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以来,随着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经济掠夺和文化侵略的加剧,资本主义势力也深入到苗族地区,造成了苗族地区自然经济结构的逐步解体。其结果,一方面苗族地区人民蒙受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另一方面客观上也刺激了苗族地区经济发展,产生了中西文化交流。正如《苗族简史》所述:“帝国主义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刺激了苗族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萌发了一些资本主因素……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苗族地区的木材、桐油、药材、山货、毛皮等土特产的生产,出现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兴盛的景象”。苗药的生产、销售、流通作为商品首先受到了相当大的刺激。当时黔东南和湘西等地大宗药材运到湖南洪江、常德和武汉转销。黄平重安江一带,苗族农民种植五倍子出卖,出现成片的五倍子山。黔西南晴隆县苗族地区盛产苗族药“倒提壶”也运销云南、广西及四川等地。号称“滇黔锁钥”的关岭县,据《关岭县志》物产部分记载,木、草、花、果、兽等商品性药物已达二百种之多。不少苗、布依族乡民,常常远出家门,到云南、广西、安顺、贵阳、重庆等省内外城市行医卖药。如岗鸟乡上寨村90余户约500余苗族人,约有十分之一的人曾外出行医卖药。有的夫妇相携,有的师徒结伴,有的祖孙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