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惊闻严冬冬遇难噩耗，我深感惋惜。2009年，我首次看到有关严冬冬的报道，生发出十分的羡慕，并更加亲近户外。后来先后三次见到严冬冬，那是多么优秀的一个人，用“上善若水”或许可以评价他。再次阅读他的文字，那理性缜密的文风，强悍冷静的生命，都让我感动无比。以下选取他的精华文字，并做阐发，构建他的精神轮廓，以纪念之。 自由登山者的自由追求 严冬冬对自由登山的执着，是源于内心深处的诉求，这是一种高尚的精神追求；如果把“自由”延伸到人生，那么自由人生何尝不是一座无尽海拔高度的险峰，而他在这座险峰上跋涉的何其艰辛。 “忽然间我发现，原来我已经拥有了自由的生活，尽管收入不多，但我可以自由地安排自己的时间利用和生活方式，什么时候工作，什么时候训练，什么时候登山。更重要的是，我可以自由地去登山——不仅有时间，有赞助支持，而且也开始有能力用我想要的方式完成那些我想要的攀登。当然这种能力还需要培养和提高，直到今天仍旧如此，但我的生活轨迹让我越来越能够专注于训练与攀登，在接近心无旁骛的状态下追求进境。自由自在地安排生活，自由自在地去登山——几年前那个简单而又无比遥远的梦想，居然就这么在不觉间变成了现实。 自由，它是如此宝贵，如此令人向往，要得到它所需付出的代价，通常也无比高昂。我不得不感慨自己的幸运，尽管一开始是在迷茫中摸索，却几乎完全没有走弯路，没有经历什么打击与挫折，只用了很短的时间、付出了很少就得到了这样的自由。 我会珍惜这份自由，而最好的珍惜方式就是善用它。” 自由登山者的攀登生涯 我无法评价严冬冬的攀登的专业水准，也无须列举那众所周知的骄人成就；我只想引用他的两段，一段表达了自由登山取得成就的甘美滋味，一段是在遭遇危险后对精神与行为的理性解析；深入灵魂的甘甜，深入灵魂的解析，这样内在透彻与纯粹的灵魂深度，必然会有外在巍峨与险峻的山峰高度。 “自由是如此宝贵，如此令人神往，得到它需要付出的代价自然是非常高昂的。要追求登山方面哪怕多一点点的自由，都需要我们大量的身心付出——把时间、精力和金钱投入到攀登实践中去，在这一过程中有意识地总结经验，提高能力与境界。一分付出，一分回报，当我们终于能够仅凭地图与网络锁定一座完全陌生的山峰，通过观察思考确定合适的时机与路线，凭自身的能力成功完攀并安全下撤时，那种成就感会是与无伦比的——因为那是自由的甘美滋味。” “题外话：现在我仍然觉得元旦事故之后，其实就已经换了一个新的（凭空产生出来的？）意识继承我原来的身体和记忆，至于原来的意识谁知道是完蛋了还是蛰伏起来了。这可能是由于我大脑某个叶片受到的冲击或者暂时损伤削弱了感觉到“真实感”这种情感的能力，反正这种感觉在最近几天已经日渐淡薄了。或许这只不过是无边无际的凭空妄想，但是在这样的想法基础下像探险一样体会仿佛在某些方面是暂新的人生，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 自由登山者的攀登搭档 作为一位自由攀登者，作为一位自由翻译家，严冬冬似乎过着一种离群的生活，而其内心却充满了对他人的真诚与火热，上天眷顾，在他自由攀登的初期，就获得了最主要的攀登搭档，有着共同的理想，有着共同的热爱，将生命可以在禁区互相托付。 “集训队里还有一个人跟我一样感到窒息——周鹏，也就是我现在最主要的攀登搭档。07年火炬测试活动之前，我跟出身农大峰云社的他还不太熟悉，彼此没什么交集。07年秋季集训再度开始之后，我们被分到同一间宿舍，很快就发现彼此原来颇有共同语言。每天的训练结束河，我们在宿舍里畅想着自由攀登的感觉，讨论着技术细节或是将来的打算，经常不知不觉聊到深夜。 08年4月底在珠峰6500米前进营地，我们在帐篷里聊着《极限登山》（Extreme Alpinism， Mark Twight）这本书的内容，感到热血澎湃，于是约定火炬活动结束后，我们要成立自己的攀登组合，去体验两个人搭档自由攀登的那种感觉。攀登组合的名字是我想出来的，就叫“自由之魂”。我们拟了一个“七峰连登”的计划，幻想在夏天花一个月左右连登七座“国内有名的技术山峰”，其实也就是些田海子、博格达、半脊之类的山，不过我们当时的经验和对山的了解都很有限，觉得这样的山就算是还可以了。” 自由登山者的翻译使命 严冬冬从事翻译工作，起初源于生存压力与弹性时间的双重诉求；而最终临时性的兼职工作发展成为长期从事的事业，在“自由登山”彻底成为生活方式的同时，严冬冬为中国登山理论建设做了筚路蓝缕的开拓。 “从当年唯台版《登山圣经》独尊，到今天或多或少有几本风格各异的技术书籍可供选择，应该说国内登山技术出版物的丰富性还是有所提高的。资料越是丰富、越是多元化，初入门的登山者就越容易养成灵活思考的习惯，陷在僵硬教条中的时间也就越短。另一方面，我想在可预见的将来，翻译过来的西方登山技术书籍估计会一直在国内登山界占据主导地位，这是因为中国的自由登山只是刚刚起步，并且还面临着制度、思想等方面的诸多压力，目前还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谈不上发展壮大。只有在国内形成有一定规模与水平的自由登山圈子的过程中，才有可能发展出一套中国式的攀登理念、策略和技术。在此之前，就算我们自己从头撰写一本攀登技术书籍，也无非是对美国或者欧洲现行主流技术体系的选择吸收而已，相比需要付出的工作量，译介已有的西方技术书籍效率还要高得多。” 自由登山者的拮据生活 严冬冬的生活是不富裕的，勉强做到收支相抵，一间小小的单身公寓，竟然成为登山家的纠结；而他没有抱怨与屈服，而以强者的博大与强悍，通过精确而缜密的规划，让独立与自由的攀登生活坚持下去。 “而对我来说，目前看来最理想的考虑莫过于在大理（或者别的我觉得适合居住的地方）拥有自己的房子，只要小小的单身公寓就够了，把纸质书之类不方便搬来搬去的东西放在那里，然后削减一年中待在那里的时间（目前每年在北京有4个月左右，可以削减到2个月），把目前每年大约一个月的阳朔周期增加到三个月（可以去各种各样的地方，Krabi，郭亮，南宁...）。因为我意识到，要把物品精简到方便不靠别人帮忙、自己一个人搬家的程度并没有那么容易，况且即使现在精简了，也会再度积聚起来，导致每次搬家都变成痛苦的麻烦事；拥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窝点”可以自然而然地化解这个问题，而只要我增加在想要去的地方短期（一个月左右）生活的时间，就可以获得跟搬去这些地方差不多的好处。” 自由登山者的“划清界限” 许多个体的观念，大多数相似的合起来就是群体的主流意识。作为一位独立的自由登山者，生活与理想决定了他的意识，而这个意识在与外部的沟通中，我们的“自由之魂”经历了“疏离”、“淡定”、“沉淀”，内心何其艰难。 “不管怎么说，再度做起‘给别人讲登山知识和技术’这件好几年没有这么正式做过的事情，感觉虽然确实生疏了不少，还是比我自己预计的要强。或许正是这几年的lapse带来了一点点新鲜感吧，让我觉得这其实也没有那么无聊。我能明显感觉到自己不再像去年TNF登山节时那样疏离，那样把整场活动当作是别人的、跟自己没什么关系的事——一方面是因为这次确实需要身体力行地去执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去年我开始自己的自由攀登还不算久，内心还存在很强烈的‘跟这种官派大活动划清界限’的意识，而现在我觉得自己能够做到淡定了，就算偶尔搞搞这样的事情，也不会影响内在或者外在的什么东西，顶多活动散掉后沉淀几天就好了。” 自由攀登者的“免责宣言” 以下是严冬冬在2012年4月28日深夜公布的“免责宣言”，我们可以猜测这个宣言的背景，源于2012年元旦那次侥幸逃生的滑坠事故。在经历一次生命危险之后，严冬冬没有停下攀登的脚步，而是更理性的看待自己的行为并投入进去，并将攀登同伴的责任做了科学精确的界定。这是深沉的勇敢，这是伟大的升华！ “我，严冬冬，现在清醒地宣布： 我理解登山是一项本质上具有危险性的活动，可能导致严重受伤或死亡。我认为，选择参与（包括发起）登山活动，意味着选择接受危险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可能性。在做出所有跟登山有关的决定时，我都会把这种危险性考虑在内，这样的决定包括选择什么人作为同伴一起登山，以什么形式攀登什么样的山峰和路线，等等。 我清楚，在我与我选择的同伴一起登山时，我的生命安全许多时候取决于同伴能否在有风险的情况下做出恰当的反应和举动。我也清楚，登山是一件具有挑战性的事情，登山者（包括我自己和我选择的同伴）在面临这种挑战的时候无法保证总能做出恰当的反应和举动。 我认为，如果在我自愿选择参与的登山活动过程中，我因为任何并非我自己或同伴故意制造的原因（包括但不限于我自己不恰当的反应和举动，同伴不恰当的反应和举动，意料之外和意料之中的山区环境客观风险等）而发生严重受伤或死亡的情况，那么我的同伴不应当为此承担任何责任（包括但不限于解释和赔偿的责任）。 2012年4月28日” 自由攀登者的西天山路 在这一节里，我无法再引用到严冬冬的文字，因为，他已经死去。我想象过，当他卡在冰裂缝里的时候，是已经死去，还是存有意识。如果是后者，他是否会后悔自己选择的自由攀登道路，是否会产生生命无望的绝望心情，是否会在那黑暗不可见的地狱做过垂死挣扎……那是可怕的事情，想象的时候，我都很恐惧。不论严冬冬做出怎样的心理反应，都丝毫不会折毁这位自由攀登者的辉煌。因为他已经选择了那样危险与孤独的自由攀登者的人生，他是这个世界上，用短促的生命焕发耀眼光芒的强者。有评价严冬冬“死得其所”，这是大有深意的评价。在我的理解，可以用陶渊明的诗歌来表达，“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死得其所”蕴含着多种态度，是羡慕，是敬仰，是嫉妒，是自卑……比如，在于我这些情绪都会有一些，我就不会主动去做那些充满生死危险的事情。不过，严冬冬已经不是一个自由攀登者了，随着他的逝去，他留下的物质与精神的遗产，已经诠释了一种精神。这种精神既然能感动了那么多人，就说明这种精神会更有希望与前途，感召着我们艰苦努力地去攀登，享自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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