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恐怖的山坑 在我们白宝公社的临乡是东山公社,这是个瑶族自治公社,大人们偶尔聚在一块谈天说地评论人世惨剧时常提起两公社交界处的一个叫金鸡岭的地方,那山上有个大坑,据说深不见底。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三反五反”时,东山公社一家地主,因财大家大,祖孙三代整个直系亲属达76人,其中远嫁外乡的也被抓回,公社在开了批斗大会后,由民兵营长率基干民兵将76人全数活活推进坑中,当然推人最多的是民兵营长与副营长,当时围观这一惨烈场面者达上千人。四、五天后人们路过此山下时仍然能听到那来自地层深处凄厉的哀嚎与惨绝的呼救声…… 这个故事就发生在我的临乡,而当时直接参与这一惨剧的主角――副民兵营长就是我们村的一个五保户。新中国成立前,他因年少父母双亡,又无近亲投靠,流浪到此地主门上,地主见其可怜而收留了他,后来他就在这地主家作长工。但长大以后,此人把地主对他的怜悯变成了欺压同类及乡邻的资本,还因此而屡屡惹出事端。地主念其年轻且身世悲苦而多次出面为其周旋,但他后来竟放肆到调戏地主的女儿、偷窃地主的钱财出去赌博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地主才忍无可忍想要报官责罚他,结果他就逃跑到外地参加了游击队,一两个月后解放军打到了当地,他不愿再随军队去打仗,就留在地方作了当地民兵营副营长,终于有了报仇雪恨的机会。据说那个营长的情况也相似。无产阶级专政的大旗、保卫红色政权的神圣使命为他们提供了清算地主向国家表忠的机会。 当我第一次听说这个发生在附近的真实故事时,我幼小的心里引起了强烈的震撼,竟有几日茶饭不思,整日想着那些被推下深坑但一时未死而痛苦挣扎的人们,以致一度夜里常做恶梦。后来文革结束了,我考上我们公社的重点初中,那里离人们常提及的山坑只有几里路,那座大山我日日可以清晰地面对,一种莫名的恐惧常袭扰着我的心,有时甚至有一种强烈的冲动――上那山去看看。但我终于忍住了。后来我到了高中又上了大学,一步步远离了家乡,也远离了那个山坑,然而那种恶梦般的传说及莫名的记忆始终萦绕在我的心中,成为挥之不去的梦魇。 在我上高中的时候,随着对历史遗留问题的清理,当年制造这惨绝人寰的惨案的民兵营长被公审后处决了。我村的副营长本来也在处决之列,然而就在对他进行调查的过程中,一日他从在建的房屋上摔了下来并拒绝村民送他去医院医治,几日后在家中死去。此人自当年参与那次对地主全家的坑杀后就回到了村中,村民们知道他的所为后都对他避而远之,当然也没有女人愿嫁他为妻,这样他就一直一个人孤单地生活在这个他熟识的村庄,直到他死后也没有村民对他有过一声肯定的评说,虽然他自回村后并没有做过什么损害村民的事。当然,不管行凶者是被正法还是摔死,都已经无法挽回那七十多条被活活坑杀的生命。是什么剥夺了他们的生命?是谁给予了这些基干民兵生杀之权?是什么促使这些原本普通的人变为杀人恶魔?多少年后,我每思及此便后悔当时没能找那个同村的民兵副营长详细问问他的所思所想。 (八)“地主仔” 村中跟我同年出生的孩子有七、八个,其中有一个是地主的儿子,名叫雨龙,比他大两岁的哥哥叫云龙。顾名思义,龙是呼风唤雨腾云驾雾的,遗憾的是他们出生在解放后,而且不久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不久,他们的父亲就因属于地主而被迫害致死,母亲带着年幼的三个孩子(最小的是女孩)回到了婆家。 转眼几年过去了,大约在73、74年,村中一些无产阶级专政觉悟高的人大概是面对无人可斗的局面感到了寂寞,于是忽然想起了村中这早被专政驱赶离乡的地主后代。本着教育挽救地主后代的“崇高目的”,他们在一次群众大会上提出了要“地主仔”回村接受教育的要求,当时数百群众无人出面反对,普遍的沉默就意味着提议的通过。在当时交通通讯可极为不便,我村与雨龙的外婆家虽只相距不足二十里,然而只能步行的山路往返也得整天,并且还特别辛苦。尤其不易的是两村属于不同的省区,我村是广西,他外婆家是湖南。在那个户口就是口粮,口粮就是生命的年月,两省之间要实现人员的迁移非得惊动县以上机构,所以几个孩子要迁回村中原本是要费些周折的。不过在那个大集体的岁月,派出几个平日劳动惜力如金却热衷于阶级斗争的人实在是件再容易不过的事了。于是村中很快就组织了一个去湖南交涉的五人小组,他们自认为肩负着全村要求改造地主分子的重托,正气凛然地去湖南交涉要人。大概是他们的“正义要求”使湖南方面难以违抗,很快人就被带回来了,这在当时的中国真是惊人的办事速度。据说本来是准备将三个地主仔全部带回的,无奈那地主婆苦苦哀求,以致那个村中觉悟不高的群众集体出面拦阻,同时工作组也考虑那女孩的确太小,才不足八岁,于是就高抬贵手卖个人情恩准那女孩暂随她母亲,不过还是留下话来——待女孩十五岁后必须回村接受改造,这样也就换来个千恩万谢了。 两个男孩被带了回来,大的不足十二岁,小的不足十岁。在那个缺吃少穿的岁月,村中劳动靠计工分,并且只有年满十五岁后才能参加集体劳动,也就是才能计分,才能参与集体劳动果实的分配。这两个孩子不能参加劳动,也就不能享受到村中分配的粮食。他俩虽然早就学会了当地农村的劳作,但在参加集体劳动不够格而自己耕作又缺田地且政策不允许的情况下,他们只好靠生产队恩准养猪来换取糊口的粮食。于是兄弟俩相依为命,上山打柴,下地扯猪食,挑水做饭,相互牵引。我们那儿虽然地处南方,但由于地型奇特,每年寒冬腊月也常降大雪,甚至有时大雪封山达一个月之久,村民只有在家烤火谈天的份。这兄弟俩因人小力单,平日打柴就不易,又要煮猪食费柴多,所以余下的柴草很少,一到冬天他们就将一天的伙食变为一顿,大部分时间躺在床上以抵御严寒。好在到了腊月往往所养的猪都已上交生产队,不需再起早贪黑地喂养了。兄弟俩在床上睡不着时就互相说故事,哥说一个弟说一个,说得累了就睡着了。两兄弟本来正是上学的年龄,然而无产阶级专政怎容许阶级敌人上学,于是村中同龄人背着书包上学时他们总是远远躲开,实在不幸碰上也总匆匆背过身去。当有事要路过村中小学时,他兄弟俩也常常绕道而行,实在非走校门外过时,他们总低着头逃也似地快步走过。当他们离学校较远时,许多次我亲眼看见他们企盼的双眼满含泪水地凝望着学校。他们其实是读书的料,具有惊人的记忆力,有一次我特意跟他们比试对《隋唐演义》故事的记忆,结果他们读后确实比我记得多,而他们凭借的只是在外婆家上的几年小学。 孩子们常见的欢笑在他们兄弟中很难找到,那些昔日声言要对他们进行无产阶级教育的人在将他们带回村来之后似乎就忘记了他们的存在。逢年过节时,一个个虽然贫穷但也有父母关爱的孩子总有一些小小的收获,或一件新衣,或几粒小糖块,或几响鞭炮,而他们兄弟俩只有相互温暖在破被中讲故事。奇怪的是几乎没听说过他们生病,难道他们真的从没有病痛?有一次我好几天没见到他们兄弟的身影,于是好奇地去他家探看,在敲了半天门后才听到里面微弱的应声,我知道他们可能有事,就使劲扛开他们的门(其实那破旧的门也不需太大的劲就可以弄开,只是我当时也年轻力弱而已),进去后才发现他们兄弟俩躺在一床破旧且被雨淋湿的棉被下发着高烧。我手足无措,惊问他俩怎么办。谁知那小的声音微弱地说出一句“我好想妈妈!”,这一声后兄弟俩就都呜咽了起来,一会声音越来越大,正如决堤之水不可遏制。我在旁也跟着默默垂泪。十来岁的孩子,是谁生生剥夺了他们的母爱? 当八十年代清理历史遗留问题时,他们兄弟作为赔偿对象获得每月十来元的救济,当他们被问及有什么要求时,兄弟俩都说“好想见妈妈”。因为自他们被带回村后就再没有见过母亲,据说这不允许相互探视也是当时专政的应有方式。历史的赔偿固然是一种迟到的补救,然而谁能补偿那心灵深处的创伤?什么又能抹去历史的沧桑?岁月悠悠,转眼几十年过去了,当我再次回到故乡,那对孤苦的孩子已为人父了。当他们忆及昔日的残酷岁月时仍禁不住唏嘘连声,泪湿青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