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Darmman 于 2013-7-7 13:15 编辑  尽管我辈是退休后才有机会第一次去新疆旅游， 但这块土地却和我们在少年时就有了某种情缘。不仅因为家中有人支边到新疆，更因为新疆曾是我们那一代人心目中的“延安”，是“脱胎换骨”的重生之地。 从1965中到1966年初，整个社会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从姚文元评《海瑞罢官》到人民日报批“三家村”《燕山夜话》，揭党内“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报纸电台到处刀光剑影。作为一个少年，一方面能感到那是伟大领袖对党内讥讽“三面红旗”的失败极为震怒，开始发动大规模政治报复； 另一方面在当时密不透风的舆论天网下又不敢朝那个方面继续“延伸思维”， 只能觉得又一场“革命风暴”要来了， 我们应该在这场风暴中“脱胎换骨”，跟上时代的步伐。而“脱胎换骨”的重生之地， 就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当时还不知有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因为前周总理专门在那个地方宣讲过所谓“家庭出身不可选择， 重在本人政治表现”的“阶级路线”。 处在我们这个街区，学校里学生的“家庭出身”往往是“两头小中间大”。有少数高*干*子弟，但他们平时大多谦和低调， 直到文革爆发才有几个人“出山”来当红卫兵领袖；另外也有少数工农子弟， 他们往往并不珍惜自己的“光荣出身”， 一下课就忙着回家做家务带弟妹。而学业优秀，又能够在课余各项文体社会活动大展身手的，往往是那个“中间大”的出身于“职员”家庭的学生， “职员”者，乃教师工程师会计医生等等所有“坐写字间”的知识分子的合称也，也就是今天的“白领”， 但当年的“白领”即使本人头上没有政治帽子，其上一辈也难免是地主资本家，所以这帮学生永远有“出身不好”的原罪感，风暴一来， 就想着去新疆建设兵团“脱胎换骨”， “重新做人”。一身没有帽徽领章的绿军装， 对那时的青年人有无比强烈的吸引力。还没到文革开始宣布取消高考， 就有不少人纷纷写决心书放弃升学机会去新疆务农。包括敝人， 当时也从《支部生活》的封面上剪了一张“军垦战士”的图片贴在新买的日记本上， 准备为自己写一段新的历史。时过境迁，日记本至今空空如也，社会却起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当时写决心书准备去新疆的一些同学， 有的在文革中几经沉浮，有的插队落户回城后从售货员做到了大国企的公关部长， 有的去纺织厂做了挡车工，恢复高考后重启学业在美国读成了数学博士 - - -这些是我辈在今天写新疆旅游时不得不提的记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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