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旅行的意义520 于 2019-12-15 17:32 编辑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 也穿过人山人海 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 转眼都飘散如烟 ······ ” 6月20日，两名中国登山者在攀登巴基斯坦一座北部山峰过程中，与留守在大本营等待的同行第三人失去联系，未按约定的6月17日抵返······。 10月29日，北京时间11时18分，尼泊尔登山者尼马儿·普贾登顶位于中国境内的世界第14高峰——海拔8027米的希夏邦马峰。按照计划这是他8000米高峰计划中的最后一站。其团队已在官方社交账号上宣称，普贾已完成了在7个月内登顶全部14座8000米级高峰的壮举，创下登山界的新纪录。 ······ 看到每一条登山的新闻，内心都会有很复杂的感触。登山的圈子很小，高海拔攀登从不被认同，到一步步变的成熟，走向公众视野，开始被大部分人所接受，有一大批的行业先锋为之献出激情、热血、乃至生命。 也许每一个攀登者都被问到过同样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攀登”。答案因人而异，但我想百分之八十的人大概都脱离不了 因为热爱。 我从16年7月开始登山，今年是第三个年头。虽然海拔至今没超过7000米，但对我来说已经感觉到满足。我不是海拔控，也不像我的某位朋友一样有着安全攀登100座高海拔雪山的宏伟目标。 写下这些文字，只是用来纪念这一年从体制内走出来，全身心攀登的所有感悟。 2月17日。带队在四姑娘山二峰，这是一座被媲美为“5000米级雪山里的小珠峰”的入门级雪山。拿它比作珠峰，不是因为攀登的难度有多大，而是它的攀登线路，山峰进阶性与珠峰有着很多类似的地方。较长的进山路线，丰富的攀登体验以及多变的高海拔气候。 也就是这样一座看似“毫无难度”的入门级雪山，却让我们在凌晨3点的冲顶路上第一次深切感受到暴风雪的威力，风力达到每秒近70公里的速度，一直在队伍最前面开路的二哥，不停地在对讲机里喊，“阳子，风太大了，我们走不了了，调头下撤吧”，“不，你再坚持坚持，到了垭口我来开路”。直到我的第一个队员被风吹倒，第二个队员被暴风扫起的冰渣打的不敢睁眼，我选择了带队下撤。当时的队伍里也许还有人不太理解我的决定，甚至对我心存抱怨。客人花了钱，是要登顶的，目的性高于风险的可控性。可我们从登山协会接受的教育是不仅要平安送客人登顶，更要平安带着客人下山。如果风险不可控，合理选择下撤，保证客人的平安才是我们的职责。 5月2日。又一次带着队伍回到日隆镇，还是二峰。唯一不同的是天气看起来似乎要稳定很多，与高山天气预报的风速，降雪量有着比较大的出入，队伍出发前，协会的协作群里有人善意提醒我，17年，18年连着两年五一川西普降大雪，二峰几乎无人登顶。可我们还是来了，大本营营地甚至有着6,70支攀登队伍，而且其中不乏某些国内知名登山公司。进山的路上还偶遇外交部王毅部长，他的目的地是大峰。据我所知王部长应该是国内高海拔雪山攀登级别最高的官员了吧。 入夜，果然大雪，我跟日隆镇的本地向导一起睡在炊事帐里。营地队员帐里此起彼伏地传来咳嗽声，呕吐声。我起床去给我的队员帐篷扫雪，观察大家的身体状况。 凌晨2点30分，向导起床烧火做饭，这一顿早餐是冲顶日非常重要的食物补给，可同样很多人是根本吃不下的，高海拔攀登，海拔适应能力可能比体能更加重要。很多人选择留在营地休息，因为适应不了决定着会高反，而一旦高反的状态出现，是不能选择继续攀登的。 因为攀登的队伍多，所以一路上都在“堵车”。整体协调的时候，我的队伍是第二支出发。还是二哥，对讲机里喊：阳子，你在哪儿。这个位置留出来了，你的队伍先走。 这一次，我们11人攀登队，6人登顶，5人选择下撤。 当你历经磨难，终于站在雪山之巅，那种自豪和满足是无法言表的，大家都很激动。而成功的喜悦往往没有持续太久，因为怎么样上来的，还得怎么样下去，登山就是这样，登顶从来都不是结束，平安下撤，平安回家才是结束。 5月5日。一个人重装到了贡嘎寺。二峰结束，并没有休息，而是直接开始我的单人重装阿式那玛峰。 在这之前的3月跟搭档机器人去了一次松潘，准备单日速攀都日峰，结果也是暴风雪加上时间误判，不得不在顶峰下200米选择放弃。 而在这之后机器人选择一个人去速攀了奥太娜。 想来一个人的攀登路，会非常的孤独。他上山的时候我就一直拿着手机等他消息，直到他回到成都，悬着的心才放下来。 也许山友间的感情只有每一个登山者才能明白和感受。 那玛峰下来，带队去了四姑娘山三峰。这是19年第二次攀登三峰，没有登顶，下撤的时候客人从马上摔了下来。队伍还没下山，消息已经传回了成都。 等到手机有了信号电话就一直响个不停。 顺利无人关注，出问题就会分秒传遍。当一个协作、领队，压力不要太大。 再之后，去了雀儿山、二刷都日峰、四姑娘山大峰、二峰、哈巴雪山、雪隆包······。 比起攀登的故事。收获更多的是朋友和兄弟。 雪山，被我们称为“白色鸦片”。我的协作同学，阑珊，给他的聊天群起名“戒毒互助会”，说是“戒毒”。可他自己却经常赶着周五的晚班飞机从北京飞到成都，周六周日登完山，又马不停蹄的晚班飞机飞回北京赶周一的早班例会。 这样的操作如果放在以前我是无法理解的。因为你无法想象是什么样的爱好，什么样的运动，能让一个人用近乎疯狂的态度去迷恋它，追随它。 和阑珊的交集其实并不多，只是双桥沟里一起攀过冰，协作班结业晚宴上一起多喝了几杯酒，再就是一起攀登了都日峰，经常借着手机，用文字一起攀登某座国内非著名高海拔雪山。也许更多的只是彼此间的“惺惺相惜”吧，当然我们不是英雄。我们只是共同热爱着高海拔登山这个非“高危体育运动项目”。 和阑珊同出一辙的是北大博士后康乐小哥哥。 就在我写这些文字的时候，他还在微信给我规划某座即将成行的雪山攀登线路，日程详细安排，以及经费预算。 其实对康乐我是有愧疚的。因为某座山峰的攀登，他作为攀登协作，在冲顶的路上我曾经因为嫌弃他速度慢而吼过他…… 下撤的路上，天已经黑了。我全程没有打开头灯，选择默默走在队伍的中间。大家各怀心事，谁也没有多说话。我借着月光一路小跑，好不容易在最前面赶上他。我以为他会很委屈，结果他和我讲了一个故事。 他说某老师（国内某登山学校负责人）曾经给他讲评价一次攀登结果有3个标准：一是是否安全回来；二是是否登顶；三是是否还愿意和这次的队友再次组队登山。 而他说无疑我们这次登山是成功的。 讲着讲着，我们竟然都笑了起来。 “当我们孤独的时候，我们不谈登山”。 这句话，是想说给我所有的高山协作以及高山向导朋友。这是一个靠努力并不能很好养活自己的职业，国内高海拔（特指7-8000米级）登山门槛高，动辄十几万，几十万的登山费用成了所有人可望而不可及的高度，包括协作以及向导。 我有一个叫花开的朋友，因为热爱户外，放弃上市公司高管和几十万年薪的工作，成立高海拔探险户外运动公司，追求她的梦想。 说来本是无可厚非的事情，因为难得有梦想，难得能不顾一切去追逐自己热爱的事业。 活着本不易，又有多少人有这样的勇气。 希望我们都能且行且珍惜。 希望我们都不会孤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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