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日,还是在班佑寺,召开了研究一方面军工作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洛甫、博古、***、王稼祥、凯丰、陈昌浩、刘少奇、彭德怀、杨尚昆、李富春、徐向前、傅钟、李卓然、邓发等,周恩来还在病中未参加会议。会上***作了报告。提出:现在一方面军因长途行军的疲劳,需要相当时间的休息,部队需要相当时间的整理。战略方针已确定向东,向汉人聚居区发展,给养条件是可以改善的,休息时间除作战任务外,是可以争取的。一方面军整理的方针,可参考中央苏区时的制度,学习四方面军的优良制度。我们到甘肃后,客观条件是有利于红军扩大的,主要的问题是要加强领导,仔细地建立与群众的关系,重新进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要把扩大红军、整理训练同最重要的作战任务结合起来。一方面军的司令部、政治部应该重新建立起来,立即进行工作。 |
3天之后。亦即1935年9月5日,红军召开了俄洛塘庆功大会,庆祝包座大捷(包座大捷是红军长征以来取得的最大的一次胜利,把前来堵截的胡宗南部队消灭了5千多人)。 其实班佑之战在红军长征战史上名声不大,相关史籍中即或提到了也基本上是轻描淡写的一笔,但其意义很大。红军右路军原本没有打算从班佑到巴西——原先的路线是从班佑沿着草地向北,前往甘肃南部,这样,难免还要涉足草地。是班佑之战,改变了红军右路军的原定行军路线,1935年8月红军第一次过草地时,红军右路军先头部队刚刚走出草地,即遭到当地“十二部落”和“包座七房”的千余藏兵配合国民党军胡宗南“游击第二支队”张莱孝部的阻击。8月23日,叶剑英所率四方面军三十军先头部队在班佑以南的贡巴龙山一带与敌军张莱孝部和藏兵遭遇,24日晨,红军发起攻击,两小时内即将这群乌合之众击溃,并顺势向东北方向包座河流域扩展攻势。至28日,基本肃清上包座以北的敌军,将残敌分别围困于求吉寺、卓藏寺等几个孤立据点内。 这一战的结果改变了《夏洮战役计划》预定的行军路线——原计划是从毛尔盖地区出发,“以10至15天的行程,进至夏河洮河流域”,如此,进至班佑也才算完成了不到一半的行程,要进到夏河洮河流域,还得继续向北,穿过沼泽更多更大的“若尔盖湿地”。而经班佑之战后一路下坡乘胜追击敌军的红军战士们惊异的发现:在荒凉无际的草地沼泽之侧,竟然还有这样一片林区,而且由此北上“路大、房多、粮足”,且进入甘肃境内的“罗达以东,即完全是汉人区域”。 而右路军中的中央领导和四方面军陈昌浩、徐向前等领导在得到了先头部队的报告之后,即决定改变原定行军路线:直接由包座河经达拉沟峡谷东出甘南……即东进巴西、求吉。 这实际上也避免了原计划路线要通过“若尔盖湿地”那另一半草地行程所要付出的更大牺牲。 而且,不仅红军第一次过草地时调整了路线,一年后再次北上时,二、四方面军也就目的明确地直奔这条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