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峰资料：马特洪峰（连载）

<b><span style='color:blue'>上帝偏爱重步兵 翻译自《Alpinist》Vol.16，Mountain Profile，The Matterhorn　文/Herve Barmasse、Luca Maspes</span></b><br /><br /><b>山峰资料：马特洪峰（一）</b><br /><br />马特洪峰（Matterhorn），海拔4478米，位于瑞士与意大利交界处，其北壁和艾格尔北壁、大乔拉斯北壁并称为“欧洲三大北壁”。<br /><br /><img src='https://image.8264.com/portal/photo/200612/1166409627SdpY3G.jpg' border='0' alt='user posted image' /><br /><br /><b>图：</b>晨光中的马特洪峰东壁和北壁，瑞士瓦莱州。 photo/Mario Colonel <br /><br /><span style='color:blue'>引言</span><br /><br />我熄灭汽车引擎，在这十月的黎明，孤身一人走向切尔维诺，这草原上的角峰，王者之山。在山脚下出生，少时就决心要依靠她生活，为她生活。她已存在了万年，主宰着周围的环境，决定着我的生活。看着我。[译注：瑞士著名的山一般都有三个，甚至四个名字。马特洪峰就是一例，除了Matterhorn（德语及英语）外，还有Mont Cervin（法语）和Monte Cervino（意大利语），在当地，她被亲切地称作Horu（山峰在瓦莱州方言中的发音）。马特洪峰名称的来由是德语Matt（解作山谷、草地）和horn（山峰呈锥状像一只角）。马特洪峰在法语和意大利语中又被称为切尔维诺峰（Cervin/Cervino），它的来由则有各不相同的说法。其中之一可追溯到法国文艺复兴时期著名作家拉伯雷作品中的一个人物切尔维诺（Cervin），他陪同巨人王穿越瑞士，传说中，巨人王途径之处，都会被踏为平川。由此便可以想象这座以前高大无比的冰山为什么如今只剩下了一座山尖。另一种说法是说这个名字来自Mons Silvinus。在拉丁语中“silva”是森林之意。著名的研究者霍拉斯•贝内迪克特•德•索热尔（Horace-Bénédict de Saussure）却认为silva中的“s”是由“c”（cerf则是鹿的意思）演化过来的。]<br /><br />冰川塑造了马特洪峰四条尖锐的棱线，冰斗侵蚀后留下了一座完美的金字塔山体。四面岩壁分别对应着意大利境内的瓦托内切（Valtournenche）和布里耶（Breuil）以及瑞士的瓦莱（Vallese）和策马特（Zermatt）。我在瓦托内切镇金属器材和钉子悦耳的碰撞声中长大，看着父亲如何为开辟新路线细致准备，聆听叔叔讲述那些在山上追求梦想的攀登者们童话般的生活。所有瓦托内切人的生活都与这座山峰紧密相连--成为她的历史，她的向导，她的攀登者，当然还有那些伟大的攀登本身。加斯顿•里布法特（Gaston ReBUFFat，译注：首位完攀欧洲六大北壁者，那句“决心能够带领一名攀登者去他所要去的地方，然后活着回来”就是他说的）称之为“冰雪聚拢的岩石云彩”。她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了无法抹去的印痕。<br /><br />年轻时，我完全依靠山峰维生，做过向导、攀登者、滑雪及单板滑雪教练，还有山地摄影师。最后，我很自然对山峰--我一生的朋友，发起了挑战：我要在岩壁上留下自己的印记，就如同她对我们的生活所做过的。

<span style='color:blue'>早年时光--无法攀登的山峰</span><br /><br />马特洪峰位于平原之上，附近没有其他高山争锋，更突出了她简洁的外形和闪亮的冰雪，她就是美的代名词，神圣不可侵犯。在欧洲人的集体记忆中，马特洪峰就是阿尔卑斯的象征。里布法特曾如此形容潜藏在人们心底的那个关于马特洪的梦想：“我从没走出过家乡普罗旺斯，但我知道马特洪峰。读书时，校长有次对我们说，‘现在，画出一座山。’所有学生，不管有意还是无意，统统都画了马特洪峰。”她也因此吸引了数不清的攀登者，他们尝试的过程，其中的失败与成功足以累积成一本关于攀登历史、文化情节、高山梦想的厚重的羊皮书。<br /><br />1789年，早期阿尔卑斯探险家霍拉斯?贝内迪克特?德?索热尔将这座山峰命名为“三角形岩石纪念碑”，“这个地区最美丽的风景”。但在1792年完成首次使用三角测量法的高度测算后，他得出的结论是这座山无法攀登。<br /><br />自此直至1857年，攀登器材和攀登技术都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在登山杖的基础上衍生出了有手握把柄的冰镐，并且冰爪的雏形也开始被引入登山（尽管在当时，很多人要么将其视作一种人工的辅助而拒绝使用；要么还对它缺乏足够的信任）。同年，阿尔卑斯俱乐部在伦敦成立，虽然最初只有八位成员，但他们的探险活动开始引起公众的关注。大约八十年之前，阿尔卑斯山脉的最高峰勃朗峰就已经被登顶。一些探险家们正把注意力转向那些更加高大的山脉，比如喜玛拉雅和喀喇昆仑，但在欧洲，仍然有一道无法回避的难题：马特洪峰。<br /><br />“神枪手”让-安托万?卡雷尔（Jean-Antoine Carrel），瓦托内切一位30岁的猎人，是第一位尝试攀登马特洪峰的人。1857年，他和自己的兄弟让-雅克（Jean-Jacques）以及牧师埃米•葛雷特（Aime Gorret）开始沿西南山脊向上探索。到1858年，他已经多次攀登到3960米的高度，非常靠近今天“Luigi Amedeo”木屋和“Carrel”木屋所处的位置，也就在这一年，爱德华•温伯尔（Edward Whymper，译注：也就是前文提到的伦敦阿尔卑斯俱乐部的创建者之一）来到了小镇。<br /><br />英国人爱德华•温伯尔是一名野心勃勃的攀登者，20岁时就因为在阿尔卑斯山脉完成一些艰难的首登路线而名声大噪。抵达瓦托内切后，他咨询了很多当地人，希望能找到一位合格的向导去攀登马特洪峰。所有人的答案都是：让-安托万•卡雷尔。<br /><br />在《阿尔卑斯的攀登》（Scrambles Amongst the Alps）一书中，温伯尔将卡雷尔描述为“我所认识的第一流攀登者中唯一相信马特洪峰是可以攀登的人。有他，就有戏；没他，就歇”。卡雷尔外表粗俗，做事胆大心细，信念坚定但待人稍显冷漠，当然他的攀登技术在当时是无与伦比的。很多人都说他是永远不会迷路的向导。两人合作完成了多次尝试，并且使用了一些独创的器材，其中一种保护装备非常类似于今天大岩壁攀登中使用的天钩（Skyhook）。<br /><br />然而合作并不总是一帆风顺。意大利人抱怨英国人太过高傲自大，有几次卡雷尔干脆撇开温伯尔自己去登山，终于在1865年，他私下与赫赫有名的塞拉（Sella）家族--两年前，他们创建了意大利阿尔卑斯俱乐部，达成了联手协议。可以想象在1865年的七月，当温伯尔兴冲冲跑到布里耶，却发现自己的向导甩手不干，另有安排时，错愕，转而暴怒的样子。<br /><br />温伯尔迅速返回策马特，召集了自己信赖的夏木尼向导米歇尔•克罗（Michel Croz），同乡弗朗西斯•道格拉斯（Francis Douglas）爵士；道格拉斯雇佣的向导陶格沃尔德（Taugwalder）父子，受人尊敬的牧师查尔斯?哈德森[Charles Hudson，译注：玫瑰山（Monte Rosa）最高峰达福尔峰（Punta Dafour）首登者]以及罗伯特?哈多（Robert Hadow）。队伍集结完毕后，立即前往瑞士一侧的东北山脊。<br /><br />或许是由于在远处观察时的视角问题，过去人们都以为东北山脊无路可循，因而也从没有人从这里攀登过。但近距离的侦察却显示它要比西南山脊容易很多，这次路线上的转换在后来被证明是温伯尔成功的关键。<br /><br />7月13日，温伯尔队七人离开策马特，在东北山脊根部大约3360米的位置扎营。第二天拂晓出发，进展顺利，只在冲顶绳距遇到严峻的挑战。下午1：40，人类的脚印第一次留在了海拔4478米的马特洪顶峰。<br /><br />同一天，卡雷尔和队友塞萨尔•卡雷尔（Cesar Carrel）、让-约瑟夫•马奎纳兹（Jean-Joseph Maquignaz）以及查尔斯•葛雷特（Charles Gorret）出发前往西南山脊。当他们攀登到丁达尔峰时（Pic Tyndall）--1860年，约翰•丁达尔教授和向导乔哈恩•本宁（Johann Bennen）首登--听见了温伯尔队庆祝胜利的叫喊声，更绝的是，那些家伙还刻意从顶峰往下扔石头，以确保卡雷尔队注意到他们。对于卡雷尔，这位耗费了将近十年时间去追求在这座“他的”山峰上获得胜利的人来说，那一刻，真的是非常痛苦。<br /><br />在展开旗帜，从各个角度拍下清晰的登顶照片后，温伯尔队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们用一根单绳把所有队员连接在一起。结果队伍中体力最差并且最缺乏经验的哈多在下撤时滑倒，绳索绷断，哈多、克罗、哈德森和道格拉斯统统在坠落中丧生。<br /><br />经历最初的震惊和绝望后，温伯尔和陶格沃尔德父子重新振作，继续下降。沿路线下撤时，他们看到了难得一见的景象，一道巨大的拱行雾虹出现在东方的天空。马特洪峰早期攀登中最重要的两个人，神枪手”让-安托万•卡雷尔和爱德华•温伯尔，后者最终在关于首登的竞争中胜出，但他的四名队友在下撤时遇难，侥幸逃生的温伯尔日后写下了《阿尔卑斯的攀登》，书中包含了攀登界最著名的警句之一：“如果你想登山，就去吧，但请记住脱离了谨慎的思考，勇气和力量将不具有任何意义，一瞬间的疏忽可以轻易毁掉一生的幸福。不要匆忙做出任何决定；看清你迈出的每一步；出发时就要想清楚最终有可能遇到的所有情况。”

<img src='https://image.8264.com/portal/photo/200612/1166409778kMoA1e.jpg' border='0' alt='user posted image' /><br /><br /><b>图：</b>马特洪峰早期攀登中最重要的两个人：神枪手”让-安托万•卡雷尔<br /><br /><img src='https://image.8264.com/portal/photo/200612/116640982610uRea.jpg' border='0' alt='user posted image' /><br /><br /><b>图：</b>爱德华•温伯尔　Photo/Alessandro Beltrami<br /><br />查阅那个时期的媒体报导，你会发现在首登结束后相当长的年月里，温伯尔一直都是最声名狼藉的攀登者。维多利亚女皇显然被山难吓着了，她甚至考虑过在国内禁止攀登运动。公众对于此事的看法也分为两派：反对者认为登山是一种病态的爱好；赞成者则看到了其中蕴涵的浪漫，而马特洪峰在欧洲人心中的印象也从此和山难紧紧捆缚在一起。<br /><br /><img src='https://image.8264.com/portal/photo/200612/1166409851HPAyeo.jpg' border='0' alt='user posted image' /><br /><br /><b>图：</b>Gustav Dores创作的版画，描绘了马特洪峰首登队下撤时的悲剧。<br /><br />首登两天后，也就是1865年7月17日，为了捍卫瓦托内切人的尊严，卡雷尔、让-巴普蒂斯特•比迟（Jean-Baptiste Bich）、让-奥古斯丁•梅耐特（Jean-Augustin Meynet）和牧师埃米•葛雷特再次出发前往“Gran Becca”（意为巨大的鸟嘴，这是居住在意大利境内山谷中的人们对马特洪峰的称谓）。关键时刻，多亏牧师无私地放弃了自己冲顶的机会，他和梅耐特协作把卡雷尔和比迟从一块悬岩上放下几米，也就是现在被称为卡雷尔走廊的路段--攀登者设法绕过了最后几段难点，到达了西南山脊的末端，随后登顶。这也是人类首次沿着从意大利一侧开始的路线登顶马特洪峰--今天，我们称之为狮子山脊--这比温伯尔首登时的霍恩利山脊（Hornli）路线要困难许多。<br /><br />出乎很多人的意料，此后卡雷尔和温伯尔仍然继续搭档，而且和之前在马特洪峰的尝试不同，大多数攀登都以成功结尾。1874年，他们联手再次登顶马特洪峰。多年之后，在一次前往厄瓜多尔的探险中，他们首登了6267米的钦博拉索山（Chimborazo）和5266米的Ilinza Sur。

<b>山峰资料：马特洪峰（二）</b><br /><br /><span style='color:blue'>山脊路线</span><br /><br />和所有山峰的攀登历史相同，在完成那些最简单的路线后，人们开始有了想法，希望能从更困难的路线登顶。在最初对山峰的恐惧消失后，他们渴望能在每条山脊，每面岩壁上开辟新路线，以体会和首登者相似的激动心情。<br /><br />1879年，时年23岁的英国人阿尔伯特•弗雷德里克•马默里（Albert Frederick Mummery）和瑞士向导亚历山大•伯格勒（Alexander Burgener）在策马特会合，他们的联手被认为是当时阿尔卑斯地区最强大的绳伴之一。9月3日，马默里、伯格勒以及另两位向导奥古斯丁•詹蒂内塔（Augustin Gentinetta）、乔哈恩•佩特鲁斯（Johan Petrus），拿下了茨姆特（Zmutt）山脊。山脊被陡峭的北壁和西壁环绕，被证明要比早期的路线难很多。时至今日，它依然享有崇高的声誉。<br /><br /><img src='https://image.8264.com/portal/photo/200612/1166521761yyryrk.jpg' border='0' alt='user posted image' /><br /><br /><b>图：</b>1874年，18岁的阿尔伯特•弗雷德里克•马默里第一次攀登了马特洪峰，虽然他曾认为“我对于登山的兴趣将就此终结”，但后来还是七次返回这里，其中包括了1879年首登茨姆特山脊路线，一条现在马特洪峰的经典路线。<br /><br />第二年，“马默里-伯格勒”组合在装备了安有平头钉的靴子后，沿着山峰西侧一条约60°的冰槽攀登到了狮首（Lion‘sHead）和西南山脊起点间的垭口。同年，在向导本尼迪克•维尼泽（Benedikt Venezt）的协助下，他们还尝试了日后被称作福吉恩（Furggen）山脊的路线。受阻于冲顶前的最后几段难点，只得从平台（马默里平台）迂回至霍恩利山脊登顶。<br /><br />福吉恩山脊是马特洪峰四面的山脊中最迟被解决的路线，这多半是由于靠近顶峰处的悬岩。温伯尔和他手下的向导在第一次沿这条路线攀登时就尝试过这组岩石，但只有高迪奥·雷（Guido Rey）坚持住没有脱落。在1899年他最后一次和安托万•马奎纳兹（Antoine Maquignaz）攀登这条路线时，从悬岩旁边绕了上去，登顶后再从顶峰放下绳梯，仔细探索--但正如他本人事后承认，“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登顶”。两年后，1911年的9月4日，马里奥•皮亚琴察（Mario Piacenza）和他的两位向导让-约瑟夫•卡雷尔（Jean-Joseph Carrel）及约瑟夫•加斯帕德（Joseph Gaspard）再次受阻于顶峰悬岩，这次他们攀登到了福吉恩山肩，然后向南迂回，重新切入山脊登顶。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42年9月23日，阿尔弗雷多•佩里诺（Alfredo Perino）和向导小卡雷尔及贾科姆•齐亚拉（Giacomo Chiara）终于完成了顶峰悬岩直上路线。曾在马特洪峰进行过多次攀登尝试的小卡雷尔利用自己精湛的技巧通过了难点。十一年后，年轻但理智的沃尔特•博纳蒂（Walter Bonatti）完成了该路线的首次冬攀。如今，福吉恩山脊依然被公认为马特洪峰四条主山脊路线中最险峻的一条。

<img src='https://image.8264.com/portal/photo/200612/1166522038vNjvQk.jpg' border='0' alt='user posted image' /><br /><br /><b>图：</b>攀登者在沿狮子山脊向建于1893年，地处3835米的“Luigi Amedeo”木屋下撤。后面的Grand Torre高3960米，那里就是让-安托万•卡雷尔在19世纪50年代初期攀登到的地方，1969年，人们在“Savoia”木屋旁边搭建了一个新营地，并以卡雷尔的名字命名以示纪念。photo/Cervino Guidescollection<br /><br />至此，那些致力于将攀登难度不断提升的登山家们开始更多地关注岩石立柱、扶壁以及过去被认为无法攀登的山脊路线。1906年，著名作家埃德蒙多•德•阿米西斯（Edmondo DeAmicis）的儿子乌戈•德•阿米西斯（Ugo De Amicis）和阿里戈•福拉斯特（Arrigo Frusta）部分完成了丁达尔峰南山脊路线，但没能登顶。1933年7月7-8日，来自瓦莱达奥斯塔的安托万•加斯帕德（Antoine Gaspard）和巴斯勒•奥里耶蒂（Basile Ollietti）在天才阿米尔卡•克雷捷（Amilcar Cretier）的带领下完攀了这条路线，很遗憾，这也是他们生命中最后的攀登：在沿传统路线下撤回意大利时，三人死于坠落。<br /><br /><img src='https://image.8264.com/portal/photo/200612/1166521732vT5H0i.jpg' border='0' alt='user posted image' /><br /><br /><b>图：</b>霍恩利山脊上的攀登者，这条首登路线现在是马特洪峰的传统路线，最繁忙的时候，一天内会迎来超过200名攀登者。大量的队伍在岩石留下了道道伤痕，还有数不清的路绳。photo/Beat Perren<br /><br /><img src='https://image.8264.com/portal/photo/200612/1166521867aIpvo3.jpg' border='0' alt='user posted image' /><br /><br /><b>图：</b>小卡雷尔，马特洪峰历史上最伟大的攀登者之一。正是他在1941年解决了福吉恩悬岩，为完成福吉恩山脊/皮亚琴察山脊直上路线提供了可能。时至今日，这依然是马特洪峰最难的山脊路线，通过顶峰悬岩需要在并不可靠的岩石上完成一系列5.8的移动。<br /><br />就在攀登者对山脊路线的探索还没有结束时，有一队人马率先杀向了岩壁——尽管那不是一条完整的岩壁路线。1879年9月3日，威廉·潘豪（William Penhall）和他的两位向导费迪南德·依姆森（Ferdinand Imseng）、路易斯·泽布拉肯（Louis Zurbrucken）开始了在裸露、偏僻的西壁上开拓性的尝试。三人沿一条沟槽攀登到靠近“茨姆特之齿”（teethof Zmutt）的位置，然后顺着茨姆特山脊登顶。他们的这次攀登在当时堪称绝技，其中穿越了恐怖的岩崩区--路线总长度大约有一半是和马默里队共有。后者和他的向导们在同一天完成了茨姆特山脊路线首登，并早于三人组数小时登顶。

很快，越来越多的攀登者开始沿不同的路线冲击西壁，希望能攻克它的悬岩。克雷捷（Cretier）、莱昂纳多·佩森（Leonardo Pession，又一位来自瓦莱达奥斯塔的攀登者）以及小卡雷尔先后尝试，但均无功而返，直到1962年8月8日，才由在马特洪峰工作的向导雷纳托·达奎因（Renato Daguin）与乔瓦尼·奥丁（Giovanni Ottin）开辟中央悬岩直上路线，这也是第一条“完整”的西壁路线。<br /><br /><img src='https://image.8264.com/portal/photo/200612/11665222340PPLVO.jpg' border='0' alt='user posted image' /><br /><br /><b>图：</b>弗朗茨和托尼，1931年，他们骑车从摩纳哥来策马特，两天搞定北壁，把当地的向导震了个目瞪口呆。后者在几年后攀登Weissbachhorn时死于坠落。<br /><br />一战的结束迎来了北壁的攀登高潮，这面马特洪峰最不友善的岩壁和艾格尔峰北壁以及大乔拉斯峰北壁并称为欧洲三大北壁。多年来，人们对它都感觉无从下手，尤其是中央部分一段连接下方冰层和上方简单的斜坡之间的难点始终无法通过。在1931年7月前，它无情地拒绝了多对绳伴，就在这时，来自德国的施密德（Schmid）兄弟，弗朗茨（Franz）和托尼（Toni），骑车从摩纳哥来策马特攀登北壁。<br /><br />刚开始，当地向导认为这两名不起眼的德国单车男孩肯定是脑子出了问题。但兄弟俩不为所动，而且当时岩壁上的攀登环境对他们有利。运气、勇敢，或许再加上一点点无畏，7月31日-8月1日，他们仅用了两天时间就解决了北壁。<br /><br />攀登者在岩壁上的竞赛并没有因为施密德兄弟的胜利就此打住：南壁、东壁和西壁还有很多事可做，有的还没有实现首登，有的则存在难度更高的新路线。南壁上的山脊、岩石壁垒、垂直柱状山体结合起来组成了一座天然的迷宫，其中潜藏着数不清的路线等待着攀登者去发掘。1931年10月15日，在伙伴莫里斯·比迟（Maurice Bich）和恩佐·本尼迪特（Enzo Benedetti）的陪伴下，小卡雷尔寻找到了通过迷宫的第一把钥匙。仅仅不到一年之后，小卡雷尔和比迟以及另四位向导[卢西恩·卡雷尔（Lucien Carrel）、安托万·加斯帕德、本尼迪特、朱塞佩·马佐蒂（Giuseppe Mazzottti）]在更加陡直的东壁开辟了第一条路线，从容易的平台攀上最后250米长的垂直岩壁，然后小卡雷尔先锋了一段屋檐，固定好路绳后帮助其他队友一一登顶。十年后的9月，小卡雷尔又和阿尔伯特？迪法耶（Albert Deffeyes）首登迪法耶山脊，一条位于南壁左边的精巧的路线。<br /><br />与此同时，北壁并没有被冷落，它仍然享有攀登者崇高的敬意。首登结束31年后，1962年的2月，来自瑞士的向导保罗·埃特尔（Paul Etter）和希尔蒂·冯·奥曼（Hiltivon Allmen）用两天时间完成了施密德路线的首次冬攀。从1959年7月迪特尔·马查特（Diether Marchart）开始，北壁逐渐演变成了solo爱好者的天堂。1980年，让-马克·鲍文（Jean-Marc Boivin）先从东壁滑降，随后又用四小时零十分钟沿北壁登顶。六年后，两位快速攀登最重要的倡议者，克里斯多夫·普罗非特（Christophe Profit）和埃里克·埃斯科非尔（Eric Escoffier）在岩壁上引入了新的玩法，他们开始比赛谁先完成“北壁三步曲”，即连续攀登马特洪北壁、艾格尔北壁和大乔拉斯北壁。虽然两位攀登者在第一次尝试时都没能成功，但普罗非特还是在1987年完成了这项计划，事后他坚称自己和埃斯科非尔之间所谓的敌对关系完全来自于媒体的虚假报导。为何要制造这样的噱头·或许最根本的原因是攀登本身的改变：随着现代冰镐和前齿技术的出现，岩壁已经不象最初那样无法企及--这也是阿尔卑斯山脉众多攀冰路线共同的命运。<br /><br /><img src='https://image.8264.com/portal/photo/200612/1166522415KHYRdz.jpg' border='0' alt='user posted image' /><br /><br /><b>图：</b>让-马克·鲍文从东壁滑降，他在1980年也完成了一项“三步曲计划”—东壁滑降、solo施密德路线、操纵悬挂滑翔机从顶峰一跃而下photo/Jean-MarcBoivin；右：1987年，克里斯多夫·普罗非特在攀登施密德路线。photo/Cristophe Profitcollection

<b>山峰资料：马特洪峰（三）</b><br /><br /><span style='color:blue'>从博纳蒂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span><br /><br />1965年，马特洪峰迎来了首登100周年，众多攀登者聚焦于此，这其中就有意大利人沃尔特•博纳蒂。多年来，他被认为是全世界最优秀的全能登山家。他决定把在最严酷的季节攀登马特洪峰最艰难的岩壁作为自己攀登生涯的告别演出。<br /><br />虽然卡斯帕•穆塞尔（Kaspar Mooser）和维克托•伊勃登（Victor Imboden）早在1928年就有过尝试，但当时还没有人完成北壁直上路线。博纳蒂之前接受过K2和GIV的洗礼，并且在勃朗峰山系开辟了许多新路线，他已经具备了足够坚强的意志和足够高超的技艺，在所有人都失败的地方获得成功。他攀登北壁直上路线的想法由来已久，但只是在和搭档吉吉•佩内（Gigi Panei）、阿尔贝托•塔索蒂（Alberto Tassotti）首次为期三天的尝试因坏天气失败后，他才决定单人完成这条路线。<br /><br />由于实在找不到人愿意陪他再试一次，博纳蒂选择了solo--当然，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媒体早就反复提及直上路线这道“难题”，再加上百年庆典营造出的气氛，很难保证没有其他攀登者怀有同样的想法。于是2月18日那天，博纳蒂邀请了三位朋友同行，让人以为他们只是和往常一样去滑雪，然后在一块巨石的掩护下，博纳蒂悄悄换上装备，出发独自攀登。在经过和孤独、低温及技术难点连续六天的拼搏后，博纳蒂完成了这道只有极少数登山家曾思考过的命题：单人+反季节+新路线，完成北壁。<br /><br /><img src='https://image.8264.com/portal/photo/200612/1167194624i5vrJe.jpg' border='0' alt='user posted image' /><br /><br /><b>图：</b>沃尔特•博纳蒂用反季节solo马特洪峰北壁直上路线的方式，为自己辉煌的攀登生涯画上了一个有力的句号。photo/Walter Bonatti<br /><br />虽然那个时代新出现的攀登器材和攀登技术帮了博纳蒂不少忙，但无可否认，他的勇气、决心和毅力才是成功的首要因素。在亲自尝试重复这条路线后，莱因霍尔德•梅斯纳尔说：“我本可以讲我下撤是因为天气变坏，但事实上，我下撤是因为我已无法再向上攀登。那个单人攀上这面岩壁的家伙简直就是神人。”1994年3月8-11日，女登山家凯瑟琳•黛斯特薇尔（Catherine Destivelle）完成了博纳蒂路线的首次重复，而梅斯纳尔的话则是对她这次漂亮的冬季solo的重要性的最合适的评价。<br /><br />ic Muzio是南壁右手边一块高大的岩石柱状山体。在博纳蒂开辟北壁直上路线的同年夏天，莱科•斯派德斯•朱塞佩•拉弗朗科尼（Lecco Spiders Giuseppe Lafranconi）和安尼贝尔•祖奇（Annibale Zucchi）用三天时间开辟了这段立柱上的第一条路线。最初是以器械攀登的方式完成，这条路线，尤其是前半部分岩石质地很差，落石频发。另一方面，在1970年7月14日，另一支意大利队--里奥•克鲁蒂（Leo Cerruti）、贾尼•卡尔加诺（Gianni Calcagno）、卡梅洛•迪•佩特罗（Carmelo di Pietro）和高迪奥•马切托（Guido Machetto）——沿着斯派德斯路线左侧一条新路线攀上了岩石立柱，而这条路线的岩石状况则是罕见的理想（仅就马特洪峰而言）；有观点认为他们开辟的花儿刃脊（Flowers Arete）拥有这座山上最佳的岩石构造。<br /><br />十三年后，才华横溢的斯洛文尼亚隐士弗朗切克•科尼兹（Francek Knez）在斯派德斯路线的左侧又开了一条地理特征与之非常相似的新线。“岩石的总体状况糟糕，但幸好在难点绳距情况比较理想。”科尼兹这样评价他在1983年6月16-17日和托恩•格鲁（Tone Galuh）、图西克•雅卡（Tucic Jaka）一起完成的新路线——“三个火枪手”。在陡壁下面的平台，队伍遭到暴风雪的围剿，被迫经历了一场漫长的紧急下撤，穿过东壁的顶端，逃回到“Hornli”木屋。<br /><br />七十年代初期是峭壁攀登的时代。1972年，登山界再次掀起北壁攀登浪潮。最先是日本人Masahiro Furukawa、Masaru Miyagawa和Yoshinori Okitsu在博纳蒂路线的右边开辟了一条新的直上路线，用了七个营地以及相当可观的岩钉和膨胀钉。一个月后的8月11-13日，前捷克斯洛伐克人基斯拉夫•德里克（Zdislav Drlik）、里奥斯•霍尔卡（Leos Horka）、布赫米尔•卡德西克（Bohumil Kadlcik）和瓦克拉夫•普罗基斯（Vaclav Prokes）开辟了可能是马特洪峰迄今为止最陡直的一条路线。他们的路线从北壁底部正中央开始，最后250米以几乎垂直的角度切入施密德路线，至今无人能够重复，一方面这可能是由于它和博纳蒂路线区别不大，另外附近的“茨姆特之鼻”（Zmutt Nose）上也潜在有许多重要的未登路线等待人们去发掘。<br /><br />1978年一月，来自意大利境内山谷中的当地人重新走上了攀登马特洪峰的舞台。在那之前，西壁上总共才有过四次攀登尝试，这也是马特洪峰最偏僻、最不被人所了解的一面岩壁。阿尔卑斯向导马尔科•巴玛塞（Marco Barmasse）、因诺森佐•米纳布瑞兹（Innocenzo Menabreaz）、里奥•佩森（Leo Pession）、罗兰多•阿尔贝蒂尼（Rolando Albertini）、奥古斯托•塔蒙内（Augusto Tamone）、阿图罗（Arturo） 和奥里斯特•斯奎勒巴尔（Oreste Squinobal）成功地在冬季攀登了达奎因和奥丁于1962年开辟的直上路线，这也是该路线首登后的第一次重复。不过冲顶日那天的暴风雪在布里耶和策马特降下了两米厚的新雪，结果阿尔贝蒂尼在下撤时遇难，一场本因庆祝的胜利转眼就被伤痛所代替。<br /><br />尽管这次攀登以悲剧收尾，但是马尔科•巴玛塞——也就是作者本人的父亲——却从此开始了他在马特洪峰疯狂的冒险。他在这座山峰，尤其是从意大利境内开始，完成了多条新路线和多次冬季首攀，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只要发挥一点点想象力，就可以找到很多值得去做的新的尝试。1983年3月10日，他和贾尼•葛雷特（Gianni Gorret）、里奥、路吉•佩森（Luigi Pession）一起完成了迪法耶山脊路线的首次冬攀。同年9月28日和维托利奥•迪•图奥尼（Vittorio De Tuoni）开辟了Pic Muzio东南山脊路线，一条岩石质地“不那么完美”石灰石路线。一天后，雷纳托•卡萨洛托（Renato Casarotto）和贾卡罗•格拉西（Giancarlo Grassi）就在南壁开辟了一条直达丁达尔峰下方的垂直柱状山体路线，然后在第二年的三月，巴玛塞、葛雷特和奥古斯托•塔蒙内实现了这条路线的冬季首攀。1983年11月13日，他又和迪•图奥尼、瓦尔特•卡赞内里（Valter Cazzanelli）开辟了一条新的南壁直上路线，还在顶峰巨石底部约4300米的高度遇见了三只岩羚羊。<br /><br />1985年9月11日，巴玛塞用15小时完成单人穿越马特洪峰四条主山脊：先沿福吉恩山脊上（该路线的首次solo由博纳蒂完成），霍恩利山脊下，穿越北壁底至茨姆特山脊登顶，然后从狮子山脊下撤。（七年后的1992年7月19日，另两位牛人汉斯•卡默兰德和迭戈•魏利格（Diego Wellig）将这项计划进一步推向极至，在不到24小时内连续四次登顶马特洪峰：茨姆特山脊上，霍恩利山脊下，福吉恩山脊上，狮子山脊下，再从狮子山脊上攀，霍恩利山脊下，然后再往返一次霍恩利山脊路线。）1987年圣诞节，巴玛塞、卡赞内里和尼古拉•科拉迪（Nicola Corradi）完成了花儿刃脊路线的冬季首攀。巴玛塞在担任向导以及作为独立攀登者期间完成的开拓性探索，真实体现了来自瓦托内切的攀登者们的传统，他们是马特洪峰永恒的主角。<br /><br />对于这段拥有如此丰富的冬季攀登和首登的时期，最后需要提到的一个亮点就是1983年2月21日-3月1日，由来自前捷克斯洛伐克的米哈尔•皮特卡（Michal Pitelka）、约瑟夫•里贝卡（Josef Rybicka）和吉瑞•斯密德（Jiri Smid）开辟的北壁新路线。这条新路线始于北壁传统路线，终于温伯尔首登时霍恩利山脊路线的山肩部位，提到它，是因为就如同众多二十世纪末的攀登一样，它就好象一根纽带，连接起登山运动的过去和现在。

<b>山峰资料：马特洪峰（四）</b><br /><br /><span style='color:blue'>茨姆特之鼻（Zmutt Nose）</span><br /><br />登山家们在北壁上的探索并没有因为博纳蒂的历史性攀登而宣告结束，仍然有一道难题占据着他们的心思。那就是位于北壁右手边的一处令人恐惧的岩石山体，因其外形而被称为“茨姆特之鼻”。它的仰角、严酷的自然环境和技术难点，无论是攀冰路段还是马特洪峰所特有的脆弱的岩石，都使它直至今天依然是登山运动中最艰巨的挑战之一。<br /><br />1969年7月，意大利人亚历山德罗·贡纳（Alessandro Gogna）和里奥·克鲁蒂（Leo Cerruti）率先解决了这道难题。此前一年，贡纳曾首次以solo的方式完成了大乔拉斯峰沃克山脊（Walker Spur）路线，但在“茨姆特之鼻”，这对绳伴用了四天时间才摸索出如何通过那罕见的仰角、倾斜的支点以及不太可靠的层状岩体。“茨姆特之鼻”上的第二条路线开辟于首攀12年后，它被认为是这座山峰上最不友好的部分。　　<br /><br /><img src='https://image.8264.com/portal/photo/200701/1168234943ukf8dL.jpg' border='0' alt='user posted image' /><br /><br /><b>图：</b>里奥·克鲁蒂在1969年首登路上 Photo/Michel Piola<br /><br />伴随第二条新路线一起登场的是现代阿尔卑斯攀登的代表人物米歇尔·皮奥拉（Michel Piola），他在Grand Capucin开辟“Voyage Selon Gulliver”路线（译注：看上去象格利佛游记的法文说法）时第一次运用膨胀钉把完全不同的裂缝系统联接在一起，从而引发了一场从艾格尔峰到勃朗峰的技术攀登革命。1981年7月，皮奥拉和皮埃尔-阿兰·斯坦纳（Pierre-Alain Steiner）在坚实的岩石地形上找到一条合理的新路线攻克“茨姆特之鼻”，当时他们曾断言该路线日后会成为一条可以自由攀登方式在一天内完成的经典路线。不过，这预言至今未被实现。皮埃尔·阿兰·斯坦纳在1981年他和米歇尔·<br /><br /><img src='https://image.8264.com/portal/photo/200701/1168234962ynk4il.jpg' border='0' alt='user posted image' /><br /><br /><b>图：</b>皮奥拉开辟的“皮奥拉·斯坦纳”路线（ED：5.10d、A2，1000米，“茨姆特之鼻”上的第二条路线）上一段开放的绳距。所有攀登“茨姆特之鼻”的人在上岩石前都要先过一段雪坡，存在落石危险。Photo/Michel Piola<br /><br />可接近性差，再加上客观存在的危险，之后很多年里，许多有志于此的攀登者纷纷打消了亲近“茨姆特之鼻”的想法，只有极少数人有幸重复了最早的两条路线。这种局面随着阿尔卑斯攀登历史中最活跃的人物，法国人帕特里克·“加布”·加巴罗尔（Patrick “Gab” Gabarrou）的到来发生了变化，经过四次独立的攀登尝试，他开辟了“鼻子”右缘最笔直的一条仰角路线。<br /><br />1989年7月上旬，加布和皮埃罗·古尔丁（Pierrot Gourdin）沿“皮奥拉-斯坦纳”路线攀登到悬岩底部，后因古尔丁生病放弃。几天后，加布与弗朗科依斯·马西尼（Francois Marsigny）搭档开始了第二次尝试。他们攀登到了“鼻子”上突起的大悬岩，不过路线全是紧凑的页岩很难打钉。先是自由攀登，随后借助了器械。两人在最大的一块悬岩底部露营，之后的攀登中继续被找不到地方放岩锥的问题所困扰，随后天气变化，队伍在强风中结束了攀登，沿茨姆特山脊下撤。

一年过后，加布和古尔丁重访“鼻子”，这次特意带了电钻，但还是无功而返，身心暴受打击。1992年，瑞士登山家埃哈德·罗瑞坦（Erhard Loretan，译注：第三位完成14座）和让·蒂洛特（Jean Troillet）致电加布，提醒他“要是你再不去完成自己的路线，我们就要动手了。”于是加布就又回来了，这次和他搭档的是有着远大抱负的高山向导莱昂内尔·都德（Lionel Daudet）。那是一个气候干燥的年份，由于“鼻子”底部受到持续不断的岩崩威胁，两人遂决定先从茨姆特山脊上升，然后顺着Gab前两次尝试中的撤退路线折返回悬岩群的底部。7月5日，都德开始领攀之前古尔丁爬了一半的器械攀登路线，路线为细裂缝系统，没有用膨胀钉。在平台上露营后，都德继续领攀（加布丢了一只攀岩鞋）。在完成了四段器械攀绳距和一段自由攀登绳距后，他们终于逃出“茨姆特之鼻”，重新站在了茨姆特山脊冲顶前的最后一段绳距上。加布将路线命名为“Aux Amis Disparus”——以纪念逝去的朋友。接下来需要攀登者去完成的就是从“茨姆特之鼻”最底部开始，直上顶峰的完攀路线。<br /><br />2001年，为了庆祝自己的50岁生日，加布又回来了。7月31日—8月2日间，他和意大利向导塞萨雷·拉瓦切托（Cesare Ravaschietto）搭档，在一片之前被攀登者忽视的区域开辟了一条新的直上路线。新路线顺着“Aux Amis Disparus”路线和“皮奥拉·斯坦纳”路线中间的裂缝呈“Z”字形曲折向上，只在扎营时用了膨胀钉。路线难度在6b到A2+之间，首登者将其命名为“自由西藏”（Free Tibet）。<br /><br /><img src='https://image.8264.com/portal/photo/200701/1168234993EEyCGh.jpg' border='0' alt='user posted image' /><br /><br /><b>图：</b>塞萨雷·拉瓦切托在“自由西藏”路线（5.10d、A2+）首攀路上，这是“茨姆特之鼻”的第四条路线，也是加布个人的第二条。photo/Patrick “Gab” Gabarrou<br /><br />几天后，就在人们还津津乐道于“自由西藏”路线时，罗伯特·贾斯珀（Robert Jasper）和雷尼尔·特鲁普特（Rainer Treppte）登场亮相。他们先攀爬了11段攀冰及混合路线到达悬岩的起步处，并在那用吊床设立了第一个营地，时值盛夏，但攀登中的天气条件更象是冬天。虽然气温很低，他们还是坚持穿着攀岩鞋、徒手完成了岩石绳距，包括了一段复杂的难点，难度5．11c、A2。第五天，他们终于搞定最后一段混合绳距，成功登顶。对于贾斯珀本人来说，这条长1100米的“自由（Freedom）路线是对他1994年未尽尝试的一个了结，那次攀登因天气原因失败。贾斯珀出生于瑞士境内的阿尔卑斯山区，通过这次完攀，他认为即使贡纳在1969年就已经解决了这道“最后的难题”，但混合攀登技术的发展为人们在阿尔卑斯的陡峭岩壁上开拓更多的路线提供了新的可能。 <br /><br /><img src='https://image.8264.com/portal/photo/200701/1168235016Za80UV.jpg' border='0' alt='user posted image' /><br /><br /><b>图：</b>罗伯特·贾斯珀在“自由”路线（5．11c、A2、M5+）首攀路上，这条31段绳距的路线是“茨姆特之鼻”上最新的一条路线，很可能也是马特洪峰迄今最难的一条路线。photo/Rainer Treppte

<span style='color:blue'>南壁上的新纪元</span><br /><br />当“茨姆特之鼻”吸引了全欧洲最优秀的登山家时，南壁上似乎已没有继续开拓的可能。然而只要细心观察，还是能够发现一些新颖，并具有相当难度的路线。就拿加布来说，他就设想能在南壁上岩石构造最紧凑的区域开辟一条体现出现代攀登风格的路线。2002年8月15-16日，他和拉瓦切托完成了南壁Pic Muzio上最苛刻的一条路线：Padre Pio Pray for Us（皮奥神父为我们祈祷），位于科尼兹路线和花儿刃脊中间。2004年3月，两名来自瓦莱达奥斯塔的年青攀登者——马西莫•法里纳（Massimo Farina）和赫维•巴玛塞（Herve Barmasse，本文作者之一）——完成了这条路线的冬季首攀。<br /><br />在当时，年青人中向我这样依然关注马特洪峰的人并不多。更早之前，23岁的时候，我就已经在马特洪峰上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第一条路线：2000年8月14日，我和布里耶的年青向导帕特里克•波莱托（Patrick Poletto）首攀了南壁“德•阿米西斯”路线和“卡萨洛托-格拉西”路线之间的陡壁，难度6a+max。两年后，我率先以solo的方式完成“卡萨洛托-格拉西”路线，而当年正是我父亲完成了这条路线的冬季首攀。<br /><br />出发时气温很低，向上能看到峰顶的十字架在阳光下闪烁。踩在积雪上发出的脚步声惊动了岩羚羊，但循着清晨的微风依稀可以闻到它们身上的气味。我顺着通向迪法耶山脊的沟壑迅速上攀，然后向右切到我和帕特里克在2000年攀登过的岩石路段。那次回来后，我曾感觉马特洪峰已然成为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但现在我能感受到的只有孤独，乌云遮蔽了顶峰，开始下起雨夹雪。我并不了解这条路线，但我很清楚首登者的传奇故事。即使只是在脑子里想一下雷纳托•卡萨洛托和贾卡罗•格拉西的大名——当然也包括所有先于我攀上这面岩壁的前辈，就足够让人肃然起敬了。<br /><br />小心起见，我在前三段绳距固定了路绳。然后一块落石砸中了我的头盔，警告我南壁究竟有多危险。我觉得快速通过或许是明智的决定。<br /><br />我边攀登边幻想，要是马特洪峰是由坚硬的花岗岩而不是松动的石灰岩构成该会怎样？但我很快就提醒自己，这不够理想的岩石构成正是诸多使得马特洪峰与众不同的原因之一。这里的每一步前进都需要理智，攀登非常艰辛并且要时刻警醒。我用了至少四个小时才通过最后一段被粉雪覆盖的精巧的绳距，到达丁达尔峰附近。眼见暴风雪正从西方逼近，我决定去“Carrel”木屋。夜里我梦见了啤酒和巧克力，以及在过去150年的攀登历史中，马特洪峰在攀登者心中呈现出的不同形象。<br /><br /><span style='color:blue'>未来</span><br /><br />马特洪峰的攀登历史见证了登山运动自身的发展。自传奇性的首登后，每个时期最牛逼的攀登者都为我们奉献上了一幕幕经典。今天，两条传统路线已经沦落为拥挤的观光胜地，路绳差不多从山脚一直固定到顶峰，并且居住在山峰两侧山谷中的当地向导也为了利益分配的问题争执不休。从今往后，或许只有关于探索新路线以及对旧有路线重新诠释的想象才能给我们足够的理由去重新讨论大鸟嘴（译注：就是马特洪峰）。<br /><br /><img src='https://image.8264.com/portal/photo/200701/1168934706v3eVdi.jpg' border='0' alt='user posted image' /><br /><br /><b>图：</b>1994年3月13日，凯瑟琳•黛斯特薇尔和埃里克•迪坎普（Erik Decamp）分别solo博纳蒂路线和施密德路线，然后在顶峰回合。 photo/Pascal Tournaire<br /><br />未来几年内，还有一些路线有待以solo或是冬季攀登的方式重复。首先应被考虑，当然也是相对较简单的，就是用自由攀登的方式重复“茨姆特之鼻”上现有的器械攀登路线。这其中“皮奥拉-斯坦纳”路线可能是最有希望的——就我所知，还从没人尝试自由攀登这条路线。当然这一切需要时间和勇气，毕竟北壁上的环境和岩石状况是无法同那些日照充分的岩壁相提并论的，在那些地方，年青的自由攀登爱好者可以在相对安全的水平上反复检验自己的攀登技能。<br /><br />时至今日，你很难在八月的阿尔卑斯找到一处只属于自己的安静的地方。但在马特洪峰，只要避开传统路线，依然有机会体验到这份孤独。那些位于最寒冷、最不友好的岩壁上的路线很难接近，在人们的视线之外日渐荒凉，值得你去重新发现它们，赋予其新的生命。<br /><br />尽管关于马特洪峰现有形象的种种定义最终都难免沦为陈词滥调，但“后现代”攀登期的马特洪峰依然是一座未被人工器械完全驯服的严峻的山峰。即使在我们所处的当下，她依然发出了自己的声音。2003年8月18日，“la Cheminee”——这条狮子山脊上，曾考验过温伯尔和卡雷尔的著名通道——在经历过一个异常炎热的夏季后哄然坍塌。马特洪峰的山体再次发生了变化。她将来会具有何种形象，会被赋予什么样的意义，这一切都无从所知，但作为一名在她的威严下成长的攀登者，我无法想象她会被人们遗忘。<br /><br /><b>（全文完）</b><br /><br /><b>备注：</b>原作者Herve Barmasse和Luca Maspes，按前者第一人称叙述，初稿为意大利语，由Linda Eklund和Christina Svendsen译成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