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悲堂的展览中,有一件不太起眼的文物,那便是大觉寺的契约文书。这批契约上自康熙年间,下到民国初年,一共 128 件。关于这些契约,还流传着大觉寺最后一位僧人,常修的故事。常修是在上世纪 40 年代来到大觉寺的,烽火连天的日子,寺里的光景并不好,僧人们逃的逃、死的死,熬到解放时只剩了他一人。解放后大觉寺成为了林业系统的驻地,常修也还了俗,在大觉寺边安了家,成了林学院的职工。退休后,他也一直看守着大觉寺的大门,直到 1981 年去世。80 年代末,北京林学院向北京市文物局移交了大觉寺,1991 年秋天,大觉寺管理处开始对寺庙进行清扫修缮,预备来年春天迎接游客。建国后这座京西名刹终于要第一次对公众开放了。就在工人们对大雄宝殿顶部进行清扫时,发现了顶棚上的一个包裹,打开一看,竟是大觉寺自康熙年间起,到民国初年的契约,包括土地房产的租赁契、典当契、买卖契,以及收租薄等。原来这就是常修当年小心翼翼藏起来的大觉寺「变天账」,可见作为大觉寺最后的守护者,他还一直有着恢复寺产的想法。当然,这些契约早已失去效力,大时代的变迁中,个人无力改变这座千年古刹的命运。但也正因为他,这些契约文书才得以躲过各种运动保存下来,成为研究中国近代社会的宝贵材料。文革时期,大觉寺也是在他和当地群众的保护下,躲过了红卫兵的破坏。我们今天能看到这样一座保存完整的寺庙,还得多亏他们。无论世事如何变幻,际遇如何沉浮,常修用尽一生的坚守让这绝唱久久回响,他对大觉寺的这份感情也让人动容。 大觉寺最后一位僧人常修保存下来的契约文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