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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城——青海湖畔的两弹基地

                                                                 文章来源：李成虎《中国国家地理》


1964年10月16日晚上,当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传到青海湖畔的金银滩草原时,一些投身原子弹研制工作并于此坚守多年的人竟然不知道这威力巨大的武器是在哪里制造的。3年之后,氢弹也在金银滩如此保密的氛围中完成了全部武器化进程。
中国为什么会选择这曾诞生过著名情歌《在那遥远的地方》的浪漫土地来担当两弹基地?40多年前在那里人们遇到并克服了什么样的困难?春节前夕,本文作者陪同曾在那里工作多年的唐信青先生回到故地,一段尘封的记忆由此渐渐浮现……



2005年12月下旬,在青海省东部,冬天似已走到尽头,天气晴朗而温和。从省城西宁往西,过湟源县再往西北,海拔渐渐升高,从我们的车窗外一晃而过的地名变成了金滩乡、银滩乡和三角城。221厂快要到了,扑入眼帘的是一望无际的金色草原和大片高低错落的楼宇。大抵因为重回故地,在车上一直声音宏亮、侃侃而谈的核武器专家(他总是谦虚地称自己只是个技术人员)、现已年届70的唐信青嗓子忽然嘶哑了。

两弹基地的选址理由
1963年,当年轻的唐信青和许多与他一样心怀梦想的人来到三角城所在的金银滩草原时,三角城这个地名已在中国地图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保密单位——青海矿区国营221厂。厂外的人都以为那只是一个重要的矿区。那时他才大学毕业不久,服从分配来到221厂,立刻穿上了刚领到的大头皮鞋、棉衣和棉裤。他并不知道自己将要做什么,更没有想到自己会在这个地方结婚生子,一待就是十几年。
最初让他感到新鲜的是这个地方的环境:“我们下车的地方是三分厂,也叫编组站,可是那儿连个站台都没有,不像车站。晚上住进了筒子楼,4个人一个房间。第二天早上天气很好,我发现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面前都是一片开满野花的美丽草原,其后则是连绵起伏的山峦。我暗自赞叹这里的风景还真不错。”
的确,金银滩是典型的四面环山的平缓草原,幅员约1170平方公里,平均海拔3350米。它的北侧、东侧是绵延的达坂山,西侧、南侧是著名的日月山,西面不远则是烟波浩淼的青海湖。在雪山融水的滋养下,金银滩上牧草丰美,生机勃勃,那时还有许多现在难得一见的野生动物。“我的一个同事晚上一个人回宿舍,还遇到了狼呢,狼跟了他一路!幸好草原上的狼不吃人。”唐告诉我。
翻开中国的核工业史可以看到,1958年初中国已开始筹建第一个核武器研究院。局外人很少知道这所研究院,而知道它的人如果需要提及这个院时也只是使用其代号:九院。起初九院的总部设在北京,名曰北京核武器研究所。后来九院院长李觉带着他的同事和苏联专家一起“跑遍了中国的大西北”,进行了广泛的调查、认真的分析、概括和总结,选址青海金银滩成立了西北核武器研究设计院。北京核武器研究所主要人员陆续搬迁过来,九院的总部自然也设到了金银滩,因保密需要,对外称“221厂”。221厂的厂区处于金银滩草原的中心地带,占地约570平方公里,但保密的区域遍及整个草原。其时,李觉担任了厂长,他的主要副手有三位:吴际霖、郭英会和朱光亚。
影响这个最后抉择的主要因素有三个:
其一,从大环境看,青海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非常合适。仔细审视中国地图,你可以发现青海的位置是如此的奇特。她远离北京,对内地许多人而言好像边疆一样遥远而又陌生;她又远离任何一条中外边界,对于新疆、西藏等边疆省份而言,好像内地般亲切,但对于我们所有的邻国而言,也是遥远而陌生的。
其二,从小环境看,金银滩草原非常符合美国的原子弹之父——罗伯特·奥本海默制定的核武器研制基地选址原则。在美国的洛斯阿拉莫斯国家研究所选址时,奥本海默一直强调的核武研制基地的要求有:外人难以进入,但是内部通信必须自由,可以进行严密的控制以防泄密;核武器的研制并不需要太大的设施,所以可以牺牲舒适环境以确保隔绝。最终,奥本海默为这个研究院选址在险峻的赫梅斯山脉东部的克里斯托山下。实际上,只要简单地改变一下相关的山名等,金银滩就和洛斯阿拉莫斯国家研究院所处的环境一模一样。另外,1958年时,金银滩上原本总共仅有1700多户、近9000名牧民和27万头牲畜需要外迁。这也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同时它距离西宁只有100多公里,物资供应较为便利。
其三,苏联专家对此也无异议。
唐信青到金银滩的时候,这里可能比我们现在能看到的还热闹:221厂的组织结构已经非常明晰,由7个不同功用的分厂构成,基础设施基本完备,数幢高大的厂房林立,各个分厂有序地投入了“生产”,约有2万多人活跃在这片草原上。
在这次原子城的实地采访前,我跟唐一起去西宁市德令哈路221厂职工宿舍拜访了5位老人:张凤诚、朱深林、石传贵、刘兆民和刘继群。他们都比唐信青去221厂早很多。譬如刘继群,他1958年底就到了金银滩。那一年,***刚提出“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中国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而机械工业部刚提出了“全民办铀矿”,李觉刚带领一批人选定金银滩,基地的建设也是刚开始。“当时牧民刚迁走,金银滩上什么都没有。”这是221厂留给刘继群的第一印象,“我们只能住帐篷、吃青稞,不够吃就挖野菜。”
还有张凤诚。他是1960年到221厂的,还记得从东北老家过来的途中坐了好些天的火车,“过了兰州,改乘汽车,周围的景象越来越荒凉了,山上光秃秃的,连棵草都没有。我也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就有些想家了,鼻子酸酸的。”
那时的金银滩好像一个巨大的建筑工地,驻扎了4个大型的建筑公司,但张凤诚等只能住干打垒(一种简易房,建造时只需在地上挖个四方的坑,把四壁夯实,再加上顶篷)。他们奉命在厂区植树,但是这片高海拔的草原风沙猛烈,从前一棵树也没有,他们种下的大多数树苗“一年青,两年黄,三年只能进伙房”。没想到还是有一些树苗和他们一起挺了过来,厂区渐渐像个样儿了。
转眼间,我们的车驶进了昨天的221厂、今天的西海镇,径直奔向两弹博物馆。跨进该馆大门的时候,唐信青讲起了当时221厂的保密制度。他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1964年10月16日,当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传到青海湖畔金银滩草原时,他的一个同事,一个投身原子弹研制工作并于此坚守多年的人竟然问:威力这么大的武器,是在哪里制造的?

原子城——青海湖畔的两弹基地（2）


这是一个非常简陋的博物馆,建在一幢3层小楼里,占用了其中的第二层和第三层。小楼从前是221厂的图书馆。这个图书馆对唐而言意义重大。40年前的每个星期天,到图书馆看书是他惟一的业余生活,而且就是在这图书馆,他邂逅了一位美丽的女士。这位女士竟是厂里最高领导之一吴际霖的女儿!后来他们结了婚,共同进步并厮守至今。
当然,221厂多数的员工都没有这么幸运。因为需要绝对保密,爱情变成了极度奢侈品。员工们不能带家属同往221厂,也不能告诉任何人自己在哪儿、做什么工作。每个人都领到了一个保密手册,这个手册绝不能随意跟人分享,不同的分厂之间也相互绝对保密。
那个年代的金银滩草原,四周群山包围,只有从西宁过来的一条路、一个出入口,非常适于保密。这方面有许多让人唏嘘的故事。譬如有一次221厂某领导要进入二分厂,但是忘了带通行证。哨兵尽管认识他依然坚持原则拦住了他,告知没有通行证“绝对不许进入”。更离奇的是,北京一对夫妻分别接受任务都到了221厂工作,但他们果真没有告诉对方自己去了哪儿。他们给对方写信时,信件都得从北京某地转一大圈儿后才能递到对方手中,所以两人饱受相思之苦。在原子弹成功爆炸之后的庆功晚会上,他们惊喜地发现了对方:原来他们工作的地方仅仅隔着一堵墙……


这个严格的保密制度直至1987年221厂宣布退役才告解除。大概在1974年,221厂原职工韩乐发得了癌症,住进了特护病房,医生想了解他的病因,就询问他从事过什么样的工作,但韩乐发坚守住了秘密直到不久后病逝。

无名英雄的记忆碎片
在两弹博物馆里,我看到了许多画质粗糙但内容生动的老照片。在一张照片上,几个刚刚到达221厂的女青年从卡车上下来,手里拎着的行李不过是一个网兜,网兜里装着脸盆;另一张照片上,七八个工人穿着白大褂、带着大口罩站成一排在操纵机器,看起来次序严整、表情极其严肃认真……还有一张老照片上出现了苏联专家,苏联专家也是满脸认真。在221厂基地建设的时候,他们还是帮了些忙,所以221厂建筑的样子,和苏联的核武器基地有些相像。但是说到原子弹和氢弹本身,他们总是缄口不言。
美国人约翰·W·刘易斯为了撰写《中国原子弹的制造》采访过大量的当事人。他这本书中有一段让人忍俊不禁的对话,从这段对话可以看出当年苏联专家是如何帮助中国人的,简单摘录如下:
……
他向生产核部件的苏联专家请教,却得到了一声轻蔑的回答。
这位专家对他的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这个嘛,你不必知道。”
对他的第二个问题,专家回答:“小伙子,别着急嘛!”
他鼓起勇气又提问题:“请问产品是什么样儿?”
回答是:“跟西瓜皮一样。”
最后问:“如何装呢?”
回答:“就跟你们中国人包苹果一样。”
……
实际上,中国第一颗原子弹代号“596”,是一颗争气弹。因为1959年6月苏联就单方面撕毁了帮助中国研制原子弹的合同,开始撤走在华专家,并且恶言相加:“中国人五个人穿一条裤子,还搞什么原子弹!”为此陈毅元帅讲,中国人就是当了裤子,也要搞出原子弹。结果金银滩上的221厂真的仅凭着自己就搞出了原子弹,而且在之后2年8个月,还搞出了氢弹。值得比较的是,从原子弹到氢弹,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7个月,美国用了7年4个月,法国用了8年6个月。
创造出如此奇迹的当然是人。除了李觉、吴际霖等抓基地建设、人员组织安排,除了著名科学家邓稼先、王淦昌、郭永怀、彭桓武、朱光亚、周光召、陈能宽、于敏、程开甲等致力于尖端科学的理论研究,还有许许多多并没有青史留名的人在那儿默默工作、为之奉献了一生中最美好的青春时代。
唐信青就是其中之一。他曾在一分厂105设计部大楼从事可靠性研究工作。一分厂主要负责引爆控制系统、弹体结构以及核材料的设计、研制。他参与了原子弹各部件的性能测试,但对于工作的艰辛,只字不提。他带着我们走进了今天的105大楼。那是一幢迄今依然非常结实的6层高楼,当年曾经是中国西北地区最漂亮、最高档的大楼,楼里甚至安装了电梯,采光很好,层高约有四五米,愈发让人觉得高大、空旷,但是墙面已经开始脱皮,用了好木头的门和窗也丢得差不多了。几个装修工人似乎正在奉命拆除当年铺设的木地板,但他们说不清为什么要拆除、这幢楼现在要做什么他用。
我们爬到了楼顶上,惊奇地发现从这里几乎可以看到221厂的全貌。不远处是二分厂、四分厂、海北藏族自治州政府气派的大楼和建筑密集的生活区,远处则是六分厂、七分厂和金色的草原上缓缓移动的羊群……
张凤诚也属于一分厂,他从事原子弹外壳的加工。他告诉我,他所在部门的主任裴玉成是这样工作的:检查某原子弹部件是否合格时,裴需要一个一个地拿到眼前仔细地查看。为了方便也为了省时,他连手套都不愿意戴,遇到不合格的就随手往身后的一个废品堆扔过去。然而原子弹产品毕竟具有辐射,这严重地影响了他的健康——现在他身上有一个阑尾手术的伤口,老是不能愈合。
我们去二分厂的时候,遭遇了闭门羹,打了一圈儿电话才知道,可以从旁边的一个窗户跳进去。因为舟车劳顿,唐已经非常疲惫了,我们没有让他也去跳窗。二分厂包括炸药研制和总装车间,厂房大都属于半地下掩体结构,屋顶植有草皮,以利于隐蔽。穿过二分厂几个半地下的车间时,阳光从一根根廊柱的间隙投射进来,在空荡荡的地面上形成了“光栅”的图案,让人恍若梦中。

原子城——青海湖畔的两弹基地（3）

我先后在西宁采访的老人中好几位都是二分厂的:刘兆民和石传贵,搞了一辈子的炸药;朱深林,在205总装车间负责装配。
“那时大家都叫我小石头。我来告诉你炸药是怎么搞出来的。炸药嘛,把TNT和黑色锌按照一定比例放在一口大锅里,我们就像卖糖炒栗子的人一样,拿个大铲子不停地翻炒,后来就‘炒’出来了。”石传贵非常健谈,“这个工作有辐射的危险。我们进厂时都要喝一杯糖开水(保健措施),换上工作服,戴12层的口罩,裸露的面部擦一层厚厚的凡士林。可是出来时12层口罩全部都是黄的,嘴唇是紫的,洗个澡换了衣服喝一杯牛奶(保健措施)再回宿舍。后来体检时201一个车间就查出了70多个职业病,别的车间都不敢查了。”
接着,朱深林讲述了另一个让人震惊的故事:“在一次装配中,炸药球在高空架子上没有搁稳,掉下来了。一位姓黄的同事立刻奔过去,还好,他一把接住了这个球——要是他接不住,我们早就炸成灰了!他哪里来得及想那个炸药球有没有辐射啊。”
在他们的印象中,221厂发生过几次小小的爆炸,死了12个人,而烧伤事故经常发生。石传贵即曾有一次被硫酸严重烧伤,受伤面积达全身皮肤的25%,不得不休养1个月。因为保密制度,他告诉来医院看护他的妻子,烧伤是因为炼铁时不够小心,以后注意一些就没事了。
从二分厂出来,我们去了221厂主要的爆轰试验场地——六分厂。六分厂也常被称为靶场。连接各个分厂的厂区公路建于40多年前,路面质量还不错,我们的车子开得飞快。
1963年11月20日,221厂第一个试验成品在二分厂205总装车间完工后,朱深林和他的同事又把它拆开,分成了几个安全的部件,分装到不同的车辆上。载着这些实验品部件的车队就是从这条路前往六分厂进行试验的。
当时,“李觉和吴际霖乘坐的吉普车走在最前面,陈(能宽)博士和苏(耀光)副总工坐在一辆小轿车里,他怀里抱着珍贵的试验部件。这些部件都用毯子包着以防震动。原子弹最主要的部件装在一辆专用车里。遵照吴际霖的指示,在最主要的部件下面放了两个紫红色的长沙发来减震”。车队到达试验场的时候,工人们得把原子弹重新组装起来。最后插雷管的时候,李觉发现那个负责插雷管的总装工人战战兢兢地非常害怕,“他就搬了一个凳子坐在炮轰塔下面说,你好好地插,插上了咱们俩一起离开。”
这次试验的成功使整个221厂弥漫着节日的狂欢气氛。同时,它拉开了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的序幕。此后,直至1987年的24年间,这个靶场总共进行了数十次核试验。实际上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诞生前的所有模拟爆炸和冷试验,都是在这里完成的……
今天,在当年试验时用于控制和监测的隐蔽体西侧,建起了一个原子弹的简单模型:一个高约30米的银白色三角金属架,支撑着一个直径约一米的银白色金属圆球。这明晃晃的金属球按照第一颗原子弹的尺寸制作而成,在空旷的草原上映照着四周的景色:日出日落,春来春去,草原绿了又黄、黄了又绿,牛羊和看客时来时走,铁锈色的隐蔽体上弹痕累累……
第二天,我们又去了三分厂(负责物流和客运)、四分厂(主要包括火电厂,该厂目前仍在为西海镇供电)、五分厂(221厂的大仓库)和七分厂。七分厂负责核物理和放射性化学试验。厂房已经相当破旧,在一堵斑驳的墙壁上,唐发现了一则使他感怀的文革标语:吴王庙已在风雨飘摇之中。吴,指的就是他的岳父吴际霖。成功研制两弹的金银滩草原也没能回避那段伤痛的历史,他还没能抹掉脑海中家人被批斗和折磨的悲哀记忆……


航天时代的两弹基地
对于来到221厂工作的多数人而言,当年的他们只能服从命令、服从调动,绝没有勇气拒绝。同时,石传贵还说221厂的待遇确实极具诱惑,“你想想,60年代初,我在沈阳的工资是每月63元,但调干的人说221厂是82.5元,还发许多劳保用品。比如毛料的中山装。我感觉那样我就能打扮得跟干部似的,不像工人了。为了82块5我也得去啊。”
按照现在的说法,82.5元只是起薪,以后还会加薪,果然几年后他们的工资就涨到了100多元。唐信青记得干部们能拿300多元,而自己一开始就能拿100多元,“我回西宁、回北京,常常去饭店吃饭,一年拿回1000多元钱来,感觉怎么也花不完。”
在他们的回忆中,虽然当时的工作环境并不好,也缺乏对核辐射的防护,但政府已经把最好的待遇给了221厂,给了他们。譬如,221厂的电影院在当时中国西北地区堪称首屈一指的豪华,全部座椅都是真皮的。最让他们念念不忘的是,在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全国都吃不饱,国家还特意多次给221厂调拨稀罕的食品,其中一次就有上百万斤黄豆和4万只羊。
1987年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下文撤销221厂。1995年5月16日,新华社向全世界播发了“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已完成历史使命、全面退役的消息。这里成了世界上第一个退役的核工业研制基地。在核废料集中填埋,经严格检验之后,这片土地重新交回了地方政府。
去221厂之前,一个朋友善意地提醒我应该携带拉德核辐射测量仪。我也曾经想过,核废料的填埋是一件复杂的事情,金银滩真如资料上所说那样没有核辐射了吗?很快,我否定了这个猜疑。1993年海北藏族自治州还把州府从门源县浩门镇搬迁到了西海镇呢!这两次去金银滩采访看到的景象进一步打消了我的顾虑:冬日里,金银滩上的牧草泛着耀眼的金光,而成群的牛羊好像跌落在地上的云彩;街巷上不时走来身材健壮、穿着入时、脸色红润的本地姑娘,她们让我想起更早以前王洛宾在金银滩谱写的著名情歌《在那遥远的地方》。

原子城——青海湖畔的两弹基地（4）


直至今日,221厂的四分厂、电影院、职工医院等还在继续发挥功用,而三分厂已改建成了铝厂;那条曾经运出了中国第一颗核弹头的“上星站”铁路旁,铺设了兰(州)西(宁)拉(萨)光缆;公路也拓展了,315国道向北一直可以到祁连县、到甘肃、到新疆;221厂,成了重要的旅游资源,图书馆改建成了两弹博物馆,六分厂的隐蔽体内设置了蜡像复原展览,人们给这片土地取了新的名字:原子城。
曾经参与两弹研制工作的221厂人,一些去了四川的绵阳,在那里继续九院的事业;一些被安置在西宁市德令哈路的221厂职工宿舍;还有一些回到了北京或自己的家乡。唐信青选择了北京。回到北京之后,他一直想重回金银滩看看,但年事越来越高,对重回高海拔地区越来越心存顾忌。上一次回去已是十年前的事了。
刘兆民的家大约80平方米,但可能已是其中相当宽敞的一户。因为我们从原子城回来再去德令哈路拜访老人们时,大家还是聚在他家8平方米大的客厅里。他们的退休工资大约每月1600元,听说去了绵阳的原同事工资又涨了400元,只能艳羡不已。
他们都因为曾为两弹工作而自豪。譬如张凤诚说他年轻的时候,只流过两次泪,“一次是去221厂的路上看路边荒凉的风景非常想家,我流了泪。还有一次,就是听说原子弹爆炸成功,我高兴得流了泪。”可是已经年迈的他说着说着,忽然又流泪了。
他们都在工作中落下了一些毛病。唐信青在20多年前刚过40岁的时候,忽然在一个晚上头发全白了。朱深林付出的代价最大,他的眼睛患了“TNT晶体浑浊”,看见稍强一点的光就会流泪,他的几个孩子生下来就有残疾。
还好,像朱深林就特别想得开,“都‘神州六号’啦,两弹已经是过去啦。虽然现在的大学生一毕业就比我们挣得多,但是想想为此献身的那些人,我们能活下来也算是幸运儿了。”



221厂各分厂位置示意图
40多年前建设在金银滩草原上的这个两弹基地主要由7个分厂组成(其中五分厂包括铀库等仓库,在图中无法具体标注)。此外,221厂在生活、内部通信方面也功能完备,俨然一个小小的社区。



图中冒着白烟的地方是火电厂,属于221厂的四分厂,负责给整个厂区供电,迄今依然在发挥功用,为西海镇供电。宛如屏风般耸立在火电厂之后的是达坂山。平均海拔近4000米的达坂山属于祁连山系,它在北侧和东侧包围了221厂所在的金银滩草原。实际上,站在221厂往任一个方向看去,景象基本全部如此:厂房矗立在草原上,其后则是连绵不断的山峦。



在一分厂105设计部大楼的地下室,摄影师发现了刚拆下来不久的大吊灯。沾满灰尘的多头吊灯好像巨大的莲蓬,它们堪称昔日光荣的象征:这幢楼曾经是中国整个西北地区配置最高档、最豪华的大楼。



这张珍贵的黑白照片能让我们看到当年的工作场景和氛围:几个221厂人围在科学家邓稼先的身旁,聆听他的指导。这张照片颇有一些摆拍的痕迹,然而淋漓尽致地表现了221厂人的朴实和认真。



孕育了两弹的221厂也没能回避那段悲痛的历史——七分厂内,斑驳的墙壁上,还清晰地保留着文革时期的标语“吴王庙已在风雨飘摇之中”。这行标语勾起了带我们前往221厂探访的核武专家唐信青心酸的回忆。标语中的吴,指的是他的岳父、当时221厂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吴际霖。吴际霖后来被迫害致死。

一大群羊在靶场上缓缓移动,步态雍容。它们享受着金色草场,同时验证着这片土地的安全性。图中外壳为钢板的建筑就是隐蔽体。
摄影/单之蔷



在隐蔽体内,为了发展旅游,当地旅游局用蜡像复原了当年221厂人的工作现场。这是其中的总控机房,在六分厂进行试验时的核按钮就在这个小小的房间里。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爆炸成功了,这朵渐渐升起的蘑菇云是那个年代多少中国人的梦想啊(左,摄影/孟昭瑞)!爆炸成功立刻沸腾了现场,大家兴奋地鼓起掌来(上)。很快,消息传到了北京。周恩来即刻告诉当时正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排练的几千名文艺工作者说:“大家可以尽情地欢庆,但可要小心别把地板蹦塌了。” 这个消息还引起了世界的震惊,因为这颗当量2万TNT的原子弹采用了向心聚爆技术,这种技术在当时还没有几个国家能够掌握。这颗原子弹和后来的中国第一颗氢弹都是在金银滩上的221厂设计制造出来的。

原子城——青海湖畔的两弹基地（5）


1967年6月17日,中国的第一颗氢弹也在罗布泊的上空爆炸成功。 这标志着中国核武器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对此,中国核武器发展计划的领导人——聂荣臻元帅后来回忆说:“我为我们这样一个长期落后的国家终于拥有这种尖端武器而感到欣慰和自豪。”
摄影/孟昭瑞



40多年前221厂人最主要的防护工具是12层的大口罩。可是工作一天结束时,12层口罩全都会被污染物浸透。这或多或少会影响他们的健康。(上)



保密制度,尽管只是一张纸,但在221厂人的心中是必须遵守的纪律,久而久之还形成了习惯;手摇计算机可是宝贝,当年跟两弹相关的所有数据差不多都是用它摇出来的;防毒面具,是那时最好的核辐射防护工具了,一般的车间并没有配备……这些都是今天的西海镇两弹博物馆里收藏的珍贵文物。(右)

我以前在3分厂上班{:5_133:}

想起放暑假时去那里的同学家，指觉得那里草原太漂亮了，采蘑菇、骑牧民放的马，原还打算几个人翻山到青海湖，后因草原鼠疫作罢，玩的特开心。却不知那个地方对中国核武器产生的巨大影响力。后来听说的金银滩原来就是指那个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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