送佐佐木上山，可是途中他的右臂感到麻木、右手冰凉，连冰镐都握不住，实在不能再坚持了。于是井上治郎让1号营地的清水久信将佐佐木接到3号营地。金俊喜自己回到了大本营。登顶前夕，在大本营留守的全是不能上山且没有指挥权的中方人员，所有的日本人都在山上。 “成功的梦幻将所有力量都吸引到了3号营地，1号、2号营地完全成了空营，从登山战术安排来看已经违反了原则”，中国登山协会前秘书长于良璞，一位从1974年重组国家登山队时就是教练的老运动员说，“这时最缺少的是一位登山经验丰富有决断力的指挥者，按登山常识，中日联合登山队应有一名权威总指挥在大本营指挥队伍”。当时大本营的中方联络官，职责仅仅是联络却没有指挥权。 其实，国际合作登山中指挥权归属方面暴露问题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但是直到梅里山难发生之后进行联合救援搜索时，中国登山队员才破天荒地第一次要求在险恶异常的雪山中握有临机决定前进还是后撤的权力。梅里雪山的特殊情境使一切都产生了放大效应，从而使一些本来天经地义的东西这个时候才被人发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梅里山难确实是登山后进者的前车之鉴。 无疑问，高山探险是勇敢者的事业。在登山者的眼中，只要卡瓦格博还高昂着头颅，那就是一种莫大的挑战。正如多次深入梅里雪山考察的中国第一代登山家周正所言：“我深信，再难、再险的卡瓦格博，总有一天会被勇敢的高山探险家踩在脚下。”不过，德钦县的藏民们可不这么想。他们笃信，那场悲剧是意料之中的事，因为灵验非凡的卡瓦格博神绝不喜欢凡人的打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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