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不住土、留不住水的石漠化给贵州的生态和经济带来了严重的威胁，当地人不得不为了解决温饱问题战天斗地，但人口的增长却让脆弱的生态加速向石漠化演变。在发展与保护之间，当地人该何去何从？ 山还是那座山，坡还是那道坡。“我送哥哥黄羊坡，黄羊坡上黄羊多。”十年前，我从贵州黄果树向昆明走的时候，在一座大山上发现了一个叫黄羊坡的地方，当时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两句民歌。从地名看，黄羊坡上原来应该是有野黄羊，并且应该有树，至少有茂密的灌丛野草让黄羊们生存。但一眼望去，白剌剌的一片，陡峭的山坡除了石头还是石头，不是巨大的整块的，而是一块块一堆堆一丛丛布满山坡，远远望去好像谁拉下的一坡石头屎。看不到一点儿泥土，每块石头上都充满了裂缝、孔洞，嶙峋而狰狞。看上去似乎一碰即碎，走上去才发现岩石坚硬无比，每个棱角都如刀刃一般锋利，在上面行走，一不小心就会被划破鞋或碰伤腿脚。真如徐霞客在其游记里所写：“石齿锯，横锋竖愕，莫可投足。”岩缝里分布的稀疏灌木和最近栽上的树，在石头丛林里显得格外地孱弱无力。 72岁的贾正富老人在路边的一棵花椒树下摘花椒，一棵花椒树摘了将近一个小时，才摘得一斤多湿花椒粒。贾正富家在黄羊坡下的关岭县板贵乡孔落箐村，家里的四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都在浙江打工，平时就剩下他和老伴俩照看孙子和自己的土地。和村里大多数农民一样，他家的大部分地都种了花椒树，总共有两千多棵。 为什么地里不种粮食，而要种花椒呢？“种地根本不够吃饭，”贾正富说，“因为那地根本不能够称为田。”的确，那些只能被叫做有土的地方，就是许多石头旮旯之间的零散土窝。当地称为“簸箕地”、“草帽地”，上百块石旮旯的土窝才能拼凑出一亩地。当地有句俗话：“一碗泥巴一碗饭”，说的就是碗大的地种一棵玉米，产出仅够做一碗饭。 这种不养人的地有一个很专业的名字——石漠化。黄羊坡所在的花江峡谷是贵州石漠化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石漠化这个概念是近十多年来才提出的。通俗地说，石漠化就是山间、坡洼上的土壤被流水冲走，变为完全没有或者极少有土壤的石山、石坡，既不能耕种也不生长灌丛树木，赤裸裸的一片岩石。石漠化最有名的例子莫过于云南的石林，那样的景观就是石漠化的最终结果。其实石漠化现象不是近年才出现的，只是在最近几十年明显程度加重，速度加快而已。 七八年前，贾正富所在的乡上推广种植青皮花椒。种了几年发现，卖花椒的收入远高于种粮食，于是原来只长玉米红薯的山坡石旮旯里都种上了花椒等经济灌丛。但由于市场因素，花椒价格也有起伏，贾正富告诉我们去年的花椒产得少，价格也低，结果才卖了两三百元钱，今年的价格好一点：“前天三块多，昨天是四块。”
贾正富在村里当了几十年会计，对村子的各种事情都很熟悉。他说：“现在村里人均7分地，分土地时（指1978年农村土地承包）我们村里89个人，现在两三百人了。”人多了，但是耕地没有增多，而且这种地根本养不了人，所以村里的年轻人大多出去打工了。贾正富家的老三贾兴邦就在浙江永康打工，现在由于家里盖新房，他才待在村里没有出去。 在贾兴邦还没有盖好的新房一侧，几个工匠正在用石块水泥砌一个有一间房大的蓄水池。贾兴邦告诉我这是夏天收集雨水用的，收集的雨水则供他父母平时吃水用。贾兴邦说父母现在住的是他二哥的新房，水池不够大，所以他做了一个更大的。“我们这个地方严重缺水，春天两三个月没有雨水就要买水吃，汽车拉来一吨要花二三十元，所以我们都要把夏天的雨水收集起来用。” 贾正富指着门外的石水槽对我说，我注意到水槽边搭着的橡胶水管是从房顶引下来的，转到房后高处发现，水泥房顶四周被围了起来，里面积满了雨水。向他家四周望去，老房子全都是瓦坡顶，而新修的房子无一例外，顶上全积满了水。贾正富说他13岁时就开始到十几里外的乡政府那边挑水吃，挑了五十多年。 在花江峡谷地区降水集中，而且在每年的夏秋之际降水量很大，年均降雨量高达1100毫米，但是由于喀斯特地区的岩石属于碳酸盐岩，岩石本身具有遇水溶解的特性，而且岩石有很多缝隙，所以雨水很容易下渗，再加上植被遭破坏后改变了地表渗水的条件，使降水很难在地表存留下来，一般都经陡坡、岩石裂隙转入地下或者集中流动在峡谷之中，地表很难存水，形成“土在上，水在下。”的分离格局，不仅地表水极度缺乏，表层岩溶带的泉水也随之枯竭，造成地表干旱缺水，人畜饮水困难。 留不住土、留不住水、留不住人，最终成为一片完全是石头的荒漠，这就是石漠化的最终结果。中科院地球化学研究所副所长王世杰博士认为：在人类活动的驱动下，南方湿润地区因流水侵蚀导致地表出现岩石裸露的荒漠景观，都属石漠化的范畴。这种现象在黔西、鄂北、皖西、桂北等地都有发育，但黔、滇、桂三省区最为集中，贵州石漠化面积和台湾岛的面积接近，已达3.6万平方公里，并且每年以900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展。“地无三尺平”的贵州70%以上的土地是大于15度的坡地，大于25度的坡地也占到了35%，大面积陡坡地给土壤流失提供了条件，加上处在太平洋季风与印度洋季风交汇影响的边缘地带，气候温暖湿润，雨量充沛、降水集中，缓慢形成并且聚集到低凹处的薄弱层土壤，在外界轻微扰动下就容易再次流失，基岩逐渐完全暴露，导致石漠化形成，而这个外界作用力主要是人的耕作、放牧、樵采等活动。 六枝特区梭戛乡的高兴村也是石漠化地区，这是一个长角苗聚居的村落。长角苗因女人头上装饰木制长角、包缠巨大发饰而得名，准确的名称应该是“箐苗”。1998年，中国和挪威合作在这里建立了亚洲第一座生态博物馆——贵州六枝梭戛生态博物馆，村里的姑娘小伙组成了芦笙表演队，客人来了，便穿上传统民族服装唱歌跳舞。 因为建立了生态博物馆，通往高兴村的公路在离村子三四百米的地方被一道石坎挡住，进村的路变成了石头铺砌的缓坡。像化肥、煤、粮食等物资运到这里都要靠人背进村里，所以往家里运煤的王新华只能将三轮拖拉机停到公路的尽头，等人来背。趁着等人的功夫，我跟他闲聊起来。据他讲，原来村里饮水要到很远的地方去背，做饭、取暖都要靠烧柴火，以前妇女最主要的劳作就是背水和上山打柴。现在每家都修了蓄水池和沼气池，吃水和燃料基本解决。“沼气只够煮饭，煮猪食还要烧煤。”王新华告诉我，“煤涨价了，国家一年给一个人补十元买煤费，根本不够，许多人家烧不起煤，最后还要砍柴烧。” 村子里有几家在盖新房，和我在其他地方看到的盖房场面不同，每家盖房的人都很少，有一家甚至只有一个人在干活。他家砌墙的石料是直接从地上的岩石凿下来的，有堵山墙甚至一半就直接垒砌在一块大石头上。主人告诉我，他们的房子大都是自己利用农闲时间垒砌，等到了用水泥浇铸房顶时才会请人帮忙，这样盖一座房子陆路续续得花上一年半载的时间，各项花费加起来也得三千多。 在村子里还有不少没有一块砖石的木楼，但是看上去大都是在四五十年前修建的，最新的一座也应该有十多年的历史了。“那是有钱人盖的。以前山上到处都是大树，盖一座木楼用不了多少钱，现在没钱，更没有什么大木头。”王新华指着那座比较新的木楼说。 马上就要退休的孙明坤在贵州省委工作了一辈子，跑遍了贵州的山山水水，对各地近几十年来的变化非常熟悉，他认为砍树毁林是造成石漠化的一个主要原因。据他介绍，20世纪贵州先后遭到四次较大规模的生态破坏。第一次是20〜40年代的战争，第二次是50年代末“大炼钢铁”毁掉大片原始林、次生林；第三次是在“文革”期间大搞开山造田砍伐了大量林木；第四次就是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农村“划分自留山林”，又有林木遭到严重破坏。他认为现在煤价上涨，农民买不起煤，如果不采取措施，农民必然又转向砍伐灌丛植被作为薪炭，引起生态急剧退化。 但贵州大学林学院院长喻理飞博士认为，樵采灌丛植被作为薪炭，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并不是最大的，他将人对环境植被破坏程度依次排列为：放火烧荒、放牧、开垦、樵采。对于植被来说最害怕的是根系的破坏，放火烧荒可以烧死植物根系，一般烧过之后，植被短时间内不易恢复，而贵州许多地区有铲草皮烧灰积肥、烧荒开垦的习惯。因为降水比较充足，被开垦耕种和过度放牧的地区，一旦停耕停牧，植被就可以恢复到草坡、灌丛的程度，石漠化就能够得到有效的遏制。
但是由于人口过多，不仅不能够停耕停牧，而且还必须不断新垦荒地以解决吃饭问题。1949〜2005年贵州省总人口激增了两倍多，人口密度也增长了将近三倍，导致人均耕地面积由1949年的近2亩锐减到1999年的不足1亩，土地的人口承载率严重超标。耕地上人口的严重超载使农民被迫大量开垦荒地、毁林垦种。新开垦的耕地大多位于坡地上，所以垦种之后又很容易出现水土流失，在三五年内便丧失耕种价值，甚至变为裸岩荒坡。这样便陷入了一个“人口增加→陡坡开荒→植被减少退化→水土流失加重→石漠化→贫困”的恶性循环。 “要结婚，你先造一亩田再领结婚证；要生小孩，你也得先造田再领准生证。”罗甸县大关村村书记何元亮告诉我们，大关村已经连续三年人口负增长，去年生育指标是八个，结果只生了三个。 从罗甸县城到大关村将近20公里一直走的是盘山公路，而且越走海拔越高。道路两边除了偶尔半山坡上的几株玉米、几窝红薯，几乎看不到整片的农田。转过几个急弯，突然出现了一道山间大裂缝，裂缝下面相交之处是一条隧道，过了隧道左边是绝壁右边是悬崖，公路就在绝壁悬崖之上盘旋，从山沟底到山坡上，高一块低一块点缀着不少绿色的稻田，远远望去似乎吊在那陡立的山间。孙明坤告诉我们：“这就是大关村，那些稻田全是他们从石头缝里抠土造出来的。” 大关村的面积达30平方公里，比澳门特区还大了不少，这在平原地区是不可想像的，然而更不可想像的是这样大的范围里，最大的一块农田只有3亩多，还不到一个标准足球场的三分之一。大关村一共有990座山，在1984年以前村里没有田，只在石旮旯里有零星的泥土。床大一块、碗大一窝，那些石头缝隙、低凹处的零星泥土组成了大关村一千多亩土地，只能种植高粱、玉米、红薯供村里上千人口吃饭保命。 何元亮的老家在边阳镇，我们来大关时曾经路过那里，孙明坤介绍边阳是罗甸县最大的坪坝地区，以种植水稻为主，是罗甸主要粮食产区。何元亮说：“没有高级社时（1956年以前），村里人不多，种得粮食还够吃。”他是1939年不到四岁时，随哥哥躲避抓壮丁而逃到大关的大山里来的。“高级社时全村也只有六七百，后来人越来越多就吃不饱饭了。”山坡上的土不仅不会增多，而且随着人口增加、不断开垦，还在不断减少。没有足够的土地种粮食，吃不饱饭，连活命都成问题的地方，还能生存吗？ 何元亮说刚解放时想过回老家，但当时山里还能够吃饱，就没有回去；后来人多了吃不饱饭时想回却已经回不去了。1970年代，听说邻近的平塘县西关军垦农场要下马，本县的荒田也要接收人，何元亮揭房顶瓦片卖得60元钱，带了几个人三下荒田六上西关，准备举家搬出山里。然而故土难舍，最终还是没有搬。 站在山头上大关村口的公路边向深山沟里望去，有一户人家房屋依山而建，房子边上一口水塘在太阳下闪烁着亮光，房子的前面有一块绿茵茵的稻田，面积虽然不大，但白墙灰瓦的房子和稻田相互映衬，一派和谐美丽的农家生活景象让人很是赏心悦目。何元亮说：“那是王明光家，他家门前的那块稻田可是用血换来的。”1985年的正月初三，炸石造田的王明光由于过于劳累，点着炮以后却犯迷糊没跑，结果被炸掉四个指头，炸瞎一只眼睛。这样的代价换来的是两分田，这两分稻田被村里人称为“血田”。
尽管土地养不了人，大关村人还是故土难离，那就要想办法活命。 1983年村里的三个农民在修路 时得到启发：既然能在悬崖峭壁上炸出平坦的道路，那么在石旮旯也可以造出平整的土地吧？！于是他们各自在家门口造了二分多田，拣来水稻秧苗栽上，秋收时每家居然得了四百多斤稻谷。以此为例，1984年大关村的农民在书记何元亮的说服动员之下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造田运动。 要在遍地石头的喀斯特地区造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王明华家里穷没有钱买炸药，就用柴火在石头上烧、烧热之后浇水炸裂岩石的古老方法，硬是造出了两分田。60多岁的王明学一家三代，花三年时间才造了六分田。他们先要把石头缝隙、窝凹里的泥土抠出来堆在一边，再把岩石炸开，用大石头填平坑洼、垒砌墙坎，碎石细石铺平夯实底面，然后用胶泥碎石砸实底面的缝隙，最后铺上可以耕种的泥土。造一亩田四道工序平均费工500个以上，需要翻动石头将近800立方米、填泥土150立方米左右。找泥土并不容易，梁应明家在开一块田时，搭起架子在岩石缝中挖了十多米深，抠出了两百多立方米泥土。“实在没有土了，就想办法把罗甸县城里搞基建挖出的土运来，1988年前后拉来了五十多卡车。”何元亮说现在他们还不时从县城里拉土来：“今年拉了三车，给前几年造成的田补泥巴。” 大关村所有的路面都是水泥铺的，水泥路面上走几步就有一条沟槽，仔细看那些沟槽都通向路边的沟道，连着农田边的一个个蓄水池，“我们把雨水蓄起来就够水稻田浇灌了。”大关村现在平均每人有一亩多水田，生产的稻谷不仅解决了吃饭问题，还让村里人的经济收入远高于周边村。 大关村的成功似乎让人们找到了石漠化地区生存发展之道，大关作为一面旗帜，也曾一度被称为“大关方向，贵州希望”。但也有专家认为，在石漠化严重的地方，靠农民炸山然后用背篓一筐筐把山下的土背到山上去造田，往往两个农民一年时间也只能造一亩田，成本太高，效益太差，不宜推广。其实专家学者从他们思维中的“成本”、“效益”等概念出发，完全没有想到农民最简单的要求首先是“活命”、“吃饱饭”。也有专家提出用“生态移民”的办法解决石漠化问题。据统计，贵州省内石漠化地区已不具备生存条件、需要移民搬迁的还有约45万人，而整个西南石漠化地区还有近1000万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但是如此庞大的人口又哪里有地方安置呢？ 那么石漠化的问题究竟怎么解决呢？贵州师范大学的熊康宁教授认为，茂兰是喀斯特地区最好的状态，石漠化治理成功的最高目标就在那里。 晚上23点，贵州师范大学地理与生物科学学院的一间大办公室里依然灯火通明，熊康宁教授和他的研究生们正在为“中国南方喀斯特地区”2007年申报世界自然遗产而紧张工作。茂兰喀斯特森林保护区位于荔波县，是世界上同纬度地区残存下来的仅有的、原生性强、相对稳定的喀斯特森林生态系统。茂兰自然保护区森林覆盖面积近200平方公里，覆盖率达90%，是喀斯特原生性森林分布面积最大的地区。这片森林直观地显示不仅石头上可以长树，而且裸露的石山上可以生长出茂密的森林。
但是要达到茂兰这样的目标有许多现实的困难。“人地矛盾是关键因素，生态好的就是人口密度小的。”熊康宁对石漠化现象的成因和结果的说法形象而深刻，“玉米长到哪里哪里就会石漠化，就像人头上秃顶掉头发。实事求是地讲，封护起来，大自然自己恢复的能力其实很强。”他指出，退耕还林进行了五六年，树还没有成林，石漠化的速度减慢了，但增长趋势没有得到根本的遏制。 下午三点半，西斜的太阳对黄羊坡的照射几乎成直角，山坡上的石头似乎要把走在上面的人烤熟，岩缝间被惊动的小蜥蜴匆匆地爬过石头找到草丛就钻了进去，几乎所有的生物都在想办法避开那些滚烫的岩石。 梁莎莎和她奶奶扛着铁锹、镐头走下山坡，她们俩在山坡上栽了大半天树，正准备搭拖拉机回家。梁莎莎是上关中学的初二学生，暑假期间她每天都和奶奶来黄羊坡栽树，平均每天要栽40棵左右，能赚20元钱，一个月下来差不多赚够了她下半年的学费。黄羊坡属于板贵乡的地界，离梁莎莎家所在的上关镇有三十多里，三轮拖拉机司机马炜告诉我们，黄羊坡上的栽树任务被上关镇的人承包了，原先栽了许多，有一些没有成活，现在是进行补栽。最近一个多月，马炜每天就是将栽树的人从上关镇拉来送回。 在梁莎莎往回走时，一队四五十人的栽树队伍来到了黄羊坡上。在公路旁边熙熙攘攘地领取苗木，上关镇的张时学拿着一把游标卡尺，飞快地将他认为不合格的苗木量一量，然后扔到一边，合格的则发给种树的人。领取了苗木的男女在和张时学拌嘴调笑的同时，扛着树苗陆续上山了。张时学说：“坡上全是石头，苗子太细的话，两天就烤干了，活不了。”他们栽的冬青树，是一种适应强光辐射、叶片能够限制水分过度蒸发的植物。 据贵州大学林学院的喻理飞教授介绍，石漠化地区最大的特征就是地表缺土少水，岩石裸露在太阳下温度升高，对植被的影响很大，要恢复植被首先要想办法降低石头的温度。有一个有利的条件是贵州的降水充足，草和灌木丛很容易在岩石的缝隙里成活生长，有利于降低岩石温度。 “我们不主张开始就栽树，应该最先种草。”喻理飞认为石漠化恢复应该按照植物的演替进行：草坡→灌木林→乔木林。由于气候等方面的因素，石漠化地区一次性栽种乔木成活不易，投入较大，在短期内看不到收益，农民栽种的积极性不高。而种草的话，草很容易生长，它的种子小，落在岩石缝有一点土、甚至没有土，一下雨就发芽生根了。草的根系顺着岩石缝隙一层两层地探下去吸收养分，从而在岩石的表面形成覆盖。草和灌木林恢复了，然后造林，造林的根本目的就是提供种源，这样才可以逐渐实现自然恢复。喻理飞提出在推广人工造林时首先要选择有经济效益的树种，以便提高农民的积极性。 喻理飞和他的课题组通过对茂兰自然保护区调查和定点观察得出结论，石漠化地区通过封山，大约两年就能见到绿色植被增加；20年就可以实现灌草乃至灌木林几乎全部覆盖裸岩；47年就可以实现乔木成林，达到一个“公众社会感觉到的恢复”形成初步的森林生态系统；而要完全达到正常的组成、外貌和结构的森林，则需要80年以上。喻理飞强调：“当然，最重要的是必须保持这个期间无人为干扰破坏。”但是，他们的实验证明，在自然恢复的基础上，通过正确选择造林的树种，按照小的生态环境类型来培植树种，根据生态系统自身的演替规律，循序渐进，因地制宜有针对性地采取补充种源、促进种子发芽、幼树生长等措施，最终还是可以实现植被较快恢复的。 黄羊坡上有一个观景台，叫做“观山海”，站在高处穿过花江峡谷远远望去，光秃秃的大山一座连着一座，风光美丽而壮观，但这些美丽壮观的山峰多数已经石漠化，或者面临着石漠化的危机。观景台下发放完了树苗的张时学歇了口气，将那些尺度不合格的苗木收拢在一起，准备拉回家当柴火。他说：“年年都要补栽，一直要栽到该有树的地方都有了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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