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走进日本街，是在夜里，嘴里啃着路边摊的越式法国三明治，斜跨着相机就拐了进去，就像走进每一个寻常的街巷。 没走几步，发觉气氛不太对，一路的风尘女子，或坐或立，与来往的人勾肩搭背。心里止不住地跳，想看，又不敢直视，只能一本正经地快步急走，耳边不时传来娇媚又不很地道的中文：“哥哥！”一片黑色短裙，紧梆梆的，胸很低，裙角很短，我赶紧扭过头。又一声“哥哥来嘛”，一片白色长纱，若隐若现，似有若无。耳根子有些发热，飞也似地走了出来，抬头看看巷子口的牌匾，是不懂的越南文，不知是进了啥地方，只是大口喘气，全然忘了身上的相机，回头赶紧按了一张。
回到青旅，心绪久久不能平静。来胡志明是没做攻略的，旅行的新鲜感很宝贵，不想剧透，就像这条街，很让人惊喜不是吗？忍不住查了下，竟是胡志明最著名的红灯区——日本街，是不许拍照的。 第二日上午再进去，想看看光天化日下的样子。同样的巷子口，三个本地阿姨围坐小桌旁，每人端着碗河粉，只抬头看我一眼，又自顾地吃起来。街的拐角处，昨晚分明是一排女子，明晃晃的，今天却是个老奶奶，端着铁缸子在刷牙。与我擦肩而过的，是一对父女，用摩托车载着去上学。 我有些吃惊，黑夜与白天是如此的不同，顶着太阳就没再怕的，定要瞧个仔细。一直走到大门紧闭的小酒吧，灯牌也不再耀眼，才让我相信是同一个地方。散落的几间按摩店，有的已经开了门，探头进去，几个白衣女子，慵懒地在化妆。还有好些个日料店，还未营业。并不是每个门面都做生意，普通的住家也在其中，一楼放着电视，老大爷坐在老派的木质沙发上，有一眼没一眼地看。抬头看看，好像和普通的居民楼没什么区别。 想起徐童的游民三部曲，其中《麦收》是关于妓女的纪录片，主人公牛洪苗，老家在河北，在大兴做小姐，街边的破烂洗头房里，与外地来的农民工嬉笑怒骂，生猛而鲜活，在她脸上，看不到生活本来的苦难，就像她爸爸说的，洪苗是个能人，要托生个男孩，是能闯出来的。只有妇科检查的时候，才一脸担忧，知道自己没事后，又开心得像个孩子。她最骄傲的，是给家里拿钱，看着妈妈数，给爸爸看病置办衣裳。 我和很多人聊过天，真没和站街女聊过。临走的前天傍晚，这想法愈发强烈，任由着脚步走进了日本街，心跳又开始不规律，两边还是白花花的大腿，我强迫自己直视她们的眼睛。这一看不得了，不时有大胆的姑娘过来，直接跨上我的手臂：哥哥来嘛！还是越南味的，估计只会这一句。我礼貌又迅速地挣脱，像个做错事的三好学生，确实没经历过这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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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还不深，街上的行人不多，主要是奔着日料来的，各种日式小馆坐满了人，店都不大，食客多是两三个一起，一张小桌，一口生鱼片，一口米酒，聊得惬意。也有一人独酌的，坐在吧台，偶尔和摆弄吃食的店家，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点什么。 姑娘们知道还不到她们的时间，都是一副慵懒模样，摆弄着手机，接过姐妹刚买回的泰式奶茶，安静地坐在塑料凳上，与寻常人家的女子并无不同。从旁走过，并不太搭理我，这让我舒适，又找到了街头的感觉，可以自由放肆地观察。 能聊天的人还没找到，我向更深的巷子走去。有人说这里是迷宫，进得去出不来，是个令人迷失的地方。确实，不时就撞到死胡同，兜兜转转，又是刚走过的路。越走越窄，越走越寂静，灯光也变得暧昧，姑娘们黑丝袜，红色高跟鞋，吐着烟圈，气质都不同了些。 不知不觉走到了日本街的边缘，酒吧的对面是低矮的红砖围墙，街角坐着个保安模样的制服男子，让人踏实了不少，可能位置偏僻了些，姑娘们拉客更有侵略性，没等我走过，一排姑娘都站了起来，一片的黑，各有各的妩媚，大有堵住我去路的架势：“哥哥一个人吗？要喝一杯吗？”是流畅的中文。我大着胆子问了句：“能讲中文？”领头的个子不高，浓妆，披肩长发，有些傲娇：当然，想讲什么都行。听不出是什么口音，但我清楚，错过这个，可能就遇不到能聊的了：“那就喝一杯！” 跟着领班进了门，酒吧不大，一个半圆弧的精致吧台，黑色大理石上映着金色暖光，一排高脚凳，调酒小哥擦拭着红酒杯，朝我点了点头。时间还早，我是第一个客人。 姑娘人看起来不大，但笑容很老练：“哥哥坐吧台还是包间？”“吧台怎么说？包间怎么说？”“吧台按酒收费，包间是包间费，啤酒随便喝。”“随便喝不了，我就一瓶的量。”姑娘又笑了：“包间安静，只有您和一位小姐，没人打扰”“那包间吧”。 聊天还得是清净的地方，进了包间，是个小型的KTV房，闪亮的灯球，一小块幕布，俗气的五彩缤纷，服务生拎着一提啤酒进来，把音响摆弄开，声音很大很粗劣，像是越南流行歌，语言不通，听起来闹的慌。 姑娘转身要走：“我把姑娘们都叫上来，您选一个”“我选一个？”“对，您选一个”“刚才楼底下的，都上来”“对，都上来，站一排”“中文有你讲的好吗”“只有我能讲，其他人说英文，您能说英文吗”“能说，但我想往细了唠，得说中文。就你吧，留下。再说那么多姑娘上来，我害怕”。 姑娘捋了捋头发，扯了扯短裙：“我？我很贵”，我被她的直接了当弄笑了：“多贵？”“我是管理，级别高，小费很高”“那是多少”“50或者100万（越南盾，约等于150~300人民币）看您心情”。我心想在越南不少了，你们来钱挺快。“坐吧，咱们聊聊，另外能把这歌关了吗”。 “你不唱歌吗”，姑娘把包放在茶几上，开了瓶啤酒，倒了大半杯递了过来。“我唱的没有说的好，你可以唱来听听”，喝了口酒，挺苦的，我不是爱酒之人。“那我还是陪你聊天吧”，她调低了音量，坐我旁边，又添了点酒。“你是越南人吗？中文哪里学的”，我已不用故作镇定，身体彻底放松了，靠在沙发上打量着她，越南人不高，但脸长得开，像男人，不算东方审美里的好看。“我在吉隆坡做了几年，跟着表哥表嫂学的。”“也做这行？”“对，也是做小姐，跟着表嫂做，只做马来西亚华人的生意，每天打交道，听到不懂的，就记下来，抽空写在本子上，回家跟着表哥学”，她边说边拿过抱枕，抵住了肚子。“你还挺励志的，怪不得能做管理”，我觉着中文并不简单，尤其对于越南人。“表哥也说我学得快，我自己喜欢，英文就不灵，就是学不会。” “听起来做得挺好，为什么回来了？”我的好奇心毫无遮掩，既然花了钱，就要敞开了问。“胃喝坏了，回家养养。吉隆坡的客人很讨厌，总会灌小姐喝酒”“那你爸妈知道你干这个？”“知道，我们住在一起，他们晚上都会留门”“你几点到家？”“没有客人的话，两点就走了，如果客人玩的晚，我们也会陪，早上五点回家也有”“爸妈不担心？”“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楼下的那些女孩也一样，她们有些是孩子的妈妈，要养家，有些白天还要再做一份工，有些还在读书”，她很坦诚，不卑不亢。 “现在胃好了吗？”我岔开了话题。她自己开了瓶可乐，笑着说：“我只喝这个”。我清楚这就算请她喝的酒，是收费的，我不与她计较，“我不会灌酒，你想喝什么都行，但如果有客人非要你喝呐？”“那就换人咯，我的胃喝不了”，我心想这陪酒女不喝酒，还要卖酒，真是个老油条。“来这玩的日本人、韩国人、还有些新加坡人，他们很好，只是自己喝，随我们的便，我不喜欢中国人，逼人喝酒，还小气。上次就有两个人，从中国来的，让我姐妹连喝了三杯，结账的时候，还抵赖说是两杯，跟我们闹。这里只有我能讲中文，自然是我喊了回去：我们有监控，看看到底是几杯，而且外面有警察，你们不要乱，乱不了的。” “这里真有警察吗？”“当然，这里治安很好的，每家店都交了钱，每月都交”，没想到是警察罩着这里，“如果不交呐？”“不交的店都开不久，这是规矩。越南很腐败的”，这倒是和马来西亚很像，钱能解决很多问题。 “所以这里做什么，都是合理合法？有客人乱来吗”，我看着她，有些意味深长。她笑着指了指怀里：“我们都用这个”“一个抱枕？”“对，客人动手动脚，就用抱枕把他隔开。一般日本的老头，开些过份的玩笑，不会动我们，但韩国的年轻人不老实。”“那怎么办？”“如果推不过，就换人进来”“换人？”“对，有想挣快钱的”。 我喝光了杯里最后的酒，她起身去开新的，我拦住了：“只能喝一瓶”，“酒是免费的”，“那也别浪费”，“那就当请我了”，她开得很俏皮，笑着看我。 “就打算一直陪酒了？”我头有点晕，脸估计已是通红。“你知道吗？这家店的老板是个新人，之前的老板娘，带了我们三年，对我们很好”，“那老板娘为啥走了？”“她老公不让做了，他很有钱的，在本地有三家公司，这家店就是当年送给老板娘的礼物。”她眼里的羡慕赤裸裸的，“其实老板娘当时也是小姐，和我们一样，她老公当时过来玩，聊得开心，就总来找她，三回两回的，就在一起了。” “你也在等命中的老板咯？”我半开玩笑的问道，“不，我在攒钱，要开自己的店”，她这次没有笑。 我晕乎乎地走出门，结账时看到好多个零，越南盾就是这样，永远也数不清。夜深了，人们摇摇晃晃的，不是我喝多了，是人们都醉了，好像每个姑娘都在对我笑，其实我们并没什么不同。 |
日本街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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