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西藏还有这里生活的人们的一些看法（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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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链接对于西藏还有这里生活的人们的一些看法（三）

　　尼玛是我的邻居，正如他的名字，是一个很阳光的小男孩。他常常到我这儿来，大家都很喜欢他，连我客栈的客人也常常逗他。
　　今天周末，他像往常一样趴在我院子的木桌上，一笔一划地写作业。我和梦游凑过去，只见本子上印着天安门，其他是藏文我就看不懂了。梦游问：“这说的是什么啊？”“我的祖国。”梦游开始逗他：“那你爱不爱国呢？”“当然爱啊！”“为什么啊？”小家伙思考了很久后，理直气壮地说：“老师教的！”
　　是啊，为什么呢？我们为什么要爱国？又或者我们为什么不爱国？
　　爱国主义是一种有争议的道德情感，有人把爱国看成是不容置疑的美德——卢梭就是这样一位积极的倡导者。也有人说，爱国是无知的服从，是战争的源头。1962年，以色列在耶路撒冷绞死了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当时的审判者之一，犹太学者汉娜•阿伦特却认为，艾希曼作为个体而言，在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只是服从命令，也是爱国的，应该说是符合当时其本国法律及社会常识的正确行为。
　　闲来无事，我们客栈会泡上一壶茶，和驴友们聊天。偶尔也会讨论时事，对是否爱国这一话题，驴友们大致有这几种说法：
　　1、我爱的是这片土地，不是这个“国家”；
　　2、国家不爱我，我凭什么爱她；
　　3、《新闻联播》前十分钟国家领导人很忙，中间十分钟全国形势一片大好，后十分钟国外水深火热。国家不让我了解她，那就谈不上爱不爱的。
　　他们的话虽然没有提到爱国，但是在我眼中，能讨论这一话题，本身就是爱国的。他们所谈论的，所表达的，在我听来，无非是想让我们的国家更完善一些。
　　在我们的这片土地上，发生了太多类似城管野蛮执法，房屋强拆等等这样的事情，在这些事件中，我们老百姓又算什么？而本应只是公共事务管理者却把自己看成了是统治者，是特权者。我们的国家到底怎么了？
　　提倡爱国的卢梭就留给后人这样一段文字：“……那么我们首先要让他们爱国，但是，如果他们的国家对他们与外国人一样只分配给他们那些和外国人的份额一样的东西，那么他们又怎么能爱这个国家呢？”
　　于是我想，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我们到底要的是什么？我们要的是能够公平地争取机会，是对自己的生命、财产有一种安全感，是我们的人（和谐）权、尊严能够得到保障。
　　然而现状是什么呢？
　　我觉得是权力在与民夺利，就像是一场裁判也在参加的足球竞赛——权力已经进入了市场。“红顶商人”们可以享受种种优惠，可以轻易取得公共资源等等。
　　改革开放三十几年，经济发展了，财富积累了，但在分配上，谁又是最大的受惠者呢？正是那一顶顶大大小小的“红顶”以及跟他们有各种关联的群体，而付出最多的却是广大的工农和基层职员。经济越发展，贫富差距也就越大，百姓的生活虽然跟着好了，但不满情绪反而越来越大——竞争不公平了，财产不安全了，人（和谐）权更是得不到保障。
　　杨继绳老先生说：“公共权力应当在更高层次上体现大多数人的利益。它应当公正地对各种利益个体进行管理、监督、协调。不能参与到利益个体中去。权力一旦进入了市场，就是去了公正，也就失去了管理社会的合法性。”
　　苏哈托在印尼执政期间也是，让自己手中的权力进入了市场，苏哈托家族几乎插手了印尼方方面面的经济领域，结果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外媒评价“印尼廉洁官员凤毛麟角，想要找一个手脚干净一点的，难似大海捞针。”苏哈托也是提倡反腐倡廉，但最终也是只能流于形式。因为根本问题并不在于喊几句口号，也不在于打下几只“老虎”，关键是高度集中的权力体制能否打破，权力能不能受到制衡——“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
　　现在的中国和当年的印尼很有相似之处，经济是市场化了，但权力依然高度集中，社会是法治了，但民主化程度不高，没有民主的法治不过是掌权者的程序游戏。既得利益者为了保障自己手中的利益，并且让利益能够更扩大，社会也就更加不公平。
　　还是套用杨继绳老先生的一句话吧“要走出这个困境，必须建立宪政民主制度，用民主来制衡强制群体。”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我们的国家能够真正出现公平、公正，我一定会大声的告诉所有人“我深爱着我的祖国”。
      此文观点大多来源于杨继绳老先生，在此特向老先生致敬。

不错 挺好的

太多讲政治的了，不敢发表言论

我们的国家能够真正出现公平、公正，我一定会大声的告诉所有人“我深爱着我的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