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可爱深红爱浅红 谁说代地“鲜好文字”?大同这片神奇土地，自古苍茫中有明媚，粗犷中有文雅，创造过一道道斑斓华炫的文学艺术景观。——淡绿墨绿参差绿，深红浅红错杂红。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独特价值，每个时代的价值受孕于这个时代的价值取向。最有价值的时代，绝不会取媚权力、财富和刀剑，而一定以思想、科学、艺术为崇高追求。思想、科学、艺术价值，是考量一个时代高度的标志，是彪炳千秋的黄金文明。 夏陶、商铜、周漆、汉玉、(北)魏雕(像)、唐俑、宋瓷、明木、清(字)画，中国历代王朝更迭，若川剧变脸，多少文明创造一时昙花，风光不再。惟有这一链艺术元素，这一枚枚回音着历史意蕴的艺术符号，延续着、诉说着、鲜活着曾经的文化生命。 艺术，弱者的选择。不，艺术者将自己高强的才华智慧，转化成艺术穿越时空的力量。——人们只有在艺术天地里，才能找到原真自己，才能呼吸到清新至纯的空气，才可使化妆的人性得到回归复原，让灵魂有了安顿的可能。 流过我们心灵和记忆的不是塞纳河、尼罗河的涣涣河水，而是浸润其中的灿烂文明与文化;孔子耶稣释迦牟尼苏格拉底牛顿笛卡尔荷马但丁名字符号后面，是穿越时空的思想、科学、艺术光芒。前苏联作曲家梅特涅尔评赞拉赫马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每当第一次钟声震响，你会感到整个俄罗斯都在跃然奋起。 释迦牟尼若沉湎于净饭王子的锦衣玉食，美色丽彩，何成修佛得道、传经解惑之业?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倘如追名逐利，趋炎附势，焉能像普罗米修斯为人类奉献真理之火? 古希腊哲学家泰利斯为反击哲学无用的世俗偏见，以天文知识观测气象，获取到来年橄榄丰收的科学信息，于是租赁了全部橄榄油作坊。橄榄丰收之际，泰利斯将作坊高价租出，遂赚得大笔利润。——亚里士多德借题发挥：这件事表明，哲学家如果想赚钱是很容易做到的，但这不是他们的兴趣所在。 “如果你有两片面包，请拿出一片去换取水仙花”(穆罕默德)。固守物质的面包，徘徊于鱼与熊掌如何兼得的层面，怎能抵达水仙花鲜美的人生境界?思想之炬，科学之灯，照亮历史隧道与精神之路;文学之火，艺术之光，温暖我们灵魂的宫殿，鉴映我们生命的尊严与高贵。 踏破铁鞋无觅处，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生活并非缺乏艺术，却总是缺乏感受艺术的心境，以及对艺术的切切关怀。 中国史籍多为汉人所著，故少数民族屡陷被拒之门外的境地。与其说代地“鲜好文字”，毋宁说其“文字”独秀，风骨卓然。 草无春夏花无冬 风月无边自枯荣 淡绿墨绿参差绿 深红浅红错杂红 大同这片神奇土地，自古苍茫中有明媚，粗犷中有文雅，“礼兴乐盛，修文辉武;讲六代之宪章，布三阳之风雨”，创造过一道道斑斓华炫的文学艺术景观。 北魏最早建立政权“代国”，楼烦和崞县均属其管辖。楼烦，《秦地图》有释：为雁门属县。《读史方舆纪要》：“《志》(《括地志》)云：楼烦，胡地。赵武灵王曰：吾国西有林胡、楼烦之边……汉置楼烦县，属雁门郡。”吕思勉《两晋南北史》详解：楼烦，汉县，在雁门关北。 东汉名臣、楼烦人氏班况，所生子女，文韬武略，各具才情。其子班彪为东汉史学家;另一子班固，不仅著《两都赋》脍炙人口，更有《汉书》开中国地理学先河。班固《幽通赋》深沉抒唱对故乡雁代朔野的神往思怀：“系高顼之玄胄兮，氏中叶之炳灵。繇凯风而蝉脱兮，雄朔野而扬声。” 今原平市与代县接壤处有村庄叫班政铺，据说即为班氏故乡。村口曾有一通清同治八年(1869年)孟夏立碑，上刻“三班故里”。汉代曾于今山西怀仁县东置班氏县，属代郡。 班况之女班婕妤，开合一把《纨扇》，曲尽男女情窦：“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裁为合欢扇，团圆似明月。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常恐秋节至，凉飚夺炎热。弃捐荚笏中，恩情中道绝。”钟嵘《诗品》分外推崇：“团扇短章，辞旨清捷，怨深文绮，得匹夫之致。” 雁门崞县人氏郝隆，经纶满腹，风流倜傥，清淡玄虚，超拔逸然，尽显东晋名士风范，以“学圣”之名、参军之职与书圣右军王羲之并称。 刘义庆《世说新语》录记：一日，桓温聚众行酒赋诗，被桓温任为南蛮府参军的郝隆信笔一句“娵隅跃清池”，令桓公惑然不解：娵隅为何物?郝隆道：蛮名鱼也。又一日，桓温取一味“远志”草药问，此药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称?郝隆羽扇一摇：处则为远志，出则为小草。 另载：七月七日，富家纷纷以晒衣媚俗，郝隆却袒腹仰卧于日中，人问其故，答：晒书。宋人有《神童诗·七夕》赞曰：“庭下陈瓜果，云端望彩车。争如郝隆子，只晒腹中书。” 雪中芭蕉，雨里冰梅。北朝乐府发唐代诗潮先声，报唐宋散文早春。 但得松梢雪染绿，一丘一壑也风流。丰饶鲜活的时代沃土，必然催生烂漫蓬勃的艺术花卉。北朝北方少数民族的文学与南朝汉民族文学，形若两岸对峙的山峰，因地而异，各有妙姿鲜色。《隋书·文学传》以为南朝文学“贵于清绮”，北朝“重乎气质”，客观中肯，贴近史实。而钱钟书《管锥编》言北朝文人皆模仿南朝，文风未有独创，实则一管之见，失之偏颇。 北魏大臣王肃，文思睿敏，独出机杼，所创《悲平城》特殊诗体，续汉赋晚秋，唱宋词阳春：“悲平城，驱马入云中。阴山常晦雪，荒松无罢风。”一如诸葛亮所“尝好”的汉乐府曲牌《梁父吟》，引得后人纷纷仿效。 《魏书·祖莹传》有这样一支插曲：彭城王拓跋勰读了王肃的《悲平城》，“甚嗟其美，欲使肃更咏，乃失语云：‘王公吟咏情性，声律更佳，可便为诵悲彭城诗。’(因口音之误，将“平城”说成“彭城”)肃因戏勰曰：‘何意悲平城为悲彭城耳。’勰有惭色。祖莹在座，即云：‘自有悲彭城，王公自未见耳。’肃云：‘可为诵之。’莹应而云：‘悲彭城，楚歌四面起。尸积石梁亭，血流睢水里。’肃甚嗟赏之。勰感激祖莹为其解围。” “扬州八怪”之一的金农，颇善诗词。一日应邀去一盐商家中做客，席间行酒令，以“飞红”连句，盐商窘迫间，一句“柳絮飞来片片红”引得哄堂大笑：柳絮尚可为红，牡丹岂不羞煞。金农一旁道，此乃元人咏平山堂诗句：廿四桥边廿四风，凭栏犹忆旧江东。夕阳返照桃花岸，柳絮飞来片片红。元人咏平山堂纯属子虚乌有，实乃金农急智杜撰，为盐商圆场而已。 苏轼曾以朱色画竹，人疑：岂有红色竹子哉?对曰：焉有黑色竹子乎! 毛泽东对中国南北朝历史饶有兴味，谈到郦道元时湖南口音浓烈地点评：“我看《水经注》作者，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他不到处跑，怎么能写得那么好?” 《水经注》不仅是科学作品，也是文学作品。郦道元在平城为官多年，平城好山好水把他养育成为一代水文地理学家。约三国时期，一部以中国水道为纲的地理专著《水经》问世，其1.5万字，记述水道137条。郦道元以30余万字为之注疏，水道扩及1252条。 “三朝又三暮，不觉鬓成丝”，苦心孤诣而成的《水经注》，兼地理学、历史学、文学于一体，注定被后世尊称“郦学”奇书 。李白、苏东坡、柳宗元等唐宋诗文家的篇什里飘忽有《水经注》影子;郑振铎叹其“舒卷自如，重过千钧”;胡适晚年潜心研究“郦学”，乐此不疲。 杨衒之《洛阳伽蓝记》与南梁释僧祐的《广弘明集》，人谓双璧之作;刘知几《史通》称道“盖都邑之事，尽在是矣”;《四库全书总目》赞美其“秾丽秀逸，烦而不厌，可与郦道元《水经注》肩随”。 颜子推虽为北齐人，但其《颜氏家训》采撷了大量北魏丰富多彩的生活内容，翔实记录了“玄风之复扇，佛教之流行，鲜卑之传播，俗文字之盛兴”，兼备“述立身治家之法，辨正时俗之谬”功效，故有“古今家训，以此为祖”之冠称，至今光芒不减，实乃中国传统家教宝典。 北魏学者贾思勰所著《齐民要术》，“采捃经传，爰及歌谣，询之老成，验之要事”，概述中国古代黄河流域的农科技术，以划时代农业百科全书，照耀中国山川河流。 《魏书》，中国封建社会第一部以少数民族上层集团为核心的皇朝史，作者魏收与邢子才、温子升号称北魏“三才”，高欢曾将其与孝文帝时的崔光相提并论。崔光乃北魏名臣英才，孝文帝曾以“浩浩如黄河东注，固今日之文宗也”赞之。 魏收奉北齐文宣帝诏命撰写北魏历史，文笔畅美，多有创见。 中国古代24部正史，将《魏书》汇编其列，无疑是对北魏及拓跋氏的认同与尊重。 《魏书》《水经注》《洛阳伽蓝记》《齐民要术》《颜氏家训》，皆为功在当时、惠泽千秋的历史文献，北魏国家风气开张、花木争春的结晶，记录和见证着北魏大开放大融合大交流时代的飞影流华。 《魏书·文苑传》录载了一批北魏文人雅士，其中温子升被南朝梁武帝赞为北魏“曹植”。“光风动春树，丹霞起暮阴。嵯峨映连璧，飘颻下散金。徒自临濠渚，空复抚鸣琴。莫知流水曲，谁辨游鱼心”(《春日临池》)。 “远游威武郡，遥望姑藏城。车马相交错，歌吹日纵横”。“路出玉门关，城接龙城坂。但事弦歌乐，谁道山川远”(《凉州乐》二首)。汉乐府韵律旋动之间，灼灼可见唐诗的斑斓绚灿之美。 北朝民歌是中国文学史园地里一朵瑰美奇葩，从中可以清新闻到当时北方民间多民族的吐纳呼吸。子路被“强”字所惑，孔子启蒙：“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郑注》云：强，勇者所好也。北方以刚猛为强。 北朝民歌以《乐府诗集》所载“梁鼓角横吹曲”为主。该曲中的乐器鼓角相闻，是北方民族一种马上演奏的军乐。其歌词作者多来自北方民族，尤以鲜卑人为主。“健儿须快马，快马须健儿”。“放马大泽中，草好马著膘”。“鹿鸣思长草，愁人思故乡”。“高高山头树，风吹落叶去。一去数千里，何当归故处”。明快、乐观、豪放的军旅生活间隙，草色柳烟般地飘拂着乡恋情愫。 “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李波小妹歌》中“骞裙逐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叠双”的李波小妹，无论“胡服骑射”那样的服饰，或是飒爽矫健的英姿，都扬洒着鲜卑文化本真原态的生命气息。 “异林花共色，别树鸟同声”。不同民族间的文明传承与影响，总是以双向选择与互动交流为表现形态。 鲜卑族民歌，“其词虏音，竟不可晓”，一部分遂译成汉语，一部分直接用汉语创作，此乃孝文帝“诏断北语(鲜卑语)，一从正音(汉语)”、“令其皆作中国歌”之结果。 孝文帝打小受冯太后汉文化哺育，汉语水平尚好。他锐情文学，长于诗赋。“气韵高艳，才藻独构。衣冠仰止，咸慕新风”。一次与侍臣联诗言志，击节而歌：“白日光天兮无不曜，江左一隅独未照。”众臣受其鼓搏，争相抒怀，跃跃欲试：“皇风一鼓兮九地匝，戴日依天清六合”;“文王政教兮晖江沼，宁如大化光四表”。同仇敌忾，令人感佩。现存孝文帝《吊比干文》两篇骚赋中，一代英主的思才，至今犹在奋飞，不肯飘落。 北魏胡太后被史学家指为中国古代历史上最贪婪的女人，但她追思远走高飞的情人杨华而作《杨白花》一诗，回环委婉，质感细腻。胡太后为之配曲后，令宫中粉黛尽日踏足而唱。但见杨花如雪，银装素裹，无限妖娆：“阳春二三月，杨柳齐作花。春风一夜入闺闼，杨花飘荡落南家。含情出户脚无力，拾得杨花泪沾臆。秋去春还双燕子，愿衔杨花入窠里。” 北朝民歌中最为著名当属被中国诗歌史并称为“双璧”的《敕勒歌》与《木兰辞》。此两首民歌不像《孔雀东南飞》纯系整齐“五言”，却以杂言叙事，句型或整或散，长短错综，“大弦小弦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与魏碑书体异曲同工，相映成趣。 《敕勒歌》旋律着军歌、战歌的力量。鲜卑化的汉人高欢(东魏首领)与力主汉化的鲜卑人宇文泰(西魏主帅)“双雄会”在玉璧(今山西稷山县)，高欢中箭，怕失军威，遂令斛律金用鲜卑语领唱《敕勒歌》。慷慨悲歌，群情鼎沸，高欢麾下一唱百和，排山倒海，云水震怒，风雷激荡…… 《敕勒歌》原创，《魏书》说来自当时北方名叫敕勒的民族。敕勒人和鲜卑人一样过着游牧生活，且喜欢“引声长歌”。 狼是古老草原的精灵，与游牧民族相伴成长。匈奴冒顿的令旗，画一只神灵的黑狼，狼旗漫卷，飞云流霞，匈奴人遂有“狼神”之誉。或许因为狼喜好长嗥，敕勒人热爱歌唱，于是就有了敕勒人与狼的神话故事。 敕勒的祖先是匈奴族的外甥。匈奴单于生有二女，姿容甚美，“国人皆以为神”。单于说，“吾有此女，安可配人，将以与天”。言毕，即派人在国北无人之地，高筑起一座土台，让二女登于台上，以候天来迎娶。 三年过去，未见天之垂顾。夫人欲将两女儿接回，单于断然不许。又过一年，来了一只老狼。老狼日夜围着高台呼号，并在台基挖一个大洞，以洞为家，老狼这一住就不走了。 小女儿说，此狼定是上天派来迎娶我们的神物，我要以狼为夫。大女儿未能拦住，小女儿纵身跳下，嫁与了老狼。从此，单于公主就和狼“滋繁成国”，成了敕勒人的始祖。 《说文解字》：“狼，从犬，良声。”那么多动物名词：猴、狗、狐、猿、猩……何以惟“狼”配之以良声呢?《狼道》一书说，狼是集美丽、高贵与智慧于一身的楷模。美国动物学家艾丽斯深情评赞：在所有哺乳动物中，最有感情者莫过于狼;最具韧性者莫过于狼;最有成就者，还是莫过于狼。 走进罗马博物馆，迎面一座母狼青铜雕像。母狼腹下两个吸吮狼乳的男婴，是罗马老国王的后代，落难时被一只母狼用乳汁喂救了生命。后来，这一对兄弟就在母狼拯救他们的地方，建起了罗马“永恒之城”。 我更喜欢《伊索寓言》中狼与狗的故事：一只饿得瘦弱不堪、几乎支撑不住的野狼，遇见一只肥硕的狗。狗向狼炫耀自己的优越生活，使狼羡慕不已，甚至对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产生了怀疑。就在这时，野狼蓦地发现狗的脖子上套着一条冰冷的铁链，它突然悟出了什么，恢复了原来的精神，向狗丢一瞥轻蔑，纵身一跃，像一道闪电，投入深阔无边的旷野。 从帐篷的窗子惶然张望，啊，月照中天，一片煞白，把整个大漠照得贼亮惨白，森然可怕。月光下，沙丘上那只野狼后腿支撑，身子直立，雕塑一般，对月长哭，那哭声凄惨，悲戚，苍凉，我听得毛骨悚然，寒战不已……“狼拜月神”，我想到了当地古老的传说。 ——摘自《野狼》 有一天晚上——老猎人继续着他的回忆：我打猎返回镇上的时候，经过红柳冢，突然听到一阵奇特的声音。不错，是狼，是狼的声音。可我一点都不害怕和紧张，因为那不是叫，不是嚎，而是歌，是唱，是诉说，是呼唤——上帝的呼唤。我发誓，那是我一生中听到过的最好最动人的声音……一位朋友对我说，有一次，他在大漠看到一群狼，少说也有百十头，聚集在红柳冢前，齐刷刷地昂着头，引颈长歌。那声浪如惊雷，如海啸，如风暴，拍打得你灵魂都要出窍。打那以后，他也把枪扔了，扔了…… 大自然有一种声音 那是天籁之籁 从森林和草原深处升起 …… 如果没有了狼 世界多寂寞 ——摘自《红柳冢》 “黄河流水鸣溅溅”，“燕山胡骑鸣啾啾”;“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与其说《木兰辞》在讲述木兰怎样替父从军，倒不如说是在展现一幅鲜卑人如何身经百战、建功立业的历史画卷。 “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有一个女孩叫花木兰，花一样的名字盛开到今天;有一个女孩叫花木兰，谜一样的故事传说千百年……”花木兰，民间传说是平城京畿人，这场战争说的是北魏对柔然的征讨。1995-1996年，在大同城南，那座北魏太和年间构筑的明堂遗址，重见日光。这便是木兰“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的庄严神圣的地方。 站在北魏明堂遗址，放声朗诵一遍《木兰辞》，那是一种怎样的浪漫和生动。 “乐者，使人精神平和，衰气不入;天地交泰，远物来集”。音乐的河流，在大同这片土地上古老地歌唱着，像大同采凉山上的松涛，像大同万泉河水的波浪。乐府者，声依咏，律和声也。诗为乐心，声为乐体。 北魏一定是音乐的国度，乐府的繁荣便是例证。一是草原民族好歌善舞，音乐是其生活之魂;二是音乐可谓佛教脉搏，跳动着佛教的生机活力。诵经实为唱经，寺院庙宇无处不梵音;三是北魏平城，曾为西域与北方与中原乐舞交汇中心。 拓跋珪在平城正式登基称帝的当儿，即令乐师定律吕、协音乐。每逢正月元日，皇宫都要声势浩大、场面宏壮地举办名曰《真人代歌》的拓跋鲜卑传统歌会，“昏晨歌之，时与丝竹合奏”。《真人代歌》长达150章，“上叙祖宗开基所由，下及君臣废兴之迹”。 孝文帝与冯太后“明离并照”的太和年间，北魏正式设立了乐府官署。《魏书·礼志》：“太和五年，文明太后、高祖并为歌章，戒劝上下，皆宣之管弦。”多元融合的北魏音乐，主要由鲜卑乐、西凉乐和中原乐构成，适如《旧唐书》所云“中国旧乐而杂以羌胡之声”。“自中原丧乱，晋室播荡，永嘉以后，旧章湮没。太武帝破统万城，得古雅乐一部，正声歌五十曲，工伎相传，间有所用”。而西凉乐，实为佛教梵音。 音乐在哲学家心中乃一座神圣而独立的宏大殿堂。叔本华虔敬地说：“音乐不是对世界的点缀，音乐本身就已然是一个世界。”其在政治家眼里，是一根极为敏感的社会神经，文明太后曾庄严下诏：“先王作乐，所以和风改俗，非雅曲正声不宜庭奏。可集新旧乐章，参探音律，除去新声不典之曲，补增钟县铿锵之韵。”孝文帝紧步后尘说道：音乐能够动天地，调阴阳，“通感人神，移风易俗。”“故能关山川之风，以德播于无外。” 冯太后和孝文帝一唱一和，把音乐功能提升至极高层面。唱和的旋律，来自《礼记·乐记》的“乐魂”：“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而音乐之美，可使人废寝忘食，“韶”乐飘香，竟让孔子三月不知肉味。 南怀瑾论说：云冈石窟，与唐代敦煌壁画，以及音乐、诗歌、艺术等等的发达，无一不与佛学有关。 八音中以金为要，五方乐曲以西乐为主。作为各民族融合轴心的平城，“琵琶长笛曲相和”，荟萃了南北方各民族以及来自西域、印度的乐器。 “影中群像舞，空里众灵飞”。云冈石窟第12窟对北魏乐舞盛况作了全景雕录，故称“礼乐洞”、“佛籁洞”、“天华洞”。“诸天伎乐百千万种，于虚空中一时俱起，雨诸天华”。打击、弹拨、吹管乐器应有尽有，鼙鼓、箜篌、琵琶、羌笛、排箫……宛然一座“妙处难与君说”的音乐展馆。走进洞内，“诸乐不鼓自鸣”，令你沉醉神往，荡起一股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冲动。 “夜静春山空，鸟鸣山更幽”。音乐洞使禅寂的云冈，在充满生机活力的层面上，达到更深的幽静。“夜里的钟声将凡人引领到天堂”。月光洗白了钟声?抑或钟声敲白了月光?德国浪漫诗人诺瓦利斯散文诗集《夜的颂歌》吟唱：“夜是无限、永恒的象征，带来安宁与和谐，白昼也是从黑夜中走出来。”“音乐洞”晨昏不歇、响彻四季的天籁之音，使云冈石窟成为永恒的四维艺术。 美国现代音乐家凯奇热衷《易经》，参禅悟道，追求“空的节奏结构”。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一天，其新作《四分三十三秒》首次在纽约演奏，剧场座无虚席，人们翘首以待。钢琴家走上舞台，正襟危坐于钢琴前，却没有去触动钢琴键盘，眼睛只盯着自己的手表。 剧场静极了，人们听得见自己的呼吸和心跳。一分钟，静默;两分钟，静默;三分钟，静默……四分三十三秒时，钢琴家站起来谢幕：乐曲演奏完毕。——世界音乐史上最长的休止符，一支也无音符也无声的乐曲。 有欲观窍，无欲观妙。沉默如金。此时无声胜有声。四分三十三秒的寂静，像中国书法的飞白，像影视中的空镜头。同一个静场，一千个听众，一千曲不是音乐更是音乐的音乐。多少轰鸣劲烈的声乐淡忘了沉寂了，如同风雨中唱累了的树叶，黯然飘落在秋日的一角，惟这一段“四分三十三秒”的虚空静默，以一泓无声的旋律令人久久难忘。 《诗经》“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里的“瑟”、“笙”和《吕氏春秋·古乐篇》中列举到的器乐，“礼乐洞”几乎都能够一一对号入座。 分前后两室的“礼乐洞”，外室顶部呈方形天花板状，十朵莲花并蒂开放，一枝一叶都摇曳着千年音乐的芬芳。天花顶部有六身舞乐艺人圆凸浮雕，中间那个手无乐器、合掌上举者，酷似庞大乐队的指挥。四壁纷纷伎乐天，或歌或乐或舞，各有所司，惟妙惟肖，叫人忘情地生出“唤船船不应，水应两三声”那样奇妙的幻觉。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瞬间即是永恒。置身于此，我们怎能不感受到北魏乐府音乐月光般圣洁的洗礼?还有桂花闲落、金鱼穿莲般永恒的天籁!音乐声中，凌空展姿、回风舞雪的飞天，给人以多少美妙灵感。 《洛阳伽蓝记》用小说的笔法录记：北魏时高阳王家中一个叫艳姿的美姬，《火凤舞》跳得彩焰纷飞，星花散溅，几乎就要“舞低杨柳楼心月”了;另一个叫徐月华的美姬，则以箜篌弹奏《火凤舞》曲闻名遐迩，令人叹绝。该舞传至唐代，风行一时。 唐初李百药写的《火凤辞》有“影入含风扇”、“歌声扇里出”的句子，后来李商隐在《镜槛》诗中说：“拨弦惊《火凤》，交扇拂天鹅。”其中“扇”是该舞蹈的“舞器”，以扇扇火，火焰烈烈，凤凰在烈火中冉冉获得新生。 云冈石雕莲花在唐代开出的那一朵《双柘枝舞》，叫人于赏心悦目中灵魂得到净化：含苞莲花徐徐绽放，但见两个女童从花蕊中跃然而出，舒袖翩舞，“若俯若仰，若来若往……罗衣从风，长袖交横”，“不迟不疾，若轻若重，聆鼓微吟，回巾自拥”，把莲花的清香和圣洁扇入每个观者的心里梦里…… “美人舞如莲花旋，世人有眼应未见……此曲胡人传入汉，诸客见之惊且叹”。隋唐流传的《七部乐》《九部乐》《十部乐》中的乐舞，曾为北魏经典保留。据传唐玄宗、杨贵妃、安禄山，皆“善胡舞”。唐代经典曲目“虹霓裳帔步摇冠，钿缨累累佩珊珊”的《霓裳羽衣舞》，乃由拓跋珪灭凉州带回西域的龟兹乐“化蛹为蝶”而来，原名《婆罗门曲》。 诗人王维在洛阳看画，看到《按乐图》时，众人皆称奇。王维说，这画是《霓裳羽衣舞》第三叠第一拍。有人疑惑，遂请来乐师演奏。当曲子进行到“第一拍“时，演奏者手在乐器的部位及手指动姿，果与画中一模一样。 岑参作客凉州，夜闻一片月光般荡漾的琵琶声，遂披衣急章：“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听取满城歌舞曲，凉州声韵喜参差”;“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杜牧更是凭了想象对“音乐之都”凉州欣然素描：“唯有凉州歌舞曲，流传天下乐闲人”;“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来。” 白居易也有诗唱和，“千歌百舞不可数，就中最爱霓裳舞”，并在《胡旋女》一诗中刻画了龟兹舞的魅态：“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摇转蓬舞……”而《龟兹乐》《于阗乐》《西凉乐》《疏勒乐》……都曾交响于北魏平城，汇成一片乐舞的海洋。 五代画家顾闳中，奉李后主之命偷偷来到韩熙载家，“窃窥之，目识心记”，绘就一幅《韩熙载夜宴图》：赏乐，观舞，话宴，惜别……盛唐之夜，奢华之宴，跃然于一纸，定格以千载。 游牧民族的特性，决定了契丹、女真人与鲜卑人一样，喜欢饮酒放歌，即兴而舞。凡皇帝生日，皇后册封，军队出征，契丹人都要鼓瑟鼓琴，载歌载舞。《辽史·乐志》：天祚帝耶律延禧举行寿仪，“皇帝出东阁，鸣鞭，乐作;帘卷、扇开，乐止。太尉执台，分班，太乐令举麾，乐作;皇帝饮酒讫，乐止……扇合，帘下，鸣鞭，乐作;皇帝入西阁，乐止。”王安石有诗戏作：“涿州沙上饮盘桓，看舞春风小契丹。” 北朝文学，尤是生气郁勃的北朝乐府诗歌，池塘春草，小荷蜻蜓，传递出唐代诗潮的春汛。沿着北朝乐府弯弯的花径走下去，前面就是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诗歌盛唐。 象形汉字在世界文字史上独辟境界，决定了汉字书法瑰美于世界艺术宝库，精髓于中国文化传统。柔中生刚、弹而强健的中国书法，是与农业文明相和谐的产物，也是中华民族精神之象征。 曾任北平大学校长的沈尹默书法造诣极深，其与于右任时称“南沈北于”，他妙论书法：“无色而具有画图之灿烂，无声而具有音乐之和谐。”法国绘画大师毕加索坦言，倘若生在中国，他可能是一个书法家，而不是画家。 “西方艺术只有雕刻和绘画，在中国却有一门书法，是处在哲学和造型艺术之间的一环。比起哲学来，它更具体，更带生活气息;比起绘画雕刻来，它更抽象，更空灵”。—— 旅美雕塑家熊秉明的自豪感溢于言表。 随便斫采一缕阳光，其必然跳动有太阳的脉搏;任意摘取一片细叶，其必然脉络着树木的血痕。北魏不拘一格的开放性，多元并蓄的包容性，生机活泼的创造性，不仅流散在政治领域、经济舞台、宗教世界、文化园林，而且渗透于书法、绘画、音乐、舞蹈、雕塑诸多艺术门类。 中国书法衍繁到北魏，墨云蒸腾，奇峰叠翠，炫出一道魏碑奇观。魏碑亦称魏楷，其承汉隶，启唐楷，与晋朝楷书、唐朝楷书并称三大楷书，彼此竞相开放，浓芳袭人。 魏碑实乃汉文化与鲜卑文化融合的结晶，也可谓游牧边塞文化撞击中原华夏本位文化的产物。 楷书萌发于魏晋之际，钟繇的《宣示表》等作品已趋成熟之态。晋末，大批西晋知识分子随晋室南渡，北朝书风便与南朝河分两岸，大相径庭。清朝刘熙载论曰：南书温雅，北书雄健。 魏碑由隶入楷，化隶成楷，成为楷书另一源脉： 其一，魏碑多为民间工匠书家之作，清新刚健，鲜然勃发，生活气息春云葱茏，与南朝士大夫“风流蕴藉”书风迥然相异。 其二，北魏民间书法家们，一面直接从汉魏时期的隶书汲取营养，一面按照生活的样子雕刻摹写。用笔率性率真，自由奔放，架构因势赋形，变异曼妙，不像唐楷法度拘泥，结体规范划一，笔画间距离关系过于“精确”。清代包世臣《艺舟双楫》曰：“北魏字有定法而出之自在，故多变态;唐人书无定势而出之矜持，故形板刻。” 其三，以刻为写，刀锋凌厉，笔力遒劲，金石气宇，浑朴厚重。《金石萃编》一书说：“按造像立碑，始于北魏，迄于唐之中叶。”欧阳询、褚遂良、李北海、苏东坡、米元章、黄山谷乃至赵孟頫、黄道周、倪元璐、张瑞图等，皆从魏碑中汲取精华，丰其羽翎。清中叶碑学兴起，何子贞、赵之谦、郑板桥、李瑞清，近代于右任诸家纷纷从魏碑脱颖而出，开宗立派。“平整宜从唐入手，风云可向魏晋寻。临摹须走蚯蚓道，博览犹似蜜蜂身”。 赵之谦《章安杂说》：“二十岁前，学《家庙碑》，日五百字。”启功诗曰：“题记龙门字势雄，就中犹属始平公，学书别有观碑法，透过刀锋看笔锋。”于右任融行书与隶之笔意于北魏楷书，遂自创一格，独步书林：“朝临石门铭，暮写十二品。辛苦集为联，夜夜泪湿枕。”徐悲鸿有名联“白马秋风塞上，杏花春雨江南”，疏朗而凝密，柔软却刚劲，氤氲着浓厚的北碑遗韵。 魏碑体多用方笔，如斧如凿，棱角刚健，无丝毫圆滑世故之风之气;如剑如戟，铿锵作鸣;笔画不拘不泥，长短有致，一如宋词元曲;参差中有章法，错落中见严谨;笔力遒劲挺拔，气势雄健豪放。 作为一种新型字体，魏碑融进拓跋鲜卑人的个性追求，奔卷着一股北魏新型王朝的皇风帝气。“刊石勒铭”，寄志抒情，是拓跋氏的一个传统情结。北魏历代帝王每每赢取战功，总是以石为纸，刊于其上，如拓跋珪“袭五原，屠之。收其积谷……于塞北树碑记功”;拓跋焘“勒石漠南，以记功德”;拓跋濬“登碣石山，观沧海……改碣石山为乐游山，筑坛记行于海滨”。 “书法在北魏可以独立……书法以北魏为主系，唐为润系”， 梁启超对中国书法卓有见地，康有为连连点头称是：“北碑莫盛于魏，莫备于魏。”又一边抚摸《晖福寺碑》，一边激动不已地赞其“书法高简，为丰厚茂密之宗，隶楷之极则”，后于《广艺舟双楫》列数魏碑十美：魄力雄强，气象浑穆，笔法跳跃，点画峻厚，意态奇远，精神飞动，兴趣酣足，骨法洞达，结构天成，血肉丰满。 北碑之林，惟《晖福寺碑》与《张猛龙碑》最为秀卓。《晖福寺碑》，刻于北魏太和十二年(488年)，篆额为“大代宕昌公晖福寺碑”，现藏西安碑林。此碑系魏碑早期代表作，方峻端整，锋芒犀利;碑阴所刻少数民族姓氏，稀粹为民族史研究重要资料。《张猛龙碑》全称《魏鲁郡太守张府君清颂之碑》，立于北魏明孝帝正光三年(522年)，现存曲阜孔庙，碑文记颂魏鲁郡太守张猛龙兴办学校功绩，碑体乃魏碑后期佳构，其笔触法势清新自然，流宕天真，从心所欲，却不逾矩。两碑前呼后应，交相映照，以北碑乃至中国书法里程碑意义，为人们所珍爱与仰敬。 “揽万里于尺寸之内，罗百世于方册之间”。魏碑书体与云冈石窟一样，也是一座宏伟的开凿和建造，或者说，它是书体的云冈石窟。而云冈，不正是一块巨型的“魏碑”?那刀锋、那线条，给中国书法以奥妙无穷的启悟…… 平城作为魏碑发祥之地，精品灿烁，俯仰可拾。分别出土于大同市城南智家堡北沙场的明元帝永兴元年(409年)“王礼斑妻舆”墓砖、大同城东沙岭村壁画墓太武帝太延元年(435年)的破多罗太夫人题记，见证着魏碑的初创。太武帝太延三年 (437年)《皇帝东巡之碑》，魏碑书体已成定势，至《司马金龙墓铭》《永固陵碑石残片》，日臻成熟。尤是文成帝《南巡碑》，惊世骇俗，闪电穿云。其笔力苍健，气势雄浑，令人叹为魏碑观止。 道武帝开国立政，太武帝统一北方，两帝皆以“武”标称，谓武力征服时代;文成帝、献文帝、孝文帝三帝皆以“文”扬名，属文治时期。文成帝感谢拓跋珪和拓跋焘，他们以热血与冰剑，为他的国朝日月抹上和平无战事的亮色，“四方无事，国富民康”，使之有财力物力人力和精力开凿云冈石窟，也让他在太阳底下，车辚辚，马萧萧，大规模实施南巡。 《魏书·高宗纪》：“(和平二年)二月辛卯，(文成帝)行幸中山(今河北定州市)。舆驾所过，皆亲对高年，问民疾苦。诏民年八十以上，一子不从役。灵丘南有山，高四百余丈，乃诏群官仰射山峰，无能逾者。帝弯弧发矢，出山三十余丈，过山南二百二十步，遂刊石勒铭。”这一通《皇帝南巡之颂》碑，被后人崇敬为弃武尚文治国宣言。此碑现在大同市灵丘县境内，《水经注》所谓“御射台”上，碑文字迹依稀可辨，有“皇帝南巡自定州至于邺都所过郡国……”云云。 谈及魏碑，无论如何不可忽略“嘎仙洞”洞壁上刻写的太武帝“祝文”。 “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前来平城朝贡的乌洛侯国使臣，向太武帝献上一份特殊“礼物”——在大鲜卑山发现拓跋氏祖庙“嘎仙洞”的佳音。 太武帝遂选派一支由500多人组成的朝圣队伍，浩浩荡荡，自平城出发，从春天走到秋天，行程四千余里抵达大鲜卑山，虔诚拜祭了祖先圣庙，并将其嘱托的一篇祭祀文诰雕刻在嘎仙洞洞壁。 这篇后来收录在《魏书》里的“祝文”，成为嘎仙洞即是鲜卑人祖宗石室的确凿依据，也是一幅精粹秀杰、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魏碑书法珍品。 “云为山态度，水借月精神”。佛教推波魏碑书法，魏碑助澜佛教艺术。寺庙是弘扬佛法的重要场所，书法是寺庙文化的诗意符号。云冈石窟第11窟内的“太和七年题志”，作为魏碑早期稀缺之作，当属上乘之品。其谋篇布局，厚重浑朴，洋洋大气;用笔劲挺沉静，酣畅雅美;骨力苍古，隶韵飞动;刚柔圆曲，妙味十足。正所谓“咫尺有万里之势”，实乃“体庄茂而宕以逸气，力沉着而出以涩笔”之典范。在万佛堂石窟《元景造像碑题记》前，梁启超眼睛一亮地赞说：天骨开张，光芒闪溢。 经书在敦煌文物中熠熠闪光，这些经书里已发现有21件属北魏写经真迹;《龙门二十品》之第一珍品《始平公造像记》，乃公元489年北魏平城时期所刻。 书画同源，写到极处便是画，画到极处即为字。北魏书法独领风骚，其壁画亦堪称一绝。石家寨北魏司马金龙墓葬壁画屏风漆画，烈女、将相、高士、逸人……众生百相，世态万象。《中国美术全集》解读：“其绘画风格颇近于传为顾恺之的《女史箴图》，人物悟对通神，色彩富丽，略有渲染，线条勾勒工整，属铁线描。”大同沙岭北魏墓中壁画，一笔一画，一线一描，透出浓烈的草原生活气息，被列为2005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以黄帝子孙自诩的拓跋氏，穿越草原，一路走来，甚为尊崇汉学儒教。北魏建国伊始，即大办学校。首都平城除太学、国子学、四门小学并立之外，又开设皇亲之学，地方上呼应办有郡国学、乡学;《魏书·儒林传》有记：拓跋珪“初定中原，虽不暇给，始建都邑，便以经学为先，置五经博士千余人。天兴二年(399年)春，增国子太学生员三千”;“集博士儒生比众经文字，义类相比，凡四万余字，另曰《众文字经》。” 太武帝将北凉带回平城的儒学之士任以中书博士，如索敞、常爽。“时魏朝方尚武功，贵游子弟不以学为意。敞为中书博士十余年，勤于诱导，肃而有礼，贵游皆严惮之，多所成立，前后显达至尚书、牧守者数十人”;常爽“置馆于温水之右(平城西)，教授七百余人。爽立赏罚之科，弟子事之如严君，由是魏之儒风始振”。 北魏仅在全国一次“辟召儒俊”，便取数百名贤士;卢玄、高允等汉族英才被任为中书博士;又“别立太学于城东”，“以经义断诸疑事”，“于是人多砥尚，儒业转兴”;更有太武帝亲自新造千余汉字，使之融汇到滚滚汉语长河。 孝文帝改中书学为国子学，建明堂、辟雍，尊三老五更，开皇宗学(类似东汉官邸学，即贵族学校)，在平城建孔子庙。 辟雍亦作“璧雍”，本为西周天子为贵族子弟设立的大学。取四周有水，形如璧环为名，后代或讲学或祭祀而用之。“乃流辟雍，辟雍汤汤”。刘禹锡有诗句：辟雍流水近灵台，中有诗篇绝世才。 班固《白虎通》解：“辟者，雍也。象璧圆又以法天，于雍水侧，象教化流行也。”《五经通义》释：“天子立辟雍者何也?所以行礼乐，宣教化，教导天下之人，使为士君子，养三老，事五更，与诸侯行礼之处也。” “辟雍明堂”是一座中国古代最高等级的皇家礼制建筑，叠加两重含义：明堂为古代帝王颁布政令，接受朝觐和祭祀土地诸神以及祖先的场所;辟雍即明堂外面环绕的圆形水渠，象征王道教化圆满。 孝文帝自己汉学功底深厚，“钦明稽古，笃好文籍，坐舆据鞍，不忘讲道”。横槊赋诗，辞章优美，意境开阔。 北魏太和九年(485年)，文明冯太后诏令：“皇子皇孙，训教不忘，温故求新，盖有阙矣。可于闲静之所，别置书馆，选忠信博闻之师为师傅，以匠成之。”又亲手编撰《劝诫歌》300余篇、《皇诰》18章作为教材。 北魏造就一批儒学大师，《魏书·儒林传》录有17人。大师门下，学生多时达千余人。《魏书·儒林传》评曰：“斯文郁然，比隆周汉。”官学算学博士设立始于隋代，而北魏太武帝却将通达阴阳术数、游学诸方的长乐人殷韶，敬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算学博士。殷韶精益钻研，撰有《四序堪舆》，影响久远。 伴随佛教传播以及佛教本土化成长起来的僧侣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道涌流。所谓僧侣文化，一是指高僧智侣学佛习禅，化之以文，构成一族另类的文化精英群;二是僧侣们的文化行为包括崇佛传教，贡献着独特的文化创造。北魏高僧辈出，法果、师贤、玄高、慧崇、昙曜、道辨、灵辨、菩提流支、慧光……北魏王朝特地设置初名“监福曹”后改为“昭玄寺”的管理僧务机构，僧官曰“道人统”。 刘孝标和魏收虽非高僧，却为僧侣文化添光增彩。刘孝标在大同译经多卷，云冈石窟曾有其译经台;《魏书·释老志》开创为佛道两教立志且归于“正史”的先例。 论及北魏僧侣文化，不可忽略高僧慧远。其处东晋(334—416年)，系雁门楼烦人氏，是从代地走出的僧界英杰。慧远初与师傅道安在恒山讲经弘法，致力于儒道释三教融合，更早主张“内外之道，可合而明矣”。慧远博综六经，尤善庄老。“性度弘博，风览朗拔，虽宿儒英达，莫不服其深致”。史学家陈寅恪感言：当六朝之季，综贯包罗数百年间南北两朝诸家宗派学说异同之人，实为慧远。 慧远南下，居庐山龙泉精舍，“迹不入俗，影不出山，每送客游履，常以虎溪为界”，创建东林寺，被尊为净土宗始祖。(其弟慧持，则为峨眉山佛教始祖。)鸠摩罗什曾慕赞慧远为“东方护法菩萨”。庐山慧远东林寺与长安逍遥园鸠摩罗什译经场，遂以南北两大佛教中心遥相呼应。慧远“遁世以求其真，变俗以达其道”，所著《沙门不敬王者论》曰：“袈裟非朝宗之服，钵盂非廊庙之器。”发愿“拯溺俗于沉没，拔幽根于重劫;远通三乘之津，广开人天之路”。 辽国的契丹人，不仅在西京大同设最高学府国子监，而且设科举考试137年，开考56次，取状元56人，进士2479人;明代大同府下辖4州：应州、浑源州、蔚州、朔州;7县：大同、怀仁、山阴、马邑、灵丘、广灵、广昌。城内有大同府衙、大同县衙。府设府学，州设州学，县设县学，通称儒学，学生即秀才。明洪武八年(1375年)，将元代大同县学改为府学，地址在今皇城街一带。元代大同县学前身是辽金时期西京国子监——国家最高学府。朱桂占用大同府学，建代王府，将当时云中驿改为府学，即今大同文庙一带，府学门街由此得名。明嘉靖四十年(1561年)兴办云中书院，地址在府衙东面。明正德年间又创立“务学书院”，《大同府志》：务学书院，在府城内西街，广灵王(朱桂第二子)第三子镇国将军务学翁治置。 刘祁《归潜志》自豪宣称：“金朝名士大夫多出北方。世传《云中三老图》，魏参政子平弘州顺圣人，梁参政甫应州山阴人，程参政晖蔚州人，三公皆执政世宗时，为名臣。又苏右丞宗尹天成人，吾高祖南山翁顺圣人，雷西仲父子浑源人，李屏山弘州人，高丞相汝砺应州人，其余不可胜数。余在南州时，尝与交游谈及此，余戏曰：自古名人出东、西、南三方，今日合到北方也。” 大同浑源人氏刘祁，“有清奇磊落之气，无诘屈聱牙之弊”，导家学之渊流，会百川而朝东，与“出门一笑大江横”的元好问同为金末元初文学与史学巨擘。其著述《归潜志》，以笔记体行文，保存了大量珍贵的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料;《北使记》详细描述了当时中亚风俗民情，于光绪元年(1875年)被译为英文和法文，并载入法文版《马可·波罗游记导言》一书。 刘祁高祖刘撝，出生于辽末，金代首位状元，被尊为“金百年文宗”，开启了浑源刘氏家族的非凡文脉。金太宗天会二年(1124年)至蒙古太宗十年(1238年)的114年间，该家族有9人进士及第，罕见于史。王恽《浑源刘氏世德碑铭并序》云：“金源氏崛起海东，当天会间，方域甫定，即设科取士，急于得贤。故文风振而人材辈出，治具张而纪纲不紊。有国虽百余年，典章文物，至比隆唐宋之盛。若夫笃志力学，挟艺应选，首破天荒，魁冠多士，父子昆季相继擢第为名士大夫，作良牧守，文行端雅，门第清峻，为金朝第一流者，其惟浑源刘氏乎!”时人有诗颂赞刘家人才辈出，满门名臣：“君家南山有衣钵，丛桂馨香老蟾窟。从来青紫半门生，今日儿孙床满笏。” 刘撝长子刘汲，曾任金王朝西京路(大同)转运司都勾判官，其为文清词丽句，自然明晓：“对床喜清夜，樽酒话平生。自是今宵雨，于人却有情。云横树外山，树映山巅月……从来山水心，不为尘埃没。孤云出岫本无心，何用微名挂士林。近日故园消息好，西岩花木已成阴。” “素爱浑源山水幽胜，买田家焉”。刘祁《归潜堂记》《游西山记》，情满故乡，爱洒北岳：“所居盖其故宅之址，四面皆见山。若南山西岩，吾祖旧游。东为柏山，代北名刹。西则玉泉、龙山，山西胜处。故朝岚夕霭，千态万状。其云烟吞吐，变化窗户间。门外流水数支，每静夜微风，有声琅琅，使人精神不寐。”“饭余，往西岩……前有大石，石上有大树，阴翳翳，其境物大概如西方丈前。忽见浮阴四合，微雨落。又飞云汹涌上走，腾腾然，诸人皆在云气中，只尺相失。未几，夕日出，光景鲜明，余云变化半隐晦。”刘撝号南山翁，刘汲号西岩子，皆取自浑源境内优美山名。 文化是社会历史一种深层次沉潜力量，没有文化的支撑、托举与引领，北魏何以立国一个世纪，辽金如何霸主数百年。对北方少数民族的文化持以发掘深究而不是忽略与漠视，是摒除傲慢与偏见而负责于历史的应有姿态。 |
百优特福7707
支持好友好活动
2013-11-5 17:03
玄奘户外
支持活动！
2013-10-30 17:32
一只“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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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0-24 07:21
森野苍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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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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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0-26 09:10
hypolin
文章好长，楼主可以写小说去了
2013-10-23 18:54
森野苍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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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po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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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0-26 09:10
野马独角兽
不错！支持好友！
2013-10-22 18:37
森野苍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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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马独角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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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0-26 09:10
大壮123
欣赏大作
2013-10-22 18:16
森野苍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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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壮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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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0-26 09:10
真诚zhencheng
支持好活动
2013-10-22 08:37
森野苍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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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诚zhen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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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0-26 09:10
大同笨笨猫
支持好友，谢谢分享。
2013-10-22 03:04
森野苍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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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笨笨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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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0-26 09:10
bj杰米
顶贴支持！
2013-10-21 23:03
森野苍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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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j杰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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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0-26 09:10
佛都行者
支持好文章
2013-10-21 22:44
森野苍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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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都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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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0-26 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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