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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龙浴寺在辉县市薄壁镇境内，当车子一进入薄壁镇，我就感到这个地方太奇特了：南面是一马平川的良田和村庄，其北是一色青黛的耸峰峻岭，而薄壁山就像一道屏风，兀立在雄山和平原之间，其山体之薄，山势之危，山形之奇，是我前所未见，薄壁山名，形乎其形。过了薄壁山，车子随路一转，向北而上，路好景好，没有颠簸之累，却可飞览山下无穷风光。直到进入一个瓮形山谷，车子停了下来。下了车，环顾四周，三面是山，其北面之山颠，有危岩雄踞，或如废城，或若骆驼，令人啧啧称奇。东南有古道可下，仝兄说这是袁世岂隐居辉县时所修，顺道而下，可至我们今天预定的目的地——龙浴寺。 还没下到谷底，即闻听到潺湲的水声。到了跟前，才看到一股激流顺渠而下，其上源头正是北上不远的龙浴寺。龙浴寺，全部为山区特有的石头建筑，正殿三间，耳楼各两间，西边另有配殿三间。上面虽然飞檐青瓦，疑为近来修复，但下面的殿墙则是青石砌就，用石灰勾缝，且有石雕的廊柱和柱础，应为百年以上之物。我向来有到各处古迹观碑的习惯，见院内有三通古碑，不由自主就凑了上去。西侧有两通，一通为明代天顺二年（1458年）所立，大意是说一位住持僧人重修龙浴寺的经过；一通为民国十二年（1923年）所立，大意是说信众募建寺东侧瑶池的经过。东侧只有一通碑，名为《龙浴寺重修碑记》，十分高大，上有蟠龙碑额，威武庄严。因李兄和仝兄准备去寺后看景，我只能粗粗地浏览一下碑文。就在他们催我移步之时，碑上的“维时宫太保袁项城养晦林泉于寺”十几个字牢牢地吸引住了我的目光。因为事先得知袁世凯曾在辉县隐居过，于是我忙叫二人：“快来看，我发现问题了。”二人急忙过来，我问：“袁项城是谁？”李兄道：“袁项城就是袁世凯，因其祖籍河南项城，所以人称袁项城。”我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们来看这句，袁世凯是不是在龙浴寺住过？”他们一看，果然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兴奋，立刻到寺内找来纸笔，由李兄念碑文，我逐字逐句抄录。碑抄完了，事实也基本清楚了，游山玩景之余，不意竟有重大考古发现。 龙浴寺创建于唐，碑文言其“曾为十方丛林”，明代末年即已荒废，光绪年间，忽显灵验，于是信徒开始募集财物进行重修，“经始于癸卯”，癸卯即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工竣于乙巳”，乙巳即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大殿三间，左右耳楼各两楹，厨房三间”，正与现在的寺院规模相合，看来今天触目所见之龙浴寺，即清末重修之龙浴寺。 袁世凯也确实在这一带隐居过，但不是在龙浴寺，而是在寺后的兴云山上，那里有袁世凯修建的袁氏山庄。不过，龙浴寺是袁世凯从山下辉县西关袁府到山上袁氏山庄的必经之处，寺前石板马路即袁世凯命令他的管家张天福所修。“袁府先生张君天福，见寺前马路不通，即施善心，囗舆梁以便往来，又植松柏五十余株以壮观瞻。”所谓的张天福的“善心”，不过是一个借口罢了。此外，袁世凯此人非常迷信，他选这里隐居，除了向清廷表明自己无意政治、放情山水之外，就是要在此韬光养晦，待时而动，而此处上有龙口峰、兴云山，下有龙浴寺，无不隐含着再起发达之意，尤其是龙浴寺之名，正合极具政治野心的袁世凯“潜龙在渊”待时而飞的意图。可以这么说，袁世凯选择此处修建袁氏山庄，和龙浴寺有直接的心理暗示关系。 至于原籍河南项城的袁世凯为什么会来到辉县，这要说起清末民初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徐世昌。徐世昌，河南卫辉府汲县人。青年时期的徐世昌穷困潦倒，后在开封结识了袁世凯，经袁资助回籍应考，光绪壬午年（1882）中举人，丙戌年（1886）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历任军机大臣、巡警部尚书、东三省总督、邮传部尚书、内阁协理大臣。徐世昌虽然原籍为汲县，但其续配夫人席无棣为辉县城内人，加之辉县百泉山水秀美，历来是文人名士盘桓之所，徐世昌就在此地置办田宅，官场得意之余尽游山玩水之乐，官场失意之际寄归隐田园之情。徐世昌因受袁世凯资助之恩，二人遂成莫逆之交，并在官场上相互照应，双双成为清末朝廷的股肱大臣。1907年，袁世凯入阁拜相，而此时的徐世昌也是身为东三省总督的封疆大吏。1908年，光绪皇帝及慈禧太后相继病死，溥仪继位，醇亲王载沣摄政。摄政王载沣因为反对袁世凯的很多新政措施，更因为戊戌政变一事（他认为袁世凯出卖百日维新派，致使兄长光绪被慈禧太后软禁至死），对袁世凯非常痛恨，成为摄政王后立即解除袁所有差事。徐世昌闻讯，自请病退未果，被转为邮传部尚书。徐世昌为保护袁世凯，遂将袁世凯一家介绍到他的第二故乡辉县，让他在这里购置田舍，名为归隐，实则观察时事，伺机而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袁世凯来到了辉县，在县城西关修建了府第，在兴云山颠修建了山庄。不过，他在辉县居住的时间也不太长，宣统二年（1910年）即离开辉县，迁居彰德，“垂钓洹上”，作起了“洹水钓翁”。 记录袁世凯于寺后山颠“别筑山居”的碑文作者不是别人，正是被誉为《清史稿》“儒林第一人”，同时也是民国枭雄吴佩孚入庠受知恩师的王绍勋。王绍勋，字熙陶，晚号池山遗黎，辉县市城关花园村人。光绪十一年(1885)乡试中举，光绪十五年(1889)进士及第，出任山东蓬莱知县。蓬莱滨海，景色宜人，世谓人间仙境。但中日甲午战争的重创，使这里生灵涂炭，百姓大多逃生他乡。王绍勋便教余众织雨笠，编草辫，输之境外，卖钱买米；且多备纺车，纺花织布，以维生计。王绍勋公务之暇，喜欢巡行田间，谆谆教民不误农时，精耕细作，并常握农人之手，说：“我在家也是农民。”是时蓬莱经济凋敝，百废待兴。王绍勋想方设法，筹措银两，增加书院经费，以奖掖寒俊，发展教育。吴佩孚就是在此时被王绍勋亲点为秀才的，而且受到王绍勋的特别照顾，常以范仲淹的志存高远来勉励他。此后，吴佩孚对王绍勋终生执弟子之礼，非常敬重。王绍勋后因母逝辞官返里。三年丧满后，主讲于新乡庸南书院。由于他古学功底深厚，诲人不倦，循循善诱，很多学生都愿从他学习。在西方思想的影响下，不久他又弃教回乡，到辉县境内的太行山的一个支脉——池山，开挖煤矿。他同工人—样，穿粗衣，吃杂粮，挥锨舞镐，晨昏劳作，见者都不知他以前曾经做过县令。当时警察初兴，款绌事繁，举步维艰。山重水覆之时，他又帮辉县县令多方谋划，筹措经费，设立规章，终使辉县警察事业走出瓶颈，柳暗花明。之后又任宏豫铁厂总理，事无巨细，悉心料理，呕心沥血，殚精竭虑，见者都服其才识优长。鉴于他在地方上的作为，宣统元年(1909)，王绍勋被选为河南咨议局议员；翌年(1910)，又被选为京师资政院议员。碑中所说“仆适有资政之行”，正是他被选为京师资政院议员之事。宣统三年（1911年）仲春，回乡探亲的王绍勋应朋友之邀，北上太行游览白云寺，无意间发现龙浴胜概，忽然忆起数年前曾有人求他为重修龙浴寺作记之事，遂细加访问，撰成碑文，为今天的我们留下了这段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同年10月，在辛亥革命的隆隆炮火中，清廷退位，京师资政院也随之解散。王绍勋从北京返回家乡，自此田园耕稼，课子读书，潜心《周易》，埋头著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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