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帖最后由 雪岭岩羊 于 2009-7-10 22:45 编辑 援华空军英雄——华莱士 2004年 2月16日，我校的美国学生在教师卢百可先生的带领下发起了“宜良寻访二战美国援华空军英雄——华莱士”活动。曾经被遗忘了60年的二战美国援华空军英雄——华莱士终于又回到了人们的记忆中。 华莱士（1919、3—1944、6）美国飞行员，中尉。1943年底离开年迈的父母和年轻的妻子，奔赴中国战场参加抗日活动。1944年6月10日，他驾驶B－24轰炸机和其他七名机组人员从桂林机场起飞前往长江以北执行轰炸日军的任务。返航时，由于桂林机场受到日军控制，他们无法降落。次日凌晨三点左右，误把宜良当成昆明，在下降盘旋的过程中，飞机油料耗尽，在这关键时刻，华莱士沉着驾机，把生的希望留给其他七名战友，让他们先跳伞离开，而死神却向他逼近。他最后一个跳伞时，不幸终于发生，由于高度不够，降落伞未能打开，华莱士壮烈牺牲，年仅25岁。 事隔60年，热衷于追寻二战援华抗日老兵的故事中央民族大学美国教师卢百可先生在中国朋友们地大力帮助下先后几次寻访华莱士的受难地，带领着在中央民族大学留学的美国学生终于找到了确切地址——宜良县清水塘村，并找到了当年七名飞行员迫降地点和逗留过的村子——宜良县卢家营，以及当地村民用当年的飞机残骸铸造的铁盆等物证。由于华莱士没有后代也没有亲人在世，卢百可先生自己捐资设立了纪念碑，并和村民一起为华莱士取了个中国名字——李树华，希望这位为中国牺牲的英雄能永远安眠在中国的土地上，卢百可先生用他的行动教育他的美国学生勿忘中美友好历史，也提醒着我们和平来之不易，中美友谊应该时代流传。 资料来源：https://diec.cun.edu.cn/tupianxinwen/e.htm（云南报道 2006-0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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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美国大兵的故事- - 为了60年忘却的纪念 --一个美国人云南寻找一位二战老兵牺牲地的故事 一 清晨，有人跳伞 1944年旧历5月初的某一天，芒种刚过，正是插秧的好时节，大清早有些晨雾，天灰蒙蒙的。云南省宜良县北羊街乡的村民们早早地起来到田地里干活，其时虽战事频繁，但丝毫没有影响人们对日常生活的专注。 出韩文秀村往北羊街方向大约3公里地方，有一座小山，山上长满了茂密的松树，裸露的岩石突出一角形如鸡冠，远望似一只蓬勃着羽毛的公鸡，当地人由此称之为鸡冠石。鸡冠石三面又环山，山下是吕广营村杨家的坟场，温培仁一家就住在鸡冠石西面相对的山坡上。 早晨6时多，温培仁早早地起来，准备到地里插秧，正在收拾东西，突然听见头上传来巨大的轰鸣声，“又有飞机过来了”，村民们已经见怪不怪，不过这次竟然没有听见防空警报的刺耳的叫声。温培仁走出屋子来，抬头一看，“吆，这飞机怎么了，晃晃悠悠的，象喝醉了酒一样”，一眨眼的工夫，从喝醉了飞机里飘出三朵大蘑菇，蘑菇也晃晃悠悠地向前飘，还能清楚地看见蘑菇下面挂着的人，“有人跳伞了”，根据平时的经验，温培仁认定这架飞机出了问题。三个人飘过前面的独松树（山），落在那面的山坡上。喝醉了的飞机开始在头上转圈儿，从鸡冠石上空飞到独松树，从独松树上空又转了回来，斜到了30公里外的清水塘，清水塘上空也飘出一朵白色的蘑菇。于是飞机就又折了回来，向鸡冠石俯冲了下来，还没接近地面，“轰！”温培仁觉得脚下大地猛地震动起来，鸡冠石上火光四冒，飞机爆炸了。 不一会儿，从乡公所赶来的国民党士兵就把现场给保护起来，不允许任何村民接近。那支平时专门教中国士兵射击的美国“红墙部队（音）”也赶了过来，分成两股，一股救人，一股检查现场。温培仁正琢磨着如何靠近现场看看，同村早出做工的施文彩从独松树回来，说自己在山坡上看见了3个美国士兵，浑身上下衣服烂了，呜哩哇啦地跟他说话，他听不懂，半天才听见“羊街”两个字，于是他给他们指了方向，这些美国士兵给了他2个大洋。“给人指路都比种地来钱”，施文彩炫耀了半天。 独松树村的夏云朝是从昭通刚搬过来的大户，住在独松树（山）对面的轿子山上，夏家家底殷实，平时经常雇一些人给他做农活。16岁的冷尹顺就是他雇来放牲畜的。那天早晨冷赶着牛刚出村子，夏云朝就从村外回来了，拖了一个大大的“保险伞”（村民称呼降落伞），“有一间房子那么大”，夏让冷帮他把伞送到山下，到乡公所大约有20多公里山路，两个人一路上轮流背着这个有点沉的大口袋，中午到乡公所的时候，里面的人乱哄哄的，冷没心思看，不过在那里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饭，至今让冷记忆犹新。 冷尹顺不知道“保护伞”从哪儿来的，但后来从夏云朝的堂弟贺启全那里打听到了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那天早晨夏云朝起来刚一开门，就看见对面羊厩平坡上一棵大松树上挂着一个大白布口袋，松树下还站着个人，使劲儿跳着打算把口袋取下来，试了几次够不到，人就走了。于是夏招呼了另外一个人赶过去，把口袋取了下来，才看清原来是飞机上用的“保护伞”，树上还挂着一些衣褂，一并取了下来。贺说那保护伞的带子有手指那么粗，丝的，拖回村里，有村民建议用这种带子做帽带，但是有人反对，说这是别人的东西，不能乱动。那个褂褂吸引了很多村民，细心人发现这个褂褂可以充气，人穿上就不会沉到水里去。但在夏云朝的坚持下，这些东西还是被送到了乡公所。 他们都听说了飞机上有美国兵跳了下来，有一个被摔死了，但几乎没有人亲眼见到这些美国大兵。羊街乡公所设在吕广营村的文昌宫，是清朝时候的建筑，平时村民在这里做祭祀。 13岁的杨孟洋正读四年级，也是吕广营村少有的读过书的人。那天早晨他和父亲早早起来到田里放水，7点多的时候，头上传来轰鸣声，一架有4、5个头的飞机，飞的有“村子最高的那棵核桃树那么高”，从上面掠过去，根据平时的经验，田里的人立即都趴在地上。但杨孟洋眼睛一直紧盯着飞机，有人跳伞了，“村子里落了3个，汤池方向落了2个”。飞机在马鞍子地翻了个跟头，最后栽在鸡冠石。日本的飞机刚炸过昆明，村民以为是日本的飞机。但后来那几个跳伞的人被送到乡公所进行救治时，杨孟洋发现这些人特别高大，骑在马上，腿都拖到了地面。村民才确信飞机上坐的是美国士兵。“听说有个士兵被摔死了”，村民开始议论纷纷，但是没有一个人见到这个士兵的遗体。 二 队友的葬礼 1944年6月12日傍晚，昆明某处专门安葬美国士兵的墓园，所有的士兵集合起来--他们要送别一个战友，他在两天前一次执行任务时牺牲在宜良县，尸体刚刚运回来。哀乐响起来的时候，队友抬着棺木，缓缓地走向早已挖好的墓穴。夕阳将沉未沉，把抬棺木的士兵的影子打在旁边早已经竖立起来的墓碑上，所有士兵举起手来静默无声。 一切都安静了，不久以后罗伯特·左卜（Robert Zolbe）走近这座新竖起来的编号为“12-1-8”的墓碑，上面写到“威廉H。华莱士（William H.Wallace），与父同名，308轰炸机组成员，死于1944年6月10日，距云南省宜良18英里处”。左卜抖嗦着手背过身去点着一支烟，他曾经是这个大队的参谋军士和炮手，但那次执行任务他和另外两位队员拒绝参加，他们和那次执行任务的8名成员都是兄弟。第一次，他感觉躺在他前面的兄弟如此的遥远。但死亡本来是战争中的家常便饭。 直到60年后，一天80多岁左卜接到一位年轻的美国人从中国打来的电话，竟然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地哭了一个小时，后来他的家人拒绝让这位老人再谈论那些往事。 没错，过了不久，跳伞成功的7位士兵陆续回到昆明的兵营，他们为当时的美国情报机构陈述了事情的经过。 1944年6月9日下午5时37分，308号爆破大队广西桂林出发，准备到芜湖，巡逻从芜湖到Hrangkang（美国国家档案局解密文件为此单词，但模糊不清）一段的长江水面。出发后的前两个小时一切正常，大约晚上10时，飞机已经冲出重重群山，但由于大雾，空气能见度极低，飞机不能降低高度以仔细观察地面。他们保持在3500米的高度，一个小时后，降到2500米，地面仍模糊不清。这时飞机突然遭到地面敌人袭击，火力凶猛而且精准，飞机保持同样的高度飞行，消灭这些火力后，飞机立即掠过水面，但没有发现江面有什么动静。 飞机立即升至10000米的高度返回桂林方向，机舱里安静下来。估计快到桂林机场的时候，飞行高度降到7000米，机组人员开始与桂林机场取得联系，要求给飞机导航降机，但被告知机场附近有日本飞机在捣乱，导航系统一直在受干扰，最多只能打开5分钟，但5分钟对于飞机安全降落无济于事。一是因为导航时间不够，驾驶员不能找到准确的方向；一是因为天气干扰，通讯接受信号差。飞机只能在桂林机场上空盘旋，并开始逐渐远离桂林机场向西南方向飞行了。桂林机场方面告诉他们可以到昆明机场降落，他们已经与昆明机场取得联系并得到了允许。 但是飞机已经没有汽油了，必须在2个小时内降落机场，幸好昆明距离桂林并不远。随后桂林方面告诉了他们现在的位置，他们知道已经别无选择，只能飞向昆明。 为了减轻重量，6月10日凌晨30分，他们开始往外扔东西，先是通过一个底孔向外扔炸弹，他们尽量很小心，但还是听到两三声爆炸声，随后他们把机枪等东西也扔了下去。 距离昆明越来越近了，但是发动机已经开始哀号——汽油马上就要耗尽了。他们飞过一系列山脉，通过底孔发现一个峡谷看起来非常象昆明，于是飞机降低高度到7000米，但是发现不是昆明，于是飞机再次向上攀升，这是四号发动机坏掉了。 凌晨5时30分，驾驶员威廉发出跳伞的信号，并命令他们站成一排按顺序跳了下去，机舱里只留下驾驶员和副驾驶员，飞机上的重量越来越轻，第一个跳下去的人已经着陆了，最后一个才跳了下去。他们消失在茫茫云海中。副驾驶员也跳了下去，威廉准备跟在后面。 后来所有的跳伞士兵都安全着陆，除了威廉，有中国人报告说他已经牺牲了，但迄今还没有关于威廉死亡的详细资料。 跳伞的机组人员有4名在一座山的一面山坡上相遇，他们走进一个叫做“Payliang”的村庄，在那里遇见了一个兵站，小伙子们把情况告诉了在宜良县的382号军事指挥部，那里派来了马匹接他们。四人随后到飞机坠毁的地方去检查，但没有发现任何人的遗体。飞机被烧毁了，方圆1公里内到处都是碎片。 包括机枪架、导航图、导航雷达等在内的一切东西都被毁坏。信号兵带着发报机跳伞，但落地后他把这个发报机烧掉了。 检查之后，他们回到Payliang，这时第五个机组人员也找到这里来，他们5个人随后骑马到宜良县，当晚睡在通讯站，第二天大早起来乘火车回到昆明。 另外两个人跳伞之后的3小时也汇合了，他们找到在“Mingliang”的指挥部，吃了一些东西，稍做休息。上午11时，他们乘车到了宿营地，在那里度过了劫后余生的一晚，第二天下午乘卡车到昆明。 所有人的回忆都强调了一点，在跳伞后的遭遇中处处得到中国人的帮助，但是他们没有收一分钱，即使美国人劝他们收取一些费用，但都那些村民婉言拒绝了。 三 一个年轻的美国人 1985年一个美国小伙子来到北京的中央民族学院学中文，拿到了文学和计算机专业的本科学位，随后回到美国又读取了语言学硕士，95年的时候，他再次来到中国，任教该大学。并继续攻读该校的人类学博士。2002年的一天他听说广西柳州有一个老的美国空军基地，他托朋友询问地址，2002年3月7日，他亲自到柳州，柳州市政府不但告诉他老基地在哪儿，一些工作人员还放下手头工作带他到现场参观，告诉他柳州周遍曾经有哪些美军飞机坠毁，哪次事件中机组人员获救，哪些牺牲。他们与他分享各种信息。他说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中美两国人民友好合作的历史在今天仍有其价值，它是两个国家伟大人民友谊的一部分。我们这一代人，应该更多地回想和了解这段历史。 他和广西柳州的两位记者成为好朋友，并开始在一起探寻那段历史，他们一同去美国找，在广西找，到贵州，云南，四川，湖南，江西，只要有美军和中国人民合作抗战的地方，他们都去。 慢慢地认识更多的志同道合者，他们组成了一个团队，叫做“共享光荣”。这个组织由4个中国人和2个美国人组成，他们认为这段历史应该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见证，这段光荣的历史应该由两个国家人民共同来分享。 这个年轻的美国小伙子叫Patrick Lucas （中国名字“卢百可”），这个组织也一直致力于搜集二战中中美两国并肩作战的资料。3年来，卢百可和另外两名小组成员先后3次赴美国搜集关于二战时期美国军人在中国协助作战的资料，3年多来他们已经搜集了近3000张资料图片。 3年来卢百可走访了150多位幸存的美国二战老兵或者他们的家属，发出去了200多封信和3000多封E-mail。他们的调查方式是这样的——比如在中国某地发现一个故事，立即查找当事人的档案，找到其祖籍，再在当事人生前生活的镇上找到与其同姓的人，如果当事人姓Deen，而他生前的小镇上有10个人姓Deen，于是卢就给这十个人都写一封信，询问他们是否是当事人的后代，或者知道他们的事迹。 卢把他们“共享光荣”小组所做的事情称为“抢救历史”，因为“现在还健在的或者亲历了当时历史的人到现在都已经70、80岁了，如果再不及时地挖掘保留他们关于那段时期的记忆，那么我们将失去那段时期所有的记忆”。所以卢百可们自己支付资金，三赴美国找寻拥有那段历史的记忆的老人们，他们住在“地图之外”（意为最便宜的旅馆，在地图上找不到的），每天只吃一顿正餐，但是他们每到一地，几乎都受到那些老人以及他们遗孀的热情接待。 他们毫无保留地把他们知道的关于自己或者他们先人的事迹告诉卢百可，有时候战友讲述战友的故事，旁边听着的妻子却发现原来丈夫早已经离去，顿时场面乱作一团；有时候突然发现已经从别人记忆里消失了几十年的老人突然出现在一个偏僻的小村庄里，卢们又欣喜若狂。 “共享光荣”把更多的目光投向那些未被历史记载的无名英雄，一幅照片上的一个陌生人，都可能引起他们的注意，然后就开始万水千山，寻找当时的现场。卢百可解释，他们关注的是那些普通人，那些可能会慢慢淡出历史的视线的人，“因为他们也创造了那段历史，但在历史的坐标上却没有得到应该有的位置”。 去年卢百可在柳州调查“44-40785-J轰炸机组”的故事时，发现这个机组有6名成员（6名成员在桂林这次跳伞后全部失踪）原来在云南省宜良县有过一次跳伞，并且牺牲了一位驾驶员。后来他们到美国调查，找到了308轰炸机组人员的部分家属，整个机组的故事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他们面前。但是有关于那个牺牲了的驾驶员的情况，正如美国国家档案局的解密文件中介绍一样，“没有任何的详细资料”。 好比一串珍珠，在马上就要串起来的时候，偏偏发现还少一颗，少了这一颗，故事便不完整了。 2002年，卢百可来到昆明，在一位出租车司机朋友的帮助下，在宜良山区找了3天，但最终没有找到驾驶员牺牲的地方。后来卢再度赴美，亲自到美国国家档案局找来当时的解密资料，并深入采访了当时机组人员的家属。得知威廉牺牲在距离宜良县大约18英里的地方，美军称呼那个地方为“Payliang”或者“Mingliang”，并且听到一些驾驶员威廉牺牲时在军营里流传的说法。 2005年6月1日，借昆明开展纪念抗战60周年活动之机，卢百可在那位司机朋友的陪同下再度来到宜良，他确信这次能找到威廉的故事。 “找不到也是最后一次了”，6月2日一大早，在去宜良县的路上，他对记者说。为了“共享光荣”，他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一位成员是加拿大华裔，卢和他从没有碰过面，只靠电话和E-mailL联系，每次卢要出去调查，他都寄过一些钱来。“你只是个教师，不是贵族”，妻子经常对他这样说，但她是支持他的工作的。 四 最后的纪念 2005年6月3日上午，云南省宜良县清水塘村后面的一座山上，太阳刚刚升起来，柔和的光芒笼罩着这个刚刚苏醒过来的小村庄。有点陡的山坡上站着几个人，围着1块1米见方的石头，没有人言语，有人在轻轻地啜泣。 一名中国中年男子走进旁边的树林，扯下几支长青树的枝，很郑重地摆在这块石头前。 然后一名年轻的美国小伙子开始翻自己的包袱，找了半天，拣出一块儿擦镜头的布，上面印着“MADE IN USA”几个字母，他把这块布压在石头上面，低头呢喃着，然后转过身去悄悄擦了擦眼睛。 据这个村子里的老人介绍，60多年前的这个季节，刚刚开始插秧，一天早晨，一架美国飞机从这里飞过，飞机坠毁在前面吕广营村的碧鸡石，一个飞行员从飞机上掉下来，保护伞没有打开，整个人带着伞晃晃悠悠地就落了下来。 人和伞就落在这个很陡的山坡上，人们上来查看时，这个美国士兵已经死了，头摔在这块石头上，已经摔扁了。伞落在一边，伞的带子有手指那么粗，可以做帽带。人们还发现，在这个士兵的脚底下，蹬出两个很深的土坑。 村民在这里守了两天，后来来了几个国民党士兵，把尸体抬走了。 吕广营村的汪镇宇老人已经78岁了，他的父亲当年是宜良县的参议长，亲自主持了这件事。尸体抬回宜良后，马上被送回昆明进行安葬。他说他看见那几个获救的美国士兵，长的真是很高大，县政府牵来马，他们一迈腿就骑了上去，然后长长的腿就拖到了地面上。 6月3日晚上，在昆明的一位出租车司机家里，热腾腾的饺子端上来，为卢百可饯行。他们已经是3年的朋友了，从卢百可第一次来昆明寻找威廉时，这位司机就一直陪着他。饺子还没有吃完，司机已经成为“共享光荣”的第七名成员。司机叫郑向明。 郑向明说那天在威廉牺牲的地方，他献上一束长青树枝，是代表中国人民献的，告诉这位长眠地下的美国朋友，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 卢百可执意要给这位60年前的同龄人献上来自美国的东西，却只能找到那块镜头布，他嘟囔着说，“至少我们还没有忘记你”，说着说着就哭了。 让我们记下那架飞机上8名机组人员的名字吧—— 威廉H·华莱士（William H.Wallace） 中尉 驾驶员 爱德华·普赖斯（Edward W. Price） 中尉 副驾驶 安德鲁·苏思塔西克（Andrew W. Sustarsic） 少尉 导航员 里德·丁（Reed Deen） 中尉 投弹手 阿尔瓦·诺克斯（Alva L. Knox） 技术军士 工程师 詹姆斯·沃恩（James D. Vaughn） 技术军士 无线电话务员 马丁·阿瑟 （Martins S.Arthur） 技术军士 阻击手 威廉·米奇 (William C.Michell) 技术军士 （不详） 1944年，罗伯特·左卜（Robert Zolbe）趴在一块写有“中山路”的路碑上思念自己的家乡，那时他喜欢孩子，他给中国孩子们分糖果，教他的小勤务兵练习射击。他是308轰炸机机组11名成员中现在唯一活下来的，为了纪念他的两位战友，爱德华·普赖斯（Edward W. Price）和詹姆斯·沃恩（James D. Vaughn），左卜给自己唯一的儿子取名为James Edward. Zolbe。 （感谢卢百可先生为本文提供各种资料与档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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