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银川万里长城的走向和丝绸之路文明研究的现实意义

中国银川万里长城的走向和丝绸之路文明研究的现实意义中国银川万里长城的走向和丝绸之路文明研究的现实意义
研究最真实性的考察发现，中华民族万里长城的走向和“丝绸之路”的文明，银川古城做为万里长城的边关重镇，具有丝绸之路鲜明的地域性、民族性、多元性等特征。近年来中国万里长城的走向和丝绸之路文明，影响日益扩大，其文明的继承、发展和观点正变得日益清晰，最大特点是其万里长城的走向和“丝绸之路”发展2000多年间的连续性和引人瞩目。
银川古城整体文物建筑艺术底蕴深厚，历史悠久，民风淳朴，万里长城的走向和丝绸之路文化源远流长，人文荟萃，蕴藏丰富。银川地域虽小，负载着长城及丝绸之路的商业贸易与文化交流，影响和推动了民族历史的发展，紧密地联结着中国古代各民族的历史命运。所谓“南有秦汉，北有强胡”，这是在两千二百多年前就已经被秦始皇统一为中国的领土。
中国人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过去，相传大唐盛世开创怀远镇（今宁夏银川市）的发展，是依据中国万里长城的走向和丝绸之路地理、历史，以文治与教化为背景，结合中国文化“道”、“器”不离，“体”、“用”合一的理法观念，用系统来贯穿繁杂的事物，用一理来贯穿万种事理。
最早中国“丝绸之路”是从公元前138年，汉武帝召张骞出使西域，准备联络被匈奴从河西赶到西域的大月氏人，共同夹击匈奴开始。张骞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外交家和探险家。西汉初年，他经过长达十余年的千辛万苦，历尽周折终于到达大月氏国，发现了辽阔的西域。张骞的路线是:从长安到陇西(临兆)经过河西走廊,从焉支山和祁连山下经过,到墩煌,出玉门关,阳关,进入西域,经过楼兰,龟兹,疏勒,到大宛,再到大月氏(都城在蓝氏城)后从大夏故地返回,跨过葱岭,到于阗,到阳关,玉门关,再从来路回去。在此基础上，西域各民族与中原王朝和平相处了相当长的时间。
中国丝绸之路的基本走向，形成于公元前后的两汉时期。它东面的起点是西汉的首都长安(今西安)或东汉的首都洛阳，经陇西或固原西行至金城(今兰州)，然后通过河西走廊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出玉门关或阳门关，穿过白龙堆到罗布泊地区的楼兰。张骞通西域和丝绸之路开通后，甘英、朱应、康泰、法显、宋云、惠生、常骏、玄奘、谢清高等旅行家、探险家、航海家、高僧给我们留下了耳闻目睹、亲身经历的文字记载。同样，竺法兰、安世高、安玄、康僧会、支谶、鸠摩罗什(Kumarajiva) 等人因种种原因来到中国。从秦始皇统一和规范文字至今，中文基本构造的意义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具有如此多的研究中国长城及丝绸之路中外交流史和世界文明史的资料，当然是中国长城及丝绸之路历史地理研究者的幸运。
“丝绸之路”，因为安史之乱后吐蕃与中原的战争，不但占领了宁夏南部的各州，他们摧毁了南道固原后又弃城不用，还控制了整个渭河流域。新的“丝绸之路”灵州——银川——凉州道的北行道路被开通，银川所处的地理位置，正当丝绸之路必经之地。唐代韦蟾诗有句：“贺兰山下果园成，塞北江南旧有名”，由此可窥见北道当时银川丝绸之路胜景之一斑。随着时代的推移和社会进步，这一贡献所涵负的人文价值和历史意义必将弥趋彰显。
唐朝李亨即位灵州，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这里成了全国的政治中枢。灵州始终没有陷入吐蕃，这就从地理环境方面为长安———灵州道—银川—凉州道最捷径的走向。古人已有记载，高居诲在他的《使于阗记》里说：“自灵州过黄河行三十里，始涉入党项界，曰细腰沙、神点沙。至三公沙宿月氏都督帐。自此沙行四百里……渡白亭河至凉州，自凉州西行五百里至甘州”。
只是可惜，今天的人们对这一路线最短的“丝绸之路”，灵州——银川——凉州道的新线索，有所不知。路线是出长安(今西安)北上，赶着驼队运送货物经淳化、宁县、合水、庆阳、环县、惠安堡到灵武，再过了横城渡黄河经出银川，随后来到贺兰山下的镇北堡，驼队整体进行调货休整。为继续赶路，让骆驼休息。那时候越过戈壁的腾格里沙漠，风险较大。赶着驼队再出贺兰山（三关口）西行穿越戈壁的腾格里沙漠，折向西南行百余里，即达白亭海至白亭河（今武威市民勤县石羊河）；渡白亭河可抵达凉州，到达河西走廊。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历史上的中国长城及“丝绸之路”，它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底蕴非常深厚的。所以它并不是一个交通线的问题，也不是一个丝绸贸易的问题。“丝绸之路”灵州——银川——凉州道的文明，是伴随着中国黄河文化与长城建筑相互间的地理环境的变化、中原与边地间的战争、宗教形势的变化而变迁的。新的丝绸之路被开通，旧有的丝道便被废弃。这不单单是验证黄河文化与长城历史，还重新书写丝绸之路文化与丝绸之路灵州——银川——凉州道的文明历史。
从地图上看，相比较而言，这新的灵州——银川——凉州道丝绸之路被开通，不仅符合中国银川城垣发展史的实际，既具有概括性也具有科学性，同时还有利于学科研究灵州——银川——凉州道丝绸之路的统一布局，及保护与开发的统一部署。因为，古老的丝绸之路连接着世界的东方与西方，孕育了中华民族五千年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在事实面前，“丝绸之路”灵州——银川——凉州道依地域和走向，这条北行道路上有个重镇，就是现在的银川古城。唐代中原使节、商旅及僧侣往返皆走此道。中国丝绸之路灵州——银川——凉州道的文明历史，是被中国山西商人代代相传，作为丝绸之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晋商文化精神来传承。
解放前，银川市人称山西的“小平遥”。然而，“小平遥”作为一种地域精神表征，宁夏八大商号中最大的商号就数晋商《天成西》老字号了。陆续创立的八大商号，即“天成西”、“隆泰裕”、“广发店”、“百川汇”、“敬义泰”、“合盛恒”、“福新店”、“永盛店”。 “宁夏八大家” 诚信为本，团结协作，体现了丝绸之路晋商500年的灵魂。2007年9月23日，山西商会在宁夏中断了60年后，再次重新成立。
很显然，考察银川文物建筑遗址，万里长城及丝绸之路历史文化脉络清晰，框架完整；文明进程从未间断。唐太宗开明的民族政策，是古来的帝王所不可比拟的。从丝绸之路灵州——银川——凉州道所涉及到的文物建筑遗址历史内容可以看出，绝大多数都是在展示中国文化的这些文明内涵。因而，银川文物建筑语言的表现形式上，言简意赅的表现方法上，弘扬着万里长城鲜明的文治与教化的民族个性特征，弘扬着万里长城与时俱进的人文品质和中国“丝绸之路”的和谐精神。最能体现出中国万里长城及丝绸之路文化中质朴厚重的成分，都深深烙上了中国文化的印迹。
虽然中国万里长城及“丝绸之路”，面对着难以想象的天然艰险的挑战，但是欧亚大陆东西之间丝绸之路昔时的荣光，并非像许多人想象，如同那许多消失在大漠中的西域古国那样地隔绝。汉代与西域关系的疏通与汉王朝设置的西域都护府保护“丝绸之路”畅通，保护沿途商人使者正常来往，加强各民族间经济、文化交流的积极意义分不开。
历代王朝围绕长城及丝绸之路周边民族是战还是和的问题发生过很多争论，必须进行具体分析。在周边民族不断干扰中原王朝的正常秩序，或以不平等的关系影响中原人民的安居生活时，中原王朝采取反击的措施是必要的。
如汉代开国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与匈奴的关系，是在汉朝采取极端容忍、退让的前提下维持的，匈奴仍时常侵扰边境。在这种情况下，汉武帝决定用战争来制止匈奴的侵扰具有积极意义。著名史学家谭其骧先生曾说：“汉武帝要不是对匈奴进行反击的话，那历史就要倒退。”从实际效果看，这场战争尽管消耗了大量国力，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匈奴再也不能成为大患。
在中国历史上她没有真正发动过一次对外的侵略。根据唐史的记载：唐朝有过一次，高仙芝他开边，当时西北有很多的少数民族对中原不友好，叫高仙芝把她们打得远一点，结果他打到中亚去了。唐朝中央政府讲，谁叫你打那么远的赶快回来，高仙芝回来了。有过这么一次，为时不长。所以中国历史从古以来，是个爱好和平的民族，是没有发动过本质意义上的侵略战争的一个民族。
汉代、唐代繁盛时期为标志，长城及丝绸之路，这条东西方交流之路开始进入繁荣时代。张骞将大汉文明带到了西域，同时也将西域的葡萄、胡桃、西瓜、黄瓜和音乐、文化带回了长安，开拓了一条闻名世界的，从长安至古罗马的丝绸之路，将自古隔绝的东方和西方连接起来。实际上“丝绸之路”灵州——银川——凉州道的另一种走向，自银川，出贺兰山（三关口）西行，穿腾格里沙漠，抵今甘肃民勤县，沿白亭河谷南行，渡白亭河至凉州，与河西走廊古丝绸之路汇合。最便捷的丝路北道，相比丝路南道，北道与南道路途要缩短近500里。
而更突出的这又给明代、清代山西商人的丝绸之路提供了一个便捷的走法，山西商人倡导“禾齐秀”，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在于提升了“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崇高境界。他们都为银川文物建筑遗址及“丝绸之路”的开通、维护及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丝绸之路”北道看是向北绕了一个湾子，实际上这是出贺兰山，穿越腾格里沙漠最好走的一条路。这条北道的距离要比经过固原谷地的南道更短，大大缩短了商队行进时间。除了银川平原地理原因之外，很少有人真正了解银川古城的神奇定位、起源等理与法的建筑观念。银川平原之所以成为长城及丝绸之路的九边重镇，和当时地理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大唐盛世修建银川市玉皇阁的礼仪建筑是以“帝鉴”“天烙”，起到刑德并用。研究玉皇阁文物建筑遗址，这不仅涉及到玉皇阁南券门有“帝鉴”，北券门有“天烙”的题字，而且也是以传统刑德并用，起到正南有一“卧象人”象征阳德；北面有一“大铁人”象征阴刑的理法观念。“卧象人”，寓意“我像人”。相传此文物“卧象人”价值连城，是出自盛唐时代的无价之宝。“我像人”，她是教导人们要利用最简单的民间理法来惩恶扬善，更是中华民族做为长城及丝绸之路的文明，坦荡诚实、扎实做人的“诚信”标志。
大唐盛世在于以“立人之道”建筑的语言，时时刻刻在对人生起着教化的作用，启迪不明事理者怎样学做人，做好人，表达着大唐被称为“天可汗”，对各族人民的团结之情。它也是有着银川万里长城和丝绸之路历史地理的特殊性，曾先后是西戎、羌、匈奴、西夏等古老民族的生息之地。保留至今较为完整的银川古城文物建筑遗址，有很多创造性的文化规律和文明法则，同时作为中国长城和丝绸之路建筑的杰出代表，展示了银川丝绸之路文化的丰富内涵，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文物价值，潜移默化，对各族人民起到了实际影响……
笔者仍然不能忘怀，长城及“丝绸之路”除了中国人以外，再也没有任何一个民族，能够完成像中国长城及“丝绸之路”这样惊天动地、气势恢宏、艰苦卓绝的工程。它是人类友谊与和平的纽带，是全世界人民的璀璨瑰宝，还是人类历史的奇迹和人类文明的伟大见证。截至目前从我已经查阅到的文献史料、资料看，史载：到了唐代，建筑有了统一的规划，建筑归"礼部"管，有了等级制度的社会划分，正是中国银川长城及“丝绸之路”建筑艺术逐渐得以发展的内在契机。而银川“丝绸之路”文化最终是达到人与自然和谐交融；又是以长城及“我像人”的文治与教化达到民族发展、民族和谐、民族稳定的道德规范为目标。
西夏被蒙古所灭，为了“夏地安宁”，这就是史称宁夏的来历。古人修建银川玉皇阁的礼仪建筑，也是象一座牛头型造型以镇邪。中国长城“我像人”这一古朴典雅的和谐之美，在宁夏银川玉皇阁城楼上正南面梁脊上镶嵌了1300多年，她是承载着中国厚重的长城历史和丝绸之路文化，也是中华民族的长城文化和丝绸之路的文明象征，我们华夏子民最不该遗忘的。
中国古人讲：“人为天下之贵”，永不虚伪。问题在于银川的丝绸之路自古为长城边关重镇，钟鼓楼券门洞内也是有四只虎形成对角相争，为什么四虎被压在钟鼓楼的券门洞内？相传只因为中国西部民族战争不断，这不仅涉及到玉皇阁南券门有“帝鉴”，北券门有“天烙”的题字，而且也是以传统刑德并用，这是证明“起心动念有善恶，意诚心正不自欺”。中国孔子说“礼失求诸于野” 使“乱臣贼子惧”。中国古代以长城建筑阳德与阴刑的语言方式，实践中国丝绸之路整体的文治与教化。
首先天人关系是中国文化中一个古老而常新的问题，古代人追求天人合一，辩方正位，刑德并用。中国文化中讲：“慎恐者得平安，轻侮者得破灭”。 银川长城和丝绸之路文明，她是用来维系社会稳定，促进民族和平长治久安的繁荣与发展，往往起到法律所不可替代的作用。实际上我们弘扬银川长城“我像人”这一古朴典雅的和谐之美，更是以文治与教化成为法律的补充，当是任重而道远。我们必须明白地知道，长城文化和丝绸之路的文明，她的社会进步作用是个渐进过程，离不开社会教育制度。
黄河这条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自青藏高原奔流而下，从甘肃省的黑山峡进入宁夏境内。银川平原唯黄河而存在，唯黄河而发展，水资源始终是银川平原统筹全局的要素之一。但银川古城做为万里长城的边关重镇，银川古城建筑艺术的高度成熟及其伟大成就，证明银川古城不但拥有而且已发展为十分富于中国丝绸之路特色的建筑艺术。包括在整体上所突出的历史文明标志，表明银川长城及丝绸之路文化以“人文而教化天下之理”是国内唯一。这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没有一个国家的建筑，像中国银川长城及丝绸之路的建筑文化这样，具有以人为本社会教育的审美价值。
银川平原，秦、汉、唐时期气候温暖湿润，银川平原黄河两岸，以军屯和移民屯垦的办法，大兴水利，修渠溉田迅速发展了农业。自秦、汉、唐先后开掘千年的自流灌溉，引出无数可歌可泣、神奇玄妙的传说。秦渠、汉渠、唐徕渠等九大干渠，素有塞上江南“鱼米之乡”的美称。青铜峡大坝营是唐徕渠、大清渠、汉延渠、惠农渠等4大干渠之首。唐朝设专官管理水利事业，各地修建了不少水利工程，仅江南兴建和修复的水利工程，就大大超过了六朝的总和。银川平原田野上沟渠有致，稻花飘香，沃野平畴，一望无涯，形成为黄河“母亲河”流域、长城及丝绸之路一大奇观。
在中国人的眼中：“丝绸之路不仅仅是一条商贸之路，更是传播世界文明、沟通东西方交流、民族文化融合之路。”而宁夏银川玉皇阁是中国长城文化及丝绸之路文明最有力的历史见证者。探索考证银川古城文物建筑遗址钟鼓楼、玉皇阁和承天寺塔、海宝寺塔、贺兰山“天可汗”会盟台、包括“我像人”文物等古迹，它们是结合银川长城及丝绸之路文明历史最真实性的社会教育形式、相互对称的型制完整，保存现状相对完好上来作分析的。贺兰山长城“天可汗”会盟台的文物建筑遗址，传达出一种深沉的民族感情，凝聚了中华民族追求民族团结的力量。银川贺兰山长城“天可汗”会盟台启智性的社会教育象征，她是与银川长城及丝绸之路文明，长城“我像人”文物的整体形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确切地说，银川万里长城的走向和“丝绸之路”良好形象得到了树立，城市化大格局的形成，给银川城市发展带来了巨大的促进作用，意义凸显无疑。银川城市建筑文化之所以成为经典，形成了中国文化与长城建筑相互间巧夺天工的长城灵魂、长城精神、长城境界和长城历史的不朽丰碑！银川城市建筑让人百看不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内涵长城及丝绸之路文化，它们体现了时代性，融合了民族社会整体的文治与教化，做到了中国文化中实用性和审美性的高度统一。银川城市建筑文化的作用特殊，我们决不能轻易的一切于经济和政治需要挂勾，而破坏银川城市建筑文化固有的实质性内涵。
事实胜于雄辩。读懂银川平原和文物建筑遗址所作的注解，我们可以领悟到比建筑自身丰富得多的长城及丝绸之路人文内涵。它是凝聚了中华民族和谐精神的长城及丝绸之路文明的历史缩影，也是开创了中华民族和谐文化的黄河历史新篇章！我们也可以拿银川长城及“丝绸之路”1300多年在建筑艺术上人性化的变化范例，来相互比较西方国家的建筑和文化；来相互比较现代的建筑和文化，从中让人们得到进一步自觉、理性和客观的认识了解。银川西夏的历史根源可以一直追踪到唐初。这个时候党项族开始强大起来，其中拓跋赤辞投降唐，被赐姓李，迁其族人至庆州（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内），封为平西公。自此在此定居。在西夏统治者的倡导下，党项族是同时期接受汉文化较多的一个民族。
之前，银川西夏陵默默矗立在漫漫戈壁，我们原本对贺兰山下的皇家陵园毁盗殆尽，并不很陌生的：但是，后世的研究者们并没有因为史籍中的空白而放弃对它的追寻。人们通过各种途径，如废弃的建筑、残缺的经卷以及残陵乱冢，寻找着这个佚失王朝的踪迹。研究宋初削藩镇的兵权，引起李氏的不满。虽然他们一开始服从宋的命令，但两者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
1032年李德明之子李元昊继夏国公位，开始积极准备脱离宋。西夏末期，朝政长期处于内乱之中，政敌和宗党间的斗争激烈。蒙古汗国建立后，几次征讨西夏，经过长期的抗争，西夏于末帝宝义二年(公元1227年)被蒙古所灭。当我们面对西夏拓跋赤辞投降唐，被赐姓李，经常出现在梦中的国势衰落到极点时，它给我们的冲击从自治、到分裂中国依旧强烈。
我们开始细细品读西夏的历史根源。原来它是一个虚伪的商业炒作西夏历史，原来它是分裂中国的一个民族，原来它是割断中国长城银川“丝绸之路”192年。西夏占据灵州后，在灵州道上不断劫掠往来商旅及文化使者，北宋与西域的交通随即断绝。
然而往往让我始料未及的是，后世的无数专家学者都毫不犹豫地投入到相关银川西夏的历史研究。这，委实是一个旷世的银川西夏的历史研究奇迹。假如我们把银川长城及丝绸之路整体设计构思的历史割断，仅从某一时期开始，实在是大错、特错，这样就很难获得对银川长城及丝绸之路的透彻理解。对于银川长城及“丝绸之路”，要说和该说的话很多。因为它既是中国历史上所出现的一种典范文化和文明奇特的商业现象，又是一个能够以其强势力量推动民族经济发展和民族社会变革的庞大文化和文明整体。
“丝绸之路”，作为一个具有鲜明地域性和民族性特色的，能够在横跨汉、唐、明、清几十个朝代的2000多年间，以锐不可当之势驰骋于中国的商贸和世界文明的发展趋势，范围波及整个中国以及蒙、俄、西亚和南亚等地。对于“丝绸之路”这样的奇迹，除了钦佩和敬畏之外，我们更应该想的问题和更需要做的事情，是通过深入考察、分析、讨论和研究，真正弄清楚它究竟是怎样出现的？其中有什么样的文化规律和文明路径可循？我们对银川万里长城的走向和“丝绸之路”的研究，就是要挖掘、发现、认识和掌握这些法则和规律，并以之适应现实所需和为现实所用。换言之，只有这样，才会对现实社会的变革与发展起到借鉴、昭示、启发和促进的作用。
中国古代是结合修筑长城，十分注重塑造银川万里长城的走向和丝绸之路“我像人”文治与教化“至善”的道德人格，培养具有长城民族的“君子”品德。所以银川万里长城的走向和“丝绸之路”的神奇，是以最活跃的民族语言，相互融合的文化形态，一方面形成人与自然和谐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文治与教化为准则；另一方面是以长城及丝绸之路系统形成了中国人类的道德规范，以保证与各民族间的相互经济活动和文化交流上的有序性。正是中国古代结合长城及丝绸之路地理、历史和以文治与教化为背景，经历千百年来，形成“我像人”这样“静则建乎德，动则顺乎道”，得以成立“化、教、劝、率”的双向性事实根据。
从秦皇汉武到成吉思汗，从戎、狄、匈奴到明将清军，曾经在银川长城及“丝绸之路”留下种种印记。中国丝绸之路——不仅只有这一条西北丝绸之路，包括我们的黄河“母亲河”只有这一条。并没有什么南方丝绸之路、什么海上丝绸之路一说，哪有可比性啊。但是，按照目前学术界通行的现代商业炒作提法，都只能反映丝绸之路的某个局部贸易往来，而终究不能取代“丝绸之路”这个名字。同样，我们探索中国长城及丝绸之路文明起源的脚步也将由历史来检验，由社会来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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