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心中的那道深刻的裂痕<br />————玉龙雪山的生死绝壁“回忆”<br /> 《山野》杂志的记者这小许，几次电话采访关于“《生死绝壁》”那次行动的很多细节，让我感觉象一个美军越战老兵一样，勾起对那场“战争”的回忆……1999年春节的那次对玉龙雪山的攀登活动，是我们“黑风”登山历史中少有的“战争时期”，对一支刚成立仅有三年历史的民间小登山队而言，那时的登山理念仍停留在“征服”的层面。登顶峰巅，不啻于是对大自然的一种主动“挑衅”行为，把登山视其为一场“战争”，一种尼采哲学中“超人”生命力的疯狂张扬，查拉斯图拉的危险生命之旅。但冰封雪冷的玉龙很快就让我种种热焰飞腾的思想彻底降温，回到冷静的理智状态……我由衷地感谢大自然！它让我从山中狼狈逃窜出来冷汗直冒后，给了我诸多重要的启悟和无比宝贵的财富。<br /><br /><br /> 从组队的角度而言，那次行动后足以总结出许多原则，它们应成为指导后来人的经典。1999年春节那次攀登玉龙的行动，属于标准的技术性登山与探险性登山的典型。《登山圣经》日：“一般的法则是：路途越艰险，登山队的人数就应该越少。”（《登山圣经（领导统御）》第512页）那次行动人员共9人，而真正有攀登实力的仅有2人，即金飞彪和刘向阳。其余7人之前从未接触过技术性攀登，包括我本人，当时连使用8字环下降器、上升器？如何打布林结？都是在大本营现学的。<br /><br /><br /> 其实，如果以现在的认知程度和思维水平来重新组队，就他们俩组队就够了。《登山圣经》说得确切，“有些长途而技术要求极高的专业登山，往往都只由两位动作敏捷、经验丰富的登山好手所完成。”（《登山圣经》第512页）<br /><br /><br /> 以上仅是试着做一个简单的举例，其实还有很多地方值得认真加以总结，如人员的结构、队伍综合实力的评估、登山线路技术难度危险系数和体力强度的评估、装备食品药品的准备额度、侦察修路运输通讯医疗的明确分工及保障、气候气象情况的预知能力、出现危机的应变能力、反应措施、机动能力、自救能力等。但是，把登山视为一个“系统工程”——这样的一个意识，是从玉龙归来之后，才逐渐形成的。<br /><br /><br /> 总起来讲，那次行动从一个“侦察”性质的攀登活动转变为一起高山绝险地形的“营救”活动，其结果最后是“成功”的，它证明了领队的“经验”是无比的重要。在整个营救过程中，金飞彪担纲了主角，没有他卓越的个人能力和丰富老道的登山经验，黄华星有可能就永远地留在了玉龙，当然也离不开大家的团结协作，更离不开老天的帮忙、大自然的“网开一面”。试想，假如那天气候突变，风雪肆虐，冰雪封住了我们的退路，也许我们还有挣扎逃脱的一点希望，但病重已丧失行动能力的黄华星，恐怕绝无生还的可能，我们人生中的登山历史，也许就应从此而终结。在钦佩彪队长过人的个人能力的同时，也敬佩黄华星的生命意志，他身染高山肺水肿竟然能够在寒冷风劲的海拔4550米的1号营硬挺了48小时才被架拖着下撤，其个人的生命力是多么的顽强啊！换个人也许就熬不过去了。记住《登山圣经》中的一句话：“经验是最保险的能力指标。”（P510）但我更明白的一个道理是：感谢上苍！感谢大自然！感谢它的仁慈与宽容！它让你悟到其中有某种神灵的存在，故你要懂得敬畏！每个登山的人在大山的面前一定要戒骄戒躁，以一颗平常心与山相融。所谓“天无绝人之路”，是说，天不亡你，你必会绝路逢生；倘若天要亡你，你也再劫难逃。我不知道登山登得多的人今后是否都会象我一样变得宿命，但我总想起“世界上最糟糕的旅行”——斯科特的命运，以及中日联合梅里雪山登山队队员斯那次里在C3的那句话：“这里太美了！我真不想回去了。”（后来他真的永远长眠在梅里，与山相伴。）<br /><br /> 从那以后，尽管又有无数次的登山行动，但都有惊无险或小惊小险，但它们都无法超越玉龙的那次攀登，至少在技术要求、恐惧感和生命危机这几个层面上。尽管我们仍未放弃挑战极限，但大多都是“挑战”“体力的极限”，而类似玉龙“生死绝壁“的那种“挑战”“垂直极限”就几乎再也没有过。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去过玉龙，只是听说彪队长仍在继续，他仍未停止过对玉龙的攀登，这位有着“玉龙情结”的云南登山界前辈究竟与这座山有着怎样的夙缘？山知，他知。<br /><br /> 只是每次想起那次经历，就冥感到自己精神成长过程中剧变的那道深刻的裂痕，我想，那一定是死神掠过时留下的阴影……<br /><br /> <br /><br /><br /><br /> <br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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