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蓝秧碑位于开阳县高寨乡平寨村蒲窝八寨，立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是封建社会弱势群体通过司法途径获胜的一个特例。 蓝秧碑原有九通，总碑立于蓝阿秧家乡上蒲窝，其余八通分别立于上蒲窝、下蒲窝、窝铺、斗甫、马匙寨、后寨、光中和光巴八个苗寨上，今存总碑及上下蒲窝、后寨四通（后寨为光绪年间重建）。立碑人署名蓝阿秧，记载蒲窝八寨用5250两银子跟何暹家买111亩6分田地的事。碑首用大字刻着贵阳府四大官员，相当于现在几大班子联合下的红头文件，具有不可挑战的权威性。经两次现场调查、询问和查阅资料，现终于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搞清楚。 原来，位于南明河下游的蒲窝一带，世代居住着一支被人称作“小花苗”的苗族人。在明朝以前，这支苗族就已归顺朝廷，为宋氏土司所管辖。到了清初，开阳望族何家相中这里的一块风水宝地，把一位儒人安葬于此。为了守墓，孝子何子澄辞去海南崖州知州职务，在平寨定居下来。何子澄为了能在苗族地区扎根，主动向苗族人示好，不仅帮不懂汉语的苗族人与官府打交道，还代他们到开州府上缴皇粮。因上缴皇粮是以各家的土地面积为基数计算，他便把大家的地契收起来拿去核算，并代为保管。 但人心终究是贪婪的，时隔50年后，当何家的家业传到他的孙子何暹时，何家便以蒲窝八寨苗民无地契为由，霸占了这一带的田地。可怜的苗民便沦为何家的佃户。 何家的帮工蓝阿秧，虽然没有文化，却是个有心计的人。一次，他到开州府为何家上缴皇粮，听到收粮官念的不是何家的姓名，而是具有父子联名特征的苗族人的名字。他把这名字记在心上，回来问寨上的老人，寨上老人告诉他，这些名字分别是寨上某某某某的祖宗，相传何家曾经帮他们上皇粮，所以账簿上的名字都是他们的。后来田地变成何家的了，但皇粮簿的名字没有改过来。于是他就把何家霸占蒲窝八寨苗民土地的事告到官府。 此时的何家，正值鼎盛时期，不仅有人在当地做官，还有人在朝廷当翰林。因官官相护和证据不足，蓝阿秧不仅没有要回自己的田地，反而得个诬陷罪名，坐了五年大牢。 出狱后的蓝阿秧变得更加成熟，他表面上看起来认输，但内心不服，立志要为苗民夺回本属于自己的田地。他一边任劳任怨在何家当帮工，一边暗中观察、收集证据。一天深夜，他发现何家人把一个坛子埋到后园。他乘人不备悄悄地打开看，发现里面装的是地契，于是拿一份出来，请识字的人看，确认是苗民的地契后再悄悄放回去。他又暗中询问寨子的苗族老人，搞清楚了蒲窝八寨田地东西南北四至地界的准确位置，并得知当年勘定四至地界时，老祖宗在四至地界之下，埋有鸡毛、石灰和木炭等物品的重要线索。 有了这些关键证据，蓝阿秧充满信心，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直接到贵州省巡抚衙门告状何家。很幸运，这次他遇上以解决冤假错案著称、正在贵州主持清理积案的巡抚周人骥，周人骥立即责成贵州按察使尹大人和贵阳知府胡邦佑立查此案，尹、胡二人又责成开州知州吕正音速办此案。吕正音不敢怠慢，急忙带上衙役亲赶蒲窝现场审案。 审案过程中，蓝阿秧当场带着衙役到何家后园取地契，到各四至地界挖鸡毛、石灰和木炭。在确凿的证据面前，何家不得不认输。但出于颜面，说愿意把田土贱卖给苗民。 蓝阿秧听说是“卖”，而不是“还”，气不打一处来。他反驳道：“你何家霸占我苗家田地几十年，我们没找你算‘禾花钱’（土地年收益），你倒要卖给我们。要卖也可以，得先算清几十年的‘禾花钱’”。双方又争执不下，吕正音只好打圆场道：“不要再争了，就算何家把田地卖给苗民，苗民不找何家算‘禾花钱’，也不用给买田地的钱，双方两抵两清，如何？”这个看似“和稀泥”的判决，为苗民要回了田地，也给何家下了台阶。这桩苗汉双方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土地纠纷，终于落下帷幕，得到圆满解决。为防止何家再要回田地，蓝阿秧率领苗民于当年六月在蒲窝八寨砍牛刻碑，分给各寨立于路口。这就是我们看到的“蓝秧碑”。 蓝阿秧是个普通的苗民，但他不屈不饶、不畏强暴，通过勇敢机智和法律途径，以弱胜强，为苗民要回属于自己的土地，在当地传为佳话，蓝阿秧永远活在当地苗民心中。而何家虽然曾经有过“一榜三进士、五代七翰林”的辉煌，但因贪婪，从此一步步走向衰落。                           发自8264手机版 m.8264.com |
国外号码请输入国家代码，收不到验证码，联系管理员微信:zhb71716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