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空气稀薄地带—— 珠穆朗玛峰山难亲历记（记九六年珠峰大山难）

第十章

    在我们前往3号营地的计划由于狂风和酷寒而受挫后的一天，霍尔队伍中除了道路（他呆在2号营地以使喉头的伤口愈合）以外的所有人开始了第二次尝试。在霍泽之脸 无边无垠的斜面上，我沿一条似乎亘古不变的褪色尼龙绳索向上攀登。我爬得越高，动作就变得越迟缓。我用戴着手套的手将鸠玛尔式登山器在固定的绳索上向上滑动，然后将身体靠在上面端两口粗气燃后我将左脚抬起，将脚下的冰爪插入冰中，迫不及待地再吸入两大口空气；将右脚挪到左脚旁，从胸腔底部呼气、吸气，再呼气、吸气；再～次将登山器沿绳索向上滑动。在过去的3个小时里我已经竭尽全力了，我希望自己在可以休息之前的1小时之内仍保持这种状态。我以这种痛苦不堪的方式向栖息在这光秃秃的崖面某处的一群帐篷爬去。我的进程只能以英寸计算。

    未有过攀登经历的人们（人类的大多数）认为这项运动是无谓的冒险，是对刺激的疯狂追求。但至少在珠穆朗玛峰上，那种认为攀登者只是追求名分的精神吸毒者的观点是荒谬的。我在那里的所作所为与蹦极跳、空中跳伞或以120英里的时速驾驶摩托车的感觉没有丝毫相似之处。

    除了在大本营有过的舒适感，事实上，痛苦对快乐的巨大比值是我所到过的任何山峰所不及的。我很快认识到攀登珠穆朗玛峰是一种持久的痛苦。在让自己数周以来臣服于苦役、乏味和忍耐之后，我们在一切目的之上所要寻找的其实是一种光荣感。

    但在众多的珠峰攀登者中，也有一些人是带着卑微的动机前来游戏的：微不足道的名人效益、事业上的飞黄腾达、自我抚慰、吹牛的资本以及肮脏的钱财收益。但这些卑鄙诱惑所占的比重比许多评论家所预想的要小得多。事实上，随时间流逝，我所观察到的一些事情驱使我在根本上改变了对一些队友的最初看法。

    以贝克·韦瑟斯为例。他此时正像一个小红点闪现在我身下500英尺的冰面上，那里已接近队尾。我对贝克的第一印象并不好：一个爱套近乎、攀登技巧末流的达拉斯病理学家。他乍看上去像一名企图用金钱购买珠穆朗玛峰战利品的富有的共和党吹鼓手。然而当我更多的了解他时，他便得到了我更多的尊重。即使他的不合脚的新靴子使他的脚肿成了汉堡包，但贝克每天仍坚持瞒概而上，很少提及他所忍受的巨大痛苦。他坚强、干劲十足且淡泊名利。我最初认为他的傲慢现在看起来更像是一种旺盛的生命力。他对任何人都没有恶意（除了希拉里·克林顿）。贝克的乐观主义赢得了我对他的喜爱。

    作为空军军官的儿子，贝克在童年时代穿梭于军事基地之间，直至在威奇托福尔斯进入大学。他从医学院毕业后结了婚并有了两个孩子。贝克后来在达拉斯安顿下来，并开始了他收入颇丰的行医生涯。1986年，当年近木惑的贝克在科罗拉多度假时感到了高山的召唤，并由此参加了岩石山峰国家公园的初级攀登课程。

    医生成为空中攀登的常客不足为奇；贝克也不是带着新爱好进入高空的第一位医生。但攀登丝毫不同于那些只需朋友陪伴的高尔夫、网球或其它各种各样的消遣方式n攀登需要的是体力和意志。真实的危险使之不仅仅局限为一种游戏。攀登如生活本身，但以更尖锐的方式表达出来。

    还没有任何东西曾使贝克如此痴迷。他的妻子皮奇对贝克的沉迷于攀登将他从家庭生活中夺走的状况渐感焦虑。贝克开始攀登后不久就宣布要参加7峰攀登活动，他的妻子对此感到十分不悦。

    虽然贝克对攀登的迷恋有些自私和铺张，但却决不是轻率的。我从来自布卢姆菲尔德山的律师洛·卡西希克身上也认识到同样一股认真劲；同样的精神也体现在南比，这位每天用面条当早餐的沉默的日本女人身上以及从军队退役的56岁的布里斯班的麻醉学家约翰·塔斯基身上。

    当我离开军队的时候，我感到失落，塔斯基用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哀叹道。他曾在军队中任要职--澳大利亚特种空军部队团长。这个组织相当于美国的特种部队。在参与了两次越南空战之后，他发现他无法适应脱下军装后的平淡生活。我发现我无法同市民交谈，他继续说道：我的婚姻破裂了。我所能看到的就是～条黑暗的隧道在虚弱、年老和死亡处结束。然后我开始攀登。这项运动补偿了我走在市井中所迷失的大部分东西--挑战、战友情谊和责任感。

    随着我对塔斯基、韦瑟斯和我的另一些队友的同情之心日益增加，我越来越为自己的记者身份感到尴尬。当我如实地描写霍尔、费希尔和桑迪·皮特曼的时候，我不会感到丝毫的不安，因为这些人多年来～直在追逐着媒体的关注。但顾客们的情形就截然不同了。当他们报名参加霍尔的探险队时，他们无人知晓～名记者将混在他们中间。这名记者为了能与那些潜在的缺乏同情心的公众分享他们的弱点，将不断地、悄悄地记录下他们的言行。

    在攀登活动结束后，韦瑟斯接受了电视节目转折点的采访。在未被播出的一段采访中，美国广播公司新闻节目主持人福里斯特·索耶问贝克：你如何看待与记者同行？贝克回答说：

    这增加了很多压力。你知道我对此类做法并不十分关心--某人回来后写一个将被20 0万人阅读的故事。我的意思是，对于你和登山队来说，在那里自欺欺人是很糟糕的。有人将在杂志上大肆渲染地将你描绘成小丑的想法肯定会在灵魂深处影响你的举止和你前进的尺度。而我担心的是，这将会驱使人们前往他们力所不能及的地方。对向导们来说也是如此。我的意思是说，他们想让人们到达山顶，因为他们将被描写、将被评判。

    不久索耶又问道：你觉得有记者随行是否给罗布·霍尔增加了额外的压力？贝克回答：我认为是这样。这是（罗布）谋生的手段。对向导来说，任何顾客受伤都是最大的不幸…，··在这次攀登前两年的时候，他曾有过将每个人都送至山顶的辉煌成绩，这是非常罕见的。实际上我想，他认为我们的队伍很强壮，我们可以重视那一幕……所以我想有一种压力，那就是希望当他最终再一次出现在新闻和杂志上时，一切报道都是完美的。

    将近中午的时候，我终于跌跌撞撞地进入了3号营地：3间坐落在令人眩晕的霍泽岩面半腰处的黄色小帐篷。3间帐篷并肩挤在由夏尔巴人在冰坡上挖掘出来的平台上。 当我到达时，吉里还在平台上为第4间帐篷忙碌着。我放下旅行包，帮他们干起来。在海拔24，000英尺处，我在挥动了七八下雪斧后就不得不喘上互分钟的粗气。我的贡献是如此微不足道。我们用了将近1小时才完成了任务。

我们的小型营地坐落在比别的探险队的帐篷高出100英尺的地方。这里是开阔的栖息地。我们已在峡谷中苦苦跋涉了数周。现在，在整个攀登过程中，展现在我们眼前的画面第一次呈现出了大片的天空而木是地面。大片大片的积云在太阳下流动，将风景笼罩在阴影与光明的交替中。

    在等待其他队员到来之际，我坐着将双脚垂于万丈深渊之上，或仰望浮云，或俯视海拔 22，000英尺的山峰的顶部--1个月前它还耸立在我的头顶。看起来，我终于真正接近世界屋脊了。

    然而现在，峰顶还被掩映在回英里之上的层层云雾之中。即使有时速超过100英里的风从山峰的上部掠过，3号营地的空气几乎是纹丝不动的。当下午逼近时，由于强烈的太阳辐射，我渐渐感到头晕目眩起来--我希望是酷热使我变得迟钝，而不是什么大脑出血。

高山大脑出血（HACE）虽不及高山肺水肿（HAPE）普遍，但却更致命。HACE是一种令人费解的疾病。当液体从缺氧的脑血管渗出时，HACE即可能发生。它引起大脑的严重肿胀，并可能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发作。当颅内压升高时，运动和神经功能都将以惊人的速度在几小时或更短的时间内衰退，而患者通常没有感到任何变化。接下去就是进入昏迷状态。除非患者被及时送至低海拔处，不然死亡在所难免。

    那天下午我想到HACE是因为就在两天前，费希尔的一位顾客--来自科罗拉多的私岁的牙医戴尔·克鲁泽在3号营地发作了严重的HACE。作为费希尔的老朋友，克鲁泽是一位健壮且经验丰富的攀登者。4月26日，当他从2号营地爬至3号营地后，他为自己和队友沏了茶，就回到他的帐篷里小想。我马上就睡着了，克鲁泽回忆道，我一共睡了24个小时，直到第H天下午2点。当别人最终将我叫醒时，他们立刻明白我的大脑已经不工作了，但我自己却毫无觉察。斯科特告诉我：俄们必须立刻送你下山。

     克鲁泽费了很大力气才穿好衣服。但他将攀登带弄反了，并将它和风衣续在了一起。他还没有系紧安全扣。幸亏费希尔和尼尔·贝德曼在克鲁泽准备下山前注意到了这些错误。如果他像那样沿绳索下滑的话，贝德曼说，他立刻就会滑脱攀登带滚到悬崖下去。

我就像喝醉了一样，克鲁泽回忆说。我走路跟踉跄跄，完全失去了思考和说话的能力。真是一种奇怪的感觉。我的脑子里有些话要说，但不知如何把它们送到舌头上。所以斯科特和尼尔给我穿好衣服，检查了我的攀登带，然后斯科特将我沿固定绳索送下。等到克鲁泽返回大本营后，他回忆说：又过了三四天以后，我才能不跌交地从我的帐篷走到大帐篷。

当落日的余晖在帕默里峰后消失殆尽，3号营地的气温降低了50多度。当冷空气袭来时，我的头脑变得清醒起来：我对HACE的焦虑至少现在看起来是没有根据的。在海拔24 ，000英尺处度过了～个痛苦而难眠的夜晚之后，我们下至2号营地。一天以后，即5月1 日，我们将继续下至大本营以便为冲击顶峰养精蓄锐。

    到此，我们适应气候的训练已全部完成--而令我感到惊喜的是霍尔的攀登计划发挥了效应：在山上停留了3个星期以后，我发现与上面极其稀薄的大气层比起来，大本营的空气显得浓厚而富含氧气。

    然而我的身体状况欠佳。我消耗掉了大约20磅的肌肉。它们主要位于肩膀、后背和腿。由于我几乎耗尽了所有储备脂肪，我变得更加畏寒。但我感到最严重的问题是来自胸腔：我几星期前染上的干咳症愈演愈烈，以至于我在3号营地的一次剧烈咳嗽中损伤了胸部软骨。咳嗽持续不退，我觉得每一阵干咳都像有人在敲打我的肋骨。

    大本营上的大多数登山者都处于类似的疲惫状态--这就是珠穆朗玛峰生活的～个不争的事实。在5天之内，霍尔和费希尔的队员们将离开大本营前往山顶。为了防止体力的继续下降，我决定在这段时间里好好休息，吞服一些布洛芬药片并强行咽下尽可能多的卡路里。

霍尔一开始就计划在5月10目攀登山顶。在我4次登上山顶的历史中，他解释说，有两次是在5月10日。正像夏尔巴人解释的那样，10对我来说是个'吉利'数字。但选择这一天还有一个更客观的理由：每年季风到来之前的5月10日左右会出现一年中最理想的天气。

    在整个4月里，气流像消防水龙带一样对准了珠穆朗玛峰，不断地向金字塔形的峰顶吹送强飓风。即使在大本营风平浪静地沐浴在阳光下的日子里，也有大股的雪片从峰顶被风吹落。但我们希望从孟加拉湾吹来的季风在5月初能将气流向北推至西藏。如果今年和往年的气候变化相似，在飓风退去和季风风暴到来之前，我们会赶上一个晴朗而平静的大气窗。在这段时间里，攀登峰顶的可能性比较大。

    不幸的是，每年的天气变化都反复无常，而每支探险队都将目光瞄准了晴朗的5月。为了避免在峰脊上产生拥塞，霍尔在大本营召集全部探险队的领队举行了一次隆重的议事会。最后大家达成协议：骑自行车从斯德哥尔摩到达尼泊尔的年轻瑞典人戈兰·克罗普将只身于5月3日做首次攀登峰顶的尝试；来自黑山地区的探险队紧随其后；5月8日或9日，是IMAX探险队。

    最后的决定是霍尔的队伍将同费希尔的队伍在5月10日这天共同攀登顶峰。独行的挪威登山者皮特·尼比由于险些在西南面上被一块滚落的岩石砸死已经离开：他在某天早晨悄悄地离开了大本营，返回了斯堪的那维亚半岛。由美国人托德·伯利森和皮特个可萨斯领导的探险队、默尔·道夭商业探险队及另一支英国探险队都像台湾人所答应的那样避开5月10日。然而伊恩·伍德尔却宣称：南非人将在他们认为适宜的任何时刻攀登峰顶，大概在5月10日左右；任何对此持异议的人可以滚蛋。

    当通常不温不火的霍尔听说伍德尔拒绝合作时，他勃然大怒起来：我不想和那群船夫同时出现在山顶，他吼道。

                                                      第十一章
    登的魅力有多大取决于它对人际关系的简化、对友谊的减弱和对合作的增强，以及人与第三者（山脉、挑战）之间的关系对人际关系本身的取代。在具有神秘魅力的探险后面呈现出的坚韧不拔和无拘无束的流浪生活是对我们天生的舒适和安逸的解药。它预示着一种对衰老、他人的虚弱、人际间的责任、各种各样的弱点及缓慢而乏味的生活过程的带有青春年少式的拒绝……
    一流攀登者……会被深深打动，甚至会流泪；但只为那些死得其所的殉难者。一种相似的令人震惊的冷峻也曾出现在布尔、约翰·哈林、伯那地、伯宁顿以及哈斯顿的文章中：驾驭一切的冷峻。也许这正是极限攀登的意义所在：用哈斯顿的话说，就是当你到达某一高度时，"如果困难出现，就要战斗到底。如果你训练有素，你将生还；若非如此，大自然将把你收为已有"。
                                                                         —— 大卫·罗伯特 摘自《犹豫的时刻》
    我们在5月6日凌晨4时30分离开大本营开始了对峰顶的冲击。距我们垂直距离达2英里的珠穆朗玛峰的山顶看起来如此遥不可及，所以我将注意力集中在我们当天的目的地2号营地上。当第一缕阳光照射在冰河上时，我已在海拔20，000英尺处的西谷的半山坡上了。庆幸的是冰布已被甩在身下，我只需在下山的路上最后一次通过它。
    我每次通过西谷时都要受到酷热的煎熬，这一次也不例外。我和安迪·哈里斯位于队伍的前列。我不断地往帽子里面塞进积雪，然后在双腿和呼吸允许的情况下，以最快速度向上移动。我希望能在被阳光射线击倒之前赶到营地，但当晨光流逝，阳光火辣辣地照射下来时，我的头开始突突作痛。我的舌头肿起以至于呼吸困难。我感到保持头脑清醒越来越困难了。
    我和安迪在上午10时30分步履艰难地走进2号营地。在狂饮了两升"给他力"饮料后，我的体力恢复了。"我们终于踏上前往山顶的路了，这感觉真不错，是不是？"安迪问道。在大部分的攀登过程中，安迪由于受到肠道疾病的影响而状况欠佳，但他最终还是恢复了体力。当今晨霍尔让安迪在队伍前列自由攀登时，这位有着惊人的耐心并经常被指定在队尾帮助水平欠佳的登山者的天才教练感到有些吃惊。作为霍尔队伍中的中级向导，也是唯一一名从未登临珠峰的向导，安迪渴望能在资深的同行面前证实自己的能力。"我想我们最终能战胜这个山峰！"他咧着嘴笑着对我说，仰头注视着峰顶。
    在那天较晚的时候，29岁的瑞典独行者戈兰·克罗普经过2号营地赶回大本营。他看上去精疲力竭。在1995 年10月16日，他骑着一辆载着240磅装备的自制自行车离开了斯德哥尔摩。他计划从瑞典的海平面到珠穆朗玛峰峰顶做一次不借助夏尔巴人和氧气瓶而只凭个人力量的往返旅程。虽然这是一个野心勃勃的目标，但克罗普有赢取胜利的凭据：他曾进行过6次喜玛拉雅攀登，并独自登上过布罗德峰侨欧亚峰和乔戈里峰。
在骑车前往加德满都的8，000英里长的行程中，他被罗马尼亚的小学生抢劫过，还在巴基斯坦遭到过一群人的围攻。在伊朗，一名愤怒的摩托车手在克罗普的头盔上将一支棒球棍击断。尽管如此，克罗普还是在4月初安然无恙地到达了珠峰脚下。他的身后跟着一个电影摄制组。他立刻在山的底部开始了适应气候的远足。紧接着在5月1日星期三，他离开大本营前往峰顶。
    克罗普在星期四下午到达了位于南山口海拔 26，000 英尺处的营地，然后在子夜刚过的第二天早晨前往峰顶。大本营的每个人都整日守在无线电旁，焦急地等待着有关他的进程的消息。海伦·威尔顿在我们的主帐篷上悬挂了一条大幅标语，上面写道："前进，戈兰，前进！"
数月来，山顶上第一次风平浪静，但山上的积雪仍很厚重。虽然进程十分缓慢，但克罗普仍在雪堆中间一往无前地攀登着。星期四下午2点钟，他已到达南峰顶下面的海拔28，700英尺处。虽然此时他距峰顶只有不到60分钟的路途，但他还是决定返回，因为他认为再继续攀登会使他无法安全下山。
    "在离峰顶这么近的地方打退堂鼓……"5月6日，当克罗普在下山路上拖着沉重的步伐经过2号营地时，霍尔摇着头若有所思。"这表现出戈兰具有非凡的判断力。这真令我难忘，实际上比他继续攀登并最终到达山顶更令人难忘。"在过去的一个月里，罗布曾反复向我们强调在攀登顶峰那天无论如何接近山顶也要在预定时间返回的重要性 --就我们而言大概在下午1点，或最晚不超过两点。"如果有足够的决心，任何傻瓜都能爬上这座山峰，"霍尔说道， "但关键是要活着返回。"
    霍尔随和的脸上浮现着对成功的渴望--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将尽可能多的顾客送至峰顶。为了确保成功，霍尔对一切细节都做了精心安排：夏尔巴人的健康状况、太阳能发电系统的运转情况以及顾客们的登山冰爪的锋利程度。霍尔热爱向导事业，但来自以埃德蒙德·希拉里先生为首的一些攀登界权威人士对向导工作的艰辛的不理解和对向导们理应获得的尊重的否定深深地刺痛了霍尔。
    霍尔将5月7日星期二定为休息日。我们很晚才起床，坐在2号营地的四周窃窃私语着有关冲击山顶的种种紧张预测。我摆弄了一会儿登山冰爪和其它一些装备，然后试着拿起一本平装书《卡尔·汉森》。但我的注意力完全集中于将要到来的攀登上，以至于我的目光机械地在同一行文字上扫来扫去。
    我最终丢下了书。道格正为肯特小学的学生们要求为他们带一些山顶的旗子的照片而拍照。我向他询问了在山顶附近可能遇到的困难。道格对去年的情景记得一清二楚。"当我们到达山顶时，"他紧锁着眉头说，"我保证你会精疲力竭的。"虽然道格喉咙上的伤口仍未痊愈而且体力有些不支，但他仍固执地坚持要参加攀登顶峰。如他自己所说："我已为这座山峰付出太多，我欲罢不能了，我要为它付出我的所有。"
那天下午将近傍晚时分，费希尔反常地紧咬牙关，慢悠悠地从我们的帐篷前经过，向他的营地走去。他通常总是保持大无畏的乐观情绪；他最喜欢说的话之一是："如果你摇尾乞怜，你就登不上山顶。只要我们在这儿，我们就该保持最佳状态。"然而此时此刻，斯科特没有表现出一丝最佳状态的迹象；相反，他看上去焦虑且非常疲惫。
    因为费希尔鼓励他的顾客在适应气候阶段可以独立地在山上往来，所以当几名顾客遇到麻烦而不得不被护送下来的时候，费希尔在大本营和大本营以上的营地之间做了几次计划外的匆忙之旅。他为了救助蒂姆·马德森、皮特· 舍恩宁和戴尔·克鲁泽已进行了几次额外的攀登。现在，就在这个休息日里，费希尔又不得不在他的好朋友克鲁泽复发HACE时匆忙地在2号营地和大本营之间进行了一次往返旅程。
    费希尔在前一天中午，也就在安迪和我先手费希尔的顾客从大本营开始攀登以后，到达了2号营地。他曾指示向导阿那托列·布克瑞夫带上装备紧随队伍并关照好每个人。但布克瑞夫无视费希尔的指示：他非但没有随队伍一同攀登，而且还睡了一个小时的懒觉，洗了澡，然后在最后一名顾客离开后5个小时才出发。因此，当克鲁泽在海拔 20，000英尺处头痛欲裂时，布克瑞夫并不在附近。这使得费希尔和贝德曼在听到经过西谷的攀登者捎来的有关克鲁泽的消息后，就不得不急急忙忙地从2号营地赶下山去。
    就在费希尔见到克鲁泽并开始困难重重地将他向大本营护送的时候，他们在冰布的顶部遇到了正独自攀登的布克瑞夫。费希尔对布克瑞夫的失职进行了严厉的斥责。"是的，"克鲁泽回忆说，"斯科特狠狠地责骂了阿那托列。他想弄明白为什么他在别人后面这么远--为什么他不和队伍一起攀登。"
    据克鲁泽和费希尔的其他队员介绍，费希尔和布克瑞夫之间的紧张关系贯穿了整个攀登过程中。费希尔付给布克瑞夫2．5万美元，然而布克瑞夭的表现没能达到费希尔所期望的标准。"阿那托列是个强壮的技巧型攀登者，"克鲁泽解释说，"但他的社交能力很差。他不关心别人。他不是集体中的一员。我早就对斯科特说过，我不想和阿那托列一起在高山上攀登，因为我怀疑如果遇到困难，我是否能指望他。"
    矛盾源于布克瑞夫与费希尔对责任感的截然不同的诠释。俄罗斯人布克瑞夫认同不愿同情弱者而崇尚坚强、自傲和辛苦劳作的攀登文化。在东欧，向导们被训练去拖行李、固定绳索和探索路线，这其实更像是夏尔巴人所做的事，而不是管理者的责任。身材高大、有着金色头发和斯拉夫人英俊五官的布克瑞夫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高山攀登者之一。他具有20年攀登喜玛拉雅的经历，并两次在不带氧气装备的情况下登上了珠穆朗玛峰顶。在辉煌的攀登事业中，布克瑞夫对攀登形成了一系列强硬的、非正统的观念。他曾直言不讳地认为，向导对顾客的放纵是错误的。"如果没有向导的巨大帮助，顾客就无法攀登珠峰，"布克瑞夫对我说，"那么这位顾客就不该出现在珠峰上，否则将后患无穷。"
    布克瑞夫对西方传统观念所认同的向导角色的拒绝亦或是不胜任激怒了费希尔。这也迫使费希尔和贝德曼不得不分担更多的照顾队伍的责任。到了5月份的第一个星期，这种做法已给费希尔的身体带来了明显的损伤。5月6 日晚上，费希尔将病中的克鲁泽送至大本营后先后与西雅图的合作伙伴卡伦·迪金森和他的特约记者简布罗米特通了卫星电话。他狠狠地谴责了布克瑞夫的玩忽职守。这两位女人都没有料到这竟是她们与费希尔之间的最后一次谈话。
    5月8日，费希尔和霍尔的队伍都离开了2号营地，在 "霍泽之脸"上开始了漫长的沿绳索攀登。就在距西谷底部 2，000英尺的空中，及3号营地下面不远处，一块电视机大小的岩石从悬崖上滚落下来，砸到了安迪·哈里斯的胸口。这一击使安迪·哈里斯双脚踩空，在固定绳索上屏住呼吸地悬挂了足有几分钟。如果不是他用鸠玛尔登山器将身体与绳索固定住了，他早就滚下山崖而一命呜呼了。
    到达营地后，安迪喋喋不休地表示他没有受伤。"我在早晨可能有些僵硬，"他坚持说，"但我想那该死的东西只是擦破了我的皮。"就在岩石滚落前，安迪正埋头向前移动；而在石头落下的一刹那，他正好仰头向上望，所以岩石不偏不斜地擦过他的下颌落到了胸口上。这块石头离他的头盖骨已相当近了。"如果那块石头砸到了我的头上……"安迪卸下背包时带着痛苦的表情说道，但他只说了半句话。
    因为3号营地是整个山上惟一一个不与夏尔巴人共享的营地（狭窄的突出平台无法容下足够的帐篷），这意味着我们在这里必须自己做饭，也就是要融化惊人数量的冰雪做饮用水。呼吸困难造成的严重脱水使每人每天要消耗1 加仑多的水，因此我们需要搞到12加仑的水以满足8名顾客和3名向导的饮水。
    作为5月8日第一个到达营地的人，我担起了砸冰块的任务。在3个小时内，当我的队友们躺在睡袋里时，我仍留在户外用冰镐劈砍着冰坡，用冰块填满塑料桶并将冰送到帐篷里融化。在海拔24，OOO英尺的地方，这是个令人精疲力竭的工作。每次当我的队友喊道："晦，乔恩！你还在那儿吗？我们需要更多的冰！"我就感到夏尔巴人为我们做了很多，而我们对此的感激之情太少太少了。
    那天下午晚些时候，当太阳向起伏的地平线慢慢移去时，气温骤降。除了由于自愿要求"打扫卫生"而最后出发的洛·卡西希克、福兰克·菲施贝克和罗布以外，其他的人都已进入营地。下午4时30分，向导麦克·格鲁姆的对讲机里传来罗布的呼叫：洛和福兰克还在营地下面100米的地方缓慢移动；麦克能否下来援助他们？麦克匆忙装上登山冰爪，毫无怨言地消失在了固定绳索的下面。
    当麦克再次出现时，一个小时已经过去了。洛是如此疲劳，以至于让罗布背着他的旅行袋。他摇摇摆摆地走进营地，看起来脸色苍白而心烦意乱。他痛苦地呻吟道："我完了。我完了。我快要断气了。"几分钟后，福兰克便疲惫地出现了，虽然他拒绝将背包交给麦克。看到这两位近来攀登状况相当不错的人变成如此模样实在令人震惊。福兰克的衰退状态对我的打击尤大：我一直认为如果我们队伍中能有任何人爬上峰顶，这当中必有曾3次上到过极高的山峰而且充满智慧和力量的福兰克。
    当黑暗吞噬了营地，向导给每人发了氧气瓶、调节器和氧气罩：在剩下的攀登过程中，我们将呼吸这种压缩气体。
    自1921年英国人首次带氧气装备前往珠穆朗玛峰起，依靠氧气瓶攀登的做法就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夏尔巴人敏锐地称笨重的氧气瓶为"英国空气"。）最初，对瓶装氧气最激烈的批评者是乔治·利·马洛里。他认为使用氧气瓶 "违反体育的精神，因此也是违背英国精神的"。但不久，事实就证明在海拔25，000英尺以上的死亡地带，没有氧气的支持，人体易受HAPE、HACE、体温降低、冻疮和其它一系列致命危险的袭击。当马洛里在1924年第3次前往珠穆朗玛峰时，他开始坚信没有氧气的支持无法到达山顶。他放弃了原来的主张，开始使用氧气。
减压舱里的试验证明，将人体从海平面猛然拉至到氧气含量只有三分之一的珠穆朗玛峰山顶时，人体会在几分钟内失去知觉并很快死亡。但一些富有理想主义精神的攀登者坚持认为，具有卓越身体素质的天才运动员在经历了一段较长的适应气候期以后可以在不使用氧气瓶的状态下登上山顶。纯粹主义者将这一观点上升到逻辑的极限高度，他们认为使用氧气无异于欺骗。
    早在70年代，登山家莱因霍尔德·梅斯纳尔作为无氧气攀登的倡导者宣称他将用"公正之手段"攀登珠峰，否则就不进行攀登。在那之后不久，他和他的老搭档澳大利亚人皮特·哈布勒以对诺言的实现震惊了世界登山界：在1978 年5月8日下午1点，他们经南山口和南山脊，在无氧气支持状态下登上峰顶。这一事件被一些登山者认为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征服珠峰。
    然而梅斯纳尔和哈布勒的历史伟绩并没有赢得各界人士的赞美，特别是夏尔巴人的首肯。大多数夏尔巴人拒绝相信西方人能胜任如此壮举，因为这对最强壮的夏尔巴人来说也是高不可及的。很多人怀疑梅斯纳尔和哈布勒借助了藏于衣服内的小型氧气罐。丹增和其他一些著名的夏尔巴人还签署了一份要求尼泊尔政府对这次攀登的真伪进行官-方调查的请-愿-书。
    但事实证明无氧攀登是不可反驳的事实。两年以后，梅斯纳尔堵住了所有怀疑者的嘴。这一次他在无氧状态下从中国西藏一侧登上珠峰，没有借助夏尔巴人或其他任何人的帮助。当他在浓云和飞雪中于198O年8月20日下午3 点到达山顶的时候，"我处于极大的痛苦中；我在一生当中从没这样疲惫过。"在他记录这次攀登的随明的地平线卜书里，他描述了在最后几米中挣扎着爬上峰顶的情景：
    当我休息时，除呼吸时喉咙发出的声音外，我感到生命已不复存在。没有失望，没有幸福，没有焦虑。我还没有失去对感情的控制，事实上感情已不复存在了。我只拥有意志。在每挪动几米后，意志便在无止境的疲惫中消逝了。然后我的思维一片空白。我让自己倒下，躺在那里。在一段不确定的时间里，我踌躇不定。然后我再向前挪动几步。
    当梅斯纳尔回到文明社会以后，他的登顶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攀登壮举。
    就在梅斯纳尔和哈布勒证明了无氧攀登珠穆朗玛峰的可能性之后，一群雄心勃勃的攀登者也认为应该在无氧状态下攀登珠峰。因此，如果有人要脐身喜玛拉雅精英之列，不带氧气瓶攀登是必修内容之一。至1996年，已有60名男人在无氧状态下到达过顶峰--其中5人未能生还。
    虽然我们当中有人野心勃勃，但霍尔队伍里无人考虑不带氧气攀登。即使是3年前曾无氧攀登珠峰的麦克·格鲁姆也向我解释说，这一次他将使用氧气，因为他是向导。他凭经验知道在不用氧气瓶的状态下，他的身心都将受到极大损害，以至于无法完成向导的使命。像许多熟练的珠穆朗玛峰向导一样，格鲁姆认为虽然无氧攀登是可行的，而且从美学角度上讲也更令人神往，但作为向导进行无氧攀登是极端不负责任的行为。
霍尔使用的最新型的氧气装备包括类似战斗机驾驶员所佩戴的硬塑料氧气罩及通过橡皮软管和调节器与之相连的钢制氧气瓶。（体积和重量都小于水中呼吸罐，每一支氧气罐在装满氧气时重6．6磅。）我们以前在3号营地从未借助过氧气瓶入睡，而现在，在我们即将开始向顶峰冲刺之际，罗布劝我们晚上睡觉时通过氧气瓶呼吸。"在你处于这个高度和更高的高度时，"他提醒我们："你的大脑和身体都在受到损害。"脑细胞在死亡。我们的血液变得十分危险地稠起来。视网膜中的毛细血管在出血。即使当我们休息时，心脏也在剧烈地跳动。罗布保证说："瓶装氧气可以令衰退缓慢，并有助睡眠。"
    我听从罗布的教诲，但我潜在的幽闭恐怖症开始作祟。当我在鼻子和嘴上夹紧氧气罩时，我不断地想象这会令我窒息。所以当我这样度过了恐怖的一个小时之后，我取下氧气罩，在无氧状态下辗转反侧地度过了剩下的夜晚。我每隔20分钟就要看一次表，以确定是否到了出发的时间。
在我们营地下方100英尺的地方是同样在风雪飘摇之中的其它探险队的帐篷--包括斯科特·费希尔的队伍、南非人的队伍和台湾人的队伍。5月9日星期四凌晨，当我蹬上靴子准备向4号营地攀登时，来自台北的36岁的炼钢工人陈玉男在他的平底登山靴里排泄起来--这是判断力严重衰退的表现。
    当他蹲在冰面上时，他失去了重心，沿着"霍泽之脸"跌落下去。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滚落了70英尺后，他大头朝下地栽入了一条裂缝而停止了下坠。目睹了这一过程的夏尔巴人急忙送下一条绳子，很快将他拉出裂缝，并将他护送回帐篷。虽然只受了点轻伤，但陈玉男却遭到了严重的惊吓。当时，霍尔队伍里的人，包括我在内，都对已经发生的灾难毫不知晓。
    稍后，"马卡鲁"和其他台湾人仍出发前往南山口，而让陈玉男独自留在帐篷里恢复体力。虽然"马卡鲁"曾向罗布和斯科特保证他不会在5月10目攀登峰顶，但他现在显然改变了主意，打算和我们在同一天登上山顶。
    那天下午，一名叫作江布的夏尔巴人在将行李送至南山口返回2号营地的途中在3号营地稍作停留以观察陈的情况。他发现台湾登山者的病情大大加重了：他神志不清且浑身剧痛。江布决定立即将陈送下山去。他召集了另两名夏尔巴人，然后开始沿"霍泽之脸"送陈下山。在距冰坡底部300英尺的地方，陈突然一翻身失去了知觉。稍后，位于2号营地的大卫·布里歇尔斯的无线电咯咯作响起来：江布用充满恐慌的声音报告说陈已停止了呼吸。
    布里歇尔斯和他的队友埃德·维斯特斯匆忙向山上赶去，试图挽救陈的生命。但当他们在几十分钟后到达陈的身边时，他们没能发现任何复苏的迹象。当晚，在"马卡鲁"到达南山口后，布里歇尔斯通过无线电向他呼叫，布里歇尔斯告诉台湾人的领队，"陈已经死了。""好吧，""马卡鲁"回答说。"谢谢你的消息。"然后他向他的队伍表明陈的死丝毫不会影响他们在子夜前往峰顶的计划。布里歇尔斯哑然失色了。"我刚刚替他为朋友合上眼睛，"他怒不可遏地说。 "我刚刚把陈的尸体拖下来，而马卡鲁所说的竟只有'好吧'。我真不明白。我想这可能是文化背景的差异。也许他认为纪念陈的最好方法就是继续向峰顶攀登。"
    在过去的6周中，发生了若干起严重事故：丹增在我们尚未到达大本营前坠入裂缝；托切发作HAPE，和随后身体状况的衰退；默尔·道夫队伍里一名叫作金格·富伦的年轻英国登山者在冰布顶部发作严重的心脏病；道夫队伍里的丹麦人金·塞吉伯格在冰布上被倒塌的冰塔击碎了几根肋骨。然而直到那时，还没有任何人死亡。
    当消息从一间帐篷传到另一间帐篷时，陈的死笼罩在山峰之上。然而对几名登山者将在短短几小时之内奔赴顶峰，忧郁的气氛很快被迫在眉睫的紧张登顶心理所驱散了。我们大多数人已被对顶峰的狂热包裹得太紧以至于无法对我们当中一员的死亡进行彻底的反思了。以后有充足的时间进行反思，在我们都登临了峰顶之后返回时，我们这样认为。

                                                                                             第十二章
    我向下望去。下山的路令人毫无兴趣……到达这里，我们已付出太多的劳动、太多的不眠之夜和梦境。我们不可能在下周末返回做再一次的尝试。如果我们现在下山，我们的未来将被一个问题困扰着：那上面是怎样的呢？
                                                                                                                           —— 托马斯·霍恩宾 摘自《珠穆朗玛峰：西脊》
       5月9日，星期四早晨，在3号营地经历了不眠之夜后，我仍处于昏昏沉沉的状态，浑身软弱无力。我慢慢穿上衣服，融化了雪水，然后走出帐篷。等我背上背包、绑上冰爪后，队里的大多数队员已攀上绳索向4号营地进发了。令人惊讶的是，洛·卡西希克和福兰克·菲施贝克也在其中，考虑到他俩头天晚上到达营地时的狼狈相，我原想他们肯定会放弃。"不错，坚持，伙计"我向他们大声喊道。当我急速赶到队友中时，我低头看见另一支约有50人的探险队已攀着绳索跟上来了。领队的马上就赶上我了。
    因为不想陷于交通拥塞中（那将会延长暴露在滚石袭击之下的时间），我于是加快脚步，向队伍的前列攀去。由于只有一根绳索蜿蜒伸展在"霍泽之脸"之上，想超过缓慢的攀登者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每当我脱离绳索从别人身边移过时，安迪被坠石砸中的情景总是浮现在我的脑海中。在此处，即使是一小块坠落的物体在我悬于绳索之上时击中我，就足以将我送入谷底。此外，超越其他登山者不仅使人大伤脑筋，而且令人筋疲力尽。我像一辆极力要超过其它车辆但动力不足的汽车，在令人难以忍受的长时间内一直将加速器猛踩到最大以便绕过所有的人。我的呼吸变得非常困难。我甚至担心自己会在氧气罩内呕吐起来。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带着氧气瓶攀登。我用了一段时间才渐渐习惯。虽然在海拔24，000英尺的高度使用氧气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但我还是难于立刻就认识到这一点。当我在超过了3位登山者后试图喘口气时，氧气罩竟然令我感到窒息。我从脸上扯下它，而实际上，没有了它，呼吸更困难了。
    当我越过以黄夹石和易碎的褐色石灰石而著称的黄色地带时，我已经克服了重重困难，行进到了队伍的前面，并且能够以一种更惬意的步速前进了。我缓慢而沉稳地从左侧穿越了"霍泽之脸"的顶部，然后攀登到被称作日内瓦山嘴的黑色片岩的前端。我终于掌握了使用氧气装置呼吸的要领，并已经前行了1个多小时，赶到了离我最近的伙伴的前面。在珠穆朗玛峰1人独处是件难得的事，而我则有幸在这样美妙的环境中得到了这片刻的享受。
    到达海拔25，900英尺处，我在山嘴的顶部停了下来，喝了些水，然后欣赏起四周的风景：稀薄的空气清晰透明，鲜亮无比，使人觉得遥远的山峰也近得伸手可及。珠穆朗玛峰的锥形峰顶隐隐呈现在飘浮的云雾中。透过照相机的远焦镜头，我眯缝着眼抬头观看东南山脊。我惊奇地发现 4个蚂蚁般大的人影在悄无声息地向南峰顶移动。我推断他们一定是黑山人的探险队员。如果他们登山成功，他们将是今年首批到达顶峰的攀登者。这也意味着，我们一直听说的有关难以对付的深雪的传言是没有事实依据的。如果他们到达了顶峰，也许我们也有条件到达了。但是现在，从山脊上吹起的鹅毛般的大雪是一种不祥之兆，而黑山人却正在顶风冒雪地奋勇前进。
    下午1点，我到达了南山口--我们向峰顶进攻的基地。这里是一块在海拔26，000英尺处伸展开来的坚冰和巨砾的高原。它绵延在此起彼伏的霍泽和珠穆朗玛峰之间的广阔的凹口地带，略成直角状，大约有4个足球场长、2 个足球场宽。山口的东边向江顺冰面以下下降了7，000英尺进入了中国西藏，另一边下降4，000英尺进入了西谷。从峡谷边向后，在山口的最西边，4号营地的帐篷蹲踞在由多个废弃的氧气罐围绕的一小块不毛之地上。如果在这个星球上还有什么地方比这里更苍凉、更不适合人居住的话，我真希望永远不要看到它。
    当气流遇到珠穆朗玛峰断层壁而被挤压通过南山口的 V形地带时，风加速到令人难以想象的速度。山口的风实际上比撕扯峰顶的风更猛烈。这并不奇怪。在早春，经久不息的飓风吹过山口，这正好说明为什么当邻近斜坡被积雪覆盖时，这地方却依然是岩石和冰块裸露的原因。这里一切没有结冰的东西都被吹落到西藏一侧了。
    当我走进4号营地时，6位夏尔巴人正在时速为50节的暴风雪中奋力搭起帐篷。为了帮助他们，我把帐篷固定在一些被丢弃的氧气罐下，而将这些氧气罐楔入我所不能搬动的岩石下面。后来，我躲进帐篷等待我的队友，并暖和我那快冻僵的手。
    午后，天气更恶劣了。江布--费希尔的夏尔巴人队长，表示可承担80磅的重量前进，其中约30磅物件是卫星电话及其配套的计算机部件：桑迪·皮特曼准备从海拔26，000英尺处向因特网传送跟踪报道。我的最后一名队友在下午4时30分到达，而费希尔队伍的最后到达者则更晚。这时，猛烈的暴风雪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天黑时，那些黑山人返回山口报告说，顶峰仍然上不去，他们已经返回到希拉里台阶的下边。
对于计划在5小时内出发的我们，恶劣的天气和黑山人的失败没有给我们带来好兆头。大家一到达山口就钻进自己的尼龙睡袋里休息起来，风拍打帐篷的好似机关枪的哒哒声和对未来的忧虑使大多数人毫无睡意。
    我和斯徒尔特·哈钦森--年青的加拿大心脏病学家，被安排在一个帐篷里。罗布、福兰克、麦克·格鲁姆、约翰· 塔斯基和南比在另一个帐篷。洛、贝克·韦瑟斯、安迪·哈里斯和道格·汉森在第3个帐篷。当洛和他的伙伴们正在掩体内瞌睡时，一个陌生的喊声从大风中传来："快让他进来，否则他会死在外面的！"洛拉开帐篷门的拉链，顷刻，一个留着络腮胡子的男人瘫软在地上，他是布鲁斯·赫罗德--37 岁的和蔼可亲的南非队副领队，也是该队中惟一持有登山运动证书的队员。
    "布鲁斯的情况很糟，"洛回忆道，"他失控地哆嗦着，神志不清，基本上不能自理。他体温非常低，几乎不能讲话。显然，他的队友们正在山口的什么地方或正在来山口的途中，但他不知他们在什么地方，也不知怎样能找到他自己的帐篷。我们让他喝了些水，尽量使他暖和起来。"
道格的情况也不好，"道格的气色不好，"贝克回忆说， "他抱怨已经有几天没有睡觉和吃东西了。但他决意到时用皮带束住装备攀登，这令我担忧，因为我非常了解他，那就是他曾经到达了顶峰下300英尺的高度后又不得不返回。他为这个问题整整苦恼了一年。我的意思是说，这苦恼每天都在折磨着他。很显然，他不愿又一次被拒绝。他坚持向顶峰挺进，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那晚有50多人在山口宿营。在并排搭起的帐篷里，人们身体靠在一起，然而一种奇特的孤独感像幽灵般盘旋在空中。狂风的轰鸣声使帐篷间的通话成为不可能的事。在这块被上帝遗弃的地方，我感到在感情上、精神上和物质上都与周围的队友们隔绝开了。这是我以前在任何探险队里从来没经历过的。我很悲哀地意识到：我们仅仅在名义上是一支队伍。虽然我们几小时后将会作为团体离开营地，但登山时我们将作为个体去行动。没有绳索把我们连结起来，也没有忠诚感把我们维系在一起。每个人都将为他或她自己而行事。我也不例外：比如，我真诚地希望道格登上顶峰，但如果他中途返回，我也要尽全力继续前行。
    从另一角度讲，这种意识令人沮丧。但由于我对天气情况的专注，因而没有对此做更近一步的思考。如果风势不减弱，登临顶峰便毫无可能。在上一周，霍尔的夏尔巴人已经在山口储存起重363磅的55瓶氧气。这虽然听起来不少，但只够满足3个向导、8名队员和4个夏尔巴人使用。计量器的指针飞快地旋转：甚至我们躺在帐篷里时也在消耗宝贵的氧气。如果必要的话，我们可以摘掉氧气罩，在这儿呆上24小时：可这样做之后，我们则必须面临要么上天堂、要么下地狱的选择了。
    说来也怪，下午7时30分，大风突然停止了。赫罗德爬出了洛的帐篷，踉踉跄跄地去寻找队友们了。当时气温已降到零度以下，但几乎没有风：登临顶峰的绝好条件。霍尔有着超常的直觉：看来他已经将我们的时间规划好了。
       "斯徒尔特，"他在隔壁的帐篷里喊道："看来我们要继续干了，小伙子们。准备好，活动活动，11点半出发。"
     我呷了口茶，准备好用具。没有人多说什么。为了这一刻的到来，我们已经饱受折磨。像道格一样，我自两天前离开2号营地以来，几乎没吃什么，也没有睡觉。每次一咳嗽，撕裂胸骨的疼痛像有人拿小 dao戳我的肋骨，痛得我直流泪。但是要突破顶峰，我知道，除了不顾病痛坚持攀登外，别无选择。
    午夜前25分钟，我系好氧气罩，打开头灯，开始在黑暗中攀登。霍尔的队伍共有15人：3名向导，8位队员，4个夏尔巴人。其中包括汪多吉和吉里、阿旺诺布和卡米。霍尔指示另外两个夏尔巴人阿里塔和楚墩留在帐篷里待命，以备救援之用。
       "疯狂山峰"登山队包括：费希尔、贝德曼和布克瑞夫3 名向导；6名夏尔巴人和6名队员夏洛特·福克斯、蒂姆·马德森、克利夫·舍恩宁、桑迪·皮特曼，莱宁·甘默尔盖德和马丁·亚当斯。他们在我们出发后半小时也离开了南山口。江布原打算只派5名夏尔巴人随队攀登顶峰，留下两名夏尔巴人在南山口待命。但是，他说："斯科特心血来潮，告诉我的夏尔巴人说 '你们都可以上顶峰'。"最后，江布背着费希尔命令一位夏尔巴人，即他的表弟"大"潘巴留在了营地。"潘巴对我发怒了，"江布说，"但我告诉他，'你必须留下，否则我再不会给你安排工作。'这样他就留在了4号营地。"
     在费希尔离开营地之后，"马卡鲁"和两个夏尔巴人也上路了--这公然违背了他自己的承诺，即台湾人不在我们攀登峰顶的同一天攀登。南非人原打算也向山顶进发，但从3号营地到南山口的攀登已使他们精疲力尽。他们现在甚至钻不出帐篷了。那天夜里，共有33名队员启程向山顶进发。我们是作为3支独立的探险队离开南山口的，但我们的命运已经开始交错在一起了，而且，随着每一米的推进，我们的命运将被捆绑得越来越紧。
     夜晚有一种凄凉的、梦幻般的美。密密麻麻的星星被涂抹在冷酷的夜空里。一轮凸月从海拔27，824英尺高的马卡卢峰的山肩上升起。月光沐浴着我靴下这块闪着冥光的斜坡，因而无需头灯的照亮。在遥远的东南方，巨大的雪暴云在飘流，橙蓝色的闪电照亮了天空。
离开山口3个小时后，福兰克就预感到某种不祥之兆。他离开队伍，转身返回了帐篷。他的第4次攀登珠峰的尝试就这样结束了。
     这之后不久，道格也走出了队伍。"当时他在我前面一点。"洛回忆道，"突然他出了列，就站在那儿。当我走到他旁边时，他告诉我他很冷，感觉不舒服。接着便朝下走。"那时，罗布正在后面扫尾。他追上了道格，和他进行了一会儿简短的对话。没人从旁边听到对话的内容，因此也无人知晓他们说了些什么。但最后的结果是，道格归队继续前进。
     离开营地的前一天，罗布集合全队人员坐在进餐的帐篷里听他讲话。他讲到了在攀登顶峰时听从他的命令的重要性："在那里我将不会容忍各行其事，"他直截了当地盯着我，"我的话将是绝对的法律。如果你们对我的某个决定有意见，我乐意以后与你们商量。但在山上时是绝对不行的。"
     这种潜在冲突的主要根源是罗布有可能在到达顶峰前让我们返回。但他还有一个特别担心的问题：在适应气候的后期，他给了我们少许自由行事的权力，比如我们可以按自己的步速前进。霍尔有时允许我在队伍前面二三个小时的地方。然而他现在强调，在登山的上半天内，大家必须保持较近的距离。"直到我们都到达了东南脊的顶部，"指的是在海拔27，600英尺处的一个被称为"平台"的呷角处， "大家必须保持100英尺的间距，这是十分重要的。天黑也要继续爬。我要求向导们能与你们保持较近的距离。"
     在5月10日黎明前几个小时的攀登中，我们这些步速较快的队员被迫数次停下来，在刺骨的严寒中等待最慢的队员赶上来。有一次，我和麦克·格鲁姆、汪多吉在一块冰雪覆盖的岩石上坐了45分钟，等待其他队员到来。我们冻得直哆嚷。大家拍手跺足以防冻伤。但是，对时间的浪费甚至比严寒对我们的打击更令人难以忍受。
     凌晨3时45分，麦克说我们在前面的走得太远，需要停下来再等一等。我将身体抵在一块页岩上，尽量躲避从西边吹过来的寒风。我向下面的险坡望去，试图识别出那些在月光下正向我们缓慢移动的登山者们。等他们走近了一段，我已看出费希尔的一些队员已经赶上了我们。霍尔的队伍、疯狂山峰队及台湾人现已混杂成一支长长的、断断续续的队伍。后来，一件奇怪的事引起了我的注意。
     下面65英尺处，一个身着黄色羽绒服的高个儿被一个身材小得多的夏尔巴人用一根3英尺长的细绳拉着走。那夏尔巴人没带面罩，正大口喘着气。他正在拖着他的伙伴上斜坡，就像马在拉犁。当这古怪的一对从别人身边走过时，大家都被逗乐了。这种被称为"短绳"的援助弱者和伤病者的方法看来对双方都是危险和极不舒适的。一会儿，我认出来了，那夏尔巴人是费希尔队的爱炫耀的夏尔巴领队洛桑江布，穿黄衣的登山者是桑迪·皮特曼。
    向导尼尔·贝德曼也注意到了江布拖着皮特曼的情形。他回忆说："当我从下面走上来时，江布正弓身倾在斜坡上，像一个三角架依附在岩石上，用一根绷紧的系绳支撑着桑迪，看起来既笨拙，又危险。我是不会效法的。"
    大约在凌晨4时15分麦克向我们发出前进的号令。我和汪多吉开始以最快的速度攀登以使我们的身体暖和起来。当第一抹黎明的曙光在东方的地平线上发亮时，我们一直攀登的岩石台阶变成了由散雪形成的明朗的冲沟。我和汪多吉轮流用大冰镐劈路。5时30分，正当太阳冉冉升上天空时，我们到达了东南山脊的顶峰。此时，世界上5大高峰中的3座在柔和的曙光的映衬下显现出峻峭的轮廓。我的测高器上显示出27，600英尺。
霍尔早已使我明白，我必须等全队人员都在这平台状的栖息地**时才能继续攀登。因此，我坐在背包上等待着。当罗布和贝克终于出现在大家身后时，我已等了90多分钟了。在我等待时，费希尔队和台湾队都赶了上来，并从我身边超了过去。由于等了太长的时间，我感到很丧气。落到别人后边也使我很气恼。但我明白霍尔的基础理论，因而只有忍气吞声了。
    在我34年的攀登生涯中，我认识到登山运动的魅力在于它对自立、决断和应变以及责任感的强调。但我发现，当作为顾客参加攀登时，我已被迫放弃所有这一切，甚至更多。出于安全的考虑，一位负责任的向导总要循规蹈矩 --他或她根本无法容忍让每位顾客独立做出重要决定。
    部分队员的被动性就是这样在登山的过程中被助长起来的。夏尔巴人负责探路、搭建营地、做饭和拖拉全部辎重。这使得我们可以养精蓄锐，大大增加了登上珠峰的可能性。但我却感到极大的不满足。有时我觉得我仿佛没有真正在登山，而是由代理人包揽了一切。虽然为了能和霍尔一起登上珠峰我已心甘情愿地接受了这种角色，但我从来就没有习惯过，所以当霍尔早上7点10分到达"平台"顶上并允许我继续攀登时，我感到欣喜若狂。
    当我继续行进时，我遇到了江布。他正跪在堆着呕吐物的雪地上。通常，即使他不使用补充氧气，他也是所有登山者中最强健的一员。在这次探险之后，他骄傲地告诉我： "攀登每一座山时，我都是第一个出发并确定路线的。1995 年，我跟罗布·霍尔一起上了珠峰。从大本营到顶峰，我始终走在最前头，所有的绳索都是我固定的。"但在5月10日早上，他的位置却靠近费希尔队伍的尾部。他的翻肠刮肚似乎证明他已严重失态。
    前一天下午，江布为皮特曼将卫星通讯电话从3号营地搬到了4号营地。加上他自己的负荷，这次搬运累得他精疲力竭。当贝德曼在3号营地看见他挑着颤动的80磅重担时，他告诉这位夏尔巴人，把电话搬运到南山口并非必要，并建议他把它丢掉。"我不想搬运电话，"江布后来承认，"部分原因是因为它在3号营地只能被将就地用，而在更寒冷、环境更恶劣的4号营地，它是不可能工作的。但斯科特告诉我：'如果你不搬，我来搬。"因此我带上电话，继续将它运到4号营地。这使我感到很累。"
    现在江布已经用短绳拖拉皮特曼达五六个小时之久。他们已到达了南山口。这种做法实际上加重了江布的负担，妨碍了他担当他通常所担当的领路和制定路线的角色。他在队首的出人意料的消失对那天的结局产生了影响。他用短绳拖拉皮特曼的决定令人费解，并在事后受到了人们的批评。"我不知道江布为什么用绳子拉桑迪，"贝德曼说， "他忘记了他该干什么和应该先干什么。"
    对皮特曼来说，她并没有要求被用短绳拉着。从4号营地出发时，她走在费希尔队伍的前面，但江布出其不意地把她拉到一边，用马肚带挽了一个绳环，系在她的登山安全带的前面，然后未经商量，就把另一端系在他自己的身上，接着便拉了起来。她一再声明江布拖着她上斜坡是违背她的意愿的。但人们不禁要问：作为一个众所周知的过分自信 的纽约人是如此的强硬，以至于在大本营上的一些新西兰人称之为"公牛桑迪"），她为什么不直接解脱那段连结她和江布的3英尺的系绳呢，而这一举动只不过需要她赶上去解开安全扣罢了。
    皮特曼解释说，她没有把自己和夏尔巴人分开是出于对他的权威的尊重。"我不想伤害江布的感情。'他还说，虽然她当时没注意看表，但她回忆说他只拉了她一个到一个半小时，而不是五六个小时。这一点另外几名登山者也注意到了，而且江布也证实了。
    当江布被问及为什么拖拉皮特曼时，他的理由自相矛盾。他告诉西雅图的律师皮特·顾德曼说（他曾在1995年与斯科特和江布攀登过布罗德峰，也是费希尔最信任的朋友），他在黑暗中将皮特曼与丹麦顾客莱宁·甘默尔盖德搞混了。当他意识到他的错误时便停止了拖拉。但在我对他进行的布次录音采访中，江布却令人信服地说，他一直都清楚他是在拖着桑迪，而且他也是故意这样做的，因为"斯科特希望每个人都到达山顶，而我认为皮特曼是最虚弱的队员，我想她会拖后腿的，所以我先照顾了她"。
    江布是位具有洞察力的年轻人。他对费希尔言听计从。夏尔巴人明白把皮特曼送到山顶对他的朋友兼雇主是多么重要。实际上，在费希尔与大本营的简·布雷麦特的最后几次联络中，他曾老有所思地问简："如果我能设法将桑迪送到顶峰，我打赌她一定会出现在电视里。你认为她将会提到我吗？"
    正像顾德曼解释的那样："江布对斯科特非常忠诚。他不会用短绳拖拉任何人，除非他坚信斯科特想让他这么做。"
    不管他的动机是什么，江布的这种行为在当时看来并不是个严重的错误。但这却最终构成了诸多复杂的、不易被觉察的铸成厄运的因素之一。

                                                                                               第十三章
    应当承认（珠穆朗玛峰）有着我所见过的最陡峭的山脊和最险峻的绝壁，而所有关于雪坡的传说都是一个神话……亲爱的，这是令人激动的事业，我无法形容它对我的吸引力以及它所呈现出的前景，还有它的美丽。
                                                                                                                                           n        乔治·利·马洛里 摘自《给妻子的一封信》
    在南山口以上的死亡地带．生存的意义无异于与时间赛跑。当我们在5月10日从4号营地出发时，每位顾客都带了两瓶6.6磅重的氧气瓶。我们准备在南峰顶夏尔巴人为我们准备的贮藏所里领得第三瓶氧气。以保守的每分钟两升的速度计算，每一瓶氧气可维持5至6个小时，也就是在4点至5点之间，每个人的氧气都将被用得一干二净。根据每个人适应气候和生理构造的不同情况，我们仍可在南山口以上行动--但行动不会很自如，而且时间不能很长。我们在短时间内易受到HAPE、HACE、体温降低、判断力下降和冻疮的袭击。死亡的可能性骤增。
    曾4次攀登珠穆朗玛峰的霍尔像任何人一样明白速战速决的重要性。在认识到一些顾客的登山技巧欠佳的情况下，霍尔试图依靠固定绳索来保护和加速我们和费希尔的队伍在这段最艰难的路途上的攀登。今年尚没有探险队到达峰顶的事实使霍尔深感焦虑，因为这意味着这段地形的大部分地方尚没有固定绳索。
    瑞典的独行者戈兰·克罗普虽在5月3日到达离峰顶垂直距离为350英尺的地段，但他根本没有固定任何绳索。那位到达了更高处的黑山人曾固定了一些绳索，但由于缺乏经验，他在南山口以上1，400英尺的范围内用尽了所有绳索，特别是在较平缓的山坡上浪费了大量的绳索。因此在我们向峰顶进发的那天早晨，陡峭的锯齿状的东南脊的上部冰雪中只残留着以往探险队留下的被扯得支离破碎的绳索。
    考虑到这一可能性，在离开大本营前，霍尔和费希尔召集两队的向导开会。他们在会上达成协议，双方各派两名夏尔巴人--包括攀登领队汪多吉和江布，在大队人马出发前90分钟离开4号营地。这将使夏尔巴人有足够的时间在顾客到达之前在大多数暴露的地段装上固定绳索。 "罗布明确指出这样做的重要性。'贝德曼回忆说。"他想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在瓶颈地段浪费时间。"
    然而由于某些不明的原因，没有任何夏尔巴人在5月 9日夜晚先于我们离开南山口。也许是因为直到晚上7时 30分才停息的暴风雪使得他们没能如期出发。在攀登结束以后，江布坚持说霍尔和费希尔在最后时刻取消了在顾客到达之前固定绳索的计划，因为他们得到了夏尔巴人已在高至南峰顶的地方完成了这一任务的错误信息。
    如果江布的说法是正确的，那么为什么3名幸存的向导贝德曼、格鲁姆和布克瑞夫对更改计划一无所知呢？而如果固定绳索的计划被有意识地改变了，那么江布和汪多吉为什么从4号营地出发时要携带着300英尺长的绳索走在各自队伍的前面呢？
    不管怎样，在27，400英尺以上的地方，没有事先安装固定绳索。当我和汪多吉在凌晨5时30分首先到达平台时，我们比霍尔的其他队员领先了1个小时。当时我们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开始固定绳索，但罗布明确禁止我们这样做。当时江布还在下面很远的地方用短绳系着皮特曼，没有人能与汪多吉合作。
    当我们坐在一起看日出的时候，生性沉默寡言的汪多吉看起来格外忧郁。我枉费心机地试图与他交谈。他的坏情绪可能是由于两周来一直在折磨他的脓肿的牙齿引起的，亦或是在为他4天前看到的令人心烦意乱的场面而冥思苦想：在大本营度过最后一个夜晚时，他和其他夏尔巴人用狂饮米和稷制成的浓烈而香甜的酒的方式来庆祝即将到来的顶峰冲击。第二天早晨，宿醉未醒的他显得尤为躁动不安；在攀登冰布之前，他告诉一位朋友说他在夜里看到了鬼魂。笃信神灵的年轻人汪多吉是不可能对这一预兆泰然处之的。
    然而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是在生江布的气。他认为江布是个爱炫耀的家伙。霍尔在1995年曾在他的珠峰探险队里同时雇佣了他们俩人。然而这两名夏尔巴人合作得并不愉快。
    那一年，当霍尔的队伍在下午1时30分左右到达南峰顶时，他们发现一片厚重且松软的积雪覆盖了峰脊的最后一段路途。霍尔派了一名叫作盖伊·科特的新西兰向导跟随江布而不是汪多吉前去打探继续攀登的可行性。当时作为攀登领队的汪多吉将此视作一种耻辱。稍后，当江布攀登到希拉里台阶时，霍尔决定放弃攀登峰顶并示意科特和江布返回。但江布无视指令，脱离了科特，继续独自攀登至峰顶。霍尔对江布不服从命令的行为感到愤怒，而汪多吉也是耿耿于怀。
    虽然他们今天为两支不同的队伍效力，汪多吉还是要在登峰之日与江布合作--而这一次江布又表现得我行我素。汪多吉已尽职尽责地工作了6个星期。现在，他显然已经厌倦了再做份外之事，闷闷不乐的他坐在我身旁的雪地上等待着江布而将绳索扔在了一边。
这种局面造成的后果就是在从平台向上移动90分钟后到达海拔28，000英尺处，我遇到了第一个瓶颈地段。在这里，来自各个攀登队的登山者被一系列巨大的需要绳索才可安全越过的石阶挡住了去路。顾客们在岩石的基部乱糟糟地挤了将近一个小时，而贝德曼不得不代替"失踪"了的江布奋力地将绳索展开。
    在这个过程中，焦急而缺乏技巧的霍尔的队员南比险些引发一场事故。作为东京联邦特快的一名成功的女商人，南比没有沉沦于中年日本女人的那种温和、谦恭的老套路。她曾笑着告诉我，她的丈夫在家包揽了做饭、洗衣的家务活。她攀登珠峰的壮举曾在日本国内引起小小的轰动。在以前的登山过程中，她一直是一名缓慢而不坚定的登山者，但由于今天的目标是对准了峰顶，她表现出前所未见的充沛精力。"从我们一到达南山口，"与她合住一间帐篷的约翰·塔斯基说，"南比一心想着攀登峰顶，她甚至有些神志恍地。'自离开南山口后，她非常努力地向队伍前列挤去。
现在，当贝德曼刚刚在顾客上方暂时将绳索系住，过分心急的南比就在向导还未将他那一端的绳索系牢之前就将攀登器夹在了上面。正当她准备将全部体重加于绳索之上时--这一举动将把贝德曼翻下山去--麦克·格鲁姆适时地制止了她，并委婉地对她的不耐心提出了批评。
    随每一位登山者的到来，绳索上的交通阻塞越来越严重。在早晨即将过去的时候，霍尔的顾客斯徒尔特·哈钦森、约翰·塔斯基和洛·卡西希克及霍尔挤在登山者的后面，他们开始对迟缓的进程感到焦虑。紧挨在他们前面的是移动得非常缓慢的台湾队。"他们的攀登方式非常古怪，紧挨着，"哈钦森说，"就像被切开的面包片，一个挨着一个。这意味着很难超过他们。我们花了很长时间等着他们沿绳索爬上去。
    在进军峰顶前，霍尔曾在4号营地考虑过两个可行的返回时间，下午1时或者2时。然而，他从未明确宣布应当遵守哪一个时间。这多少令人感到困惑，因为霍尔一再强调制定并遵守时间期限的重要性。我们出发之时只是模糊地认为霍尔会在冲击峰顶那天考虑了天气和其它因素后再做最后决定，并由他亲自负责保证每个人在预定时间返回。
    直到5月10日上午九十点钟的时候，霍尔仍没有宣布返回时间。保守的哈钦森便开始按他所预想的下午1时行事。在大约11点钟时，霍尔告诉哈钦森和塔斯基距顶峰还有3小时的路，然后就奋力地超过台湾人向前冲去。"看起来我们在预定的1点钟之前到达山顶不太可能了。"哈钦森说。紧接着的是一段简短的讨论。卡西希克起初不愿意承认失败，但塔斯基和哈钦森极力地劝说他。在11时30分的时候，三个男人转身向下走去。霍尔派了夏尔巴人送他们下山。
    选择下山对这三名顾客及已在几小时前返回的福兰克 ·菲施贝克来说都是艰难的。攀登对男人和女人的吸引力使他们不会轻易偏离目标。在攀登的最后阶段，我们已经习惯于常人所无法忍受的艰辛和危险。坚持到这一步必须具备超常的忍耐力。
不幸的是，那些无视个人痛苦而继续攀登峰顶的人通常也是那些无视死亡和危险的人。这构成了每个珠峰攀登者都要面对的困境：为了成功你必须动力十足，但如果你过份迫切，你可能死亡。况且，在26，000英尺以上的地方，适度的热情和无谓的顶峰狂热之间也无清晰的界限。因此，珠穆朗玛峰的山坡上尸骨遍横。
    塔斯基、哈钦森、卡西希克和菲施贝克每人支付了70，000美元并忍受了几个星期以来的痛苦才获得这次攀登峰顶的机会。他们都是雄心勃勃的男人，不愿屈服于失败，或是半途而废。但当面临艰难的抉择之时，他们是那一天当中为数不多的几个做出了正确选择的人。
约翰、斯徒尔特和洛返回处的巨大岩石台阶也就是固定绳索结束的地方。从此处开始，路线沿冰雪覆盖的刃峰一直到南峰顶都呈现出陡峭的角度。当我于11时到达南峰顶时，那里形成了又一个更糟糕的瓶颈地段。更高一点的地方，是垂直的希拉里石阶的切口，再稍上一点就是山顶了。出于对景色的惊叹和长途跋涉的疲惫，我变得沉默不语了。我照了几张相片，然后坐下和向导安迪·哈里斯、尼尔·贝德曼及阿那托列·布克瑞夫等待夏尔巴人在冻结着冰雪的峰脊上固定绳索。
    我注意到布克瑞夫像江布一样没有使用氧气。虽然这位俄罗斯人曾两次不戴氧气登临山顶，江布曾3次登上山顶，但令我吃惊的是费希尔竟同意他们在作为向导攀登峰顶时不使用氧气，因为这样做对他的顾客们来说是很不稳妥的。我还吃惊地发现布克瑞夫居然没有带背包。习惯上，向导的背包里应该装有绳索、急救用品、裂缝救助装备。额外的衣服和其它一些在紧急情况下帮助顾客所需的用品。布克瑞夫是我在所有山上所见到的第一个无视这些传统的向导。
    事后我了解到，布克瑞夫在离开4号营地时曾带了背包和氧气瓶；他后来告诉我说，虽然他不打算使用氧气，但他还是带了一只氧气瓶以备在"体力不支"和峰顶上使用。然而在到达平台的时候，他扔掉了背包，并让贝德曼替他背着氧气瓶、氧气罩和调节器。因为布克瑞夫没有使用氧气，他决定将负重减至最轻以便在非常稀薄的空气中获得最大的成功机会。
    以时速20节行进的微风掠过山脊，将一缕积雪向远方吹送过去，头顶的天空仍是湛蓝一片。当穿着羽绒服在海拔28，700英尺的太阳下闲逛并在缺氧而引起的麻木状态下盯视着世界屋脊之时，我完全失去了时间概念。没有人注意到汪多吉和霍尔队伍里的另一名夏尔巴人诺布正与我们坐在一起呷着茶而丝毫没有继续上行的意思。在大约 11时40分的时候，贝德曼终于开口问道："晦，汪多吉，你是继续固定绳索，还是另有打算？"汪多吉很爽快地回答了一声"不"--可能是因为没有费希尔队的夏尔巴人在那里分担工作。
    贝德曼对南峰顶**起来的人群渐感担忧。他建议由他、哈里斯和布克瑞夫这3名向导亲自动手安装绳索。听到这些，我很快提出帮助他们。贝德曼从他的背包里掏出 150英尺长的一盘绳索，我从汪多吉那里抓住另一盘绳索，我、布克瑞夫和哈里斯于中午时分开始在峰脊上穿针引线了。到完成为止，又一个小时已悄悄溜走。氧气瓶并不能使峰顶感觉起来如同海平面。当我在南峰顶攀登时，我的调节器以每分钟两升的速度输送氧气，但每当我跨越完一级台阶，我还是不得不停下来大口大口地喘三四口粗气。然后我再迈开一步，接着不得不停下来再喘上几口气--这是我所能达到的最快步伐。因为我们的氧气装备提供的是一种压缩气体和周围空气的混合物，所以在海拔29，000 英尺的地方使用氧气瓶的感觉与在海拔26，000英尺的地方不使用氧气瓶相似。但氧气瓶还具有许多难以被量化的优越性。
    当我沿峰脊的刃部攀登并大口大口地向疲惫不堪的肺部吸入氧气时，我感受到了一种奇妙而不合情理的平静。橡皮面罩外的世界虽历历在目，但并不真实，仿佛一部慢镜头的电影在我的护目镜前闪动。我感到被麻醉和无拘无束的感觉。我完全与外界隔离开来。我不得不一遍遍地提醒自己一切都处在危险之中，我将用生命偿付每一次蹒跚的步履。
    在南峰顶上攀登了半个小时之后，我到达了希拉里石阶的脚下。作为所有攀登地形中最著名的险关之一，这里几乎垂直的40英尺高的岩石和冰雪让人看起来感到毛骨悚然。但正如所有严肃的攀登者想做的那样，我非常想抓住绳子的"最前端"做领路人。但很显然，布克瑞夫、贝德曼和哈里斯也都有同感。缺氧造成的思维混饨使我认为他们会同意一名顾客找当这令人垂涎的领队任务。
    最终，我们当中惟-一名曾攀登过珠峰的高级向导布克瑞夫获此殊荣。依靠贝德曼的帮助，布克瑞夭成功地征服了险关。由于进程缓慢，当他吃力地爬向石阶的顶部时，我紧张地注意到了时间并担心我是否会用光氧气。我的第一瓶氧气于早晨7点钟在平台上消耗殆尽，大约维持了7 个小时。以此为标准，我在南峰顶上曾估算出我的第二瓶氧气将在下午2点钟用光。当时我愚蠢地认为我将有充足的时间登上峰顶并返回南峰顶拿到第三瓶氧气。但现在已经过了1点钟，我开始焦虑起来。
    在石阶的顶部，我向贝德曼诉说了我的焦虑，并询问他我是否可以暂停帮助他沿山脊固定最后一盘绳索而直奔峰顶。"去吧，"他友好地说，"我来负责绳子的事。"
    当我缓步登上通往山顶的最后几级台阶时，我有一种沉于水下的感觉，生命以缓慢的速度前进。然后我发现自己带着空空的氧气瓶和一根残损的铝制勘察杆站在了一层薄薄的呈楔面状的积雪上。没有更高的去处了。一串佛教的祈祷旗帜在风中猛烈地摇摆，在下面很远的地方，山的另一侧是我从未见到的景观，干燥的西藏高原如一片无垠的暗褐色泥土向地平线铺展开去。
    登临珠峰峰顶本应激起一阵强烈的自鸣得意。在与种种困难抗争之后，我终于实现了从孩提时代就立下的目标，但我每一次自我陶醉的冲动都会因为对摆在面前的漫长而危险的下山路的忧虑而熄灭了。

                                                        第十四章
    在登山和下山的过程中，我的意识都同样迟钝。我越向上攀登，目标就变得越无足轻重，而我对自己也变得越淡漠。我的注意力消失了，我的记忆被削弱了。大脑的疲乏胜过身体的疲劳。坐下来休息是何等惬意--然而也很危险。如被冻僵而死一样，精疲力竭地死去同样令人愉快。
                                                                                                                           —— 莱茵霍尔德 摘自《透明的地平线》
    我的背包里装着《户外》杂志的旗帜、爱妻琳达用断针图绣的小旗，还有一些我用来在庆祝胜利时留影用的纪念品。由于我的氧气越来越少，我把包里的所有东西都留在了峰顶，并在世界之巅只停留了为安迪·哈里斯和阿那托列·布克瑞夫在最高点的标志前留了4张影的时间。然后，我转身下山。在从山顶走出约20码的地方，我遇见了尼尔·贝德曼和费希尔的一名叫作马丁·亚当斯的顾客正在往上攀登。在和尼尔击掌示意后，我从一块被风蚀的页岩上抓起一把小石子，塞人羽绒服的兜里，匆忙地下山了。
    这时候，我才注意到刚才轻薄的云雾已经南移，并且充斥着整个山谷。山谷在云雾的笼罩下只显现出几座山顶。亚当斯，这个在80年代经济大发展中靠证券交易大发横财的德克萨斯人，曾是一名在云中穿梭的经验丰富的飞行员。他后来告诉我，在到达峰顶后不久，他就辨认出看似平静的水蒸云雾正是凶猛的雷雨的前兆。"当你在飞机上看到这样一块云团时，"他解释说，"你的第一反应就是尽快躲开，而我正是这样做的。"
但我与亚当斯不同。我并不习惯从29，000英尺的高度俯瞰积雨云，因此，我对迫在眉睫的暴风雪丝毫没有觉察。事实上，我所忧虑的是氧气正在逐渐减少。
       15分钟之后，我来到了希拉里台阶的顶部。在这里，我遇到了正沿着同一根绳索向上攀登的人群。我的下山进程不得不被中断一会儿。正当我等人群经过时，安迪也下来了，并问我："乔恩，我好像有些氧气不足。你能帮我看看是不是输气管给冻住了？"
经过一阵快速检查，原来是大量结了冰的唾液把输气管堵住了，使得周围的空气不能进人面罩。我用冰镐把堵塞物凿掉了，接着请他帮我把调节器关掉，以便将氧气保存到台阶上的人群散开以后。然而，他却错误地把我的氧气阀门开到了最大，而不是将它关掉！我的氧气立刻在10分钟内跑掉了。我本来因缺氧而变得笨拙的判断力现在已荡然无存了。我感觉好像服了大量的镇静剂。
    我恍惚还记得在我等待的时候，桑迪·皮特曼经过我向顶峰爬去。接着是夏洛特·福克斯和江布。下一个是南比。她就在我脚下，被整个台阶中这最后也是最陡峭的一段路搞得狼狈不堪。我无助地看了她15分钟。她用力地想要翻过最上部的那块岩石，但她实在太疲劳了。最后，在她下面等得不耐烦的蒂姆·马德森用力托住她的臀部把她送了上去。
    不久，罗布·霍尔又出现在我的视野之中。我极力掩饰住不断增强的焦虑，感谢他帮助我到达了珠穆朗玛峰的峰顶。"啊，这次旅程看起来还真是不错。"他回答道，然后他告诉我，福兰克·菲施贝克、贝克·韦瑟斯、洛·卡西希克、斯徒尔特·哈钦森和约翰·塔斯基都已在半路返回了。
即使我当时处于低能状态，霍尔对8名顾客中有5人返回而表现出的失望还是显而易见的。而这一感觉，我猜想，又被费希尔队伍的所有队员都仍在奋力登顶的事实大大加深了。"我真希望能有更多的顾客到达山顶。"罗布在继续动身前哀叹道。
    那时，亚当斯和布克瑞夫也在下山的路上。他们站在我的上面，等待人群经过。然而一分钟后，拥挤的台阶顶部随着"马卡鲁"、汪多吉和其他几名夏尔巴人的到来变得更雍堵了。跟在他们后面的是道格·汉森和斯科特·费希尔。最后，我在没有氧气补充的状态下在海拔28，900英尺处等待了一个多小时，希拉里台阶终于清静起来了。
    那时，我整个大脑皮层的思维开始急剧下降。我头昏眼花，并担心会失明。我疯狂地想要到达南峰顶--因为那里有第三瓶氧气在等着我。我继续迷迷糊糊地沿着固定绳索下降。我的身体由于恐惧而变得僵硬。就在台阶的下部，阿那托列和马丁绕过了我，迅速向山下奔去。而我还是谨慎地沿山脊上的绳索下降。就在距贮藏氧气处还有50英尺的地方，我到了绳索的尽头。在没有氧气的情况下，我畏缩不前。
    我向南峰顶望去，看见安迪·哈里斯正在整理氧气瓶。 "晦，赫罗德！"我喊道，"你能给我送一瓶氧气吗？" "没有氧气了！"这位向导回叫道，"这些瓶子全是空的！"这消息令人气恼。我的大脑渴望氧气。我不知所措了。就在这时，麦克·格鲁姆在下山的路上赶上了我。麦克曾在1993年无氧攀登过珠穆朗玛峰，而且他并不太在意是否一定要带氧气瓶。他把他的氧气瓶给了我。我们一同向南峰顶爬去。
    当我们到达时，我们发现氧气贮藏处至少还有6瓶满满的氧气。然而，安迪却不肯接受这个事实。他坚持认为瓶子是空的，而且我和麦克怎么说也不能使他信服。
    知道瓶里有多少氧气的淮一办法是将它挂在调节器上，然后看量度计。安迪大概就是用这个方法来检查南峰顶的氧气瓶的。在登山结束后，尼尔·贝德曼指出，安迪的调节器可能被冰堵住了，所以即使氧气瓶是满的，量度计显示的也是零。这也解释了安迪古怪的固执行为。如果他的调节器真的被冻往而没有向氧气罩输送氧气的话，这同样也可以说明为什么安迪的判断力明显地下降了。
    然而这种可能性--现在看来是不证自明的事实--当时竟没有出现在我和麦克的脑海里。实际上，安迪的举止已明显超出了理智的范畴，而我由于思维障碍却丝毫没有觉察到。
    我对事物的熟视无睹在某种程度上是由向导登山的攀登模式造成的。我和安迪在体力和技巧方面都不相上下；如果我们以平等的身份在无向导状态下攀登，我是不会忽视他的困境的。但在这次攀登中，他扮演的是照顾我和其他顾客的战无不胜的向导的角色。我已特别被教导不能怀疑向导的判断。安迪可能陷入困境，即向导迫切地需要顾客帮助的想法竟然从来没有出现在我迟钝的大脑中。
    当安迪还在坚持说没有满的氧气瓶时，麦克无可奈何地看着我。我向后看了看，然后耸了耸肩。我转向安迪，说："没事，赫罗德，别再为这事争吵了。"然后我拿起一罐氧气，把它接到调节器上，向山下走去。在后来的几小时里，我感到了一种卸掉责任的轻松，但我对安迪的困境的彻底忽视，这个过失将折磨我的余生。
    大约下午3时30分，我已把麦克、南比和安迪甩在身后了。我很快进入了一层浓密的云雾之中。天上飘着细雪。在昏暗的光线中，我已很难分清山峰和天空的分界处。掉下山脊一命呜呼的可能性极大。而且在我继续下山的过程中，情况越来越糟。
在东南脊的下部石阶上，我和麦克停下来等沿固定绳索攀登有困难的南比。麦克试图用无线电呼叫罗布，但他的传话器只能断断续续地工作，因此没能和任何人联系上。当麦克照顾着南比，罗布和安迪陪同着在我们之上的惟一一名顾客道格·汉森时，我感到一切都已恢复正常。所以当南比赶上我们时，我问麦克是否能让我单独下山。"可以，" 他回答道，"但千万别从雪檐上掉下去。"
    大约下午4时45分，我到了平台--一块海拔28，600 英尺高的呷角，也是我曾与汪多吉坐看日出的地方。就在这时，我惊奇地发现贝克·韦瑟斯独自一人站在雪中，猛烈地颤抖着。我原想他几小时之前已下到了4号营地。"贝克向我大声叫道："你***还呆在这儿干什么？"
几年前，贝克的眼睛曾接受过放射性治疗。他在攀登刚刚开始时就发现了这种手术的一个副作用，即高海拔的低气压会使他的视力下降。他攀登得越高，大气压就越低，而他的视力也就变得越差。
    就在他从3号营地向4号营地攀登的那个下午，他告诉我："我的视力糟透了，就连几英尺内也看不清了。我只能紧跟在约翰·塔斯基的后面，而且每一步我都要把我的脚放在他的脚印中。"
    贝克也曾公开谈过他的视力问题。但在攀登过程中，他却忘记了向罗布或其他人说明他这种视力越来越下降的趋势。即使这样，他还是做得不错，甚至看上去比刚开始攀登时还要强壮。他解释说："我不想被早早地淘汰出局。"
    那晚在向南山口攀登的过程中，贝克设法用以前的方法赶上队伍--即把自己的脚放在前一个人的脚印里。但当到达平台时，太阳出来了。他明显感到自己的视力严重下降，而且更糟的是，他粗心地将冰晶物揉人了眼睛。他的两只角膜被刮伤了。
       "从那时开始，”贝克说，"我的一只眼睛已完全看不见 了。我对高度失去了判断。我感到，如果我再向上攀登，对自己来说是一种危险，对别人来说也是一种负担。所以我把情况告诉了罗布。"
        '真是遗憾，伙计，"罗布立即说道："你要是下山的话，我会派一名夏尔巴人跟着你的。"但贝克好像并不愿意就这么轻易地放弃登顶的机会："我向罗布解释说，我的眼睛还有希望好转，因为当太阳升到一定高度，我的瞳孔就会收缩。我说我想再等会儿，一旦能看清楚，我就赶上其他的人。"
    罗布考虑了一下贝克的建议，然后说："好吧，这很公平。我给你半小时，但我不会让你一个人下到4号营地的。如果你的视力在半小时内毫无起色，我希望你能呆在这儿，直到我从山顶返回，然后我们一块儿下山。我是认真的：你要么现在就下山，要么答应我呆在这儿等我回来。"
"我誓死都坚守着诺言，"当我俩站在风雪和昏暗的光线中时，贝克善良地告诉我，"我履行了诺言，这就是我站在这儿的原因。"
中午刚过的时候，斯徒尔特·哈钦森、约翰·塔斯基和洛 ·卡西希克在2名夏尔巴人的陪同下下山来了。但韦瑟斯仍决定不与他们同行。"天气还算不错，"他解释说，"我觉得毫无理由在那时违背我对罗布的承诺。"
    然而现在，天色已经黑了下来，情况也变得极糟。"跟我走吧，'我央求道，"等罗布下来至少还有二三个小时。我就是你的眼睛，我能帮你下山。没有问题。"就在贝克即将被说服的时候，我愚蠢地提到麦克·格鲁姆和南比正在我们身后几分钟的路上。在我这一天所犯的诸多错误中，这一个是较严重的。
        " 不管怎么样，还是要感谢你，"贝克说，"我想我还是等麦克吧。他有绳索；他会用绳子将我拖下山的。"
        "那好吧，贝克，"我回答说，"这是你的选择。我相信我会在营地看到你的。"事实上，我还是庆幸不用带贝克下山，因为下面的一段山被非常陡峭，并且没有固定绳索。光线越来越暗，天气糟糕透了，我差不多一点力气都没了。然而我对即将袭来的灾难还是毫无察觉。事实上，在与贝克交谈之后，我还费了好多时间寻找10小时前我在上山时丢在雪地里的空氧气瓶，我不想污染这座山。我想将我丢下的所有垃圾都从山上移走。当我把废弃物和另两瓶氧气（一瓶空的，一瓶还有一部分）一起塞到背包里后，我匆忙向着脚下1，600英尺处的南山口走去。
从平台向下的几百英尺是一个开阔而平缓的冲沟。一切顺利。但后来，路线在覆盖着6英寸厚新雪的页岩上弯曲延伸开来。要越过这种不稳定的地形需要高度的注意力，而这一点对于昏昏沉沉的我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
    因为风已经吹没了前面登山者的足迹，所以要找到正确的路线非常困难。1993年，麦克·格鲁姆的夏尔巴攀登伙伴、丹增的侄子、一名出色的喜玛拉雅登山者，正是在这个地带迷失方向而摔死的。为了能正视现实，我开始大声地自言自语。"别紧张，别紧张，别紧张，"我一遍遍地对自己说，"千万别把事情搞砸。这一点至关重要。别紧张。"
    我坐在一块巨大而倾斜的岩石凸起上休息。过了几分钟，突然传来"砰"的一声巨响。我吓得跳了起来。足够的新雪已经堆积起来，我担心崩落的雪块会从山上坠落下来。但当我环顾四周时，却什么也没看见。紧接着又是"砰"的一声巨响，伴随着照亮了整个天空的闪光。我这时才意识到我听到的是雷声。
    在早晨上山的途中，我对这一带山路做过仔细的观察。我当时曾频频俯视以便找到可帮助下山的标记。我还强迫自己这样记忆这段地形："记住要在这块像船首的拱壁处向左拐，然后沿着依稀可辨的雪径向前直到它突然向右转去。"这是我多年前训练自己掌握的方法，而且在每次登山中我都会强迫自己用到它。在珠穆朗玛峰上，这方法或许可以救我一命。到下午6点，风暴已演变成规模巨大的暴风雪。在飞舞的雪片和速度为60节的狂风中，我终于费力地抓住了黑山人在南山口之上600英尺处的雪被上固定的绳索。风暴使我渐渐清醒起来了。我意识到自己在最关键的时候下到了最复杂的地形。
    我继续在风暴中向下移动。几分钟之后，我开始感到一种熟悉而可怕的窒息感。我意识到我的氧气又用完了。3小时之前，当我把第三瓶也是最后一瓶氧气接到调节器上时，我就已经从计量表上看到那一瓶只有一半氧气。当时我并不怀疑这半瓶气体可以支撑到下山，因此也就没有刻意去换一瓶满满的氧气。而现在，氧气已经全没有了！
     我把面罩取下来，挂在脖子上，奋力向前挪动。我竟出乎意料地平静。然而，没有了氧气补充，我的步履更缓慢，而且不得不频频地坐下来休息。
    在关于珠穆朗玛峰的文学作品中，对由缺氧和疲惫而引起的幻觉的描写非常盛行。1933年，著名的登山者富兰克·斯迈思在海拔28，000英尺的地方发现在他的头顶之上有"两样外形古怪的东西在天空中飘动"："一个看起来矮胖的，有一双发育不良的翅膀；另一个则是一块突起物，使人联想到钩状的鸟解。它们一动不动，但又像在缓慢地颤抖。"1980年，莱茵霍尔德·梅斯内在一次独自攀登中感觉到身边有一位隐行的伙伴。慢慢地，我意识到我的思维也进入了类似的疯狂状态。我对现实的逃避混合着恐怖和被户外吸引的成分。
    现在，我由于极度的疲劳而感到自己与身体的分离。我仿佛是从上面几英尺的地方看着自己下山。我想象着我穿了一件绿色的羊毛衫。尽管狂风中温度已达华氏零下刀度，但我还是感到一股奇妙的让人躁动不安的暖流。
        18点30分时，当最后一道光线从天空中消失的时候，我已下降到距4号营地垂直高度为200英尺以内的地方。现在摆在我面前的只有一道障碍了：在没有绳索的状态下穿过一段像玻璃一样坚固的冰坡。阵阵巨风夹杂着雪珠撞击着我的脸部，每一块裸露的肌肉都被冻僵了。与我水平距离不到65O英尺远的帐篷只能在乳白色天空中若隐若现。任何错误都是不能容忍的。由于担心出现关键性的失误，在开始继续下山前，我坐下来休息。
    然而一旦我坐了下来，惰性就一下子冒了出来。坐下来休息比鼓起对付冰坡的勇气容易得多。我就坐在那里，任风雪在身边咆哮。我让思绪驰骋。就这样，我无所事事地过了大约好分钟。
    了紧帽子的系绳，只让眼睛露出一条缝来。然后，我从下巴下面将毫无用处的结冰的面罩摘了下来。这时，安迪·哈里斯突然在我身边的黑暗中出现了。我用头灯朝他的方向照去。当我看到他那张可怕的脸时，我不由得倒退了几步。他的脸颊冻上了一层冰，一只眼睛已冻得睁不开了，发音也含混不清。他的状况看起来很糟。"从哪里能到达帐篷？"安迪突然开口问道。显然，他急于回到掩蔽所。
    了指4号营地的方向，然后告诉他警惕下面的冰地。"它比看上去的要陡峭得多！"我在暴风雪中竭力地大声喊道，"也许我该先下去，然后从营地取根绳子。"可还没等我说完，安迪突然转身向冰坡边缘挪去，抛下我一人目瞪口呆地坐在原地。
他从最陡峭的地段开始向下滑动。"安迪，"我在他身后大声喊道："你疯了吗？这样肯定不行！"他回头喊了些什么，但他的话被暴风吹得支离破碎。1秒钟以后，他一个失手，突然头朝下沿冰面滑了下去。
    想在下面200英尺的地方，安迪一定会一动不动地跌倒在斜坡脚下。我确信他至少摔坏了一条腿，或许还有脖子。但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居然站了起来，还挥挥手示意他一切都好，然后蹒跚地走向500英尺以外的4 号营地。
    约看到帐篷外有三四个人影。他们头上的灯光在风雪里闪烁着。我看到哈里斯正穿过一块不足10分钟路程的平地走向他们。过了一会儿，当云层阻挡了我的视线之时，他离帐篷已不到60英尺了，或许更近些。后来我再也没看见他，但我确信他安全到达了营地。在那里，楚墩和阿里塔正煮着热茶等待着他。然而对于我来说，这段冰坡仍是我与营地的最后一道障碍。我仍旧坐在暴风雪中。冰坡依旧阻挡在我和帐篷之间。我感到嫉妒，并由于没有向导等待我而感到气愤。
    背包里有至少3个空氧气罐和一品脱冻了冰的柠檬汽水。这些东西的重量不会多于16或18磅。但我累极了。由于担心会在下坡时摔折一条腿，我把背包从冰坡上扔了出去，并希望它能落在我可以找到的地方。然后，我站了起来，开始在这块像保龄球面一样光滑和坚硬的冰面上向下走去。
    分钟的艰难跋涉之后，我居然安全地站在了冰坡的脚下，并轻松地找到了我的背包。10分钟以后，我已进入了自己的帐篷。我带着登山冰爪一头撞进帐篷，拉紧门上的拉链，然后瘫软在铺着冰霜的地面上。我第一次感觉到我是如此疲惫：从未感到过的疲惫。但我现在安全了。安迪也安全了。其他的人不久就会回到营地。我们终于成功了。我们登上了珠穆朗玛峰。虽然有曲折，但最终一切都结束得那么壮美。
许多小时以后我才得知一切并非都如人意--19名登山者被暴风雪困在了山上。他们在为生存做着殊死的搏斗。

                                                          第十五章
    探险的危险常常具有许多隐蔽性。它只是偶尔出现，是与意志背道而驰的凶兆。这种捉摸不定的东西深深印入人的脑海和心田。意外的复杂性亦或是突然性带着恶意的目的。无法控制的力量和旨在摧垮希望和恐惧、虚弱的痛苦及对休息的渴望，无拘无束地残忍地向人们袭来：这意味着要粉碎。毁坏和消灭他所看到的、知道的、热爱的、享受的亦或是憎恨的一切；一切无价的、不可缺少的东西--阳光、记忆、未来；这意味着用简单而又令人震惊的剥夺生命的方式将整个宝贵的世界从他的视线之内一扫而光。
                                                                                                                              —— 约瑟夫·康拉德 摘自《吉姆老爷》
    尼尔·贝德曼和马丁·亚当斯，下午1时25分到达顶峰当他们到达时，安迪·哈因斯和阿那托列.布克瑞夫已经到达。而我已在8分钟前离去。贝德曼认为其他成员不久就会出现，他照了几张相，然后和布克瑞夫开着玩笑，坐下来等待。在1时45分，克利夫·舍恩宁爬上最后的斜坡。他拿出一张妻子和孩子的合影，热泪盈眶地庆祝他到达了世界屋脊。
从山顶望去，峰脊上的一块隆起挡住了观望来路的视线。到规定返回的时间下午2点钟时，仍不见费希尔和其他顾客的影子。贝德曼开始担心起来。
       36岁的贝德曼是训练有素的航空工程师。他是位深受其他队员及霍尔队伍喜爱的安静、体贴和有着强烈责任心的向导。贝德曼也是山上最强壮的登山者之一。2年以前，他和他的好友布克瑞夫以接近纪录的时间共同攀登了马卡鲁山。他们当时没有使用氧气，也没有借助夏尔巴人的帮助。他于1992年在乔戈里峰首次见到费希尔和霍尔。他的能力和和蔼可亲的性格给两人都留下良好的印象。但因为贝德曼的高山经历非常有限（马卡鲁峰是他攀登过的最主要的喜玛拉雅山峰），他在"疯狂山峰"的向导等级排中位于费希尔和布克瑞夫之下。他的报酬也反映了他的中级地位：他同意以10，000美元为报酬向导珠峰，而费希尔付给市克瑞夫的却是25，000美元。
    生性敏感的贝德曼对他在探险队里的位置十分清楚。 "我无疑被认为是第三位向导，"他事后坦言，"所以我尽量不多管闲事。这样做的后果就是我在应该发表意见时却保持了沉默。现在我为这点自责。"
    贝德曼说，按照费希尔的松散的登峰计划，洛桑江布应当携无线电和两盘绳索在队伍前面固定绳索；而都没有配备无线电的布克瑞夫和贝德曼应当依据顾客行进的速度而在中间或靠前的地方，带着无线电的斯科特进行"扫尾"。在罗布的建议下，我们将返回时间定为下午2点，任何在2点钟仍未接近峰顶的人都要掉头下山。
       "斯科特负责让顾客掉头，"贝德曼解释说，"我们讨论过此事。我告诉他作为第三位向导，让我告诉那些付了 65，000美元的顾客下山会令我感到不适。斯科特同意这将是他的责任。但不知何故，他并没有做到这点。"事实上，在下午2点钟以前到达峰顶的只有我、布克瑞夫、哈里斯、贝德曼、亚当斯和舍恩宁。如果费希尔和霍尔坚持他们的预定原则，那么其余的人都应在到达峰顶前返回。
尽管贝德曼对时间的消逝渐感焦虑，但由于他没有无线电装备，所以无法和费希尔讨论当时的情况。而配有无线电的江布当时还在视线外很远的地方。那天清晨，当贝德曼在平台碰到正从两膝间向雪地上呕吐的江布时，他拿走了夏尔巴人的两盘绳索并将之固定在陡峭的岩石上。后来他感叹说："我竟没有想到连他的无线电一起拿过来。"
    贝德曼回忆道：结果是"我在山顶坐了很长一段时间，边看手表边等待斯科特出现。我想到了下山--但我每次站起身来，总有我们的顾客出现在山脊的顶部，所以我只好退回去等待他们"。
    桑迪·皮特曼在**10分出现在最后一个隆起上。她比夏洛特·福克斯、洛桑江布、蒂姆·马德森和莱尼· 甘默尔盖德稍早一些。然而皮特曼移动得非常缓慢。在临近山顶时，她突然跪在了雪地上。当江布赶上去帮助她时，他发现她的第三瓶氧气已经用完了。清晨，当江布开始用短绳系住皮特曼时，他将她的氧气调到了最高速度，即每分钟四升。她很快用完了氧气。幸运的是，不使用氧气的江布在背包里还装了一瓶备用氧气。他将皮特曼的面罩和调节器联上新的氧气瓶，然后他们爬上通往山顶的最后几米路，加人到庆祝的队伍中。
    罗布·霍尔、麦克·格鲁姆和南比大约在此时也赶到山顶。霍尔通过无线电向大本营的海伦·威尔顿发出好消息。 "罗布说上面寒冷并且有风，"威尔顿回忆道，"但他听起来还不错。他说：'道格正向视线内走来；等他到达后，我就下去…·'如果你再没有听到我的消息，说明一切正常"'而后，威尔顿将这一消息告知了位于新西兰的探险咨询公司的办公室，紧接着，宣布探险队胜利登临峰顶的传真像雪片般飞往世界各地。
然而道格·汉森以及费希尔当时并没有像霍尔所认为的那样临近山顶。费希尔要到3时40分才能到达山顶，而汉森则要等到下午4时。
5月9日星期四，即攀登峰顶的前一天下午，当我们所有的人都已从3号营地攀登到4号营地，费希尔却在下午5 点以后才到达南山口的营地。当他最终到达时，虽然他极力掩饰身体的虚弱，但看上去还是很疲乏。"那天晚上，"与费希尔同住一个帐篷的夏洛特·福克斯回忆道，"我无法想象，斯科特可能生病了。他像赛前的足球教练让每个人做好思想准备。"
    事实上，数周以来的压力使费希尔身心疲惫。虽然他具有非凡的能量储备，但他已浪费了这些储备。在他到达 4号营地时，这些储备已被消耗掉了。"斯科特是个强人，" 布克瑞夫事后说道，"但在向顶峰冲刺之前他已很疲惫了。他遇到了许多问题，花费了太多精力。担心、担心、担心、担心。斯科特很紧张，但他深藏不露。"
    事实上，费希尔还向所有的人隐瞒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他可能在攀登山顶那天在真正意义上病倒了。1984年，在前往尼泊尔的安纳布尔纳山的探险中，他染上了一种神秘的疾病，而这种疾病后来变成了慢性肝病。他在过去几年中曾就诊于无数医生并做了大量检查，但始终没有得到肯定的诊断。费希尔简单地将他的病称为"肝囊肿"，并很少向人提及此事。他努力装出若无其事的姿态。
"不管这是什么病，"为数不多的知情者之一简·布罗米特说："虽然不是疟疾，但它的症状却类似疟疾。他会突然大汗淋漓并且颤抖不止。病情发作时他体力不支，但通常只持续10至20分钟，然后症状消失。在西雅图，他每周发作一次，但当他受到压力时，发作的次数就增多。在大本营时，他的发病次数增多--隔一天一次，有时每天一次。"
    他从未提到费希尔是否在4号营地或更高的地方发作过此病。福克斯说，他在星期四晚上爬入帐篷后不久，"斯科特好像处于昏迷状态，沉沉地睡了2个小时"。当他在下午回点醒来时，他的准备工作进行得很缓慢；并且在他的最后一名顾客、向导和夏尔巴人出发前往山顶之后还在帐篷里呆了很久。
    至今尚不清楚费希尔几时离开了4号营地；也许晚至 5月10日星期五凌晨1点。在攀登顶峰那天，他大部分时间都被甩在所有人的后面。他直到下午1点才到达南峰顶。我第一次看到他是在**45分的下山路上，当时我和安迪在希拉里台阶上等待人群散开。费希尔是绳索上的最后一名登山者。他看上去异常疲惫。
    在我们互致问候后，他对站在希拉里台阶上面等待下山的我和马丁·亚当斯和阿那托列·布克瑞夫说道："晦，马丁，"费希尔在他的氧气罩后面开着玩笑，尽量装出轻松的口气，"你能登上珠峰顶吗？"
       "晦，斯科特，"亚当斯回答道，由于没有得到费希尔的祝贺而听上去有些恼怒，"我刚刚到过山顶。" 后来，费希尔和布克瑞夫说了几句话。如亚当斯所记忆的那样，布克瑞夫告诉费希尔："我和马丁下山去。"然后费希尔向着山顶的方向缓慢移去，而我、哈里斯、布克瑞夫和亚当斯开始在石阶上用绳索下山。没有人提及费希尔精疲力竭的外表。无人想到他会遇到麻烦。
    星期五下午3时45分，费希尔仍没有到达山顶。贝德曼说："我决定即使费希尔还未出现，也到了该离开的时候。"他召集起皮特曼、甘默尔盖德、福克斯和马德森，然后带领他们沿峰脊下山。20分钟后，在希拉里台阶之上，他们碰到了费希尔。"我实际上没和他讲话，"贝德曼回忆说， "他只是举了举手，看起来很吃力，但他是斯科特，所以我不怎么担心。我想他会到达山顶，然后很快赶上我们，帮助我将顾客送下山。"
    贝德曼当时最担心的是皮特曼。"当时每个人都很狼狈，但皮特曼显得尤其糟糕。我想如果我不盯紧她，她很有可能滚下山脊。所以我必须保证她夹牢了固定绳索，在没有绳索的地方，我从后面抓紧她的衣服直到她能夹住下一段绳索。她是那么的精疲力竭。我不敢肯定她是否知道我的存在。"
    当登山者在南峰顶下面不远的地方遭遇浓云和飞雪时，皮特曼又一次倒下了，并请求福克斯给她注射强劲的类固醇药地塞米松。"地塞米松"可以暂时缓解高海拔造成的不良影响。费希尔的每一名队员都在羽绒服里揣了一支装有药液的注射器。注射器装在塑料牙刷套里，不会冻冰，以备急用。"我将桑迪的裤子拉下一点，"福克斯回忆道："然后将针隔着她的长长的内裤和所有的东西扎入她的屁股。"
    正在南峰顶清点氧气瓶的贝德曼看到了福克斯正将注射器推入脸朝积雪伸展开的皮特曼。"当我走下隆起，看到桑迪躺在那里，福克斯手里拿着注射器跨立在她上面，我想：'嗅，***，这看起来太糟了。'所以我问桑迪怎么回事，她嘴里传出一连串含混不清的呓语。"极度焦虑的贝德曼命令甘默尔盖德将他的整瓶氧气与皮特曼即将用完的氧气瓶交换，并将流速调到最大。然后他抓住处于半昏迷状态的皮特曼的安全带，拖着她在陡峭的东南脊上向下攀登。 "每次我让她滑落时，"他解释说，"我总要在她前面先滑降。我每隔50米停下来，用手抓住绳索，用我的身体做支撑以挡住她的滑落。桑迪第一次滚向我的时候，她的冰爪划破了我的羽绒服。羽毛到处飞舞。"让大家感到欣慰的是，20分钟后，针剂和氧气使皮特曼复苏过来，她又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下山了。
    下午5点钟左右，当贝德曼带领他的顾客沿峰脊下行时，麦克·格鲁姆和南比到达了位于他们下面500英尺的平台。从这个位于海拔28，600英尺的隆起开始，路线脱离了山脊而向南面的4号营地转去。然而当格鲁姆向另一个方向即山脊的北面望去时，他透过翻飞的雪花和忽明忽暗的灯光看到一位独行者已远远偏离了路线：马丁·亚当斯在暴风雪中迷失了方向，正错误地沿着通往西藏的江顺冰面方向下行。
当亚当斯看到格鲁姆和南比在他上面以后，他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并缓慢地向平台移动。"马了赶到我和南比处的时候已精疲力尽了，"格鲁姆回忆道，"他的氧气罩掉了下来，他的脸被雪包住了。他问：＂哪儿是通往帐篷的路？＂格鲁姆指了指，亚当斯立刻沿着山脊的正确一面下山去了，踩着我大约10分钟前留下的脚印。
    当格鲁姆等待亚当斯爬回山脊时，他让南比继续下山， 自己忙乱地寻找着上山时丢失的相机盒子。当他向四周张望时，他第一次看到平台上还有另外一个人。''因为他被积雪伪装起来了。我把他当成了费希尔的队员而没有理会他。然而这个人站在我面前说：'晦，麦克！'我意识到这是贝克。"
    格鲁姆看到贝克时感到十分惊喜。他掏出绳索，用短绳系着这名德克萨斯人沿南山口下行。"贝克的视力瞎得一塌糊涂，"格鲁姆回忆道，"每隔10英尺他就会踩空，而我不得不用绳子将他套牢。许多次我都担心他会将我一同拖下山去。这真令人伤脑筋。我必须保证将冰镐系牢。我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时时刻刻将冰镐插入坚固的东西。"
    沿着我在15至20分钟前留下的足迹，贝德曼和费希尔的其他顾客一个接一个地通过了渐渐猛烈的暴风雪。亚当斯在我之后、其他人之前，然后是南比、格鲁姆和韦瑟斯。舍恩宁和甘默尔盖德、贝德曼，最后是皮特曼、福克斯和马德森。
    在南山口以上500英尺的地方，相对缓和的雪坡取代了陡峭的页岩。南比的氧气用完了。这个小巧的日本女人坐下来拒绝前进。"当我试图将她的氧气罩取下以使她呼吸更容易时，"'格鲁姆说，"她立刻将氧气罩戴回。我无法使她相信氧气用完后，氧气罩实际上可使她窒息。当时贝克已虚弱得不能自己行走了，我必须用肩膀支撑着他。幸好当时尼尔赶上了我们。"当贝德曼看到格鲁姆在帮助韦瑟斯，他开始拖着南比向4号营地走去，虽然南比并不是费希尔的队员。
    大约下午6时45分，天色全部黑了下来。贝德曼、格鲁姆和他们的顾客及2名在风暴中迟迟才得以现形的费希尔的夏尔巴人合并成了一支队伍。虽然他们移动得很缓慢，但还是进入了距4号营地垂直距离为200英尺的地方。当时我刚刚到达营地，大约比贝德曼一组的第一名早到了 15分钟。但就在这短暂的时间里，暴风雪突然发展成强劲的飓风，能见度降至20英尺以下。
    为了避免在冰面上坠落，贝德曼带领他的小队走上了一条向东迂回的间接路径，因为那里的坡度较为缓和。在 7时30分，他们安全到达了一片开阔地。然而到那时为止，只有3至4人的头灯还有电池，而每个人都已接近了身体崩溃的边缘。福克斯越来越依靠马德森的帮助，而韦瑟斯和南比没有格鲁姆和贝德曼的支持已无力行动。
    贝德曼知道他们是在山口东面的中国西藏一边，而帐篷在西侧。但要沿那个方向移动，他们必须顶风进人暴风雪的虎口。风吹起的冰粒和雪粒猛烈地抽打着登山者的脸部，划破了他们的眼睛，使他们无法看清前进的方向。"太困难也太痛苦了，"舍思宁回忆说，"我们必须逃离风口，转向左边，这也正是我们出错的地方。"
       '有一段时间你连自己的脚也看不清，风刮得这样猛烈，"他继续说。"我担心有人会坐下，或者与队伍分开，这样我们就再也见不到他们了。但当我们到达了山口的平地时，我们开始跟随夏尔巴人。我想他们知道营地的位置。后来他们突然停了下来，并快步向回走，很明显他们也不清楚我们的位置。那一刻，我的灵魂深处感到一种不安。那时我第一次感到我们陷入了困境。"
    在接下来的2小时内，贝德曼、格鲁姆、两名夏尔巴人和7名顾客在风雪中茫然地蹒跚着，变得更加疲惫和寒冷。他们希望能撞上营地。他们一度看到了两个废弃的氧气瓶，这预示着他们已接近帐篷，但登山者仍无法确定他们的方位。"简直就是一团糟，"贝德曼说，"人们四处游荡，我向每个人呼喊，以使他们听从同一个指挥。最后，在大约晚上 10点钟的时候，我走过这个小小的隆起，感觉像是站在了地球的边缘。我可以感到前面是广阔的空间。"
    队伍无意识地迷失在山口的最东面边缘，也就是江顺冰面上向下7，000英尺的地方。他们当时位于与4号营地同样高的位置，距安全地带的水平距离仅有1，000英尺。但贝德曼说："我知道如果我们继续在风雪中游荡，我们很快就会失去某人。我已无力再拖着南比了。夏洛特和桑迪几乎不能站立。所以我向每个人呼喊，让他们原地蜷缩起来，等待暴风雪的停息。"
    贝德曼和舍恩宁欲寻找一处避风的地方，但没有找到。每个人的氧气在很早以前就用完了，这使得整支小队更禁不住冷风的袭击。气温降至零下100华氏度。在一块不及洗碗机大的石头的遮蔽下；登山者们可怜地在被风吹洗得光秃秃的平地上蹲成了一排。"寒冷几乎要了我的命，"夏洛特·福克斯说，"我的眼睛冻上了。我不知道怎样能活着逃出去。寒冷是如此让人痛苦，我不相信自己还能忍耐下去。我只是蜷缩成一团，希望死亡快快降临。"
        "我们试图用拳头相互击打来保持体温，"韦瑟斯回忆说，"有人向我们喊：要不断移动胳膊和腿。桑迪变得歇斯底里，她不断地吼着："我不想死！我不想死！'但其他人都没有出声。"
    在向西300码的地方，我正在帐篷里失控地抖动着--虽然我已钻入睡袋并穿上了羽绒服和我所有的衣服。飓风险些将帐篷撕碎。每次帐篷门被打开的时候，帐篷内就充满了被吹进的雪沫。帐篷里的每一件东西都被一英寸的雪覆盖着。我由于疲惫、脱水和持续的缺氧而变得神智不清，完全忽略了暴风雪中正在上演的悲剧。
    晚上的早些时候，与我同住一个帐篷的斯徒尔特·哈钦森进来将我摇醒，他问我是否能和他一起敲击盆子和向天空中打光束以便引导迷失的登山者。但我实在太虚弱了，语无论次地回答了他。在下午2点到达营地的哈钦森此时要比我的状况好得多。他接着又到其它帐篷里呼叫顾客和夏尔巴人。每个人都是极度寒冷和疲惫，所以斯徒尔特最后还是独自进入了暴风雪中。
    那晚，他6次离开帐篷寻找失踪的登山者。但猛烈的风暴使他不敢超出离营地边缘几码的地方。"风太强了，" 他强调说，"被吹起的雪沫好像是从喷沙器里喷出来的。我只能走出15分钟，然后就因为太冷而不得不返回帐篷。"
    当登山者们蹲踞在山口的东边缘时，贝德曼告诫自己要对风暴停息的迹象保持警戒。在午夜之前，他的这份警觉得到了回报。他突然注意到头上出现了几颗星星并招呼其他人向上看。风仍在地面上猛烈地抽打，但远处的天空却开始变晴，显现出珠穆朗玛峰和霍泽峰的粗大轮廓。凭借这几个参照点，克利夫·舍恩宁认为他已推断出这支小队距4号营地的位置。在与贝德曼进行了一场喊话之后，他说服了向导，使他们相信他知道通往帐篷的路。
    贝德曼试图诱劝每个人站起来，沿舍恩宁指示的方向前进，但皮特曼、福克斯、韦瑟斯和南比虚弱得无力行走了。当时对向导们来讲，有一件事情是一目了然的：如果这里没有人到达营地去搬救兵，那么大家都要在这里送命。所以贝德曼召集起还能行走的人，然后他和舍思宁、甘默尔盖德、格鲁姆和两名夏尔巴人磕磕绊绊地走入风暴中去寻求救助。他们将4名无力行动的顾客交给了蒂姆·马德森。为了不抛下女友福克斯，马德森无私地提出留下来照看每个人直至救援赶到。
        20分钟以后，贝德曼领导的小分队一瘸一拐地撞进了营地。他们与忧心冲忡的阿那托列·布克瑞夫激动地重逢了。几乎失声的舍恩宁和贝德曼告诉了俄罗斯人在哪儿可以找到5名仍呆在露天里的顾客，然后就精疲力竭地倒在了各自的帐篷里。
    布克瑞夫早于费希尔的其他顾客几小时下到了南山口。事实上，到下午5点以前，当他的队友仍在海拔28，000 英尺处的云雾中奋力下行时，他已呆在帐篷里休息和饮茶了。有经验的向导事后不免对他先于顾客如此长的距离下山提出质疑--这对向导来说是最不光彩的行为。一名费希尔的顾客对布克瑞夫充满鄙夷之情。这位顾客坚持认为，在最紧要的关头，向导却"溜之大吉"了。
    阿那托列在下午2点离开峰顶，然后很快卷入希拉里台阶处的交通阻塞。当人群散开之后，他沿西南脊迅速下行，没有等待任何顾客--虽然他在台阶上对费希尔说他将陪马丁·亚当斯下山。布克瑞夫因此在暴风雪尚未形成气候之前就已到达了4号营地。
    当我在登山结束之后询问阿那托列为何在队伍之前匆忙下山时，他递给我几天前他通过俄语翻译接受《男人杂志》采访时的记录。布克瑞夫告诉我他已读过记录并确认了它的准确性。我当场读了记录，很快就下山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他回答道：
       "我（在山顶）呆了大约1个小时……那里非常冷，很显然，这将消耗体力……我的处境是，如果我站在那里边挨冻边等待将无济于事。我更大的用处是返回4号营地，以便给返回的登山者带去氧气，或当有些人在下山途中变得虚弱时去帮助他们……如果你在那样的高度静止不动，你会在寒冷中失去体力，那样你就什么也做不了了。"
    布克瑞夫对寒冷的不耐受性由于没有使用氧气而大大地加重了；在没有氧气的状态下，他无法停下来在峰脊上等待较慢的顾客而不受到冻疮和体温下降的危险。总之不管出于何种原因，他在队伍之前赶下山去--这实际是他在整个攀登过程中采用的方式。这一点在费希尔最后从大本营传往西雅图的信件和电话中记录得非常清楚。
    当我质问阿那托列在峰脊离开他的顾客们的动机时， 他坚持说是为了队伍的利益："我在南山口暖和一下并准备在顾客的氧气用完时给他们带去更多氧气。"事实上，在天黑后不久，在贝德曼的小队没能返回而暴风雪演变成飓风时，布克瑞夫意识到他们必定遇到了麻烦，而做出了给他们送氧气的勇敢决定。但他的计划受到了严重的阻碍：因为他和贝德曼都没有无线电，阿那托列无法知道迷失的登山者的真正处境，甚至也无法知道在茫茫的山峰上到哪里可以找到他们。
    然而布克瑞夫还是在晚上7时30分离开4号营地开始寻找迷失的小队。他对当时的情景回忆道：
"能见度大概只有1米。所有的东西都消失了。我有一盏灯，我开始使用氧气以加快上升的速度。我带了3瓶氧气。我尽量走得快些，但看不见前方……就像是失去了双眼，失去了看的能力，也不可能看到。这非常危险，因为这样有可能掉入裂缝 ，掉入垂直3，000米深的霍泽峰南侧。我努力向上，但因为天黑，我无法找到固定绳索。" 在山口以上的地方，布克瑞夫意识到他的努力毫无价值，后来他返回帐篷。他承认他自己险些迷了路。无论如何，他放弃营救还是正确的，因为当时他的队友们已不在布克瑞夫所前往的山顶--在他放弃搜寻的时候，贝德曼的小队实际上正在低于俄罗斯人600英尺的地方游荡。
    当他在晚上9点钟返回4号营地时，布克瑞夫为失踪的19名登山者感到担心。但由于不知道他们的位置，他除了消磨时间以外别无办法。然后在凌晨12时的时候，贝德曼、格鲁姆、舍恩宁和甘默尔盖德跌跌撞撞地进入了营地。"克利夫和尼尔已全无气力，几乎说不出话，"布克瑞夫回忆道，"他们告诉我夏洛特、桑迪和吉姆需要帮助。桑迪快死了。然后他们给了我可以找到他们的大致方位。"
当听到迷失者到达时，斯徒尔特跑出来帮助格鲁姆。 "我将麦克扶入他的帐篷，"哈钦森回忆道，"他非常、非常疲惫。他还可以清楚地交谈，但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像垂死的人的最后留言。'你必须找几名夏尔巴人！'他告诉我， '让他们去救贝克和南比。'然后他向关口的江顺方向指了指。"
    然而哈钦森组织救援队伍的努力最终还是徒劳。霍尔队伍里的两名未随队攀登峰顶的夏尔巴人崇德姆和阿瑞塔本来是储备在4号营地专为应付类似紧急情况的，但他们在通风不好的帐篷里做饭而煤气中毒了。崇德姆中毒后在吐血。而我们队的其他4名夏尔巴人也因为寒冷和体力消耗太大而未成行。
    在攀登结束以后，我问哈钦森为什么在知道失踪队员的下落后没有叫醒福兰克·菲施贝克、洛·卡西希克或者是约翰·塔斯基，或者第二次将我唤醒，以便借助我们的力量帮他进行救助工作。"很显然你们大家都很疲惫，我甚至没有考虑让你们帮忙。你们都已超过了疲劳的极限，让你们帮助只能使事态变得更糟--你们到那儿以后，还要有人来救你们。"结果是斯捷尔特独自进入了暴风雪，但他又一次在营地的边线返回了。因为他担心如果他走得太远，他将找不到归路。
    在同一时刻，布克瑞夫也在组织救援的队伍。但他没有与哈钦森联系，也没有来我的帐篷，所以哈钦森和布克瑞夫没有协调起来，而我对任何一项救援计划都一无所知。最后布克瑞夫和哈钦森一样发现他所叫醒的每一个人都因为疾病、疲惫和害怕而不能给予任何帮助。俄罗斯人决定自己去营救小分队。他勇敢地投入到飓风当中，他在山口搜索了将近1小时，但没有找到任何人。
布克瑞夫没有放弃。他返回营地，从贝德曼和舍恩宁那里得到更确切的方位，然后再一次闯入风雪中。这一次他看到了马德森微弱的头灯光亮而确定了失踪者的方位。 "他们躺在冰雪上，一动不动，"布克瑞夫说，"他们不能说话。"马德森依旧神志清醒而且能照顾自己，但皮特曼、福克斯和韦瑟斯已无法自理，南比看上去好像死了。
    在贝德曼和其他人离开挤在一起的人群去寻找救援后，马德森将剩下的人召集在一起，并敦促每个人不停地移动以保持体温。"我将南比放在贝克的大腿上，"马德森回忆道，"但他当时反应太迟钝了，南比根本就没有活动。过了一会儿我看到她平躺在雪地上，积雪塞满了她的帽子。她不知怎么丢掉了一只手套--她的右手裸露着，她的手指紧紧地赠缩在一起，你无法将其展开。看起来她的骨头已被冻死了。"
"我想她已经死了，"马德森继续说道，"但过了一会儿，她突然动了一下，吓了我一跳：她轻轻地摆了一下脖子，好像要坐起来，她的右臂稍稍抬起，但再没有下文。南比躺了回去就再也没有动过。"
    当布克瑞夫找到这支小队的时候，他清醒地认识到他每次只能带走一名攀登者。他和马德森将他携带的氧气瓶与皮特曼的氧气罩连了起来。然后布克瑞夫向马德森说明他将尽快返回，接着就开始帮助福克斯向帐篷的方向移去。 "他们走了以后，"马德森说："贝克躺在那里像死了一样，几乎不怎么活动。桑迪给缩在我的大腿上，也不怎么活动。我冲她大喊：'随，挥动你的手！让我看看你的手！'当她坐起来把手伸出来后，我看到她没有带手套--手套从她的手腕处耷拉下来。"
       "所以我尽量将她的手塞回（手套）里，这时贝克突然哺哺说：'晦，我都想通了。'然后他滚动了一小段距离，蹲在一块大石头上，双臂向两侧打开，迎风而立。一秒钟后，一阵狂风吹来，他向后翻到了我的头灯无法照到的夜色中。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他。"
"托利在那之后不久返回，他抓住桑迪，我收拾好东西，尾随其名，尽量跟随托利和桑迪的头灯。当时我认为南比已经死了，而贝克失踪了。"当他们最后到达营地时已是凌晨4时 30分。东方地平线上的天空已开始发亮。当从马德森那里听说南比未能生还时，贝德曼在他的帐篷里痛不欲生地哭了45分钟。

                                                    第十六章
    我不相信总结，任何穿越了时间的总结，任何自称能支配自己回忆的总结。我认为，自称可以理解的人显然很冷静；自称带着一种平静的心情而写作的人是傻瓜和骗子。理解意味着震撼。回忆就是重临其境，再次被撕裂…'··我羡慕在重大事件前让人跪下双膝的权威。
                                                                                                                                   —— 哈罗德·布洛德基 摘自《操纵》
    斯徒尔特·哈钦森终于在5月11日凌晨6时把我摇醒了。他忧郁地对我说："安迪不在自己的帐篷里，也不在别人的帐篷里。我想他根本就没回来。"
       "赫罗德失踪了？"我问道，"不可能。我亲眼看见他走到帐篷边的。"我感到既震惊又迷惑。我穿上靴子赶紧去找哈里斯。风依然猛烈，好几次差点儿把我吹倒，但此时已是明亮而晴朗的黎明了，能见度极佳。我在大峡谷的整个西半边搜寻了一个多小时，仔细查看岩石背面，轻戳着久被弃用的破烂帐篷，但没发现哈里斯的踪迹。肾上腺素汹涌地穿过我的血管。眼泪充盈了我的眼睛，很快就使我的眼皮冻上了。安迪怎么会走了呢？这绝不可能。
    我找到哈里斯滑到大峡谷上的地方，然后非常仔细地沿着他走向营地的路线前行。这条路线沿着一条开阔的。几乎是平坦的冰谷伸展开来。在我当乌云下沉之际最后看到他的地方有一个很急的左拐弯，哈里斯从这儿再走四五十英尺的坡路就能走到帐篷了。
    但我意识到，要是他没有左拐而是继续往前向冰谷走去的话--在暴风雪中，即使并非精疲力竭亦或因为高原症而昏昏沉沉，也很容易这么走的--那么他很快就会走到大峡谷最西部的边缘。那下面，霍泽峰陡峭的灰色冰崖垂直坠落4，000英尺，一直到西谷的底部。站在那里，我不敢再靠近悬崖的边缘。我看到一串淡淡的登山靴鞋底针划出的印痕从我身边经过朝深渊而去。我害怕这些痕迹是安迪·哈里斯留下的。
    昨天晚上，当我进入帐篷后，我还对哈钦森说我看见哈里斯安全抵达帐篷。哈钦森把这条消息用无线电报告给大本营，这条消息又从大本营经卫星电话传递给远在新西兰的那位分享哈里森生活的女人--菲奥那·麦克弗森。当她得知哈里斯安全到达4号营地时肯定是如释重负。可是现在，霍尔的妻子要做一件无法想象的事情：打电话通知麦克弗森出现了一个可怕的错误--安迪实际上失踪了，而且被推断为死亡。想到这样的电话交谈以及在导致他死亡过程中我所起的作用，我跪倒在地上，一口接一日地呕吐起来，任凭冰冷的寒风吹打着我的后背。
    经过60分钟的搜寻，我没有找到安迪。我及时赶回自己的帐篷，正好听到大本营与罗布·霍尔间的无线电通话。我知道霍尔正在顶峰的边上在向大本营求助。哈钦森后来告诉我，贝克和南比都遇难了，斯科特·费希尔不知在顶峰的什么地方失踪了。在这以后不久，我们电台的电池没电了，切断了我们同外界的联系。由于害怕他们和我们失去联系，位于2号营地的IMAX队队员就呼叫南非登山队，他们的帐篷也在大峡谷上，距我们仅数码之遥。与我相识20 年的IMAX队的队长大卫·布里歇尔斯报告说：'我们知道南非队有台大功率的电台正在工作中，所以就让该队一位留在2号营地的队员呼叫位于南峡谷的伍德尔说：'注意，紧急情况。上面的人正在死亡边缘。我们需要和霍尔队中的幸存者取得联系，协调救援行动。请把你们的电台借给乔恩·科莱考尔。'伍德尔说不行。虽然事关重大，一目了然，但他们不愿舍弃自己的电台。"
    这次探险活动结束后不久，在为《外界》杂志撰写文章的过程中，我采访了尽可能多的霍尔和费希尔队伍中登上顶峰的队员--我和他们大多数人谈了好几次。马丁·亚当斯由于不信任记者，故而对悲剧性的结局保持缄默，并且回避我对他的采访。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外界》杂志上那篇文章发表以后。
       7月中旬，我终于在电话中联系上了亚当斯，他同意谈一谈。我一开始就请他回忆他所能记起的关于攀登顶峰的所有情况。他作为那天登山者中最为强壮的一个，一直处于登山人群的前部，在大部分的登山过程中他一直和我交替领先。他似乎有着非比寻常的可靠记忆，但令我尤为感兴趣的是他对某件事情的叙述同我的一段经历很相似。
    他说，那天下午很晚的时候，他正准备从海拔29，800的平台下山时，仍然能看见我。大概在他前面15分钟 的地方，但我比他下得更快些，他很快就看不见我了。他说："等到再看见你时，天都快黑了，你正在穿越南峡谷平坦地带，距离帐篷100英尺的地方，我从你下身鲜艳的红裤子认出是你。"
    这以后不久，亚当斯下至那个位于陡峭冰坡上部的制造过很多麻烦的平直阶地上，掉进了一个小冰缝中。他挣扎着爬出来，然后又掉入一个更深的冰缝中。他沉思着说： "躺在冰缝中，当时我就想，就死在这里吧。过了一会儿，我最终还是爬出了那个冰缝。我爬出来后，脸上敷满了雪，很快冻成了冰。这时我看见有人坐在冰上朝左边滑下去了，他戴着头灯，我就朝那个人的方向走去。此时天还未漆黑一片，但已黑得使我再也无法看见帐篷了。"
       "于是我走近那个笨蛋说：'晦，帐篷在哪边？'那个人，不管他是谁，用手指了指。我说：'嗯，跟我想的一样。'然后，那个人说了句什么'小心点儿。这儿的冰缝比看起来的要深。也许我们该到下面找绳子和冰镐。我想：'去他的。我要离开这儿。'我刚走了二三步就被绊倒了，胸部贴着冰面头朝下滑了下去。在下滑的过程中，好在我拿着的冰镐的尖部挂住了什么东西，把我的身体顺了过来，然后我在谷底停了下来。我站起身来，跌跌撞撞地进了帐篷。这就是大致的情况。"
    在亚当斯讲述和那个不知名的登山者相遇然后摔到谷底的故事时，我的嘴有点儿发干，脑后的头发突然直立起来。他讲完后，我问道："马丁，你说你在那儿碰上的人会不会是我呢？“
       ”胡说，不会的“，他大笑起来，"我不知道那是谁，但肯定不会是你。"后来，我给他讲了我碰上安迪的故事和这以后令人胆寒的巧合：我碰上哈里斯的同时，亚当斯碰上那个无名氏，并且在大致相同的地方。我和哈里斯之间发生的多数对话与亚当斯和那个无名氏的对话有着可怕的相似之处。而且，这以后亚当斯头朝下滑下山谷的情景，在很大程度上与我看到的哈里斯下滑的姿态是相同的。
    又谈了几分钟，亚当斯终于被说服了："看来与我在山上对话的人就是你。"他恍然大悟地说，他认为在天黑前看见我穿过南峡谷的开阔地带一定是将人搞错了。"与你讲话的人正是我。也就是说，他根本就不是安迪·哈里斯。噢！天哪，我看你需要对此做一些说明。"
    我感到震惊。两个月以来，我一直对人们说，哈里斯是从南山谷的边上掉下去摔死的，可实际上那根本不是他。我的失误大大地并且是毫无必要地加重了菲奥那·麦克弗森、安迪的父母、罗恩以及玛丽·哈里斯、还有他的哥哥大卫 ·哈里斯和他的众多朋友的痛苦。
    安迪身材高大，足有6英尺多高，体重200磅，说话带有很强的新西兰口音；而马丁至少比他矮6英寸，体重约 130磅，说话带着浓重的德克萨斯的情懒味。我怎么会犯这么一个低级的错误呢？我真的是盯着身边陌生的脸，然后放意把他当作与我在过去的6个星期中朝夕相处的朋友吗？如果安迪在登上峰顶后没有回到4号营地，那么，看在上帝的份上，他到底去哪儿了？

                                                     第十七章
    我们的挫折当然是由于突如其来的恶劣天气所致，它的到来好像并没有任何令人满意的起因。我想，人类从未经历过我们曾经历过的这样一个月，但如果我们的第二个同伴、队长奥茨没有病倒，如果不是储备的燃料不足，如果风暴没有在距我们希望保存最后补给的那个仓库只有11英里的地方袭击了我们的话，无论天气如何，我们仍能坚持到底。恶运肯定难以比得上这最后一击……我们冒着危险，我们知道要冒危险，所有的一切都将出来反对我们，因而我们也没有理由去抱怨，只有听从上帝的意志，我们仍决心尽全力坚持到底……
如果我们能活下来，我该讲述有关我的同伴们的坚强、忍耐和勇敢的故事，它将鼓舞每一个英国人的心灵。这些精练的记录和我们的尸体必将讲出这个故事。
                                                                                                                             —— 罗伯特·福尔肯·斯科特 摘自《斯科特最后的探险》
    斯科特·费希尔大约在5月10日下午3时40分登上顶峰。他看到他的朋友兼夏尔巴队长洛桑江布正在等他。这个夏尔巴人从夹克下面取出电台，和大本营的英格里德·亨特取得联系，然后把对讲机递给费希尔。费希尔告诉位于下面海拔11，400英尺处的亨特说："我们成功登顶。上帝，我累坏了。"几分钟后，"马卡鲁"和两个夏尔巴人也到了，罗布·霍尔也在山顶，焦急地等着道格·汉森的出现。此时，翻滚的云团正向顶峰的边缘包围过来，预示着灾难的来临。
    据江布讲，在费希尔呆在山顶上的二三十分钟时间里，他不断抱怨说他感觉不太好--这是那些坚强的向导几乎从不会有的感觉。"斯科特对我说：我太累了。我病了，要吃些胃药，"这个夏尔巴人回忆说，"我给他一杯茶，可他只喝了一点儿，只有半杯，我就对他说，斯科特，我们快些下山吧，于是我们就下来了。"
    费希尔大约在下午3时55分开始下山。江布叙述说，虽然在整个下山过程中，斯科特一直在补氧，他的第三瓶氧气在他离开山顶时还有四分之三多，但不知为什么他摘下面罩不再用了。
    费希尔离开顶峰后不久，"马卡鲁"和他带领的夏尔巴人也离开了，江布最后也下山了，只留下霍尔一个人在顶峰子上，帮助这位疲倦的队员走完到达最高点的最后40英尺。他们只在峰顶停留了一二分钟，然后就转身开始了漫长的下山之旅。
    当江布看到汉森蹒跚的脚步，他将自己的下山时间推迟了一会儿，以保证道格和罗布两个人能安全地通过顶峰下一段布满了雪檐的危险区域。然而，由于急于想赶上已领先自己3O分钟的费希尔，这个夏尔巴人继续向山下走去，将汉森和霍尔留在了希拉里台阶的上面。就在江布在希拉里台阶下消失的时候，汉森显然用尽了氧气，一头摔倒在地上。"他耗尽了全部的力量登上了顶峰，现在，他再也没有力气下山了。这和1995年发生在道格身上的情况非常相似，"爱德·韦斯特斯说道。他和科特一样，在那一年也是霍尔队的向导，"他上山的时候还不错，可刚开始下山，他的精神和身体就挺不住了，成了一个木纳呆板的人，好像用尽了全部力量。"
    在下午4时30分和4时41分，霍尔通过无线电说，他和汉森在顶峰山脊上遇到麻烦，急需氧气。当时，南峰顶上有满满两瓶氧气在等着他们，如果霍尔知道的话，就会很快下山取了氧气，然后再爬上去给汉森一个新氧气瓶。但是，仍在氧气隐藏处的安迪·哈里斯此时正经历着缺氧症的折磨。当听到这些无线电通话时，他插了进去，错误地告诉霍尔--正如他以前告诉我和麦克·格鲁姆的那样--南峰顶的所有氧气瓶都是空的。
格鲁姆通过他的电台听到了哈里斯和霍尔之间的对话，此时他和南比正从东南山脊下山，快到平台了。他试着呼叫霍尔纠正这个错误信息，告诉他在南峰顶仍有充满氧气的氧气瓶在等着他们。但是，格鲁姆解释说："我的电台工作失常。我能够接收许多呼叫，但我发送的信号别人根本找不着汉森。江布开始下山后不久，大约在下午4时，汉森终于出现了。他痛苦而缓慢地爬过山脊上最后一段隆起。霍尔一看见汉森，就急忙下去接他。
    此时距霍尔所规定的必须返回的时间已整整晚了2个小时。鉴于这位向导所具有的保守且极富教条的本性，他的许多同事都对这个偶然的判断失误感到难以理解。他们很奇怪，当这个美国登山者明显地表现出力不从心的时候，霍尔为什么不在更低的地方让汉森返回呢？
一年前的同一天，霍尔曾于**多在南峰顶让汉森折返下山。如此之近却无法登顶对汉森来说是无法忍受的失望。他多次对我说，他1996年重返珠穆朗玛峰的主要原因是由于霍尔的鼓动。他说，罗布从新西兰给他打了 "十几次"电话，要求他再试一次。这一次，道格决心一定要登上峰顶。"我要完成这件事，然后退出，"3天前，他曾在2 号营地对我说，"我不想再回到这儿来了。我的年龄越来越不适合这玩艺儿了。"
    这样推想并不是太牵强：因为霍尔以前说服汉森重返珠峰，他因而无法再次拒绝汉森登上峰顶。"在那样高的山上，很难劝人折返下山，"盖伊·科特警告说，这位新西兰向导曾于1992年和霍尔一起登临珠峰。1995年汉森第一次尝试登顶时是由他引导的，"如果队员看见山峰近在飓尺并且执意要登上去，他们会公开对你表示蔑视，继续向上攀登的。"正如资深的美国向导彼得·列夫在珠峰灾难之后对《登山》杂志所说："我们以为人们掏钱是为了让我们做出正确的决定，但事实上，人们花钱是为了登上山顶。"
    不管发生了什么，霍尔在下午2点时没有让汉森折返下山，或者说，正因为这样，下午4时他正好在峰顶下面碰上了他的队员。据江布说，霍尔让汉森的胳膊搂在他的脖子上说话却根本听不到。有几次，我的呼叫被罗布接收到了，但当我正准备告诉他满满的氧气瓶放在哪儿的时候，就被安迪突然打断了，说在南峰顶没有氧气了。"在无法确认是否有氧气瓶可用的情况下，霍尔决定，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和汉森在一起，并且尽量在无氧气的情况下把他的几乎无助的队友带下山去。但是，当他们到达希拉里台阶时，霍尔无法将汉森带下垂直的山崖，他们的进程不得不停滞下来。快到5点的时候，格鲁姆终于成功地和霍尔取得了联系，并告诉他，在南峰顶上还有氧气瓶。15分钟后，江布从顶峰上下至南峰顶，遇上了哈里斯。据江布说，哈里斯此时一定是知道了至少还有两个被隐藏起来的氧气瓶是满的，因为他曾恳求这位夏尔巴人帮他将维持生命的氧气带给在希拉里台阶的霍尔和汉森。江布回忆说："安迪说他给我 500美元让我把氧气给罗布和道格两人送上去。但我应该照顾好自己的登山队。我要照顾斯科特。所以我对安迪说，不，我很快就下山去了。"
       5时30分，当江布离开南峰顶继续下山时，正好看到哈里斯--他当时身体已非常虚弱，正拖着沉重的步伐向顶峰山脊攀登去帮助霍尔和汉森。这种英雄主义的行为让哈里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在几百英尺的下方，斯科特·费希尔正努力从东南山脊往下走，身体越来越虚弱。在快到达海拔28，400英尺处的岩石台阶的地方，下山用的短绳顺着山脊不停地乱转。此时，精疲力竭的费希尔已无法应付复杂的绕绳工作，于是就屁股着地地直接滑落到附近的雪坡上。这个办法比绕绳下降来得容易，可一旦他滑到了石阶下面，就不得不再艰苦地向上爬330英尺，横穿深及膝盖的雪层，才能重新找到出路。和贝德曼小组一起下山的蒂姆·马德森此时碰巧正在平台上向上看了一眼，发现费希尔正在横穿深雪。马德森后来回忆说："他看起来非常疲惫，每走10步，就要坐下来歇一会儿，然后再走几步，再休息。他移动的速度很慢很慢。但我看见江布在他的上万，正从山脊上爬下来，我想，晦，有江布照顾他，斯科特没问题。"
    据江布的回忆，这位夏尔巴人大约下午6点在快到平台的地方追上了费希尔："斯科特没有用氧气，我把面具给他戴上。他说：'我病得很重，太厉害了，我下不去了。我真想跳下去。'这些话他说了许多遍，像发了疯似的，我赶紧把他系在绳子上，要不他会一下跳进西藏。"
用一根长75英尺的绳子保护好费希尔后，江布劝说他的朋友不要跳山，然后帮他缓慢地向南山口挪动。"当时风暴非常猛烈，"江布回忆道，"轰隆轰隆的，有两次听起来像枪声，那是一声巨雷。有两次闪电击在我和斯科特很近的地方，声音非常大，真吓人呀！"
自平台再往下300英尺的地方，他们刚才小心翼翼走过的柔软的雪谷让位于露出地面的不太坚固而又陡直的页岩地带，重病在身的费希尔无力处置这种富于挑战的地形。江布说："斯科特当时走不动了。我碰上了大难题，我试着拉他，但我也特别疲惫，斯科特身体很大，我身体很小，他对我说：'江布，你自己下去吧。你下山吧。'我对他说：'不，我要和你在一起。"'
   大约在晚上8点钟，当江布挟着费希尔正走在冰雪覆盖的山脊时，"马卡鲁"和他雇佣的两个夏尔巴人在猛烈的暴风雪中出现了。"马卡鲁"几乎和费希尔一样虚弱，而且也不能从难度较大的页岩地带下山，他手下的夏尔巴人把这位台湾登山人扔在江布和费希尔旁边，然后独自下山去了。
江布说："我陪斯科特、'马卡鲁'大约呆了一个小时，可能还不止，我非常冷，也非常累。斯科特对我说：'你下去，让阿那托列上来。'于是我给斯科特弄好藏身的地方就下山去了。"
    江布在南山口以上1，200英尺的山脊上离开了费希尔和"马卡鲁"，艰难地冲破风雪向山下走去。由于看不清方向，他向西偏离了路线。当发现自己的错误时，他已到了南山口以下的地方。他被迫再往回爬上霍泽的北部边缘，终于找到了4号营地。午夜时分，他终于安全脱险了。江布叙述说："我找到阿那托列的帐篷，我告诉阿那托列，请他上去一趟，斯科特病得很重，他走不动了，然后我回到自己的帐篷中倒头就睡，像个死人似的。"
    盖伊·科特是与霍尔和哈里斯交往很久的朋友。他在 5月10日下午正在距离珠穆朗玛峰大本营几英里远的地方引导一支登山队攀登帕默里峰。他一整天都在监听着霍尔的无线电通讯。在**15分，他和顶峰上的霍尔通了话，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但在4时30分A时41分，霍尔向下呼叫说道格的氧气用光了，走不动了，科特变得非常警觉起来。4时53分，他打开无线电，强烈敦促霍尔下至南峰顶。科特说："这样呼叫就是要说服他下来找些氧气。因为我明白，没有氧气他对道格是无能为力的。罗布当时说他自己可以安全下山，但带道格一起就不可能了。"
40分钟以后，霍尔仍然和汉森一起呆在希拉里台阶上面，寸步未行。在霍尔于5时36分和5时45分两次通过无线电呼叫时，科特恳求他的朋友放弃汉森，自己下山。 "我清楚让罗布丢下他的顾客不管，听起来像是畜生的行为。"科特坦言道，"但当时很明显，离开道格是他惟一的选择。"然而，霍尔没有考虑这样做。
   直到那天深夜，再也没有收到霍尔的一丝消息。第二天凌晨2时46分，科特从位于帕默里脚下的帐篷中起床后，听到一声悠长、不连贯的信号声。这也许并不是有意安排的：霍尔在背包的肩带上戴了一只遥控麦克风，它被无意中打开了。在这种情况下，科特说："我怀疑罗布根本不知道他在传送信号。我能听到喊叫声--可能是罗布的声音，但我不能确认，因为风声特别大。但那个人好像说什么 '走啊！走啊'，大概是冲道格喊，激励他继续前进。"
    如果真是如此，这就是说，在凌晨的几个小时的时间里，霍尔和汉森--也许哈里斯也跟着--仍在风雪中从希拉里台阶拼命努力地向南峰顶挺进。而且果真如此的话，这也说明，这段在一般情况下不到半小时即可走完的一小段山脊整整耗去了他们10个小时的时间。
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推测出来的。惟一确定的是，霍尔在下午5时57分曾向下面呼叫。此时，他和汉森仍然在台阶上面。 5月 11日凌晨 4时 43分，他第二次与大本营通话时，已经下至南峰顶。而此时，他身边既没有汉森，也没有了哈里斯。
    在后来2个小时的信号传递中，罗布听起来有些神志不清和逻辑混乱。在凌晨4时43分的呼叫中，他对我们的大本营医生卡罗琳·麦肯齐说，他的双腿不能再动了，他一步也挪不动了。罗布用刺耳的但几乎听不到的嘶哑声音说："赫罗德昨天还和我在一起，但他现在可能不在我附近了。他病得很厉害。"然后，显然是有些糊涂了，他问道："赫罗德跟我在一起吗？你能告诉我吗？"
    到这个时刻，霍尔还有满满的氧气瓶，但是面罩上的通气阀门被冰堵塞了，他无法吸入氧气。但他表示，他正准备除去氧气登上的冰。科特说，"这使我们感觉稍好一些。这是我们听到的第一件让人乐观的事情。"
    早晨5时，大本营临时通过卫星电话接通了远在新西兰的霍尔的妻子简·阿诺得。她曾在1993年和霍尔一起登上过珠穆朗玛峰。她对关于自己丈夫的严峻的预测没有抱丝毫的幻想。她回忆说："我听到他的声音时也吃了一惊，很明显，他说话口齿不清，听起来像是梅杰·汤姆。他好像正在飘向远方。我到过那地方。我知道坏天气意味着什么。罗布和我曾经谈论过在顶峰脊上被救助是不可能的。他曾经这样说过：'你好像是在月球上。"
        5时引分，霍尔服用了四毫克的口服地塞米松，这表明他可能仍在试图清除氧气罩上的冻冰。 在和大本营的对话中，他不断询问"马卡鲁"、费希尔。贝克·韦瑟斯、南比和其他队员的情况。他似乎对安迪·哈里斯尤为关心，不停询问他所处的位置。
    科特说他们试着把话题从哈里斯身上引开，因为哈里斯极有可能已经死了，"我们不想让罗布再找到一个继续留在山上的理由。在那种情况下，位于2号营地的爱德·韦斯特斯插了进来并撒了个小谎：'别担心安迪，他在下面和我们在一起。"
    过了一会儿，麦肯齐问罗布关于汉森的情况，"道格，" 霍尔回答说，"失踪了。"说完就沉默了，这是他最后一次说起汉森。
        5月23日，当大卫·布里歇尔斯和爱德·韦斯特斯到达顶峰时，他们没有发现汉森的尸体，倒是发现在高出南峰顶大约50英尺的地方插立着一把冰镐。这一段是山脊最为裸露的部分，固定绳索在这儿到了尽头。霍尔和（或者）哈里斯很可能尽力帮助汉森顺绳子下降至这个地方，然后汉森还是掉下了绳索，摔到了7，000英尺高的西南坡下去了，而在他滑落的地方只留下了钉入山脊之中的冰镐。但这也仅仅是推测。
哈里斯的情况更是难以分辨。通过江布的证词、霍尔的无线电呼叫以及在南峰顶发现的另一把被确认为是安迪的冰镐，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在5月10日晚上是和霍尔在南峰顶上的。但除此之外，人们对这位年轻向导是如何走完生命尽头的仍一无所知。
    科特在清晨6时曾问霍尔阳光是否已照到了他。"快了，"罗布回答说。这很好。因为他刚才还说他在严寒中冻得发抖。但他曾说过的他不能再走的话让山下的人感到不安。不过，不同寻常的忍耐力居然使霍尔在没有遮蔽和氧气的情况下在狂风呼号、气温达华氏零下100度的海拔 28，200英尺的地方度过了一夜之后还活着。
    在同上一次无线电呼叫中一样，霍尔再一次追问哈里斯的情况："除了我，还有谁昨天晚上见过赫罗德？"3个小时以后，罗布仍然惦念着安迪的下落。上午8时43分，他对着无线电通话机哺哺自语起来："安迪的东西还在这儿。我想他肯定在晚上先走了。听着，你们能不能给我个解释呢？"威尔顿正想回避这个问题，罗布继续问了起来："好吧。我是说他的冰镐在这儿，还有他的外衣和别的一些东西。"
"罗布，"韦斯特斯在2号营地回答道，"你能穿上那件夹克，就穿上吧。继续下山吧，替你自己想想。其他人都有人照顾，你自己赶紧下来吧。"
霍尔用了4个小时才除去面罩上的冰，终于开始行动了。到上午9点钟，他第一次用上了备用氧气。直到此时，在海拔28，200英尺的地方，他在无氧状态下已停留了历个小时之多。
    在下面几千英尺的地方，霍尔的一群朋友们更加努力地劝导他开始下山。威尔顿一再要求他下山，声音听上去像是要哭了："罗布，我是大本营的海伦，你想想你的孩子吧。再过二三个月，你就能看到他的脸蛋儿了，继续下山吧。"
霍尔说了好几遍他准备下山，这时我们都相信，他终于离开了南峰顶。位于4号营地的我和吉里站在帐篷外面的寒风中打着哆噱，仰头看见一个小黑点儿正慢慢地在东南山脊上向下移动。
    当确信罗布正向山下移动时，我和吉里互相拍打着对方的后背为罗布加油。但一个小时过后，当我发现那个小点仍在同一个地方时，我的乐观情绪被无情地扑灭了：那实际上只是一块石头--仅仅是高度引发的幻视。实际上，罗布根本就没有离开南峰顶。
    在大约上午9时30分，汪多吉和吉里带着一暖壶热茶和两只氧气瓶从4号营地出发，准备前往南峰顶营救霍尔。他们面临着难以完成的任务。如同前一天晚上营救桑迪· 皮特曼和夏洛特·福克斯的举动一样，他们的勇气令人振奋。但这一次的救援，要比前一天的救助任务困难多了：上一次救援皮特曼和福克斯是位于从营地出发沿相对平直的路段行进20分钟的地方；而霍尔现在位于4号营地以上3，000英尺的高空--这段路程即使是在最佳状态下也需要竭尽全力地攀登6个小时。
   但此时绝非最佳状态：风以极高的速度吹动着，汪多吉和吉里在攀登过程中都受了冻伤，而且体力消耗很大，前一天才从峰顶返回。即使他们真能靠近霍尔，在他们到达时也将是傍晚时分，只剩下一二个小时的阳光供他们完成把罗布带下山的艰巨任务。但出于对霍尔的忠诚，两个人已忘记了巨大的困难，向着南峰顶尽可能快地攀登起来。不久，"疯狂山峰"队的两个夏尔巴人还有那支台湾登山队的夏尔巴人一起上山去营救斯科特.费希尔和"马卡鲁"。在南山谷上面1，200英尺的地方几名夏尔巴人找到了江布丢下的已无法动弹的两位登山者。他们给费希尔吸上了氧气，但他没有任何反应。虽然斯科特还在呼吸，但很微弱，眼睛在眼窝里一动也不动，牙关紧紧地咬着。人们觉得他没有希望了，便把他留在了山脊上，带着"马卡鲁"一起下了山。"马卡鲁"在喝了热茶、吸了氧气以后，在3个夏尔巴人的极力帮助下，可以靠自己的气力向帐篷方向挪动了。
    那天早晨虽然阳光明媚，可风还是非常强劲。快到中午时，山峰的上部汇集了厚厚的云层。2号营地的IMAX登山队报告说，顶峰上的风甚至在山下7，000英尺的地方听起来都像是飞机的轰鸣。与此同时，在高高的东南山脊上，汪多吉和吉里顽强地穿过不断加剧的狂风向霍尔的方向继续推进。下午3时，在到达距南峰顶700英尺的地方时，由于再也承受不了巨风和酷寒的折磨，2名夏尔巴人放弃了继续攀登。他们付出了顽强的努力，但最终还是失败了--当他们转身下山时，霍尔生存的希望就彻底地破灭了。
    在5月11日的整整一天当中，霍尔的许多朋友和队友不停地请求他努力凭自己的力量下山。霍尔有好几次说他准备下山了，结果又改变了主意，在南峰顶上停了下来。下午3时20分，刚从帕默里脚下的帐篷赶到珠穆朗玛峰大本营的科特对着无线电通话机叫骂起来：“罗布，快从山脊上下来呀”
    霍尔好像生了气，大吼着："听着，如果我认为凭自己被冻坏的双手可以应付固定绳索上的绳结的话，6个小时前我就下去了，朋友！派几个人上来，带一大瓶热玩意儿--我就没事了。"
"可情况是，老朋友，今天上去的几个家伙遇上了大风，不得不返回来，"科特答道，想尽可能恰当地表述出营救活动被搁浅了，"我想你最好试着再向下走走。"
"如果你能派几个年轻人给我送些夏尔巴茶，我还可以再坚持一个晚上，但要在9点半或10点以前。"罗布回答说。 "你是个强壮的人，大个子！"科特说，声音颤抖着，"我早晨派人上去救你。"
晚上6时20分，科特联系上了霍尔，告诉他阿诺德正在新西兰守着卫星电话，等着和他通话。罗布说："给我一分钟时间。我嘴都干了。我得吃点雪才能和她说话。"过了一会儿，他又说话了，声音很慢，严重地变音，"晦，亲爱的。我希望你已躺在温暖的床上了。你还好吗？""我不知该怎么对你说，我是多么地想你！"阿诺德回答道，"你听起来要比我想象的好……你感到暖和吗，亲爱的？"
"在这种高度上，我还算比较舒服。"霍尔说，尽力不让她担心。
"你的脚怎么样？"
"我没有脱鞋看，但我想可能有些冻伤……"
"等你回家，我会让你感到特别舒服，"阿诺德说，"我知道你就要得救了。别觉着自己是一个人。我正在把我的力量传递给你！"
在挂断电话之前，霍尔对自己的妻子说："我爱你。睡个好觉，宝贝。别太担心了！"
这是所有人听到的霍尔的最后几句话。
那天晚上和次日进行的几次联络霍尔的努力都没有得到回应。12天后，当布里歇尔斯和韦斯特斯攀登峰顶途经南峰顶时，他们发现霍尔右侧着身体躺在一个冰洞中，上半身掩埋在雪堆的下面。

                                                                                               第十八章
      珠穆朗玛峰是世界上所有力量的象征。征服它，就是用人类精神与之进行较量。可以想象出他的成功会给攀登伙伴带来的兴奋，为英格兰赢得的荣耀。这将让全世界瞩目，为他带来名气，使他产生一种经久不衰的满足感，使他的生活变得富有意义……或许，他不能确切地表达这一切，但他心中一定植根着"不成功便成仁"的信念。在转身退下和从容倒下这两种选择中，后者对马洛里可能更容易些，而前者带来的莫大痛苦会令他这样的男人、这样的登山者和艺术家无法承受。
                                                                                              —— 弗兰西斯·杨哈斯本 摘自《珠穆朗玛峰文诗，１９２６》
      ５月１０日下午４时，受伤的道格·汉森扶着罗布·霍尔的肩膀到达了峰顶，几乎在同一时刻，来自印度北部拉塔克省的３位登山者通过无线电向他们的队长报告说他们已登上了世界之巅。由３名印度边境警察泽旺、帕杰和多杰组织的６个拉塔克人的小分队直至早晨５时４５分时还没有离开海拔２７,２３０英尺的帐篷。中午时分，他们还在距顶峰垂直距离为１０００英尺的地方，此时，我们在山的另一侧遭遇的风暴同样也将他们吞没了。他们当中有３个人望而却步，并在大约下午２点时开始返回，但３位警察不顾渐趋恶化的天气继续向上推进。”他们受登上顶峰的狂热的想法驱使。“辛格说。辛格是３名下山者中的一员。
      另外３个人下午４时到达了他们所误认为的最高峰。此时，云层愈积愈厚，能见度不到１００英尺。他们向位于溶布冰川的大本营报告说他们到达了顶峰。这支登山队的队长莫辛多·辛格拉奥通过在这里树起的一个卫星电话自豪地向印度总理报告了这一胜利。为庆祝成功，３名攀登者在所谓的最高点上留下了诸如经幡、哈达以及登山用的岩锥等物品，然后转身下山，进入到疾速加剧的暴风雪中。
       事实是，当这几个拉塔克人在２８,５５０英尺处转身下山时，这一高度距真正的顶峰还有２小时的路程，而山脉此时正好凸露在最高的云团之上。他们在距离目的地还差５００英尺的地方停滞不前的事实恰恰解释了为什么他们没有在山顶看到汉森、霍尔以及江布。
       后来，天刚转黑时，在东北山脊低处的一些登山者报告说，他们看见在海拔２８,３００英尺附近有两盏头灯，而此地正好是险象环生的"第２台阶"的上面。那晚，３位拉塔克人都没有回到自己的帐篷，也没有再和大本营进行过无线电联络。
       第二天凌晨，即５月１１日凌晨６时４５分，当阿那托列 ·布克瑞夫在南山口正发狂一般地寻找着桑迪·皮特曼、夏洛特·福克斯以及蒂姆·马德森时，两名日本登山者和３名夏尔巴人正在肆虐的狂风中从拉塔克人住的帐篷开始向顶峰进发。早晨６时，当他们沿被称作"第１台阶"的悬崖边缘绕行时，两位日本登山者吃惊地看到一名拉塔克登山者，也许是帕杰，横卧在雪地里。他身上满是惨不忍睹的冻疮。他在没有遮蔽物和氧气的情况下度过了一夜之后仍然活着，此时正神志不清地呻吟着。为了避免因救护而耽误了登山计划，日本登山队继续向山顶爬去。
       在早晨７时１５分，他们到达了第２台阶的基部。这是碎屑的片岩向前突起的垂直前端。这一段通常要靠铝制梯子进行攀登，然而此时，令日本登山者感到惊恐的是梯子已断裂开来，并且部分脱离了岩石。他们需要付出50分钟的艰苦攀登才能越过这个２０英尺高的悬崖。
       就在刚刚越过第２台阶的顶部之后，他们遇到了另两名拉塔克人泽旺和多杰。根据曾在海拔２７，０００英尺处采访过他们的英国记者里查德·考柏为《金融时报》撰写的文章，其中一名拉塔克人已接近死亡，而另一名则蹲在雪地里，日本人没有说话，也没有给他们水、食物或氧气。日本人继续前进。在走出１６０英尺以后，他们休息了一会儿并更换了氧气瓶。
       他们告诉考柏：”我们不认识他们。我们没有给他们一点水。我们没有和他们说话。他们的高山反应很严重。他们看起来处境很危险。我们已疲惫得无法帮助别人。在海拔２８,０００英尺以上，人们无法苛求道德的尺码。”
        视泽旺和多杰的危险继续攀登，日本人越过了经幡和拉塔克人在海拔２８,５５０英尺处丢落的岩锥，以惊人的毅力在呼啸的狂风中于上午１１时４５分到达了山顶。当时罗布·霍尔正挤在距他们只有半小时攀登路程的东南脊的南山口为生存而抗争。
       在沿东北脊返回他们海拔很高的营地时，日本人在“第２台阶”的上面又一次碰到了泽旺和多杰。这一次多杰看起来已经死了；泽旺虽然仍有一口气，但无助地悬挂在一根固定绳索上。日本队里的夏尔巴人卡米将泽旺从绳子上放下来，然后沿山脊继续下行。当他们下到在上山时遇到在雪中扭动和呻吟的帕杰的第１台阶时，日本人没有看到第３位拉塔克人的踪迹。
       ７天以后，印度边界警察探险队又一次向山顶进发。 在５月１７日凌晨１时１５分离开他们的营地后，两名拉塔克人和３名夏尔巴人很快遇到了３名队友被冻僵的尸体。 他们描述说，有一个人在临死的剧痛中几乎扯下了所有的衣服。泽旺、帕杰和多吉被留在了他们倒下的地方。５名登山者继续向山顶前进。他们在清晨７时４０分到达了顶 峰。

                                                        第十九章
                                   在不断增大的旋涡中不停地旋转
                                   猎鹰听不到主人的声音
                                   一切都分崩离析、失去了平衡
                                   世界上充斥着无政府状态
                                   血色的海潮蔓延开来
                                   所有关于纯真的庆典都淹没在其中
                                                                                                                                      —— 威廉姆·巴特勒·耶茨 摘自《重归》
       5月11日，星期六上午7时30分，当我摇摇晃晃地回到4号营地时，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情开始以前人心魄的力量潜入我的内心。经过1个小时在南山口疾速寻找安迪·哈里斯之后，我的身心均遭到打击。这次寻找过后，我相信他已经死了。根据队友斯徒尔特·哈钦森监听到的罗布·霍尔在南峰顶上的无线电通话，事情非常明朗，我们的队长已陷于绝望的境地，而道格·汉森已经死亡。斯科特·费希尔登山队中那些昨晚迷失在南山口的队员报告说，南比和贝克·韦瑟斯也已死亡。而且大家都相信，斯科特·费希尔和"马卡鲁"死了，或者正在高于营地1，200英尺的地方做垂死的挣扎。
    一想到这些伤亡记录，我的脑子就陷于停滞，沉浸于一种奇怪的、几乎是机器人似的麻木状态。虽然我的感情麻木，但思维却非常清醒，仿佛逃进了自己脑壳深处的空洞中，正从狭小细长的裂口处窥视着身边发生的惨剧。我茫然凝视着天空，天空似乎变成了异乎寻常的浅蓝色，像是漂白后残存的色彩。参差不齐的天际被描画成了一道光环，在我眼前不断地闪耀，不断地跳动。我怀疑自己是不是正在坠入恶梦般疯狂的境地。
在海拔26，000英尺的山上度过了没有氧气瓶的一夜之后，我的身体比前天晚上从顶峰下来后的状态还要虚弱，还要精疲力竭。我知道，除非我们能搞到更多的氧气，或者下降到海拔较低的营地，否则，我和队友们的身体状况会继续迅速地恶化。
    霍尔以及其它大多数现代珠峰探险队所采取的适应环境的速成法确实行之有效。这一方法使登山者仅需在海拔 17，000英尺以上的空间度过比较短暂的4周后即可向顶峰挺进--这包括一次在24，000英尺高度的夜间适应性短程攀登。但这一方案的前提条件是每个人在24，000英尺以上的高度都将有持续的瓶装氧气供应。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将功亏一篑。
    在寻找队友的过程中，我发现福兰克、洛·卡西希克躺在附近的一个帐篷中。洛此时神志昏迷而且得了雪盲症，完全失明了，所以无法照料自己。他在昏迷中语无伦次地说着什么。福兰克看起来好像处在严重的惊恐状态之中，但却尽力照顾着洛。约翰·塔斯基和麦克·格鲁姆在另一间帐篷中，两人都像是睡熟了，或者是已失去了知觉。我自己站立不稳，非常虚弱。显然除斯徒尔特·哈钦森之外，所有人的情况都是越来越糟。
    我一边从一个帐篷走到另一个帐篷，一边试着寻找些氧气瓶，但我找到的氧气瓶全是空的。缺氧状态加重了我的疲劳，也加剧了混乱和绝望的感觉。尼龙绳在风中不停发出的声响使帐篷与帐篷之间的联络都无法进行。我们仅存的一台无线电的电池濒临耗尽。宇宙中能量与物质即将熄灭的气氛笼罩着整个营地。更可悲的是，我们这支登山队在过去6周中一直被告知要完全依赖我们的向导--然而此时，我们突然地并且是完全地丧失了领头人：罗布和安迪死了，格鲁姆虽在，但前天晚上的严峻考验使他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他的冻伤很严重，此时正无声无息地躺在自己的帐篷中，至少目前连话都说不出来。
    由于我们的向导丧失了领导登山队的能力，哈钦森临危受命填补了领导真空。这位来自蒙特利尔上层社会的年轻人精力充沛、为人严谨，是一位出色的医学研究人员。除了每二三年参加一次大型攀登探险活动以外，他真正能爬山的时间很少。在4号营地危机四起之际，哈钦森尽全力做到了应付自如。
    当我还没有从寻找哈里斯的失败中恢复过来时，哈钦森组织了一个由4名夏尔巴人组成的小队去寻找韦瑟斯和南比的尸体。当安那托列·布克瑞夫将夏洛特·福克斯、桑迪·皮特曼以及蒂姆·马德森护送回营地时，他俩被留在了山口最边缘的地方。夏尔巴人搜寻队由吉里领队，先于哈钦森出发了，而后者因为极度疲惫和糊涂不清在离开帐篷时竟然忘记穿上靴子，而只穿了又轻又滑的衬里。在吉里指出这个错误后，哈钦森才返回去穿上靴子。顺着布克瑞夫指示的方向，4位夏尔巴人很快就在江顺附近散落着一些大圆石和被灰色冰雪覆盖的山坡上发现了两具尸体。和很多夏尔巴人一样，由于对死人的迷信，他们在六七十英尺外的地方就停了下来，等待着哈钦森。
        "两具尸体都被部分掩埋着，"哈钦森回忆说，"他们的背包在距他们大概100英尺的山坡上。脸上和上半身盖满了雪，只有双手、双脚伸在外边。风呼啸着吹过山口。"他发现的第一具尸体后来证明是南比，但哈钦森一开始无法看清楚，直到他跪下去把3英寸厚的冰壳从她的脸上凿下来时，才吃惊地发现她还有呼吸。她的手套不见了，裸露的双手被冻得很坚硬，两只眼睛鼓胀出来，面色犹如白色瓷器一般。"可怕死了，"哈钦森回忆说，"我被吓呆了。她离死亡如此之近，我不知所措。"
    他随后转向躺在20英尺远的贝克。贝克的头部也盖着一层厚厚的冰壳。葡萄般大小的冰球挂在他的头发和眼皮上。在把冻结的碎石从贝克脸上清除以后，哈钦森发现这位德克萨斯州人也还活着。贝克嘟嚷着什么，但却听不清他在说什么。他右手上的手套没有了。他的冻伤很严重。我努力扶他坐起来，但不行。他和死人差不多，只是仍在呼吸。
    深受震惊的哈钦森走到夏尔巴人身边，请教吉里。吉里是位经验丰富的珠峰攀登者，深受夏尔巴人的尊崇。他敦促哈钦森把贝克和南比留在原地，因为即使他们能被活着拖回4号营地，也肯定会在被抬下山之前死掉；而且，进行这种救援将对山上其他攀登者的生命造成伤害，而且对大多数人来说，能否安全下山也还是个问题。
    哈钦森认为吉里的话是正确的，只有一种选择，非常困难的选择：让贝克和南比听天由命，将搜寻队的力量保存下来，以供真正能被救助的人所需。这犹如对伤员的鉴别分类。哈钦森回到营地时，眼里含着泪花，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在他的要求下，我们唤醒了塔斯基和格鲁姆，然后挤进他们的帐篷，讨论如何处理贝克和南比的事情。讨论是痛苦的，也是犹豫不决的。我们尽量不看对方的眼睛。但是，5分钟后，我们4人达成一致意见：哈钦森将贝克和南比留在原处的决定是正确的。
    我们还讨论到下午下降到2号营地的可能性，但是塔斯基坚持认为，当霍尔在南峰顶上孤立无援的时候，我们不能下山。"放下他不管，我连想都不想。"他坚定地说。无论如何，这一点悬而未决：卡西希克和格鲁姆身体状况很差，他们目前是不可能去任何地方的。
       "那时，我非常担心我们正在面临重蹈1986年乔戈里峰的覆辙。"哈钦森说。那年的7月4日，7位喜玛拉雅老登山者，包括传奇人物、澳大利亚人库尔特·戴姆伯格，向世界第2高峰进发。7人中有6人到达了顶峰，但在下山途中遭遇了强烈的暴风雪，被困在海拔26，250英尺的营地。暴风雪持续了5天，他们越来越虚弱，当风暴终于停息时，只有戴姆伯格和另外一人活着下了山。
    星期六上午，当我们正在讨论如何处置南比和韦瑟斯以及如何下山时，尼尔·贝德曼将费希尔的队员召集到帐篷外面，并且威胁他们必须开始由山口下山。"每个人都因为经过了那样一个夜晚而变得神慌意乱。让队员起来并走出帐篷非常困难。我几乎要靠捶打一些人才能让他们起来穿上靴子，"贝德曼说，"但我很固执，坚持立即动身。在我看来，在26，000英尺高的地方多停留一会儿，就等于找死。当我看到营救斯科特和罗布的工作正在进行中，我便将注意力转向如何将队员带离山口，带到下面较低的营地。"
     当布克瑞夫留在4号营地等候费希尔时，贝德曼已带领他的队伍缓慢地从山口往下走了。在25，000英尺的地方，他们停下来又给皮特曼注射了一支地塞米松，然后所有人在3号营地休息了很长时间，补充了水。"我看见这群人时，"大卫·布里歇尔斯说，当贝德曼的队员到达时他正在3号营地，"我吃了一惊。他们像是经历了5个月的战争。桑迪垮了下来--她放声大哭。'太可怕了！我想放弃，躺在地上死去！'所有的人看起来都被吓得不轻。
    在天黑前，当贝德曼登山队的最后一人由陡峭的"霍泽之脸"向下走时，在距固定绳索的末端还差500英尺的地方，他们遇到了一支尼泊尔登山队里的几名夏尔巴人。这些人正要上山帮助他们。当这一群人继续下山时，一阵葡萄般大小的石头咬咬地从山顶飞下来。一块石头砸在了一名夏尔巴人的后脑勺上。"石头正好击中他。"贝德曼说，他在短距离内目睹了整个事件。
       "真令人不寒而栗，"克利夫·舍恩宁回忆说，"那声音听起来好像是被棒球棍击中一样。"巨大的力量削去了这个夏尔巴人一块硬币大小的头皮，把他打昏了。他的心脏也暂时停止了跳动。当他开始身体翻转顺山坡下滑时，舍恩宁一个箭步跳到他前面，将他挡住。过了一会儿，就在舍思宁双臂搂着这位夏尔巴人时，第二块石头砸了下来，又击中了夏尔巴人，这次石头还是砸在了他的后脑壳上。
    尽管遭到如此打击，过了几分钟，这名夏尔巴人在一阵急促的喘息后又开始呼吸了。贝德曼把他带至较低的霍泽冰面的底部，在那里碰到了这位受伤的夏尔巴人的队友。他们把他抬到了2号营地。贝德曼说："当时，克利夫和我悲伤地盯着对方，好像在问：'这是怎么回事？我们做了些什么让这座山发了这么大的火？"
       4月初到5月初这段时间里，罗布·霍尔一直都在担心，由于一支或几支能力略差的登山队陷入困境，我们的队员会因为救援他们而破坏了整个攀登珠峰的计划。而现在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恰恰是霍尔自己的探险队遇到了严重的困难，而其它登山队都来救助我们。有3支登山队无私地伸出了援助之手，它们是由托德·伯尔利森带队的阿尔卑斯国际攀登探险队；大卫·布里歇尔斯的IMAX探险队；以及默尔·道夫率领的一支商业登山队。他们立即推迟了各自的攀登顶峰的行动以帮助受伤的登山者。
    前一天，也就是5月10日星期五，当霍尔和费希尔的登山队从4号营地向顶峰挺进时，由伯尔利森和彼特·阿萨斯率领的高山国际攀登探险队刚刚抵达3号营地。星期六上午，当刚一得知山上正在发生的灾难时，伯尔利森和阿萨斯便让队员停留在海拔24，000英尺的地方由第3位向导吉姆·威廉姆斯照管，然后急忙向南峰顶攀登以提供帮助。
    那时，布里歇尔斯、埃德·维斯特斯以及IMAX登山队的其他成员正好在2号营地。布里歇尔斯当即中止了拍摄活动，把他们所有的登山设备投入到救援工作中。首先，他给我传来消息，IMAX探险队在山口的一个帐篷下面还藏有备用电池。我在下午三四点钟找到了这些电池，这使得霍尔的队伍和下面的营地重新建立了无线电联系。接着，布里歇尔斯贡献出了他的探险队的所有氧气供应，包括费尽力气才运上海拔26，000英尺的55个氧气瓶。这些氧气瓶被分送给那些生病的登山者以及在山口上将要展开营救工作的人员。尽管他的这一举动可能使耗资550万美元的拍摄计划遭受失败，但他仍然毫不犹豫地献出了至关重要的氧气。
    阿萨斯和伯尔利森于上午到达4号营地后，就立刻把IMAX登山队的氧气瓶分发给我们这些急需氧气的人。然后他们等候夏尔巴人营救霍尔、费希尔和"马卡鲁"的结果。下午4时35分，站在帐篷外边的伯尔利森看见有人缓慢地向营地走来，步伐很特别，膝盖发僵。"过来，彼特！"他冲阿萨斯喊道，"你过来看看！有人向营地过来了！"那人暴露的右手在刺骨的寒风中毫无遮挡，满是冻疮。他的手以一种古怪而僵硬的敬礼姿态伸在外边。那人的样子让阿萨斯想起了一部低制作成本的恐怖电影里的木乃伊。当这具活木乃伊瞒册地走进营地时，伯尔利森认出那不是别人，正是死里逃生的贝克·韦瑟斯。
    前一天晚上，当韦瑟斯和格鲁姆、贝德曼、南比以及其他队员挤在一起时，他感到自己"越来越冷。我的手套早就丢了。脸被冻伤了，双手也冻伤了。我觉得自己越来越麻木，难以集中精力。后来，我什么也记不起来了"。
从那晚到第二天几乎全天时间里，贝克一直躺在冰雪中，完全暴露在酷寒里。他全身僵硬，奄奄一息。他记不起有关布克瑞夫帮助皮特曼、福克斯及马德森的情节，也记不起哈钦森在早晨找到他，把冰从他脸上剥下来的情节。他至少昏迷了24个小时。后来，星期六傍晚时分，一丝光亮鬼使神差般地爬进贝克一片沉寂的大脑。接着，他的生命重新浮现，恢复了知觉。
       "开始，我想我是在梦中，"韦瑟斯回忆说，"我以为自己躺在床上，不觉得寒冷或者不舒服。后来我翻了个身，睁开眼睛，发现右手就在我的眼前。接着，我看清它被冻得非常可怕，这一来我就回到了现实中。后来，我完全清醒了，发现自己躺在雪里，救兵役来，所以我想最好自己做些什么。"
    尽管贝克双眼几乎失明，只能用左眼看清半径为三四英尺的地方，但他仍顶风向前走，正确地推断出营地的方向。如果他当时推断错误的话，他会突然跌到江顺冰面下面去，因为江顺冰面的边缘就在相反方向上大约30英尺的地方。大约几十分钟后，他碰上了"一些光滑得很不自然的蓝色岩石"，后来他才知道这就是四号营地的帐篷。
    哈钦森和我正在帐篷中监听罗布·霍尔在南峰顶上的无线电通话，伯尔利森冲了进来。"大夫！我们需要你！"他在门外就冲斯徒尔特喊起来，"快拿上家伙！贝克回来了！他的状况很糟！"得知贝克奇迹般地生还了，哈钦森深感意外。他不顾疲惫，应声冲出门外。
他和阿萨斯、伯尔利森一起把贝克安置在一间空帐篷里，把他装进塞满数个热水瓶子的两个睡袋中，还给他戴上了氧气面罩。"那个时候，"哈钦森坦白地说，"我们谁也不相信贝克能挺过那个晚上。我连他的颈动脉都模不着，而这是人临死时最后消失的脉跳。他病得非常厉害。而且，即便他真能活到第二天早晨，我也无法想象如何才能把他送下山去。"
    此时，3位上山救助斯科特、费希尔和"马卡鲁"的夏尔巴人将"马卡鲁"抬回了营地；他们由于断定费希尔已无生还的希望，就把他留在了海拔28，200英尺处的一个岩石架上。但是，当看到被遗弃等死的贝克走进营地后，安那托利·布克瑞夫不想就此承认费希尔的死亡命运。下午5点钟，风暴又猛烈了些，这位俄罗斯人只身上山，准备营救费希尔。
       "我7点钟找到了斯科特，可能是在7点半或者8点钟时，"布克瑞夫说，"那时天已经黑了。风暴非常猛烈。他的氧气罩挂在脸上，氧气瓶是空的。他没有戴手套，双手完全露在外面。羽绒服解开着，从肩膀上脱落了下来，一支胳膊露在衣服外面。我已无力回天，斯科特死了。"怀着沉重的心倩，布克瑞夫把费舍尔的背包盖在他的脸上，像盖裹尸布一样将它紧紧扎牢，然后让他呆在原来的地方。他把斯科特背的相机、冰镐和他心爱的小 dao塞进背包里--然后转身消失在风雪之中。后来，贝德曼把这些东西移交给了住在西雅图的斯科特的九岁的儿子。
    星期六傍晚的风暴比起前一天晚上横扫山口的那一场还要凶猛得多。等布克瑞夫回到4号营地时，能见度已下降到几码。他险些没找到帐篷。 30个小时以来第一次吸上瓶装氧气（这要感谢IMAX登山队）的我在风拍打帐篷发出的呼啸声中陷入了痛苦的。时断时续的梦境中。午夜刚过，我做了一个关于安迪的恶梦--他正从"霍泽之脸"上顺着绳子掉了下来，要求我回答为什么不抓紧绳子的另一端--哈钦森叫醒了我。"乔恩，"他用力压过风暴的咆哮，喊道：”我担心这个帐篷。你觉得它不会出事吧“
    我东倒西歪地从可怕的梦想中挣脱出来，像个快被淹死的人浮出水面一样。我用了好几分钟才弄清斯徒尔特在为什么担忧。狂风把我们一半的隐避所吹塌了。塌陷的部分随着阵阵狂风剧烈地摇晃起来。有几个支撑的柱子被吹弯了。借着头灯的亮光，我看到有两个大裂缝濒于被风扯成碎片的巨大危险。随风吹进来的细微雪粒弥漫了整个帐篷，给所有的东西都罩上了一层冰霜。这风比我在其它任何地方，甚至比以地球上风力最猛烈而著称的巴塔哥尼亚高原冰冠上的风还要强劲。假如这顶帐篷在明天早晨之前被吹散的话，我们就身临绝境了。
    斯徒尔特和我穿上皮靴子和所有的衣服，然后抵靠在顶风方向的帐篷一侧。我们用后背和肩膀用力抵住受损的支柱。在后来的3个小时中，我们不顾精疲力竭，逆着狂风，全力支持着变形的尼龙圆顶--我们的性命就维系在上面。我当时木然地想着罗布正在海拔28，700英尺的山上，在没有氧气和任何遮挡的情况下暴露在这肆虐的风暴之中--但不去想这些事情，我感到更加不安。
    在5月12日星期天黎明即将到来前，斯徒尔特的氧气用完了。"没有氧气，我感到非常冷，体温很低很低，"司徒尔特说，"我的手脚渐渐失去了知觉。我害怕自己会滑向悬崖边，再也不能从山口下到山下了。"我把自己的氧气瓶给了斯徒尔特，然后又在帐篷里找了一遍，终于找到了一个还有些氧气的瓶子。然后，我们两人都开始准备下山的东西。
    我冒险走出帐篷，看见一个没人住的帐篷被整个儿吹到了山下。接着，我又发现汪多吉孤零零地站在咆哮的风中，因失去罗布而伤心地哭着。探险活动结束后，当我把江多吉的悲伤讲给他的加拿大朋友马里恩·博伊德听时，她解释说："汪多吉把保证他人的安全视作他在这个世界上的角色--我和他就此谈过很多。就他所信仰的宗教和转世轮回来说，这是至关重要的。虽然罗布是登山队的领队，但汪多吉仍把确保罗布和道格·汉森以及其他人的安全当作自己的责任。所以，他们死后，他一直不能停止自责。"
    哈钦森担心汪多吉会因为伤心而拒绝下山，因而恳求他立即从山口下山。这样，早上8点半，--相信至此，罗布、安迪、道格、斯科特、南比以及贝克确已死亡之后--冻伤严重的麦克·格鲁姆强迫自己走出帐篷，勇敢地加入到哈钦森、塔斯基和卡西希克的队伍中，带领他们朝山下走去。
由于没有其他向导，我自告奋勇地承担了断后的任务。当我们这支沮丧的队伍缓慢地由4号营地向日内瓦山嘴移动时，我做了最后看上贝克一眼的准备。我猜想他在昨天夜里已经死亡。我找到他住的帐篷，它早被旋风冲垮了，两扇门敞开着。当我朝里面看时，我震惊地发现贝克仍然活着。
他脸朝上横躺在坍塌下来的帐篷上面，身体剧烈地颤抖着。他的脸肿胀得令人害怕，深黑色的冻斑布满了他的鼻子和面颊。风暴卷走了他的两层睡袋，把他暴露在零度以下的寒风中。由于双手被冻伤，他无力把睡袋拉到身上，也无法拉上帐篷门的拉链。"上帝呀！"他一看见我就尖声叫起来，面部因愤怒和绝望而被扭曲了。"你们这些家伙为什么不来这儿帮帮我？"他已经高声求救了二三个小时，但是风暴却压倒了他的声音。
    贝克半夜醒来时发现："风暴摧垮了帐篷。风压着帐篷壁贴在我的脸上，使我难以呼吸。有时风小一些，但不久又再次撞击着我的脸和胸部，我已无招架之力。最糟糕的是，我的右臂正在肿起，而我戴着该死的腕式手表。当我的胳臂肿得越来越大时，手表也变得越来越紧以至于阻断了大部分流往右手的血流。但由于我的手已无缚鸡之力，我无法将那该死的东西摘下。我呼救，但没有人来。这是恐怖的夜晚。伙计，看到你从门外探进头来我真高兴。"
   当我在帐篷中第一眼见到贝克的时候，他丑陋不堪的样子使我震惊了。当我以令人难忘的方式让他再次躺下的时候，我几乎热泪盈眶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说谎道，当我将睡袋盖在贝克的头上时，我努力抑制住硬咽。我将帐篷门的拉链拉紧，竭尽全力将被损坏的避护所重新竖起。"别担心，伙计，一切已恢复控制。"
    当我把贝克尽量舒适地安顿好之后，我立刻通过无线电同大本营的麦肯齐医生联系。"卡罗琳，"我用歇斯底里的声音恳求道："我该怎样照料贝克？他还活着，但我想时间不会太长了。他的情况实在不妙。"
       "保持冷静，乔恩，"她回答说，"你应该和麦克及其他的人一同下来。皮特和托迪在哪儿？让他们照顾贝克，你们下山。"我狂喊地唤起安森斯和勃利森。他们带着一壶热茶水飞奔到贝克的帐篷。当我冲出帐篷与队友会合时，安森斯正准备往这个垂死的德克萨斯人的臀部上注射4毫克的地塞米松。这些举动都是值得称道的，但很难想象这些措施会给贝克带来任何实质性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