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帖最后由 建瓯-一蓑烟雨 于 2014-8-8 22:18 编辑 建宁县的方言属于闽赣方言区。宋代以后，建宁和邵武、光泽、泰宁四县一直是邵武军、邵武路、邵武府的辖县。一千年来，这一带几经战乱，大量江西人来此做工、营商和定居，两省边界居民的社会生活往来也十分频繁，这种共同的历史使邵、光、建、泰四县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方言区，其共同特点是保留了一些闽方言的成分，而接受了更多的赣方言的特点，也就是说这里的闽语，已经赣语化了。称它为闽赣方言区，既把它定性为赣方言，又说明它是分布在闽境，而且带有某些闽方言的成分。 在四县闽赣方言之中，建宁话是保留闽方言成分最少的。究其原因，这里自古以来交通不便，和本省诸邻县往来较少；而西部、北部与江西省的长段边界上却有31个关隘，山道纵横，处处可通。从唐代的黄巢起义和近代的太平天国革命，到本世纪三十年代的工农红军武装革命，这里都是闽赣两省连片相通的革命根据地。四县之中，先后来此定居的江西人也最多。直到新中国建立前，在这里从事商业、手工业的几乎全是抚州人。就现状说，这里和江西南丰、黎川一带的农贸往来比和福建邻县往来更多。因此，建宁人听抚州一带江西话比听邵武话、泰宁话更加方便。应该说，建宁话是福建境内最纯粹的赣方言。 红色苏区革命摇篮 建宁中央苏区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新中国缔造者亲自创建的，是闽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中心，是中央苏区的东北门户，是全国百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之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演绎了一曲曲感天动地的革命壮歌。 1931年1月，红一方面军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挥师东进扩大战果，进入建宁西北地带开展筹集粮款、扩大红军等工作，首次在建宁建立了10多个乡村苏维埃政权革命委员会和桂阳、宁源两支游击队，开辟了建宁西北部游击区。同年5月31日，红一方面军以建宁城最后一战结束了第二次反“围剿”，随后毛泽东、朱德率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总前委进驻建宁城北溪口天主教堂，领导红军和建宁人民创建建宁苏区，先后成立了建宁县人民革命委员会、5个中心区苏维埃政府和70个乡苏维埃政府，组建了各级工会、农会、贫农团、妇女会、独立团、游击队、赤卫队、少年先锋队等革命群众组织和地方武装，并在全县农村开展土地革命，按人口分配了土地，建宁成为中央苏区的一部分。这时，国民党又组织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红军从建宁等地千里回师赣南，建宁复为白军所占。1932年10月，国民党开始组织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红一方面军从广昌发起建（宁）黎（川）泰（宁）战役并取得胜利，建宁第二次获得解放。之后，建宁苏区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进入鼎盛时期，成为建黎泰苏区和闽赣省的核心区域，成立了领导建宁、黎川、泰宁三县的中共建宁中心县委。1933年9月，国民党调集50万兵力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占领黎川县城，中共闽赣省委、省政府和省军区从黎川迁入建宁县城。1934年1月至5月，红军在建宁组织了邱家隘、将军殿、雪山栋、武镇岭、驻马寨五大阻击战，最后建宁县城失守，主力红军陆续撤离建宁，建宁县委、县苏和地方武装转移到建宁西北地区坚持斗争。 在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中，建宁人民始终与中国共产党同呼吸共命运，特别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地处闽赣两省交界的建宁，是中央苏区的东北门户和重要战略要地，是连接闽西北与赣东北苏区的桥头堡，是保卫中央苏区开展反“围剿”斗争的主战场，在整个中央苏区中有着极其特殊的地位和重要的作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先后在这里从事革命实践，建立了革命根据地、苏维埃政权，开创了无产阶级革命光辉事业。当时仅4万人口的建宁就有7000多优秀儿女参加红军，其中绝大部分都在革命斗争中壮烈牺牲，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做出了巨大贡献。 建宁是锻造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军事家的摇篮。在革命斗争岁月中，建宁锻造了一大批功勋卓著、智慧超群、品德高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锻炼了一大批人民军队的高级指挥员。开国十大元帅中，除贺龙、徐向前两位元帅，其它八位均到过建宁指挥红军作战。据《中共建宁党史年表》，到过建宁工作的红一方面军军、师、团级指挥员中，有名有姓的就达175人，其中许多指挥员成长为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甚至成长为新中国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物，如杨尚昆、王稼祥、谭震林、左权、宋任穷、黄克诚、杨成武、耿彪、杨得志、张爱萍、伍修权、刘亚楼、李克农、粟裕、程子华等。建宁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记下了他们叱咤风云的雄姿，也磨砺了一代伟人的堪称典范的意志品质。这时期，中共建宁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在红一方面总前委的领导下，先后组建了游击队、赤卫队、模范少先师、南广建独立团、建宁独立团、里心独立团、建黎泰独立师等军事武装组织，成立了工会、农民协会、共产主义青年团、互济会等群团组织。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英雄的建宁人民与工农红军肩并肩，心连心，建立了深厚的“鱼水”之情。至今，在建宁还流传着“百口莲塘吐清香”毛委员挖莲塘的故事，流传着周恩来“让鱼”、朱老总力排众意保护万安大桥等佳话。 建宁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反“围剿”后的筹粮之地。1929年12月，古田会议结束后，朱德率领一、三、四纵队，毛泽东率二纵队先后撤离闽西开往赣南。这次战略转移，一部分队伍路过建宁县的伊家湾、山下、客坊、中畲等乡村，为日后的筹粮、筹款、扩红工作奠定了基础。1930年10月，国民党军取得中原大战的胜利后，着手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和红军进行第一次大“围剿”，战役于1930年12月底打响，红军经过5天浴血奋战取得第一次反“围剿”胜利。战后，红一方面军于2月19日派红十师的第三十团（政委肖华）进入建宁县的里心、芦田、宁家源、水南桥、岩上、贵阳、陈余等乡村，开展群众工作，并组建了桂阳游击队、宁源游击队和乡革命委员会。 建宁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次反“围剿”的完胜之地。1931年5月16日，第二次反“围剿”战役打响，红一方面军自江西的富田向东横扫，“七百里驱十五日”，在连续取得白云山战斗、白沙战斗、中村战斗和广昌战斗“四战四捷”的战果后，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总部于 5月29日到达建宁的里心镇，31日下午六时攻下建宁城，彻底粉碎国民党第二次军事大“围剿”。当晚，毛泽东、朱德率总前委、总司令部进驻建宁城北溪口天主教堂，毛泽东兴奋地写下了《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的光辉篇章。在溪口天主教堂，毛泽东一住就是44天。 建宁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三次反“围剿”的准备和决策之地。第二次反“围剿”结束后，毛泽东、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以建宁为中心，在闽赣边界各县组织开展扩红、筹款和扩大根据地工作，随时准备迎战国民党的第三次军事大“围剿”。在建宁期间，毛泽东一方面密切关注军事斗争形势，研究军事新形势，连续给边界工委、红十二军、三十五军发出三封指示信，于7月上旬在溪口红军总部召开军事会议，作出“千里回师”赣南的战略决策，并发布第三次反“围剿”动员令；一方面又深入乡村群众了解民情，发展生产，为第三次反“围剿”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物资准备。 建宁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次反“围剿”的指挥中心。1931年“9·18”事变爆发，蒋介石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向苏区发动大规模军事“围剿”。1932年9月下旬，国民党下达第二步“剿共”计划。10月上旬，毛泽东受排挤，被迫离开红一方面军领导指挥岗位。10月16日建黎泰战役打响，18日下午中央纵队红一军团击溃建宁县城守敌周志群部，第二次解放建宁。攻克建宁后，红一方面军的指挥机关随即迁驻建宁县城，代总政委周恩来进驻城内县衙后“小白楼”（即现在的周恩来同志旧居）。这一住，周恩来在建宁工作生活了一年零二个月四百多天。这一时期，以周恩来为核心领导集体，顶住了党内“左”倾势力的压力，采用“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和“各个击破”的战略战术，指挥7万红军打垮了国民党50万人马。接着，又于1933年1月，成立了中共建宁县中心县委（下辖建宁、黎川、泰宁三县）；于1月28日，成立了建宁县苏维埃政府，随后成立了10个中共区委会、区苏维埃政府、区游击队和72个乡苏维埃政府；于1933年12月12日，召开闽赣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建宁县文庙，正式成立闽赣省苏维埃政府。至此，建宁成为了整个中央苏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核心区。 建宁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重要战场。第四次“围剿”失败后，国民党于1933年9月，纠集50万兵力、100余架飞机，兵分四路向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军事大“围剿”。由于“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的错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苏区大面积失守。1933年10月底，闽赣省党、政、军机关迁驻建宁县城。1934年1月至5月，为保卫中央苏区，红军在建宁先后组织了邱家隘、将军殿、驻马寨、雪山栋、武镇岭等五大阻击战。建宁五大阻击战失利后，红军被迫向中央苏区腹地收缩，最终踏上万里长征的漫漫征程。1934年5月，随着建宁五大阻击战的失利和建宁城关的失守，中共建宁县委、县苏维埃政府机关和地方武装约300人迁驻客坊乡水尾村，在建宁人民群众的支持下，配合闽赣省军团第二作战分区，在建宁西南边界开展游击斗争。1934年11月，建宁游击队在水尾与广昌县独立团等合编为闽赣基干游击队，约1000人，游击斗争一直坚持到1935年6月。 建宁还是红一方面军无线电总队和红一、三军团山炮连的诞生地。1931年1月，红一方面军以第一次反“围剿”中缴获的一部半电台成立了无线电小队，但这一部半电台还不能建立无线电通讯，只能用于监听敌情。同年5月，红一方面军在第二次反“围剿”缴获三部电台、山炮5门。5月31日晚，红一方面军在建宁召开第5次总前委会议，决定成立红一方面军无线电总队和红一、三军团2个山炮连。6月，红一方面军无线电总队和红一、三军团2个山炮连在建宁成立，并在建宁实现首次无线电通讯，建宁也因之成我军无线电事业的发祥地和炮兵的诞生地。  |
国外号码请输入国家代码，收不到验证码，联系管理员微信:zhb71716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